儒者的秋天

秦泽

作者：豆瓣网友 堪斯基

  1942年的夏秋之交的某一个日子，山西儒者刘大鹏默默离世。沈艾娣没有给出他去世的确切日子，让习惯性觉得生死事大的读者难免产生缺憾之感——他毕竟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一如他曾经志同道合的前辈、朋友，刘午阳、郝济卿、胡瀛……他们的离去悄无声息，犹如晋中秋天里独自凋落的黄叶，在瑟瑟的秋风中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刘大鹏的特异之处在于，他以百余卷日记为自己写下了人生的注脚。更加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后人会以此为基础，对他做了一次剔骨剖心式的解读。

在他的自传《卧虎山人》中，刘大鹏如是描述自己的形象：“内不汩于利欲，外不婴于世故，随所处而足，随所至而安，随所遇而乐。卉衣蔬食，逍遥天地间，无斯须之顾虑，视轩冕钟鼎如梦中也。同年某与谋仕宦，山人笑而不言，亦惟逊谢而已。在蛊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其山人之谓欤？”         

这样的形象让人觉得非常熟悉。以儒进取，以道**，随便翻翻二十四史的隐逸传，凡是绝意仕途隐居遁世的贤者，几乎都可以用这一套怀才不遇、不合流俗然而又志行高洁的词汇来描述。

如此若合符节，难免令人怀疑：是否理想人格形象的感召过于强大，以致刘大鹏已经分不清楚自己渴望成为的样子和真实的生活了？显然，《卧虎山人》中的夫子自道不过是刘大鹏的自我认知，是他希望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或许正如沈艾娣所说，刘大鹏是在“给自己创造一个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践行的身份认同”（页13）。

生活的纹理要远远复杂得多，刘大鹏不可能逃避面对世事艰辛的妥协。在科举入仕的理想破灭后，他不得不以坐馆、经商、务农来维持生计自己日益窘迫的生计，每一次身份的转变都意味着离最初的理想越来越远。这显然也不是刘大鹏所独有的，而是数百年来无数科举失败的士子们共同的人生经历。但刘大鹏这一代人却因为生长在晚清民国这样一个大动荡的时代而与众不同——刘大鹏甚至不得不草拟给日本人的投降书！儒家教育不再是地位、声望、财富的当然来源，甚至被弃如敝屣。在这样的情境下，对于儒家道德价值的坚守就愈发显得艰难。

当现实与自己背道而驰，唯一的办法就是求助于内心。或许坚持了整整50年的日记就是刘大鹏自己精心耕耘的一片小天地，使他得以在逆行的世界中求得心灵的慰藉。

另一篇自传讲述了他自号“梦醒子”的来历，是因为梦见一位老者告诉他唯一需要的是“诚、敬”，其后几行的日记中则提及了“黄粱梦”的传说。沈艾娣认为这位老者可能是道家的神仙吕洞宾，刘大鹏把这种典型的道家观点嵌入儒家价值观，“由此领悟了儒家伦理的核心，也明白了尘世功名的虚妄”。（P16） （沈艾娣这里可能犯了一个无关宏旨的错误，因为“眉分八采，目有重瞳”这样的描述，传统上历来被用于描绘儒家的圣贤尧和舜，或许这样的理解也更加符合刘大鹏自己的期望。）

刘大鹏用这种传统的办法纾解了自己科举失败的心理失落。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对于几乎所有的生活的不如意都会使用类似的方式求得解脱。比如很少提及自己坐馆教书的经历和家庭生活，比如一再以毫无道理地谴责自己的不孝来表达孝顺母亲的心意，比如常常批判他人放弃了儒家的道德教诲。

儒生、孝子、议士、商人、老农，沈艾娣用这五张标签划分了刘大鹏不同的人生侧面。孝子是儒家信徒不言自明的道德要求，参与议政是为了维护政治的儒家正统性以及乡党的利益，而躬耕陇亩则是无数令人景仰的前贤选择的自全之道。惟有商人，是历来为儒家所鄙薄的汲汲于利者，但刘大鹏能够立足其间主要是以有功名者的威望和自己在品行上的诚、信，他更通过把山中的煤矿描写为世外桃源而实现了牟利与隐逸理想的结合。于是，这种种不同的角色，一次又一次不得不接受的妥协退让终于还是在儒家道德传统允许的前提下实现了统一。

去世之前的第五天，刘大鹏写下了自己的最后一篇日记，内容说的是因为通宵雨水淅沥，所以不怕会有秋旱了。这是他生命最后的阶段里最为关心的事情。以读书的事业为起点，以儒者的追求贯穿终审，以农夫的身份走到结束，在晚清民国这样一个动荡的时代里，刘大鹏的生平甚至颇有讽刺意味地符合那个清高自傲的传统理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他的生平，或许正象征着那个时代千千万万儒者的命运：从社会的精英走向泯然众人；内心坚守自己的规范，却不得不面对现实一步步妥协；保留着对于传统文化的尊敬、信仰，却只能无奈地目睹它一步步凋零，残破。

他们，和他们所承载的东西，终于在抵挡不住时代的风雨雷电，无可挽回地凋落、腐烂，被秋风扫落叶般丢入历史的角落。儒者的秋天，已经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