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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丽娟 来源：中国俄欧亚研究网 2015年11月05日
在一定程度上，饥荒的发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具有不可控因素。但是饥荒发生后国家领导人或者国家机构的反应、救济措施等是可控因素，能够反应出一个国家的政策重点以及执政党应对危机的能力。同样，在1932~1933年的苏联饥荒中，要探讨苏联政府在饥荒中的责任，更应该分析从饥荒的出现到消退，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国家机构是如何作为的。
苏联高层领导人对饥荒的反应 前面说过，1932~1933年的苏联饥荒不是突然爆发的，早在1928就已经开始了蔓延广大农村的粮食困难。随着农业集体化的深入、消灭富农运动的开展、以及越来越高的粮食收购量和出口，粮食困难局面逐渐加剧，最终导致了席卷农村和城市的如此大规模的饥荒。 当最初的粮食困难发生的时候，虽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曾经将农村的困难局面报告给了中央，甚至认为已经出现了发生饥荒的征兆，《消息报》、《农民报》、《真理报》等机构也受到了大量反应农村局势的信件，但是这些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更重要的是，由于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不民主，地方党组织、苏维埃都没有将这些情况如实上报中央。1932年夏饥荒爆发，由于中央要求毫无条件完成粮食收购任务，在党内实行清洗，不能完成任务的党员被撤职、处分、开除党籍，甚至逮捕，因此对于已经开始蔓延的饥荒，地方上依然予以回避和沉默。而这种回避和沉默让苏联领导人没有意识到饥荒越来越严重的性质，以为农村局势并没有那么糟糕，依然向地方领导人施加压力以完成粮食收购计划，结果农村饥荒愈加严重。 1932年8月份哈萨克斯坦人民委员会主席伊萨耶夫在给斯大林的信件中写道：“在哈萨克斯坦有10~12个地区的居民在挨饿；1932年春天至少有10000~15000人死亡。与1931年相比农村人口减少了25%。”[1]但是这封信没有得到任何回应。甚至于“在饥荒高X潮时期（1933年2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全苏第一次集体农庄突击队员代表大会上也一字未提到饥荒。”在这次大会上斯大林还提出了“使所有集体农庄庄员富裕起来”的口号。[2]1933年1月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P.帖列霍夫向斯大林汇报关于哈尔科夫州农村因歉收而造成的极端困难局面，并请求发给这个州一些粮食时，斯大林并不认为他说的是真实情况，他粗暴地打断了汇报者的话，他说：“我们听说，您，帖列霍夫同志是一位很好的演讲者，原来您还是很好的故事员——您编造了关于饥荒的故事，以为可以吓唬住我们，但这是行不通的！您最好放弃州委书记和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职务，参加作家协会去，到那里编故事，供傻子们阅读吧……”[3]后来黑海舰队指挥官、基辅军区指挥官也向斯大林写信请求必须援助。[4]但是斯大林依然不相信关于饥荒的消息。 斯大林之所以不相信发生饥荒是有一定的原因的。首先，斯大林对公有制经济成分非常自信，他认为公有制经济优于个体经济，可以克服任何困难。他认为粮食收成指标将会证明各种经济成分的优劣：收成最高的将是国营农场，其次为拥有拖拉机的集体农庄、没有拖拉机的集体农庄，垫底的是个体农民经济。[5]全盘农业集体化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粮食收购困难，既然集体化完成了，那么粮食收购就应该不再成为问题。但实际情况并非像斯大林想象的那样简单。1930年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一份报告中显示了中伏尔加地区不同经济成分的平均粮食产量：富农-富裕农民经济——14普特/公顷，中农——12普特/公顷，贫农9普特/公顷，集体农庄——9普特/公顷。剩下的经济组织的产量比平均数低得多。[6] 其次，饥荒发生的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是集体化破坏了农业生产力，并招致了农民的反对，但是斯大林对此并不知情。地方上没有将农业生产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例如劳动力、种子、牲畜短缺、农民没有劳动积极性等事实如实上报中央。在斯大林看来，粮食收成的下降是不存在的，甚至于到1933年1月斯大林还认为1932年的收成好于1931年。因此，斯大林认为不存在发生饥荒的条件。 此外，饥荒发生之初地方上保持沉默，并没有第一时间将饥荒信息报告给高级领导人，只是当饥荒已经蔓延几个月后，斯大林才慢慢了解了局势。1933年1月31日卡冈诺维奇在给斯大林的信件中报告了发生在北高加索的饥荒，“在新亚历山大罗夫斯基区有将近100例饿死事件，并且农村积极分子和个体农民情况特别严重。”[7]1933年3月12日，乌克兰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州第一书记在给斯大林的信中直接说道：“我确实快被每天收到的关于饿死、浮肿等由饥荒引起的疾病的通报和材料压垮了。最近几天越来越频繁地收到关于吃尸体和吃人现象的消息。”[8]直到这时斯大林才开始相信广大农村和城市确实发生了饥荒。 苏联应对饥荒的措施 1933年之前，苏联高层领导人对已经蔓延全国的饥荒并不知情，所以在此之前苏联没有针对发生的饥荒采取有效的救济措施。直到1933年1月底2月初斯大林从包括卡冈诺维奇在内的高层领导人中了解到饥荒的严重情况之后才开始行动。 一、针对主要产粮区和重灾区的援助 1933年1月31日，被派到北高加索进行粮食收购工作的卡冈诺维奇向斯大林报告了当地发生的饥荒并请求给予粮食援助。[9]中央对此的反应非常迅速，并且满足了卡冈诺维奇的请求。2月8日，联共（布）中央向北高加索提供了30万普特的黑麦。[10]2月13日又向北高加索提供了1420万普特粮食作为种子贷款援助。“除种子贷款之外提供50万普特燕麦作为饲料、25万普特黑麦和25万普特的玉米供集体农庄使用。”[11]3月20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又向北高加索追加了小麦和燕麦各50万普特。[12]4月21日，允许将剩下的种子贷款中的30万普特粮食发给农庄庄员，并再次提供150万普特黑麦、玉米种子贷款和40万普特燕麦作为饲料。[13]后续中央又多次向北高加索提供粮食援助。 与北高加索同时，乌克兰也在1933年2月8日这一天得到了中央分别给予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区和敖德萨20万普特的黑麦援助。2月18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决定再次向乌克兰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提供粮食援助，共计2030万普特。其中小麦525万普特、大麦726.5万普特、燕麦600万普特、大豆70万普特、玉米50万普特、豌豆19万普特、谷子和荞麦3.5万普特。但是这些援助依然不够，在地方的请求下，后续中央又多次向乌克兰地方上提供粮食贷款、援助资金等。其中4月2日提供的100万卢布也不用偿还。1933年，乌克兰领导人开始用内部资源给予饥饿的集体农庄积极分子及其家属以援助。他们采取了向“富足地区”采购谷物、土豆、大白菜、黄瓜、肉等措施。[14] 从现有的资料看到，1933年初哈萨克斯坦也开始动用内部资源向饥民提供帮助，最先得到照顾的是自发迁移的人群。在主要人群途径的路上开设了很多食物供应点。[15]中央也给予哈萨克斯坦援助，并且援助条件比苏联其他地区都更加优惠。5月中旬，中央向哈萨克斯坦提供了200万普特粮食和100万普特油脂，并专门向俄罗斯族集体农庄供应牛奶。从6月到9月，向那些外出迁移后又返回的居民提供1500吨鱼、75吨动物油、30万普特粮食、90吨碎米、15吨绒布、30吨砖茶、50吨黄油、50吨糖以及其他糖类制品50吨。由于哈萨克畜牧业损失惨重，6月17日，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为哈萨克斯坦购买牲畜》的决议，决定花费500万卢布从中国新疆购买2万头大牲畜（马、牛）和3万头小牲畜（猪、羊）提供给集体农庄，再购买大小牲畜共7万头投入到市场。[16] 在巴什基尔，在1933年5月份开始出现了大量浮肿、死亡事件的时候，5月14日地方州委书记就向中央通报了这些情况，两周之后，巴什基尔也收到了粮食援助，之后也收到了相同的贷款。[17]此外，1933年上半年，中央向也在经历着严重饥荒的俄罗斯、外高加索和中亚的其他地区提供了援助。下面这份表格显示了1932年和1933年中央向地方拨付的谷物贷款数量对比。 表3.1 1932年上半年和1933年上半年中央拨付地方谷物贷款（粮食、饲料）（单位：普特） 地区 | 1932年上半年 | 1933年上半年 | 乌拉尔 | 1900万 | 380万 | 哈萨克斯坦 | 1150万 | 260万 | 乌克兰 | 1070万 | 3710万 | 西西伯利亚 | 1070万 | 无拨付 | 中伏尔加 | 980万 | 75.62万 | 下伏尔加 | 540万 | 170万 | 巴什基尔 | 510万 | 150万 | 鞑靼斯坦共和国 | 200万 | 无拨付 | 白俄罗斯 | 60万 | 0.94万 | 中央黑土区 | 49.37万 | 160万 | 西部地区 | 25万 | 16.87万 | 东西伯利亚 | 18.75万 | 86.1万 | 下诺夫哥罗德州 | 15万 | 无拨付 | 莫斯科州 | 15万 | 无拨付 | 伊万诺沃州 | 0.84万 | 无拨付 | 北高加索 | 无拨付 | 2480万 | 远东边疆区 | 无拨付 | 380万 | 中亚 | 无拨付 | 11.25万 | 总计 | 7590万 | 7880万 |
资料来源：Редакция Кондрашин. В. В.. И. д. 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29-1934. Документы. Том второй. Июль 1932 — июль 1933 .Документ C34. 从上面的表格中可以看出，饥荒中受到打击最严重的乌克兰和北高加索同时也是1933年上半年得到粮食援助最多的两个地区，分别占苏**援助数量的47% 和31.4%。1932年得到援助的一些俄罗斯地区反而没有继续给予援助，乌拉尔、哈萨克斯坦、西西伯利亚和伏尔加地区的粮食贷款也比1932年少很多。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苏联政府向地方上提供了粮食援助，但是这种援助是有条件的。在给北高加索和乌克兰的援助中明确规定“提供粮食作为国营农场、机器拖拉机站、机器拖拉机维修站工作人员以及集体农庄积极分子（党员和非党员）的粮食需要。”[18]首先得到供应的是那些具有劳动能力、勤勤恳恳的集体农庄庄员、党员、苏维埃和共青团积极分子。[19]在中央黑土区一个集体农庄17户家庭的统计中，总人口为104人，具有劳动能力的49人，只占总数的47%。[20]个体农民中，只有那些完成上一年的粮食收购任务，并且完成当前的播种计划的中农、贫农才有资格得到粮食贷款。每拿1普特粮食需要偿还1普特4俄磅，并且4月份的贷款5月份就要偿还，但是5月份的时候谷物还没有收割，饥荒也还在大规模蔓延。如果个体农民进入集体农庄，那他们才可以领到和集体农庄庄员同样分量的口粮——一个劳动日400~500克面包。对于那些还有能力劳动，但是又不想进入集体农庄的农民由国营农场安排具体劳动任务并提供临时口粮。[21]剩下那些没有完成规定任务的和不到农庄工作的集体农庄庄员和个体农民是分不到粮食的。并且很多人已经太虚弱，没有力气去农庄工作了，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很多材料都证明，这些粮食援助实际上成为控制饥民的工具，成为迫使他们在集体农庄工作的手段。 二、对城市中特殊人群的救助 如前面所说，工人的粮食供应也非常糟糕，并且极大的影响到了工业生产，因此，苏联也向工人提供了援助。1933年4月份，苏联人民委员会专门向北高加索工人援助了300吨碎米；5月1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从中央物资储备中向乌克兰的顿巴斯煤矿提供援助。每月提供肉类150吨、鱼260吨、碎米300吨、油脂30吨。工人和家属的每月粮食定量也提高了，奶制品由原来的每月400克提高到500克，有婴儿的再多给100克。工厂伙食费标准也有所提高。[22]尽管如此，工人及其家属的粮食需求仍然很大程度上得不到满足。并且，从资料中可以看到，只有那些大型的、重要的工业企业得到了特殊的照顾，绝大部分企业得到的援助很少，甚至于没有援助。到1933年6、7月份，工人中间由饥饿而引起的虚脱、浮肿等现场仍然非常普遍。 此外，中央和地方还开展了针对儿童的救助。在饥荒背景下，苏联出现了非常多的流浪儿童，他们要么是父母已经饿死成为孤儿的，要么是被父母遗弃的。在哈萨克斯坦，流浪儿童问题特别突出。1933年5月19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向哈萨克拨款2640万卢布用于消除流行病并提供粮食援助，其中300万卢布专门用来消除儿童流浪现象。[23]非流浪儿童也得到了特别照顾。1933年4月4日，北高加索执行委员会决定向儿童和生病的集体农庄庄员供应牛奶，个体农民的孩子在学校可以得到免费的早餐；4月23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决定向北高加索的儿童和在田地里劳作的集体农庄庄员、个体农民供应牛奶和肉类。1933年5月7日和6月13日，乌克兰领导人两次分别致信苏联人民委员会委员莫洛托夫和米高扬，请求为儿童提供专项援助。6月15日，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在电报中同意了乌克兰的请求，针对儿童提供1500吨面粉、400吨碎米、150吨糖、50吨油脂和25万米棉纺布。6月21日，乌共（布）又从国家和地方预算中拨付1050万卢布专门用于救助儿童。[24]针对残疾人、红军家属也有专门的救济措施。[25] 1933年4月份，政府开始允许粮食自由买卖。为此增加了自由出售粮食的店铺，将交易时间从上午延长到午夜12点；打击投机倒把的商贩，对他们处以50~100卢布的罚款，并没收粮食等。[26] 除了提供粮食，一些地区还针对饥荒引起的流行病采取了医疗措施。1933年2月中旬，乌克兰开始向遭受饥荒的人们提供医疗救助，向那些由于饥饿引起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的地区派遣医疗队，采取医疗-预防措施和卫生监督，在流行病蔓延的村庄和道路进行检疫工作，军队也被招来参加这一工作。[27]1933年6月11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向流行病蔓延的地区提供了900吨的粮食供应，派遣最好的专家到流行病疫区救治并寻找原因。[28]在形势最严峻的地区设置施粥点，优先供应集体农庄庄员的孩子。向医疗机构专门拨付20吨粮食、20吨碎米和1吨的糖用于救援。[29]此外，动员所有的医护人员、大学生、红十字会人员、甚至警察帮助组织医疗救助。 当法国、美国、捷克斯洛伐克这些国家答应以三个月或最多六个月的最短期信贷方式卖给苏联粮食时，斯大林认为是资本主义集团想试探苏联的财力、支付能力以及坚定性。他说道：“我们决定在粮食消费方面实行最严格的节约，在粮食收购方面发挥最高度的组织性。我们这样做是想达到两个目的：一方面避免输入粮食，保存外汇以输入工业设备，另一方面向我们的敌人表明，我们稳固的屹立着，我们不打算理睬小恩小惠的诺言。”[30] 尽管1933年2月份开始向饥荒最严重的乌克兰、北高加索等地区给予了援助，向城市的工人增加口粮供应，也采取了对特殊人群的救济措施，但是从资料看到，苏联采取的这些措施并没有有效的缓解饥荒，局势愈加严峻，并在5~8月份达到了顶峰。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可供分配的资源不足，另一方面在于管理系统中的官僚主义影响。[31]1933年3月15日乌克兰基辅州委员会政治局决议中也指出，“在某些地方提供的急需的粮食援助没有被及时地发放给集体农庄和村庄”，“很多地区向饥民提供援助的行动组织得特别不成样子。”[32]苏联对于谷物贷款的消费状况也没有进行监督。此外，饥荒发生后苏联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救济措施，也没有深入调查饥荒的原因，这也是救援不力的原因之一。 苏联给予粮食援助的方式大多数为谷物贷款，这种援助的目的非常明确，也符合苏联政权的实际利益——确保集体农庄生产，保护农村劳动力。1933年初，为了不使播种运动崩溃，危机最严重，同时也是苏联主要产粮区的乌克兰和北高加索得到了最大份额的贷款，而全苏的收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播种运动。从中央与地方官员的来往信件中可以发现，如果他们能够证明粮食贷款的请求是播种和当前的收割工作所必需的话，中央就会同意地方领导人的请求。[33]总体上来说，不惜任何代价保住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成果是斯大林主义农业政策的核心。 注释： [1] Н.А.Ивницкий. Кто виноват в голоде 1932-1933 годов. Пособие по Истории Отечества поступающих в ВУЗы. Простор.Москва.1994.С318. [2] 《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第166页。 [3] 《真理报》1964年5月26日，转引自《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第167页。 [4] Итоговый отчет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комиссии по расследованию голода 1932~1933годов на Украине.Торонто.1990. [5] The Years of Hunger: Soviet Agriculture, 1931-1933. p91. [6] 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29~1934. Документы. Том первый. 1929－июль1932. Документ № 65. [7] 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29~1934. Документы. Том второй. Июль 1932 — июль 1933 .Документ № 331. [8] 同上 № 530. [9] 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29~1934. Документы. Том второй. Июль 1932 — июль 1933 .Документ № 332. [10] 同上№ 333. [11] 同上№ 334. [12] 同上№ 341. [13] 同上№ 354. [14] 同上 № 534,538,340. [15] 同上№ 503. [16] 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29~1934. Документы. Том второй. Июль 1932 — июль 1933 .Документ № 513,514，517,516. [17] 同上№ 448,449,450. [18] 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29~1934. Документы. Том второй. Июль 1932 — июль 1933 .Документ № 333. [19] 同上№ 335,340,344,345. [20] 同上№ 423. [21] 同上№ 350,544. [22] 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29~1934. Документы. Том второй. Июль 1932 — июль 1933 .Документ № 361,569. [23] 同上 № 515. [24] 同上№ 351,357,562~565. [25] 同上№ 346. [26] 同上№ 551. [27] 同上№ 456~458,460. [28] 同上 № 460,463. [29] 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29~1934. Документы. Том второй. Июль 1932 — июль 1933 .Документ № 351,357，527. [30] 斯大林：《斯大林选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82页。 [31] 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29~1934. Документы. Том второй. Июль 1932 — июль 1933 .Документ № 574. [32] 同上№ 537,543. [33] 同上 № 362,367,368. 作者简介：张丽娟，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系硕士研究生。 | 
发表于 2017-6-21 19:44: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