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孙传芳与五省联军的形成

斯芬克斯

一、成长之路



孙传芳，字馨远，山东泰安乔庄人，生于1885年4月17日（清光绪十一年）。他的幼年很不幸，家境贫寒不说，而且幼年丧父。他的上面有三个姐姐，母亲张氏带着四个子女寄居在叔父家里，受尽歧视、虐X待，无奈之下，要强的寡母带着他们到济南谋生。为了有口饭吃，大姐二姐早早出嫁，但是剩下母子三人仍然衣食无着，孤儿寡母经常关起门哭泣；加上1897年山东大旱，日子实在过不下去，张氏带着儿女，去历城逯家投靠二闺女，从此再不回下乔庄住。这年孙传芳只有十岁，幼小的心灵饱尝寄人篱下的艰辛，遭人冷眼的痛苦。也因此孙传芳在保定军校时，同学杨文恺问他是哪里人，他一直说是历城人，而讳泰安人。孙传芳随母亲到了历城，在二姐家住下。俗话说：救急不救穷。日子一长，半大小子，吃死老子，虽然是亲戚，也常常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孙大娘人前说好话，赔笑脸，背地里常常搂着传芳流泪，说：“儿啊，在人屋檐下，怎能不低头。今后要多看别人的脸色，学聪明点，省得让人不待见。”为了不让娘伤心，少年孙传芳倔强刚毅的性格中，添进察言观色，讨好、拍马屁的习气，这都是苦难的生活经历给他打上无奈的烙印。世态炎凉，即使再小心谨慎，还是被人瞧不起。于是，孙大娘便带着儿女去商河县大姐家住一段。孙传芳渐渐大了，人很机灵，又不偷懒，大姐夫对他们母子还算过得去。孙大娘教育儿子：“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孙传芳一直铭记在心。后来官做大了，一直将大姐的儿子，他的外甥程登科带在身边。当五省联军总司令时，把军需处处长的肥缺，给了程登科，就是报答当年的收养之恩。

1899年，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兴起，遍地都是战乱，母亲带着孙传芳和三姐回济南避乱。此时的山东巡抚为袁世凯，其编练的新军改称武卫右军，也随其开赴济南。恰好军中的执法营务处总办王英楷因为妻子有疯癫病，欲纳一位二房。孙家三姐小家碧玉，年轻貌美，经人说和，王英楷一见便很中意，对孙大娘说：“闺女许配我，有你们的享福生活，大小子跟着，陪伴公子读书，今后补个名入营，也有出头的机会。” 从此，孙大娘和孙传芳同住王英楷府上，三更灯火五更鸡，衣食无虞。 孙传芳随姐姐到王家，并随其他子弟一起读书。这一年孙传芳15岁，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

王英楷在武卫右军中是仅次于袁世凯、徐世昌的三号人物，地位在后来的北洋三杰（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之上。所以孙传芳也成为官宦人家的子弟，终于有机会读书、上进，命运也随之改变，可以说没有王英楷，就没有后来五省联帅。

关于孙传芳在王英楷家的境遇，自然还是寄人篱下，过着如履薄冰般的生活。30年代初，有个熟悉北洋各派系的新闻记者吴虬，在《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述： “(王英楷)家庭历史，与北洋要人之升沉有关。王之妾孙氏，即系后来开府江南之联帅传芳之胞姊。联帅年未弱冠，家贫不能自在，随母投靠其姊于保定，王始峻拒，谓她是金钱购来，不配与我讲亲谊，经人(或云即孙之同乡朱子勤)代为缓颊，始收为马弁。嗣因其伶俐活泼，饬令伴王公子读书。” 一个靠打秋风过活的穷亲戚，王英楷厌烦亦是常情。但孙传芳聪明，伶俐，善于讨人欢心，待人接物，人情世故，皆少年老成，也是其在夹缝中顽强生存的本领之一。而王英楷为甩包袱，瞅准个茬口，送小子入营谋个出身，也是举手之劳。 而且孙传芳在王家耳濡目染了许多交际、应酬、阿谀、逢迎、拉帮、结派等官场事故，为他以后在军队中、官场上应付裕如打下良好基础。

1901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同时对新建陆军军制进行改革，在武卫右军的基础上编练北洋常备军各镇。袁世凯“厘定募兵章程十九条，遴委臣部武卫右营务处候选道王英楷、王士珍，分赴正定、大名、广平、顺德、赵州、深州、冀州各属……精选壮丁六千人，即令该道等分领训练。”袁世凯在保定府设立督练公所，下设参谋、教练、兵备三个处，每处设一总办。段祺瑞为参谋处总办、冯国璋为教练处总办、刘永庆为兵备处总办、王士珍为步兵第一协统兼直隶全省操防营务处督理，王英楷为总参议，袁世凯为全军总统，正式改武卫右军为北洋常备军。与此同时，袁世凯认识到：“练兵必先选将，而将才端由教育而成。”1902年夏，他在保定东关外建立一所行营将弁速成学堂，遴选粗识文墨、有志上进者，学习战法、击法、军制，以八个月为卒业之期。
    1902年，王英楷向当时的教练处总办冯国璋举荐孙传芳到练官营当学兵。练官营相当于一所培养下级军官的军事学校，孙传芳被编入步兵科第三班，同班同学杨文恺曾评价他“天资聪颖，且知道用功，所有军事课程一读便通，故而学科与操法之考试，往往名列前茅。”

年底，孙传芳、杨文恺等人从陆军练官营毕业，冯国璋又保举他们二人免试进入陆军速成武备学堂深造。北洋陆军武备学堂，是清朝的高等军事学堂，为保定军官学校之前身，培养专门的军事人才。该校建于1903年，9月开始招收头班步兵、马兵、炮兵、工兵、辎重、经理、东文(日文)、德文诸科，多聘日籍、德籍专家任教。北洋和民国初的军界风云人物，皆出身于此。齐燮元、王金钰、王承斌、臧式毅、孙岳、周荫人、郑俊彦等及蒋介石、白崇禧、顾祝同、夏威、黄绍竑等人，都与孙传芳是先后同学。故有人戏称：民国军阀战争，同学之间窝里斗。

孙传芳入学不久，是年冬末，孙大娘突然得病去世。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使他悲痛欲绝。他执孝礼，亲自送母亲的灵柩返回泰安，与其父孙毓典合葬。未等“七期”，便匆匆返回保定学堂，更加努力学习，并开始参加日语班学习。杨文恺问他：“馨远，你这样不要命地学，想干啥?” 孙芳很有信心地说：“袁宫保每年在武备学堂选择秀生赴日本留学，条件是：身家清白、体质强壮、聪明谨厚、志趣向上，并无暗疾嗜好，中学已有根柢、武备各学已得门径，年在十八岁以上至二十二岁以下者。我自认各方面都符合条件，一定要走出国门，出去学习。” 杨文恺受了感染，拍着他肩膀说：“兄弟，加把劲，咱们都争取!”
    在孙、杨的带动下，速成学堂同班生周荫人、卢香亭也加入他们的行列，结为莫逆之交。
     卢香亭，直隶河间人，家境贫寒，也是立志投身军，博取功名。周荫人，直隶武强人，也是个好舞枪弄刀之人。学堂放假时，四个伙伴便到保定东关外的小酒馆中，倒上几碗二锅头酒，学作古先贤的模样，桃园三结义，后续赵子龙，叩头换帖，义结金兰，发誓：“苟富贵，毋相忘，互相提携，终身合作。”四按年龄长幼为序：杨文恺是大哥、孙传芳是老二、卢香亭行三、周荫人是老幺。果然以后四人一荣俱荣，一损皆损。

1904年夏，京师练兵处决定选拔一批官费赴日留学生，学习军事。速成武备学堂选送40人赴京应试，其中包括孙传芳、杨文恺、卢香亭、周荫人等人，结果四个人都考上了。   

是年8月，留学监督赵理泰率领各省学生108人，其中有南方的程潜、李烈钧等人，由天津转上海乘“大智丸”赴日。

抵日后，学生们先入东京振武学校。振武学校，是一所专门为中国留学生学习军事开办的陆军士官预备学校。留学并非是令人羡慕的优越生活，对从小吃过苦的孙传芳来说，亦须咬牙立志，逐渐适应。 留学生的是木板式的宿舍，大米饭，菜很简单。蒋介石回忆他在东京振武学校时的情形是：天天为豆腐白菜。张群回忆，每逢星期天，邀上要好的和同乡中的同盟会会员同学，租一间只能在星期天才能使用的、面积只有十二张“榻榻米”大小的房间，买一头猪的全部内脏“下水”，自己动手做饭吃，边吃边高谈阔论，或阅读革书籍和报刊。

1906年毕业，之后被派入日本陆军第十师步兵联队充候补生。入伍锻炼一年，完全与士兵一样，过着艰苦的生活并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1907年11月，始进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为第六期。他们这批中国学生的区队长是步兵中尉冈村宁次，即后来大名鼎鼎的侵华倭寇戎首。1908年12月在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又回原步兵联队见习三个月。1909年3月回国。

回国后，孙传芳先回到济南结婚，娶妻张氏。之后到天津直隶督练公所报道。8月留日士官生赴京，参见陆军部的考试。同期参加考试的有阎锡山、李烈钧、唐继尧、张凤翙、刘存厚、赵恒惕、尹昌衡等人。考试发榜后孙传芳被授予步兵科举人，并授步兵协军校衔(相当于少尉）。

又经过陆军部的一次复试，孙传芳返回天津直隶督练公所候差。不久调任北洋陆军第二镇第三协第五标任教练官。当时第二镇统制为马龙彪，驻保定；第三协统领为王占元，驻永平；第五标统带为王金镜。

孙传芳为人健谈，而且善于应对联络，不仅在本协本标内与人相处融洽，还和别的镇、协的军官时常往来。所以王占元非常信赖倚重于他，同时王也深知孙的姐夫王英楷在陆军部担任侍郎要职，并与袁世凯过从甚密，所以又因此高看他一眼。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王占元第三协奉命编入第一军南下镇X压革命党，在冯国璋的指挥下，各部清军与革命军浴血奋战，凭借多年的严格训练和优势装备先后攻克汉口、汉阳，使革命军孤守武昌。王占元因功升任第二镇统制，孙传芳参加了全过程的阳夏之战，虽未亲历冲锋，短兵相接，但总算是接受了战火的洗礼。

1912年，南北和谈成功，民国建立。原北洋第二镇改称第二师，王占元仍任师长，驻防保定。孙传芳被提升为辎重第二营营长。

从此孙传芳跟随王占元整整十年。


   二、崛起湖北



1913年，北洋军阀的势力不断向长江流域拓展，袁世凯派段祺瑞为湖北都督，以代替武昌首义的元勋黎元洪。为配合段祺瑞，王占元第二师进驻湖北，4月24日，正式任命王占元为“帮办湖北军务”。

孙传芳随王占元来到湖北，一待就是十年，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营长成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第二师师长，成了令各方瞩目的实力派人物。孙传芳十年的发展成就，首先得益于湖北得天独厚的战略地理位置，南北要冲，东西枢纽；其次就是这个动X乱的时代，所谓时势造英雄，此之谓也。当然，其个人杰出的才干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入鄂不久，孙传芳便被提升为第六团团长，成为王占元倚重的股肱部下。孙传芳为报答王的知遇，也是竭尽全力，勇于任事。此时河南悍匪白狼正时常出没于鄂豫边界，攻城略地，抢官府，杀官兵，神出鬼没。王占元奉命派队进剿，头疼不已。孙传芳于是主动请缨，为王分忧。白狼军行踪飘忽，数次围攻都让他逃脱了，有几次反而遭到白狼军的反击，损失不小。但是孙传芳收获也不小，毕竟是亲自带兵，得到了实战的锻炼。之后王占元对孙传芳更为看中，派其率所部第六团驻扎京汉线上的重镇信阳。

1915年9月，王占元将孙传芳调回省城，升任第三旅旅长。1916年1月8日，王占元正式担任湖北将军，以何佩瑢为参谋长，但何长期在北京做王占元的驻京代表，遂以孙传芳代行参谋长之职。不久，孙又升任第二十一混成旅旅长。由于王占元的信任，给了他施展才华的机会，时常充当湖北代表对外接洽公务，有时还代表王占元检阅部队，逐渐的使其产生了个人的野心，也成为湖北军界的重要人物，在部队中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过于贪鄙的王占元。王占元略有觉察，他虽然离不开孙传芳的辅助，但是自己的地位也是决不能受到威胁的。

王当上督军之后，按规定理应让出第二师师长一职。当时在第二师的旅长中孙传芳无疑是佼佼者，然而王占元却把师长一职让给了平庸懦弱的王金镜。王占元说：“王金镜为人老成持重，为我小站练兵时的旧袍泽，物望素孚，遇事绝不会反侧。”这件事令孙传芳极度心寒，但他不露声色，只是坐待时机。

王金镜当上第二师师长不久，便爆发了南北战争（即护X法战争）。南军（湘桂联军）击溃北洋军第八师、第二十师，兵锋直指岳阳。王金镜被任命为岳阳防守总司令，统帅第二师之第三旅（旅长孙传芳）、第七师之第十四旅（旅长吴新田）、第十一师之第二十二旅（旅长萧安国）和直隶之第二混成旅（旅长阎相文）、第三混成旅（旅长萧耀南）防守岳阳。

北军虽然拥兵数万，但是王金镜的兵力配置极不合理，留下极大间隙、破绽，而且孙传芳及直军诸旅长根本就不听指挥。在数千湘军的进攻之下，岳阳失守。战后为了推卸责任，王金镜指责团长寇英杰作战不利，王占元欲杀之，经众人苦劝方才得免。经此之战，湖北诸将开始对王占元各怀二心，各有打算。

直军将领吴佩孚在此次战争中大放异彩，名动一时，孙传芳于是与之大相结纳，后来吴佩孚在衡阳驻军期间屡次发出政治性通电，孙传芳与湖北各将领都列名其后，表示支持。1920春，吴佩孚率部北归时，途径汉口，孙传芳特意由宜昌赶来欢迎，并代表王占元及湖北各将领，在一江春番菜馆招待吴佩孚和直系诸将阎相文、王承斌、萧耀南等人，宾主尽欢。

就在南方的护X法军逐步向北推进时，湖北第一师师长石星川以靖国军第一军总司令的名义在荆州宣布自主，随后襄阳镇守使黎天才也率其第九师宣布独立。王占元十分恐慌，忙电中央请求由十一师李奎元部代替王金镜守岳州，调第二师回防武昌。中央没有同意，而是命李奎元为讨伐司令官，率第十一师、河南第一混成旅、第十三混成旅进攻荆襄的靖国军。王占元秉承当时大总统冯国璋主和的意旨，并没有下令进攻，而是采取和谈的方式，主张南北息兵。但段祺瑞坚决主张武力镇X压，并派内弟吴光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率数旅之众挺进鄂西，驱逐靖国军，并盘踞宜昌，控扼上游。

1920年6月，吴佩孚率直军从湖南北撤，直皖战争爆发。直系大获全胜，王占元本属直系，于是设计将皖系大将吴光新软禁于武昌，命孙传芳为鄂西警备司令，收编其部队，改编为湖北暂编第一师，孙任师长。至此孙传芳成为湖北第二号人物，在某些时候甚至凌驾于王占元之上。

是年10月，蛰伏已久的靖国军利用长江上游时局的混乱，在柏文蔚、蓝天蔚、黎天才的率领下卷土重来，进攻鄂西甚急。1921年1月13日，靖国军由巴东方向进攻第二师第八团，攻克距宜昌200里的野山关。王占元又一次惊恐万状，一方面致电北京政府派兵支援，一方面命孙传芳统帅湖北现有能抽调的部队，包括王金镜第二师，王汝贤第八师，王懋堂第十八师，暂编第一师，赵荣华的第十八混成旅等，积极抵御靖国军。

这是一次很难得的机会，孙传芳第一次统帅大军独当一面，关系到今后的个人成败得失，所以他打起十二万分精神，认真研究了靖国军的兵力部署及防区的地理优劣。靖国军的主要兵力位于建始、恩施、利川、鹤城等地，部署分散，利于各个击破。于是孙传芳集中兵力，首先于1月16日攻占建始，靖国军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开始溃退。孙传芳率大军向西南疾进，数日后即占领恩施、鹤城，不到一个月便平定鄂西，将靖国军驱逐到四川境内，且抓获靖国军旅长王安澜，逼蓝天蔚自尽。

王占元得到胜利的消息一时间喜忧参半，喜的是湖北全境终于至于他的统治之下，忧的是孙传芳功高震主，从此将更加难以驾驭。为笼络孙传芳，他电北京政府为孙加官进爵。3月2日，徐世昌大总统令，授孙传芳勋三位，加陆军中将衔。3月14日，王占元又任命孙传芳为中央陆军第十八师师长。孙传芳终于如愿以偿的当上了真正的北洋军师长，但他并没有领王占元的情。首先，这个任命来得太迟；其次，这并不是王的本意。原来吴佩孚自结识孙传芳以来，一心想结交、提携他，直皖战后吴的声誉日隆，于是托人对王占元说：“湖北当南北之要冲，北洋之门户，地势非常重要；然而湖北督军以下高级将领都是旅长一级，一旦战事发生，督军不能分身时候，各旅长不相统属，势必指挥失灵，贻误戎机。遍察湖北旅长中，孙馨远资望最高，与督军关系亦最深，理应担任中央军的师长。”王占元不能不给面子，也想借机讨好孙传芳，于是才有上面的任命。


三、弃王投吴

孙传芳当上师长后，其旧部第二十一混成旅由王都庆任旅长，驻扎宜昌。不料1921年6月4日二十一混成旅却兵变了。

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王占元太过贪婪，甚至对士兵的薪饷任意克扣，士兵们经常性的欠饷三数月。岂不知那时的军队是募兵制，当兵吃粮是一份职业，出生入死也为养家糊口。若在平时还能将就凑活，但是一旦开战的话，再欠饷就容易影响战斗力，甚至发生兵变、倒戈等事件。二十一旅刚刚参加完平定靖国军的战事，打胜了却依然不能发清欠饷，官兵们开始恼怒了。其中第一团孙建屏部屡次索饷不果，军心开始不稳。

6月4日晚10时，该团在移防过程中突然发难，进城劫掠。驻扎在南门附近的其他部队也闻听枪声，起而相应。一时间枪声大作、火光熊熊。东南西北繁华街市，以及征收局、烟酒局、印花局、中国银行、总商会等均遭焚掠，大火整整烧了一夜。最要命的是日商武陵洋行、美商大来公司、美孚洋行、英国人住宅、法国商行等外国人财物也一并遭到抢劫。这次兵变宜昌城死伤一千余人，损失达1200余万元。

该团变兵饱掠之后，于5日拂晓归队登船，顺流而下，直奔武昌。7日凌晨8点到达武昌。第二师骑兵部队严守码头，禁止变兵登岸。

宜昌兵变后，王占元立即派孙传芳、卢金山赶往宜昌，镇抚变兵。因为此次兵变涉及到外国人，以至于美国炮舰“巴罗斯”号，日本军舰“嵯峨”、“宇治”等，于7、8两日驶抵宜昌，声称保护侨民。北京的中央政府派汉**涉员陈介和宜昌交涉员魏宗莲赴各国领事馆道歉。孙传芳在宜昌又要安抚老部下，又要与各界处理赔偿问题，忙的是不可开交。正焦头烂额之际，7日，武昌也兵变了。

这次兵变也是因为钱的事。直皖战后，各方都唱裁兵的高调。湖北部队，尤其是第二师，大多是民国初年随王占元南下的老兵，拖家带口，皆以军队为生。王占元为顺应潮流也提出裁兵两团，使部队中顿时人心惶惶。王占元过于贪财，算盘打的实在是太精了，为了顺利裁兵，特意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旅长刘佐龙为他算了一笔账：由于老兵们多数都有战功，薪饷是普通新兵的两倍，而且吃饭不交伙食费，遣散一个老兵等于能招募两个新兵，新兵还好管理，打仗也不像老兵们那么油滑，肯卖力气。这样就愈加坚定了王占元裁军的决心。孙传芳极力反对，他认为这些多年来南征北战追随王占元，一旦遣散会大失人心，而且他们多年从军，不事营生，离开军队简直就没有了活路。王占元表面上同意孙传芳的意见，背后却同刘佐龙、何佩瑢等数个心腹研究遣散计划，完全将孙传芳排斥在外。

当时的北京政府规定，对被裁部队的官兵应发恩饷三个月。王占元心怀鬼胎，想克扣被裁军队的薪饷，故而对政府规定秘而不宣。官兵们不懂这些，于是向王提出两个条件：第一是发清以前拖欠的三个月薪饷；第二是发恩饷两个月。对于这些正当的要求王占元批示：“时局维艰，准予发恩饷三个月，欠薪暂毋庸议。”明摆着要侵吞官兵们的欠饷。其实湖北地方财政对王部所需军饷早已供给，并未拖欠分文，欠饷是王占元个人所欠，所以王的意思是把欠饷的责任推给地方财政当局。被裁士兵本来对被裁就极其不满，对地方财政不发欠饷更加愤怒，于是有人开始暗中策划兵变的事。王占元感觉部队不稳，乃颁布军令，限令被裁官兵三日内缴械回籍，否则以军法惩处。士兵闻令，愤恨已极。

6月7日，宜昌兵变的士兵赶到武昌，使列入被裁之列的第四旅七、八两团士兵更加按捺不住。当晚半夜时分，第七团士兵首先发难，城内第八团立即响应，打开城门，同时进城的还有骑兵团、炮兵团、辎重营各部的士兵。他们二三十人为一组，由连排长率领，炮兵团则由团长亲自带领。进城之后，大肆劫掠。当地的地痞流氓，土匪混混一并参加抢劫，武昌城又一次笼罩在枪声和烈火之中。王占元闻讯，派督署卫队及学兵营前往捕杀，但他们只作壁上观，有的甚至顺手牵羊一把。

变兵劫掠一夜，8日天明，整队回营。这一夜，武昌城几乎成了焦土，公私财物损失如下：官钱局725万元，造币局12.6万元，生银4.3万两，银元39.9万元，铜钱局铜圆六七万串；商民方面计焚烧店铺330余家，钱货共计1236余万元；居民被杀270余人，受伤300余人，被抢276家。繁华的武昌成了一座人间地狱。（当时的日期为农历五月初二，故此有“五*二”兵变之说。）

饱掠后的第七团士兵稍事休息，即携带家眷，扶老携幼，渡江赶至江岸车站，劫持火车，向北开行，返回家乡。当火车行至孝感，被事先得到通知的湖北第四混成旅截住，严加搜检，共抓获变兵1800余人，均押至花园，以机关枪射击，剿杀。

而城内的第八团及二十一混成旅得知孝感惨案，拒不缴械，欲以武力相抗，王占元无奈，只好以调虎离山之计，将各部派往蒲圻、咸宁、潜江等地，听候改编。

王占元未听从孙传芳的建议，终于酿成两场大兵灾，也成为他下台的导火索。

由于王占元的贪婪自私，统治湖北近十年，除了为自己搜刮了四千万元的家财之外，毫无建树可言。而且弄得一向人杰地灵的湖北民生凋敝，饿殍遍野。这一切使得广大湖北人对其恨之入骨，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的“倒王”、“驱王”运动。王占元属于直系，而当时直系刚刚战胜皖系，把持中央政府，他们对湖北人民的呼声一味敷衍。无奈之下，湖北在野军人蒋作宾，孔庚，李书城等在旅京鄂人同乡会、湖北省议会、以及京津地区的鄂籍官僚、名流、贤达黎元洪、周树模、夏寿康、汤芗铭等人的支持下于1921年5月间前往长沙，请求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赵恒惕出兵佂鄂驱王。他们向赵许诺：一旦驱王成功，蒋、孔等人做了湖北督军或省长，准许湖南军队两个师驻扎在鄂境，军饷军火皆由湖北负责。

赵恒惕不是不愿意出兵，当时湖南的军队也很庞大，军费饷相奇拙，向外发展不失为一种出路。但是他也有顾虑，首先，赵恒惕答应了广东方面援桂，不可能南北同时出兵；其次，他与湖北王占元，江西陈光远订有“湘鄂赣三省联防条约”，不便由己方背盟；第三，湘军的军火多是由汉阳兵工厂购置，而王占元从未拒绝，公私关系都还不错；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不知道洛阳吴佩孚的态度，绝不敢轻易发兵。

六月，前四川督军熊克武也来到湖南，与蒋孔见面，愿意率一部川军援鄂，但是需要湖南方面的响应。同时，蒋孔诸人加紧游说赵恒惕手下的湘军将领，反反复复、利害得失。终于湘军师长宋鹤庚、鲁涤平坚决主张援鄂。在他们的劝谏下，赵恒惕也动了心，为稳妥起见，他派萧光礼等人到洛阳探听吴佩孚的态度。由于吴大帅军务繁忙，一直没有见到。萧光礼有急事先行返回长沙，一进城就被好友宋鹤庚邀到家中。宋鹤庚认为援鄂之事利在速战速决，不宜拖延。他请萧光礼用假情报诓骗赵恒惕，以促其当机立断。次日，萧光礼向赵汇报说：“吴佩孚对王占元久怀不满，只因同属直系，对湘军援鄂之举不便公开支持，只能默契于心。”赵恒惕信以为真，于7月20日召开军事会议，讨论援鄂问题。会议最后决定，即日出兵援鄂。同时与熊克武约定，川、湘各出兵五个旅，湘军取蒲圻、咸宁、嘉鱼，川军出荆州、沙市、宜昌，最后会师武汉。

王占元探知湘军援鄂的消息后，自知战事已不可不免，于是积极备战。他任命孙传芳为中路前敌总司令，率领第十八师步兵一团，炮兵一营；寇英杰湖北第二旅第四团，炮兵一营，机关枪一连；分三道防线：正面以羊楼司、赵李桥至蒲圻为第一道防线；咸宁县属之汀泗桥为第二道防线；土地堂为第三道防线。蒲通镇守使刘跃龙为左路司令，率本部步兵一旅分三道布防：通城为第一道防线，崇阳为第二道防线，通山为第三道防线。二十一混成旅旅长王都庆为右路司令，也分三道防线：新堤、螺山为第一道防线，嘉鱼县属之龙口、宝塔州为第二道防线，武昌县属之界牌洲、金口为第三道防线。另外第二师第四旅旅长张俊峰为后路司令，第八团团长穆恩堂为游击司令。

湘军于7月26日举行援鄂誓师大会，由湘军总司令赵恒惕宣布援鄂军的组织及进攻方略。援鄂军包括湘军第一、第二两师和第一、第八两混成旅及驻湘之鄂军团。鄂军团司令为夏斗寅，原为靖国军石星川部下团长，石星川部早北洋军击败后，夏斗寅率数百残部退入湘西，被湖南当局收编，改称鄂军团。此次受命担任先锋，打着“鄂军回鄂”，“鄂人请湘军援鄂”的旗号，以求名正言顺。

援鄂军兵分三路：第一路由正面岳阳、临湘出发，以攻蒲圻，夏斗寅鄂军团为先锋，湘军第一第二师跟进；第二路为右翼，由湖南第一混成旅叶开鑫为指挥官，由平江以攻通城；第三路为左翼，由湖南第八混成旅旅长唐荣阳为指挥官，由灃县以攻公安、松滋。第二师师长鲁涤平为三路前敌总指挥，第一师师长宋鹤庚为援鄂军总司令。

7月29日凌晨3时，夏斗寅部由五里牌、路口铺出发，进攻羊楼司，即与孙传芳所统辖之中路第一道防线接战。夏斗寅素有不怕死之称，所部也十分凶悍，虽然只有数百人，但是人人奋勇，归乡心切，战事异常激烈。战至天明，鄂军渐渐不支后退，夏部遂占领羊楼司要隘。是役鄂军伤亡五六百人，辎重损失无数，其中第十八师七十二团团长潘守贞中弹阵亡。

孙传芳得悉羊楼司失守，急令加强第二道防线赵李桥的防御。第二天，湘军继续进攻，与鄂军会战于赵李桥南十里的地方。天公不作美，竟刮起强劲的南风，致使鄂军临风作战，一度使步枪弹道歪斜，射程也变短了。湘军乘势猛攻至赵李桥前沿。孙传芳急电王占元请求援兵，并打算继续后退。王占元大怒，命令孙传芳以攻为守，向湘军发起全面反击。孙传芳接电不住冷笑，此时此刻进行反攻无异于痴人说梦。

援鄂湘军全军达六万余人，而鄂军总共只有两师一旅，派往前线的不过一师之众，一万余人。同时湘军师出有名，人人斗志昂扬；反观鄂军，刚刚经历了两次兵变，人心涣散，都希望王占元倒台，根本谈不上什么战斗力。孙传芳虽然夙孚军心，但此时此刻已经回天无力了，而且他本人也有自己的打算，犯不上为王占元拼掉个人的实力。

在这种情况下，重要隘口赵李桥也很快丢失，鄂军被迫退往蒲圻。

湘军乘胜前进，与鄂军在蒲圻一带展开激战。这是武汉的最后一道门户了，孙传芳亲自督战，双方血战数昼夜，鄂军岌岌可危。孙传芳亲赴武昌再次向王占元祈求援兵，但是湘军左右两翼都开始进攻，鄂军分路御敌，根本就无兵可派。王占元无奈之下向曹吴求救，他知道这是饮鸩止渴的下策，曹吴早就有觊觎湖北的野心，可眼下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在省城，孙传芳明显感觉到王占元已经是四面楚歌，军心、民心尽失，湖北恐怕是保不住了，自己还有没有必要继续为王卖命。

吴佩孚倒是爽快，迅速派出五路大军：靳云鹗第八混成旅，萧耀南第二十五师，宏威军赵杰之河南混成旅，鲁军张克瑶一混成旅，最后亲率第三师殿后。但是援兵到达武汉后，只有靳云鹗旅开赴前线，萧耀南师逗留武汉，分兵占领各车站，汉阳兵工厂等要地，分明是一种鸠占鹊巢之势。

8月5日，孙传芳在武昌请援未果，翌日返回前线。这时，靳云鹗部已进驻咸宁，萧耀南一团进驻贺胜桥。而鄂军残部糜集汀泗桥，处在最前沿。孙传芳看出了端倪，决意撤兵，保存实力，决不为他人作嫁衣裳。

当湘军开始进攻时，孙传芳曾派参谋长戈宝琛和参谋王铸民向靳云鹗求援，但靳云鹗声称没有吴副使的命令谁也无权调动军队。王铸民愤然道：“请问靳旅长，如果湘军攻到贵军阵前，是否尚需等待吴副使命令才肯还击？”靳云鹗勃然变色道：“这话真算锋利，但是我也不知道吴佩孚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孙传芳闻报后彻底明白了吴佩孚援鄂是假，图谋湖北是真，于是下令全线鄂军各部且战且退，向鄂东武穴一带转移，到达目的地后，停军观望。

孙传芳前后判若两人，先时英勇顽强，与湘军血战八昼夜，连湘军师长鲁涤平都大呼遇上了劲敌；而现在迅速撤退，各部协调一致，行动隐蔽，连附近驻扎的靳云鹗部都毫无觉察。8月7日，湘军占领蒲圻，直扑靳云鹗部阵地，靳军仓促应战，损失颇大。

王占元见大势已去，接连发出两道辞职通电。其中鱼电云：“萧总司令按兵不动，靳旅不受调遣，已经电陈在案。前线鄂军因援军不肯前进，纷纷向后撤退，大局已不堪收拾。孙传芳、刘跃龙、宋大霈所部困守十昼，无法再行维持。占元保境有责，回天乏术，请查照前电任命萧耀南为湖北督军，或可挽回危局，萧总司令桑梓关怀，当有转移办法。”

8月9日北京政府下令免去王占元两湖巡阅使兼湖北督军职，同日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为湖北督军。这样，湖北顺利纳入曹吴的掌控之中。随即，直军各部开始向湘军进攻，不久便将湘军逐出鄂境。

王占元在下台的最后一刻任命了孙传芳为中央陆军第二师师长。而吴佩孚就职后的第一件事也是安置孙传芳及其统帅的湖北各军残部。吴佩孚一向很欣赏孙传芳的才干，尤其在此次湘鄂战争中以寡击众，虽然在最后时刻临阵退兵，且让直军受到损失，但毕竟情有可原，不必深究。而且正是由于孙传芳在前方抵御湘军，才为吴佩孚的部队进入湖北赢得了时间。

吴佩孚在武昌召见了孙传芳，亲切地说：“馨远，王老头走了，咱们一块儿干吧。”孙传芳当即表示愿意服从调遣。吴佩孚很高兴，立刻给了他三十万元军饷，要他到武穴收容改编鄂军各部，恢复其第二师的番号。

然而在孙传芳恭顺的外表之下，却充满了对吴佩孚的怨恨。如果不出意外的话，王占元之后的湖北督军非他孙馨远莫属，可是现在吴佩孚因缘时会，略施小计，就将湖北纳入囊中，使他独霸一省的美梦成为泡影。

其实吴佩孚对孙传芳也不是没有戒心。当孙传芳将部队整编完毕，要求到鄂西驻防，却被吴婉言拒绝。吴任命了比较听话的卢金山为第十八师师长兼鄂西防卫司令，第十八混成旅旅长赵荣华为鄂西前敌总指挥。

为了安抚孙传芳，又任命其为长江上游警备司令，第二师驻军岳州。用意很明显，因为孙传芳是能战之将，就是要他抵御湘军。可是不久，川军开始进攻鄂西，川鄂之战爆发，鄂军失利，第二师乃受命移驻宜昌。

1921年8月17日，川军两师四混成旅大举攻入鄂西。刘湘人援鄂军总司令，第一军军长但懋辛为副司令兼第二路军总指挥，第二师师长唐式遵为第一路军总指挥。预计一路取宜昌，一路取荆襄，然后与援鄂湘军之左翼部队会合。

川军首先进攻宜昌府属之巴东县，守备之鄂军兵力薄弱，驻守鄂西的第八师师长王汝勤急忙派兵增援，同时电告吴佩孚、萧耀南。此时直系部队正在猛烈进攻湘军，一时抽不出兵力，乃委任前鄂军第三旅旅长卢金山为鄂西总司令兼第十八师师长，施宜镇守使赵荣华为前敌总指挥，相机办理前线事宜。殊不知赵荣华与王占元私交极厚，非常痛恨吴佩孚，乃按兵不动，坐观战事。8月19日，川军占领巴东，随即又下秭归。

9月2日，川军但懋辛率兵两旅进攻宜昌，4日，抵宜昌城下。恰在此时，湘直战争结束，吴佩孚得以腾出手来，挥军解宜昌之围。其中张福来之二十四师，孙传芳之第二师，王承斌之二十三师等部皆是直军劲旅。13日，直军各部向川军发起猛攻，激战数日，川军不敌，退往秭归、长阳等地。9月30日，直军乘胜前进，进逼秭归。此役吴佩孚亲自督战，各部奋勇进攻，尤其是孙传芳部，改编之后人员武器充实，且急于立功，遂迅速突破川军防线。至10月中旬，将川军全部逐出鄂境，双方开始议和。孙传芳作为鄂方代表，参与谈判，甚为吴佩孚所倚重。此后孙传芳第二师便驻兵鄂西，其长江上游警备司令部驻节宜昌。孙传芳偏处鄂西一隅，专意练兵，使第二师成为一支劲旅，为其以后从直系中另成一系打下力量基础。



   四、进军福建
    1922年4月，直奉战争爆发，奉军战败，直系势力如日中天。同时曹吴的野心也日益膨胀，意欲统一全国，于是将目光瞄准了浙江、福建。是年秋，曹锟将孙传芳召至北京，任命其为援闽军总司令，周荫人（第十二师师长）为副司令，帅本部第二师及第十二师发兵福建。孙传芳欣然受命，随即赴洛阳拜见吴佩孚请示机宜。吴佩孚答应他军饷给养均由湖北萧耀南负责，孙传芳便赶到武昌，从财政厅领到军饷30万元，又从汉阳兵工厂领到价值7万元的弹药。1923年初，一切准备就绪，孙传芳即由宜昌赶赴南昌，约定周荫人并邀请旧友督署参谋长刘宗纪一道入闽。

孙传芳之所以对此次援闽如此积极，是有原因的。他在鄂十年，终于握一师之权柄，但是却没有地盘，在那个时代日子是很不好过的。王占元倒了，按说湖北督军该是他的了，可是却成全了萧耀南，足见自己不是直系的嫡系，在湖北绝没有前途。如果有机会打出去，当然是求之不得的。

孙传芳的昔日同学、老把兄弟周荫人在江西也很不得意。周荫人追随老上司陈光远多年，终于爬上了第十二师师长职位，但是不久陈便辞职北去，由蔡成勋接任赣督，没有了靠山，周荫人的师长当得很艰难，大有朝不保夕之感。恰在此时，孙传芳来到南昌，传达了曹锟的意旨，算是为周荫人解了围，并指了一条明路，所以周对援闽同样甚为积极。

当时的福建是什么情形呢？

1913年11月，李厚基时任第四师（杨善德任师长）第七旅旅长，率部随刘冠雄到福州。1914年7月任福建护军使，1916年3月出任督理军务（就是督军）。自此统治福建达十年之久。

李厚基下面有两股力量，一股是第二师师长、汀漳镇守使臧致平，另一股是二十四混成旅旅长王永泉。王是徐树铮的西北参战军所培植的。早在1918年9月，王永泉以“奉军补充旅”名义，实际受小徐指挥由洛阳南下，经蚌埠、浦口，转乘建新、福州两轮开往福建。
　　臧致平和王永泉都不是李厚基的直接部属，对李态度一向傲慢，李当然视他们为眼中之钉。
　　直奉战后，奉系战败，而南方由于陈炯明叛变，孙中山亦离开了广东，于是本来是皖系的李厚基乃竭力献媚吴佩孚以求保全自己的位置。吴则因为福建濒海，鞭长莫及，正好利用李作为分化皖系和对付广东的爪牙。李得到了吴的支持，就先对臧致平下手。1922年6月5日，他突然到漳州解除臧致平的第二师长兼职，改由自己兼任，令臧专任汀漳镇守使，臧因此忿而离漳去沪。接着他请北京政府调开王永泉，因此皖系的人骂李忘恩负义。
　　李背叛皖系不过是自求生路，但他似乎太过火。他和徐树铮是中表亲，又是同乡，早在1921年春天，徐曾秘密到福州，劝李必须与卢永祥忠诚合作，又托李代致陈树藩一个密电，李收了电稿并未替他照发，对小徐的态度也很冷淡。
　　1922年8月18日徐树铮在上海，曾有一函致吴佩孚，劝他拥戴孙、段二老共谋统一，吴当然听不进去。小徐又派人持函到福州去见李厚基有所接洽，李竟拒而不见。有人看不过意对李说：“你们是至亲，这样做不太过分吗？”李竟大声说：“有什么过分，他是一个惯于兴风作浪的人，我惹不起他，还是少接触以免是非。”

　　10月2日，徐树铮携带80万元的运动费，由浙江偷越仙霞岭潜抵延平王永泉军中，随小徐同行的有曾任旅长的尹同愈、曾任团长的齐暗农和孙象震，以及曾任营长的汪某。因为事先已洽好，所以小徐抵延平的当天，就通电设立“建国军政制置府”，自称总领建国军政府制置事宜，并宣誓“以至诚至敬，尊奉合肥段上将军祺瑞、中山孙先生文为领导国家根本人，何日见此二老共践尊位，发号司令，树铮即当束身司败，俾听质讯。”这是一个不伦不类的组织，是根据徐树铮所著《建国诠真》一书设立的。
　　3日小徐电劝李厚基辞职离闽，限于5日以前答复。同日王永泉、许崇智两部决定联合进攻福州。许部担任左路由建瓯进攻古田，王部担任右路由樟湖坂进攻水口。
　　福州大为震动。李厚基勒令商会筹饷50万元，福州发生挤兑风潮，官吏眷属纷纷避难，离开福州。6日许崇智部占领古田，会合王永泉旅进攻水口，并派黄大伟，李福林两部由古田经大湖向福州推进。孙本戎旅由大湖向白沙推进，包抄水口后路，并截断水口、福州间的交通线。9日李派他的表弟警务处长史廷飏率领留省部队开赴水口增援。12日许、王两部占领水口，闽方唐国谟旅向福安、闽清方面退却。李福林、黄大伟两部遂乘虚由甘源里进至洪山桥，前锋由王懋功率领，轻骑进入福州，李厚基部来不及抵挡，李厚基首先跑到台湾银行，随后又逃上海军军舰。海军在萨镇冰指挥下，勒令李部缴械，并将李厚基软禁在马尾海容军舰上，逼迫李交出他在福州搜刮到的财富。
　　13日闽方史廷飏部从白沙败退下来，曾向福州城发动反攻，李、黄两部因人数不多，仓皇退走，幸好孙本戎部由白沙衔尾追击史廷飏，李、黄两部回师应战，史廷飏腹背遇敌，所部3000余人遂缴械投降。
　　李厚基垮台后，福州各团体遂提出“闽人治闽”的口号，推举萨镇冰为临时省长，并通电拒绝“客军人闽”，阻止南北两军在福建境内作战。
　　萨镇冰和海军本是站在北京政府一方，可是这次驱李战争中却帮助了南方的北伐军，不过他却不肯脱离北方，而直系也想利用海军来驱逐北伐军，授意北京政府于10月15日任命萨镇冰为福建省长。于是这个福建省长既是福州各团体所推选，又是北京政府所任命。
　　萨镇冰在给北京电报时，把扣留李厚基一事说成是“保护”，而吴佩孚则将计就计地请萨派遣军舰把李厚基护送到厦门登陆。
　　10月17日，徐树铮、许崇智、王永泉进入福州，徐树铮便以“制置府”总领的名义，任命王永泉为“福建总抚”，统辖军民两政；并任命王永泉、许崇智、臧致平、李福林、黄大伟为建国军第一至第五军军长。在此以前，孙中山曾任命许崇智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下设三军，由黄、许、李三人分任军长，所以他们都不肯接受小徐的命令，他们便从10月28日起，改称“讨贼军”。
　　萨镇冰已于10月15日就任临时省长，照理说，所谓的福建总抚，应该是具有督军兼省长的性质，但是王永泉、许崇智等并不否认萨的省长地位，他们都参加萨欢迎他们的宴会，因此这个时期的福建便成为孙、皖和北京政府三种势力和平共处的地区。
　　10月24日，北京政府下令讨伐徐树铮，任命李厚基、萨镇冰为讨逆军总司令和副总司令，高全忠为闽军总指挥。这个命令是在吴佩孚的一再催促下才发表的。本来应该把北伐军一并列入讨伐之列，只因王宠惠内阁不愿与国民党为敌，所以把讨伐的对象只集中在徐树铮一人身上。
　　妙的是，北京所任命的讨逆军副总司令，这时却正在福州和被讨伐的人和平共处，而总司令却是一个失去自由的俘虏。
　　更荒唐的是，北京参陆办公处已于10月18日电派常德盛为援闽军总司令，因此现在北京对福建就派出了两个总司令，一个是援闽总司令，一个是讨贼总司令，两者各不相属。李厚基虽然被俘，但他的直属部队王献臣旅在上杭、张清汝旅在泉州、高全忠师在厦门，所以吴佩孚依然重视他。此外吴还调动各路人马，包括驻武穴的鲁军张克瑶旅、驻崇阳，通城的鄂军第二混成旅寇英杰、北洋第二混成旅胡念先两部和杜锡珪所属海军舰队以及在江西的周荫人、常德盛两师。常师已于10月18日由南城开抵杉关。粤军尹骥旅开抵平和后拟向龙岩推进，尹于10月16日曾到上杭与王献臣会商作战计划，此时陈炯明希望取得指挥闽、粤、赣各军的军事全权，以便统一布置，吴佩孚不愿把北军的指挥权交给陈，因此陈的态度便趋于消极，不肯单独进攻。
　　徐树铮奇袭福建，震动全国，可是不知他是怎样想法，组织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怪政府，名既不正，言又不顺，引起了各方的反感。尤其是所谓的“总抚”，更是奇形怪状的名堂，颇似清朝的总督、巡抚，他所编拟的组织，是总抚之下设军政、民政、财政三署，这个制度也是根据《建国诠真》的官制篇所规定的。
　　10月30日，建国军、讨贼军举行联合会议，选举福建籍的国民党人、广州国会议长林森为福建省长，同日，王永泉取消“总抚”名义，改称福建总司令，并取消建国军名义，改称福建第一军军长。徐树铮表示“建国军政制置府”的职权，类似国务院，将随军事之进展而迁移他处，不会长期设在福建。这一表示仍然不能获得谅解，徐又打算取消制置府，改称建国军总司令。
　　11月1日，徐树铮通电主张迎接段祺瑞到上海和孙中山见面，并在上海召开联省会议，解决组织政府和各省共同出兵讨伐直系的问题。然而徐的电报却没有人响应。
　　就是这个时候，段祺瑞派王郅隆到福州来，劝小徐取消制置府，离开福州。而王永泉这时也不愿意有一个不伦不类的太上皇，自己已是福建的主人，所以便企图把小徐赶走。许崇智等认为这是皖系自己闹意见，不愿介入。徐树铮在这种情势下只好黯然离开福州，11月2日乘轮去上海，建国军政制置府就是昙花一现，突然结束了。
　　11月3日，福州各界举行大会，宣布“闽人自决闽事”，阻止各方军队入闽。林森宣布就任福建省长，萨镇冰取消了临时省长名义。
　　王永泉于11月6日向北京政府通电输诚，不过暗中仍和国民党敷衍。
　　李厚基的母亲曾自上海送来一笔“赎款”，因此李遂被海军释放，10月30日李乘靖安舰到南京和齐燮元、杜锡珪相见，共同讨论反攻福州的计划。11月5日李乘舰到了厦门，当他看到臧致平与高全忠同在码头上欢迎时，不禁大吃一惊。原来臧已由上海先到厦门，高就推臧为闽军总司令。臧向李表示，此行是为安抚部属，保全地方而来，并不反对北京政府。
　　这时，曹、吴都有电到厦门，召臧北上，因此李厚基劝臧应召前往，臧也表示同意。不料11月7日臧鼓动第二师官兵向李讨军饷，吓得李、高两人逃往鼓浪屿会审公廨。8日臧有电给陈炯明云：
　　“李督军五日莅厦，致平往谒，重卸仔肩，俟有替人，即当北上。七日闽有少数溃兵邀同驻厦军队向李督索饷，李督即偕同高师长他往。是时致平适在鼓浪屿候船，挽救无及，厦门绅商请致平维持地方治安，致平仍本在漳州宣布之宗旨，与贵军一致行动（意指维持闽粤两不侵犯条约）。”
　　11日又致电北京政府，报告李、高离开厦门情形，并表示“服从中央”。
　　福建问题，北京政府也前后不一致，11月9日北京政府又加派前海军总长刘冠雄为福建镇抚使，叫他安抚驻闽海军。
　　11日李厚基到汕头向陈炯明乞援。
　　福建变成了群雄逐鹿的混乱局面，曹、吴调豫军常师于11月中旬先后占领光泽、邵武、建宁、将乐等县，粤军尹旅占领上杭、龙岩、永定等县，11月29日李厚基到上杭与尹骥等举行军事会议，即派张清汝、王献臣为第一二两师师长，拟联合粤军大举反攻漳州。臧致平意欲独霸一方，本来拒绝“讨贼军”开入闽南，由于受到两面压力，乃又转而与讨贼军及民军合作，12月16日两路会师泉州，张清汝逃往南安，所部五营缴械投降；王永泉部开往闽北，抵御常师，12月中旬接连收复将乐、延宁、邵武，常师退往江西境内杉关、黎川一带。直到这时，福建的局势才稳定下来。王永泉、臧致平、刘冠雄、萨镇冰等各据一方，全省四分五裂，给孙传芳进军闽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923年1月，孙传芳第二师各部陆续开到赣东，准备入闽，但是由于广西的滇桂军迅速驱逐了陈炯明，形势突变，福建的许崇智、臧致平、王永泉、李福林等联名发出通电，反对直军进入福建，孙传芳不敢冒然进军，部队徘徊于赣闽边界，顿兵不前。

由于北京政府为平衡各实力派及南方革命政府的关系，对进军福建发生争执，迟迟不能下进攻的命令。直系曹吴也很焦急，协调各方，折冲樽俎，直到3月20日，北京政府才下令：特派孙传芳为督理福建军务善后事宜，王永泉为帮办，臧致平为漳厦护军使。孙传芳等待这个命令达三个多月，而此时他早已坐镇福州了。

孙传芳觉得获得一个独当一面的机会并不容易，因此上他势在必得，对进军福建进行了周密的安排。一方面要求北京政府赶快下达福建督军的命令，以做到名正言顺；同时联络各方，如南京的齐燮元，要他遏制住浙江的卢永祥，不能对王永泉、臧致平进行援助；自身在厉兵秣马的时候，寻找并把握时机积极准备进兵。

不久，机会来了。孙中山为了平定广东的陈炯明，将许崇智的讨贼军调走了。时任福建总司令的王永泉顿时感到实力单薄，威胁大增。面对陈兵闽赣边界的孙、周两部，他知道以力相抗是徒劳的，干脆卖个顺水人情，主动邀请孙周入闽，在老同学、老同事的面子下，或许还能帮助他平定蠢蠢欲动的臧致平及各路民军。于是他派参谋长傅卓霖面谒孙传芳表示愿意推孙为福建督理，主持大计，以谋求统一全省。精明的孙传芳一眼就看穿了王永泉的用心，但是既然王永泉不想兵戎相见，自己倒不必大动干戈，于是虚与委蛇，同意合作。

1923年3月初，孙、周两部从杉关进入福建。他们深知王永泉狡诈多变，为防备中伏，部队以战备行军姿态缓缓前进，十二师在前，第二师断后，步步为营，沿闽江东下。所幸一路并没有遇到抵抗，顺利抵达闽北重镇延平。周荫人帅所部十二师二十三旅孔昭同部就地驻扎，以为后援，第二十四旅李生春部继续进军福州。四月初，孙传芳第二师也全部到达福州，受到王永泉组织的当地各界社团的热烈欢迎，王永泉亲自设宴为孙传芳接风。随后周荫人也到达福州。

三人原本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畅谈旧谊，表面上十分融洽，还指天盟誓，结为兄弟。表示“以真挚之情怀，共襄福建军务。”

至此福建群龙无首的局面结束，时局暂时稳定下来。





五、统一闽省



孙传芳入驻闽省，给反之三角联盟（奉、皖、孙）造成很大威胁。于是首先是皖系策动海军通电反对孙传芳入闽，意欲联络浙卢及广东的孙中山，进攻福建。孙传芳立足未稳，而且各方势力同床异梦，此时绝不是与浙卢动武的好时机。他一面安抚省内的各方势力，一面向卢永祥卑辞屈节，表示自己不是直系的嫡系，绝不会进犯浙江。恰逢此时广西沈鸿英进攻广州，孙中山无力北顾，卢永祥不想单独与孙传芳开战，战事遂寝。

孙传芳躲过此劫，深知若想站稳脚跟，必须统一全省，于是开始策划勘平全省各地方武装势力。当时孙传芳所实际控制的只有闽北地区，臧致平在海军拒孙运动中于厦门宣布独立，国民党的部队大部回粤，然而尚有何成浚、孙本戎部盘踞泉州、漳州一带，另外所谓的福建民军各部多如牛毛，占据着闽南大部地区。

五六月间，臧致平联合民军及国民党余部，同陈炯明部下的林虎、洪兆麟部在闽粤边境展开激战。孙传芳看准了机会，立即命王永泉率部向臧致平进攻以期收复厦门。王永泉明知孙传芳这是在借刀杀人，但是为自身的发展也只有听命，他也需要扩大地盘，以养活三旅部队。到底是北洋正规军，不到一月，即打垮了闽南的民军何成浚等部，攻占莆田、仙游、泉州等地，民军退往厦门。8月，林虎部攻占漳州，与王永泉等合兵会攻厦门，可是由于各部不相统属，行动参差不齐，加上臧致平拼命抵抗，厦门久攻不下，各部只好退兵。

王永泉驻兵泉州，开始用分化瓦解的办法，次第消灭收编各路民军。到十月底，除厦门之外闽南基本肃清。孙传芳借刀杀人的目的没有实现，反而使王永泉实力大增。

孙传芳绝不甘心，而且不能让王的实力继续发展，最后只能用武力一途来解决了。

1924年春，孙传芳得到确切消息，王永泉从日本购买大量军火，委托浙江卢永祥在杭州代为接收，然后从水路秘密运往福州。而且王永泉从外省招募大批新兵，已经有五六千人分批运抵闽境。种种迹象表明，王永泉要先下手为强了。

孙传芳与周荫人都觉得已到紧要关头，与其等到王永泉兵精粮足之后向自己进攻，不如即可动手，除却这个肘腋之患。两人周密计划，制定一个完美的计策。

1924年2月下旬，孙传芳开始调兵遣将，集结队伍。他找来疑惑间的王永泉说：“江西督理蔡成勋最近地位不稳，可能要发生变乱，大总统曹锟密令我率军到江西稳定局势，除留下卢香亭旅、李生春旅镇守福州外，其余部队要悉数开走，福建督理就暂时由你代理。”王永泉将信将疑，总觉得天上掉下个大馅饼无论如何也砸不到自己。 2月27日，孙传芳又将存放于福州的大批**物资给养运往延平，并告诉王永泉留在福州的卢、李二旅部队也将开拔，他自己今天也将离开福州，到延平检阅准备入赣的部队。这下王永泉终于相信是真的了，当晚设宴为孙传芳饯行，二人“依依惜别”。

3月4日，卢香亭、李生春二旅离开福州，向延平方向开拔。王永泉长舒了一口气，感觉到天气特别的好，因为从此福建就属于自己了。

当卢、李两旅行至水口时，接到孙传芳密令，原地待命，并随时检查当地的邮电通讯。孙本人与卢香亭、李生春两旅长到樟树坂同先期到达这里的第二师第四旅谢鸿勋会和，准备回师福州。

在此之前，周荫人已获悉王永泉的运械船队到达延平的准确时间，他派出十二师团长苏埏帅本团并配属迫击炮、机关枪各一连，沿闽江布防，构成交叉火力，准备劫夺王永泉的军械。

3月5日中午，王永泉的运械船队浩浩荡荡抵达延平。周荫人在护军使署设宴招待押送军械的王永泉副官长丁树人。丁受宠若惊，毫不戒备。餐毕，丁树人帅船队继续顺流下驶，并向王永泉发电“械过延，请释注。”下午一时许，船队行至夏道附近江面时，早在此布防的苏埏命司号员吹号，令船队停船。并派出副官宣布周荫人的手令，称奉孙督理之命，扣留王帮办所购军械。丁树人拒不服从，苏埏乃下令开火，丁树人指挥护卫的一营士兵开枪还击。但是苏团人数众多，又居高临下，激战三小时，丁树人阵亡，所部也伤亡过半，其余人等停止抵抗。

周荫人清点所获枪械，有日式三八大盖6000枝，重机枪、迫击炮各数十尊，各种枪弹、炮弹500余箱。

当晚，孙传芳接到周荫人发来截械成功的电报，立即命令卢香亭、李生春两旅登船，疾返福州，从正面发起进攻；同时令第四旅谢鸿勋直驱白沙镇，从后面配合卢李两旅。李旅四十六团首先在甘蔗登陆，占领洪山桥兵工厂，歼灭守敌一连。

王永泉在中午接到丁树人的电报，十分欣喜，正琢磨着如何分配这批武器，如何扩充部队。晚七点，他突然接到李生春的电报：“我公罪大恶极，请即离闽，以免地方糜烂。”随即得报，兵工厂失守，孙周大军已抵福州城下。王永泉这才意识到中了孙传芳的诡计。但是福州城里只有一些卫队，此时应战必败无疑；从泉州调兵，远水难解近渴。于是仓促之间连发三电，为自己开脱，然后率部万般不情愿的撤离福州，退往福清。

孙传芳任命周荫人为讨逆军总司令，率领十二师二十四旅、第二四第四旅，并配属山炮营、工兵营、辎重营在王永泉身后猛追。王永泉到达福清，周军即已赶到，立足不住，又退往泉州。王永泉集合队伍，准备在洛阳桥一带布防，凭险一战，无奈大势已去，各部只图自保不听指挥。等周军先头部队一到，便纷纷投降或溃败。

王永泉至此美梦彻底破碎。他将余下部队交给团长杨化昭，让其到厦门会和臧致平，然后撤往浙江，投奔卢永祥。之后，他先到厦门同臧致平会面，嘱咐他与杨化昭合兵一处，能战则战，不能战就北撤浙江。再之后，王永泉携家眷由厦门乘轮船赴上海，再转天津，退位隐居做起寓公来了。

臧致平退出厦门在同安与杨化昭会和。他们自称闽军，编成三个师，共约一万余人，臧致平任总司令，杨化昭为付总司令。周荫人督率孔昭同、谢鸿勋等部分兵数路向闽军发起进攻，激战两昼夜，闽军不支，败走漳州。后经龙岩、连城、长汀进入江西境内，向北退往浙江。王永泉的主力基本上消灭殆尽，其他依附王的各路民军也纷纷投降，孙传芳将他们陆续收编。

孙传芳在福建统一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扩充嫡系部队。他新编了两个旅：陆军第十混成旅，约3500人，以原第二师第三旅旅长孟昭月为旅长，孟之遗缺由卢香亭接任；陆军第二十四混成旅，约3500人，以原第二师第四旅旅长张俊峰为旅长，张之遗缺由谢鸿勋接任。这两旅的兵员都是孙派人从直隶、山东、河南、安徽等地招募而来，皆年轻力壮，装备精良。此外他还组建了督办公署卫队第一团、第二团，各约2000人，由第二师参谋长孙基昌，督署副官长张世铭兼任。

按说从此之后，孙周二把兄弟共同经营福建一省，以他们的亲密关系，日子应该是越来越红火。可是没过多久好日子就到头了。

利益这个东西能成事儿，也能坏事儿。孙传芳与周荫人成长经历类似，又是年轻时的同窗，结拜弟兄，为了共同的利益一起出生入死，亲密无间，终于打败了共同的敌人，挣下一块地盘。可是在利益分配问题上两个人开始产生矛盾，然后越来越大，最后几乎反目。

首先，周荫人对孙传芳收编王永泉的部队，扩大自己的力量非常不满。觉得自己在前线冲锋陷阵，孙传芳坐享其成，心中甚为不平。于是他也大肆收编王永泉的残部，并把缴获的武器装备截留，补充自己的嫡系部队。孙传芳对此也十分生气，但是为长远打算，不好翻脸。

其次，周荫人认为自己在统一福建的事业中功劳大，而孙传芳做督理，自己做帮办感到很委屈。孙传芳知道周荫人不愿再屈居自己之下，受他控制，为了维系感情，只好隐忍。

第三，周荫人盘踞住闽南兴泉永富裕地区，扣留税款，擅自派遣县长、局长等官职，俨然要与孙传芳分庭抗礼。

到底是孙传芳眼光长远一些，心胸开阔一些，他不想与义弟反目，而且他的志向也不在区区一省。于是孙传芳决定将福建督理让给周荫人，自己向外发展，到时候兄弟还能是兄弟。

在孙传芳的一再要求下，1924年5月13日北京政府免去孙传芳福建督理一职，由周荫人继任。孙传芳被任命为闽粤边防督办，仍驻节福州。对此，周荫人非常感激与敬佩。




六，抢占浙江



孙传芳随着自身实力与阅历的增长，再不愿意局促于福建一隅。此时广东国民党与陈炯明激战正酣，吴佩孚屡次要他乘机出兵，协助陈炯明击垮国民党。但孙传芳有自己的想法，国民党与北洋政府作对多年，不是轻易能消灭的，自己经营多年积攒起来的这点儿本钱万不可为曹吴消耗掉。他的目光盯着浙江，如果能掌握富庶的东南地区，到那时便可呼风唤雨，要什么有什么了。

为了敷衍直系，他没有抗拒曹吴的命令而是伸手要钱，要武器：军饷300万，子弹500万，谅你们也拿不出，就别怪我完不成任务了。

与此同时，孙传芳开始秘密将部队向闽浙边界调动，一等机会出现，就动手攻占浙江。

功夫不负有心人，机会很快就来了。

1924年下半年，直奉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最后第二次直奉大战即将来临。在南方，直系江苏的齐燮元为了争夺上海这个大金库，首先向与奉系联合的浙江卢永祥开战。

江、浙的矛盾由来已久，齐燮元曾经数次打算动武，不过曹吴感到时机不成熟，不想在未解决奉军威胁的时候在东南开战，于是一力阻止，齐燮元也无可奈何。

当福建的臧致平、杨化昭两部退到浙江，并且为卢永祥收编后，首先齐燮元坐不住了。浙江一下子增加近万人的能战之兵，对江苏来说威胁太大了。他向曹锟发电，劝他速下决心，趁奉系大军未动之际一鼓收复浙江，使东南五省连成一片，然后一致对奉。不然，等奉皖孙准备妥当，将来就更难对付了。曹吴也意识到这一点，于是准备对浙江动武。

为了在直奉大战之前解决战事，吴佩孚以直系统帅身份在洛阳遥控指挥。他调动了皖、赣、闽、鄂、苏五省的军队，大举进攻。

齐燮元是江浙战争的积极倡导者，为对付浙卢，他数年来一直暗中扩充部队，积蓄力量，此时拥兵五师六个混成旅，六万余人。浙卢在收编臧杨两部后实力大增，有四师二混成旅四万余人，而且有数十万奉军遥相呼应。双方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

孙传芳对援苏一改援粤时的推诿，显得特别积极。至1924年8月下旬，他的两万大军已经陆续集结到闽北延平一带。为了鼓舞士气，他曾向士兵们发表演说：“我军北上，志在浙江；浙江富裕，将士们到那以后可以尽情享受荣华富贵，为达此目的，我将士务必同心协力，以尽军人天职。”

孙传芳接到援浙的命令，立即向吴佩孚讨要军饷、军械。吴佩孚同意由湖北汉阳兵工厂提供步枪、手枪各500枝，子弹80万发，机关枪120挺。另外福建洪山桥兵工厂夜以继日全力生产各种**。9月1日，北京政府汇至军费50万元，但是仅够开拔费用，孙传芳继续催款。

为了获得周荫人的后援，孙传芳承诺占领浙江之后，将福建地盘全数交给周，所以周荫人对征浙很支持。并帮助他筹措军费，向全省强行发行公债，不数日便筹集120万元。原本二人打算四六分账，但因为孙传芳急于开拔，于是全部归他所有，周荫人也乐得赶快送走把兄，好独霸福建。

为了壮大声势，孙传芳还联合驻闽海军一同北上攻浙。驻闽海军司令杨树庄也属于直系人物，立即答应派海容、鹰瑞、永健、楚同四舰北上应援，并派杨砥中帅海军陆战队1000人乘晋安号一同出发，也意欲分一杯羹。孙传芳很大度，将卫队第一团划归海军陆战队指挥，还接济了一些军费给穷困的海军。

8月29日，孙传芳抵达延平，与早已集结完毕的部队会合。他派出两名代表赶赴南京，与齐燮元联系，商量共同出兵，一致行动。然而他的代表刚到南京，江浙战争便已打响。

但是在开战之前，苏军却发生了内争，为即将到来的胜利蒙上了阴影。原来苏军第一路前敌总司令为江苏第二师师长、苏常镇守使朱熙，但是第六师的旅长宫邦铎因为自己资格老很是不服气。因为这一路是进攻上海的主力，战胜者将意味着担任淞沪护军使，所以大家都很眼红，甚至湖北第五混成旅旅长张允明千里迢迢援苏的目的也是奔着上海来的。齐燮元大伤脑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安抚好各方。

9月3日，战争正式打响。苏军一上来就猛攻黄渡、浏河，浙军以寡敌众，岌岌可危。卢永祥急调杨化昭率两旅之众赶来增援，战线才稍稍稳定。

孙传芳在南线早已跃跃欲试，只等开战的消息。他先将所部分为六个纵队：以第十混成旅及第二师骑兵团、炮兵团为第一纵队；以第二十四混成旅为第二纵队；以第二师第三混成旅为第三纵队；以第二师第四混成旅为第四纵队；以福建第一混成旅彭德钰部位第五纵队；孙传芳亲率卫队团为第六纵队。各部分驻闽浙边界各县，总兵站设在延平，在建瓯、顺昌、邵武、松溪、蒲城五县设分兵站。上海方面战事一起，孙传芳便于9月4日帅卫队团由延平出发，7日到达建瓯。建瓯是闽江上游的中心地区，交通发达，信息灵便，孙传芳将行营设于此地。此时，第十混成旅、第二十四混成旅、第三混成旅各部已经集结于蒲城，前锋已过泉山，同浙江部队开始小规模接触。

这时，湖北第五混成旅（张允明）全部，第四混成旅（刘佐龙）一部，河南第三混成旅（林启鹏），第四混成旅（李鸣盛），第二混成旅（马璨林）一部，山东中央第一混成旅（潘鸿钧）等部陆续到达南京，加入到黄渡、浏河战线。苏军虽然人多势众，但是部队来自各省，号令不一，秩序混乱；而浙江方面的杨化昭部久经战阵，杨本人又足智多谋，双方仍很胶着，一时难分胜负。9月10日，安徽援苏军赶到，其第三混成旅（王普）、第五混成旅（史俊玉）加入到宜兴方面战线，与浙军陈乐山部形成对峙，相持于蜀山、宜兴一带。

北线战事一时间僵持不下，给了孙传芳极好的机会。恰好北京政府第二批军费此时汇至，汉阳兵工厂的子弹500万发也及时运来。孙传芳乃于9月8日下令总攻。

为把握住这次机会，称霸东南，孙传芳亲临第一线指挥。目前的形势其实很明朗，苏、赣、闽、鄂、鲁、豫、皖，七省联合攻浙，所以浙江失败是早晚的事，因此必须要快，抢占先机。与此同时，赣军两万余人在赣东镇守使杨以来的率领下，已向浙赣边界挺进，并派人与孙传芳联系，相约会攻常山。

孙军进攻浙江的第一要塞是仙霞岭，由浙军第二师第四旅之炮兵团张国威部驻守。张国威是日本士官出身的老牌炮兵团长，当了十几年了，一直没有得到升迁，心中很不平衡，正苦于没有机会发展，于是便打算献关投降，把仙霞岭当做晋见孙传芳的见面礼。

11日，孙传芳的大军到达仙霞岭，由一个团正面佯攻，另外由卢香亭率领两个团轻装绕到仙霞岭左侧。张国威立即竖起白旗，并亲自迎接卢香亭。孙传芳立即任命张国威为全军的炮兵司令，并令他作为进军的先导。

卢永祥得知闽赣联军开始进攻，立即将布防于绍兴、宁波一带的浙江第一师潘国纲部火速调往衢州、常山、江山方面。潘国纲还未到达衢州，便听说张国威已经将仙霞岭卖给了孙传芳，他急忙发电，派兵阻止，但为时已晚。

潘国纲到衢州后，被已经暗中投降孙传芳的第二师第四旅旅长汪镐基一顿忽悠，乃将兵力分散部署。第四旅第八团及炮兵团驻防常山，第一师第二旅主力驻防江山，第四旅第七团为总预备队。

卢香亭、孟昭月两旅在张国威的带领下，避开常山的第四旅，猛烈围攻江山的第一师第二旅。潘国纲闻讯后，亲自到前方督战，并命令第七团火速增援江山。但是第七团与孙军早有默契，行军磨磨蹭蹭，后来干脆隐蔽起来，电话交通一概断绝。

15日，两军激战一天，浙军大败，折损过半。16日拂晓，潘国纲退往衢州，准备同第四旅汪镐基合兵一处，共同拒敌。哪成想汪镐基率七、八两团迅速溃退，结果造成了全线崩溃。无奈之下潘国纲率残部退至兰溪关，司令部设在桐庐，打算扼守兰溪关伺机反攻，岂不知此时的浙江省城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原来张国威投降的消息传到杭州，卢永祥大为震惊。他深知仙霞岭是闽浙的天然屏障，险关一丢，闽赣联军将畅行无阻，直扑杭州。眼下浙江的主力都集中在北线，根本抽不出兵力对付孙传芳。事已至此，只有孤注一掷，把全部力量集中到北线，拼死抵抗，保住上海，等待奉军进关战胜直系，然后派兵来援助自己。

9月18日，卢永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督办公署移至上海龙华，浙军陈仪、周凤岐两部撤至嘉兴、松江一带。警察厅长夏超代理省长，负责处理善后，并兼任杭州警备司令。

19日，卢永祥发出通电，撤离杭州。

20日，北京政府特任孙传芳为督理浙江军务善后事宜兼闽浙巡阅使。

孙传芳接到电令，并没有得意忘形，他知道要勘平浙江还有很长的路。浙江南部除了积极抵抗的潘国纲两个旅之外，还有张载阳的两个旅，虽然作战很消极，但态度还不是很明朗。而且浙江各界掀起了一股抵制孙传芳入浙的浪潮，这些团体愿拿出50万元给孙军，以换取他停止进攻。19日，浙江省议会发出通电，反对孙传芳入浙。这一切使孙传芳小心翼翼，行事、说话都很谨慎，因为浙江对他来说太重要了。

就在孙军刚一踏上浙江的土地，孙传芳就印发了一本《入浙手册》，士兵们人手一册，朝夕诵读。其内容大意为：我们第二师在福建是被周荫人第十二师逼走的，我们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占领浙江。福建是再也回不去了，现在是背水一战。如果进不了浙江，第二师将没有就食之地，就得饿死、灭亡。士兵们一定要遵守纪律，对浙江百姓秋毫无犯，拼死杀敌，这样就能占领浙江。全军不论是行军、宿营，都由营连长高声朗读这本小册子，士兵们跟着背诵。这对鼓舞士气，维护纪律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孙军装备很差，给养不足，士兵们大多穿草鞋、戴斗笠、着短裤，不像正规军的样子，因此被称之为“花子军”。就是这样一支花子军，在孙传芳的率领下，一步一步向杭州挺进。

就在9月18日卢永祥开会的那一天，闽赣两军在常山会师，他们迅速占领松溪、龙泉、江山，直趋兰溪关。潘国纲在桐庐听说了杭州的变化，得知卢永祥，张载阳已经离杭赴沪，也无心恋战，率部退入衢州。

赣军杨以来部入浙后还没有什么战果，于是率先猛追潘国纲，一路追到衢州城下。并乘势突入城内，展开激战。浙军力战不支，退往金华，衢州遂为赣军占领。孙军随后也赶到衢州。

衢州失守，杭州城一片惊慌。浙江省代省长夏超，浙军第二师师长周凤岐联名通电吴佩孚、孙传芳，宣布投降。电文称：“浙省素服中央，此次构兵非浙人志愿，现卢永祥已离杭，张载阳亦赴沪就医，超等理应维持地方，力图善后，现已电令所有部队退回原防，扫境以待后命……”

在夏、周的欢迎和接应下，孙传芳大军长驱直入，畅行无阻。

9月23日清晨，孙军孟昭月旅前锋抵达桐江，夏超派参谋前往迎接。当晚，该部进入杭州。孙传芳本人达到建德，派参谋长刘宗纪及旅长孟昭月率骑兵三个营倍道兼程进入杭州，与夏超商谈善后事宜。

25日下午一时，孙传芳进入杭州。恰巧此时杭州西湖的雷峰塔突然倒塌，此塔建于五代时期，雷峰夕照是有名的西湖盛景之一，还有传说白娘娘被压于塔底。那时的人都很迷信，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皆以为是不祥之兆。

斯芬克斯

七、渔翁得利



孙传芳入主杭州之后，浙军第一师师长潘国纲帅残部2000余人退据余姚、宁波一带，拒不投降。另外浙江名流及社会各团体公推蒋尊簋为浙江“自治省长”，声称“浙人治浙”，并要组建自治联军。孙传芳不敢掉以轻心，立即同夏超、周凤岐等军政长官商量各项善后事宜。

而此时，北方的直奉大战已经正式开打，所以北京的曹吴希望尽快结束东南的战事，派要员赴杭州敦促孙传芳出兵进攻上海。孙传芳本身也很想染指上海这个东南首富之区，眼看各路直军快把卢永祥打败了，必须尽快去分一杯羹。于是他把杭州的事草草安排，然后亲率主力大军进兵淞沪。

此时上海周围大军云集，双方杀的难解难分，孙传芳这一支生力军的出现立即使战况发生急剧变化。

孙军沿沪杭铁路前进，目标直指松江。9月29日，前锋部队占领嘉善、枫泾。10月3日，在石湖荡一带的铁路桥与浙军第十师发生激战。孙军携占领浙江的余威，冒雨向久战疲惫的浙军进攻，结果当然是孙军大胜，第十师全线溃退。

卢永祥在龙华得知孙军进攻的消息，大为震惊。松江是上海的南线的门户，一旦失守，上海是无法立足的。事关全局，但是兵力已经捉襟见肘了，无奈之下他立即将所有预备队两个团X派往松江前线。命令第十师十九旅旅长王宾为该路司令，死守松江。

孙传芳的进攻也并不很顺利。松江一带水网纵横，行军困难。于是孙传芳将浙江水警厅长徐则恂所部水警部队调来，参加进攻。

10月4日，孙传芳大军在水警分署长沈子翔的引导下，绕过石湖荡，进攻松隐，以抚松江之背。这样虽然在路程上绕了个大圈，但是避开大量河汊、水湾，行军比较容易。很快，前锋谢鸿勋部占领松隐城，浙军节节溃退，至5日晨，孙军对松江已形成三面包围之势。黄浦江以南的浙军被炮火截断退路，纷纷投降。当夜，孙军大举进攻，激战一晚，终于将松江城攻克。浙军继续溃退，孙军跟踪追击，迫近龙华浙军大本营。

9日，北路苏军攻占青浦，12日，占领嘉定，卢永祥被三面包围，岌岌可危。

面对严峻的形势，卢永祥于12日晚间召开全军团长以上军官会议，讨论作战方略。目前浙军各部都已经残缺不全，只有第四师陈乐山部尚属完整，所以大家都很重视陈乐山的意见。但是陈乐山却第一个表态不能作战了，并称：“为了避免士兵再做无谓牺牲，为解救战区人民于水火之中，请卢联帅牺牲一己，即日下野离沪。”

陈乐山的话犹如晴天霹雳，卢永祥沉吟良久，知道大势已去，已不容他再恋栈了。当即同意下野，并起草了通电，将前线督师的何丰林也叫回龙华，一并出走。

10月13日早晨，卢永祥、何丰林及随从人等，乘车由龙华出发，至汇山码头，登上日本船“上海丸”，直驶日本长崎。其下野通电全文如下：

“全国父老公鉴：此次江浙用兵，齐为戎首，干犯众怒，曹实罪魁，义愤所激，遂动天下之兵，交绥以来，永祥迭经宣言，愿国人负共同改造责任，良以此事成败利钝，非个人得失所关，实人禽消长是判。本最大决心，期以公理战胜，所幸将士用命，舆X论赞助，鏖战匝月，彼不得逞。现在敌方因我军正面防线不能越雷池一步，乃竭数省援兵，会攻松江一隅，彼众我寡，竟迫淞沪，现虽士气奋发如故，而子弹已罄，肉搏相持，徒令师徒牺牲，心实不安。爰毅然放弃淞沪，洁身下野。伏念讨贼戡乱，匹夫与有责任。救国未敢后人，功成不必自我。兹于本日解除兵柄，对国民引咎自劾，兵士均已付托有人，必能敬守秩序，以完天职。自惭棉薄，未竟全功，殊深内疚。倘有同志友军，国中义士继起奋斗，俾国贼迅膺惩创，大局早庆澄清，则永祥退作平民，与有光宠矣，临电悚惶，伏希亮察。卢永祥文。”

同日孙传芳亦发出通电，宣告占领龙华，电云：
　　“谨布者，顷据上海宪兵司令马葆珩派冯副官来称，敌被我军攻击，节节溃退，已不成军，卢何等见大势已去，于本日通电解除职务，乘船逃走，上海制造局暂由该司令维持等语。传芳一面指定地点收容溃兵，一面饬所部停止军事行动，传芳拟即日率带卫队进驻龙华，暂维治安，以俟齐巡阅使莅止，特此电布。孙传芳。”
　　卢永祥仓皇弃军出走，其实在形势上还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当时战局虽不利，可是除了松江、青浦、嘉定被齐、孙一方占领外，黄渡、南翔、浏河、吴淞尚在卢、何一方，其部队尚完整者，包括第四师、第十师、第六混成旅及臧致平、杨化昭之军队，合计不下3万余人，大都军械齐备，子弹军实犹有余储。卢、何出走后，这些军队群龙无首，纷纷退至闸北南市一带和人民杂处。
　　上海租界方面耽心溃兵涌入租界，乃在交界处遍布鹿角，网以铁蒺藜，各国海军陆战队和万国义勇团亦出动巡逻，华界民居，十室九空。

卢永祥通电下野，卢部下尚有可战之兵3万负隅上海，皖系诸人是很不甘心的。一直在上海的皖系健将徐树铮利用在福建时与臧致平、杨化昭等部的渊源，出面授意这些军队准备以租界为城池，抗拒苏军，以待变化。
    于是浙军中级干部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陈乐山、杨化昭均列席，徐树铮乘机而起。他下令将卅七团和卅九团及闽军臧、杨部下由北火车站开至麦根路潭子湾一带布防，共设三道防线：第一道距真茹约三里许，第二道距闸北约三里许，第三道在闸北。
　　可是由于徐树铮是住在公共租界的南洋路，公共租界工部局出面表示为了维持租界的治安，所以派了若干巡捕把小徐从10月15日起软禁在家中，和外界完全隔绝，并于20日将小徐递解离沪。皖系的最后挣扎宣告失败。
　　10月17日，闽浙巡阅使孙传芳和苏军第一师师长白宝山先后抵达上海，会同苏皖赣巡阅使齐燮元的代表与浙沪联军磋商改编和遣散条件，战败一方由代理第十师师长朱声广出而接洽，先自行召开军官紧急会议，大家认为卢永祥等已弃军出走，徐树铮又被扣留租界，群龙无首，再战无力，决致函齐燮元和孙传芳，要求改编败军，军队中不愿改编者，每兵给饷20元，军官按级加给。这封信交由齐燮元的驻沪代表转致。
　　齐燮元复函表示，愿受改编的在原防听候点名改编，不愿改编的，则给饷遣散，孙传芳亦赞同齐的决定。10月19日败军集中至龙华、吴淞、江湾等处待命。
　　孙传芳和齐燮元向败军发表训词云：
　　“国民战争无胜败荣辱可言，况此次作战官兵伤亡甚多，言念及此，不胜痛惜，想各官兵转战月余，备经困苦，各该家属定必悬念，本使等久历戎行，深知此情，有愿回家者，每兵给川资廿元，司务长卅元，排长四十元，连长五十元，其愿改编者，即可收编，无兵之官则以原薪暂行候差。本使等对于各军一视同仁，绝无歧视，幸勿观望，其各凛遵。孙传芳、齐燮元。”
　　孙传芳的参谋处发布结束战事的通告如下：
　　“各报馆均鉴：敬启者，孙巡阅使旅沪以来，积极办理善后诸事，并与齐巡阅使代表刘参谋长迭次会议，现已完全结束，各部队已于本月十九日午后起分头开拔，遄赴各地驻防，沪埠既无游骑无归之兵，则地方治安及商业市政一切自可逐渐恢复原状矣，知关廑注，特此奉闻。闽浙巡阅使署参谋处启，十月十九日。”
　　齐燮元亦发布结束战争的布告云：
　　“照得卢何构乱，浙沪被兵，讨逆兴师，事非得已，兵连祸结，徒苦我民。今兹顺逆分明，天人交应，大憝既去，弥念孑遗，本使于欣幸之余，益觉惄焉如捣，所有善后各事，业经特派专员前赴淞沪一带分别筹议，克日施行。本使日内即亲莅沪滨，躬修慰问，各该地方官吏绅耆，务当绥靖流亡，借副国家吊民伐罪之至意。为此布告，俾众周知，毋违此布。”

最先到达龙华的是援苏鄂军张允明旅，他立即收编了臧致平部两旅，自称暂编第一师。孙传芳不甘示弱，收编了陈乐山的第四师，以本师第七旅旅长夏兆麟代理第四师师长。辖方先聪第七旅、范夺魁（范筑先）第八旅，退至松江驻防整编。又有何丰林所部及地方保安团队编为一混成旅，以原何丰林旧部刘永胜为旅长，驻浦东。齐燮元欲将卢永祥的第十师就地遣散，然而驻扎闸北的各旅团拒不受命，并架炮示威。无奈之下只好任命卢永祥的旧属朱声广代理第十师师长，将部队移驻江湾。而杨化昭坚决不投降，齐燮元派出王永泉出马，好说歹说才答应将所部改编为两个混成旅，归白宝山、马玉仁收编，直至20日，各部浙军终于改编完毕。

上海战事刚一结束，孙传芳立即回师浙江，因为就在他激战松江时宁波发生了一起自治运动，急需他亲自处理。

潘国纲据守宁波，浙江一班缙绅都聚到那里竟然宣布独立，推蒋尊簋为自治委员长吕公望为军政长，屈映光为民政长。

这还了得，孙传芳急忙调浙江第二师师长周凤岐率部至宁波镇抚。他明白现在不好对浙江人下手太狠，让浙江人自己处理比较好。10月18日，周凤岐到宁波，自治军政府无权无兵，瞬间即被弭平。22日，孙传芳回到杭州。

至年底，孙传芳对浙江大致收束完毕，军政关系基本捋顺，可以稳坐浙江督理的宝座了。他这一时期一下子收编了浙军近五个师的部队，实力大增，成为江浙战争的最大赢家，离雄霸东南的目标只有一步之遥了。

孙传芳各部驻防区域如下：

中央第二师 卢香亭 驻杭州

    第三旅 杨镇东 驻杭州

    第四旅 谢鸿勋 驻嘉禾

中央第十混成旅 孟昭月 驻宁波 兼宁台镇守使

暂编第一混成旅 彭德铨 驻温州

中央第四师 夏兆麟 驻嘉善、松江

    第七旅 方先聪 驻松江

    第八旅 范夺魁 驻嘉善

浙江第一师 陈仪 驻绍兴

    第一旅 石铎 驻余姚

    第二旅 徐震方 驻宁波

浙江第二师 周凤岐 驻杭州

    第三旅 盛开第 驻绍兴

    第四旅 汪镐基 驻绍兴

中央第六混成旅 刘永胜 驻浦东

浙江保安第一队（相当于团） 统带吴殿扬 驻杭州

浙江保安第二队 统带刘炳枢 驻杭州

浙江缉私队（相当于旅） 统领 王茂桐 驻杭州

督署卫队团 团长 李宝章 驻杭州





八、进兵淞沪、驱逐奉军



自从卢永祥离开上海，援苏各省军队陆续回防，而且直奉第二次战争已经正式开战，曹吴急调各路直军北上。只有湖北的张允明霸占着上海，不肯离去。齐燮元拼死拼活打完了江浙战争，结果为他人做了嫁衣裳，岂肯善罢甘休？不断催促张允明尽快回防，让出上海。然而张允明收编了臧致平部，实力大增，对苏齐并不买账，一味的讲条件。这时湖北督军萧耀南也来电要张允明回鄂，并汇来开拔费三万元。张允明借口部队八个月未关饷，乃讹诈齐燮元，没办法，齐燮元愤恨之余给了八万元。张允明这才慢吞吞的集结部队，准备开拔，磨磨蹭蹭静观时变。

很快，由于冯玉祥的倒戈，直军战败，张作霖、冯玉祥共拥北洋耆宿段祺瑞入主北京。张允明被中央任命为淞沪护军使，他不知道这是对直系内部的挑拨分化，大喜过望。齐燮元忍无可忍，几乎又要动武。

平定了浙江的孙传芳也开始对上海动脑筋了。

他在回浙江之前就将收编的第四师和第六混成旅布置在上海外围。而且抢先于齐燮元占据了上海高昌庙的江南制造局，将这个华东最大的兵工厂控制于自己手中。齐燮元当然不满意，他虽然是江浙战争的胜利者，可是却是最大输家，郁闷不已。正当几股势力处心积虑，争夺上海时，携战胜直军之势的奉军开始向江南进军。

对于直系军队如此迅速的失败与崩溃，孙传芳是始料不及的。在冯玉祥倒戈后他曾经接到吴佩孚调兵北上的电令，而且也准备派孟昭月、张允明二人率兵北上。但是时局变换太快，让人眼花缭乱，于是孙传芳按兵不动，坐观形势。仅仅派出一个团沿津浦路北上，在山东境内与郑士琦部发生交火，该团本无战意，应付一下，便立即回师江南了。而鄂督萧耀南一直是吴佩孚的嫡系，竟然通电表示中立。齐燮元干脆一声不吭，也未派一兵一卒。只有河南的部队很认真的北上援吴，在石家庄遭到晋军阎锡山的阻击，溃退下来。吴大帅巧妇无米，只好愤而南下。

奉系张作霖入主北京，立即违背了向冯玉祥许下的誓言：奉军绝不开进山海关。奉军迅速占领天津、塘沽等地，大量收编直军溃兵、武器，甚至将冯系国民军的部队也缴了械。很快，冯、张之间形成了对立，两部时有冲突。

为了缓和各方矛盾，冯玉祥不得不做出让步，同意共同拥戴段祺瑞出山就任临时执政，而违背了自己迎接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国事的意愿，异常尴尬、苦闷。

张作霖春风得意，一下子有了并吞天下的野心，为了解决直系在长江流域的力量，准备向江南进军。段、冯都不愿奉张一家独大，极力反对对东南用兵。张作霖不好坚持，却耍了一个花招，声称自己并不是觊觎东南地盘，主要是为了给大哥卢永祥出气，帮他夺回江浙。

老奸巨猾的段祺瑞居然上当了。卢永祥是他皖系的得力干将，若能重回江浙当然好了。他居然幼稚的相信张作霖会甘愿用自己的部队替皖系争夺地盘。于是段冯张议定：由苏皖宣抚使卢永祥领奉军吴光新（段祺瑞的小舅子，在奉军中为客卿地位）、张宗昌、蔡平本部十万人南下攻苏，讨伐齐燮元，但不准进攻浙江孙传芳；冯系国民军进兵河南，却不许进入湖北。

1924年12月，张宗昌把津浦线的货车改装成铁甲车，沿津浦线浩浩荡荡地南下。

一路之上，只有徐州驻有陈调元的一个师。而陈调元和张宗昌原来就很有交情。在很早以前，冯国璋任江苏都督时，陈调元是南京宪兵司令。那时他们之间就颇为投契，吃喝嫖赌，来往不断。张宗昌出手大方，爱交朋友。嫖娼赌博，都是张宗昌出资。张宗昌还花钱给陈调元买了一个上海名妓花四宝做姨太太。听到张宗昌要南下打齐燮元，于是陈调元就借口奉军大兵压境，难以抵御，把部队调开，让出大路。这样，张宗昌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徐州。徐州得手，南京门户洞开。张宗昌军顺利到达长江边，准备分路渡江。

面对咄咄逼人的奉军，孙传芳倍感威胁，于是打算与齐燮元、萧耀南立即摒弃前嫌，组织三省军事同盟，共抗奉军。

此时上海的局面最为复杂。卢永祥逃离上海后，最先进入上海的是孙传芳与苏军第一师白宝山，二人私交甚笃，于是孙传芳便委派白师长为代理淞沪护军使。为争夺上海，齐燮元委派了宮邦泽为上海镇守使。为了离间直系，段祺瑞又任命张允明为淞沪护军使。于是上海出现了一国三公的局面。

白宝山在苏北海州有自己的地盘，不愿同张、宫二人争权夺利，于11月14日主动撤兵回防。孙传芳为保自己的既得利益改而支持张允明。

就在奉军准备大举南下之际，卢永祥派陈乐山、何丰林潜回上海，召集旧部。12月24日，陈乐山抵松江。第四师原来是他的基本部队，第八旅旅长范夺魁早就不服夏兆麟当师长，于是号召部下，重新拥立陈乐山复任师长。陈乐山马到成功，轻取第四师。

孙传芳闻讯大怒，立即命卢香亭率第二师第四旅及浙军第二师第八团开至嘉善，进攻陈乐山。28日，第四旅谢鸿勋部击溃范夺魁，进入枫泾，陈乐山沿沪杭铁路向后退却。

上海战事又起，段祺瑞甚感不安，连电孙传芳解释误会，称卢永祥绝没有攻打浙军的意思。但是孙传芳不理他那一套，收编第四师他是花了大价钱的，岂能白白让人夺走?而且弄不好还能顺手牵羊把上海收入囊中。

29日，孙军继续进攻，1925年1月2日，卢香亭率军进入松江。陈乐山被迫退入上海市区，部队大部被孙传芳夺回，残部依附张允明。孙传芳乃任命谢鸿勋为第四师师长，驻扎松江。1月4日上海总商会来电，阻止孙军进入上海。孙传芳甚不以为然，但是，奉军已经大举南下，此时只有全力对奉。

1月9日，孙传芳与齐燮元在上海租界内密议，准备联合进攻上海。如果控制了上海，便没有了后顾之忧，可以一心一意同奉军作战。而且自从张允明收编了陈乐山第四师残部，孙传芳对其也很不满。11日，孙、齐联军对张允明发动进攻，双方激战于徐家汇、龙华、闵行一带。只用了半天时间，第五混成旅便被击溃，大部被孙传芳收编为第二混成旅，以王金钰为旅长，张允明逃至租界。上海遂为孙、齐占领。

1月5日，张宗昌的白俄铁甲军已进抵浦口。奉军第八师在师长蔡平本的率领下，越过长江到南京下关。齐燮元欲同奉军一战，但其官兵毫无斗志，不服调遣，不战自降，形势岌岌可危。这时张宗昌部已向上海进军，其先头部队抵达苏州。第八师的先头部队，已达常州。张宗昌部前锋迅速到达上海，与孙传芳军对峙于上海以西地区，似有一触即发之势。

应外国列强要求，为缓和东南战事，段政府于14日正式委任孙传芳督理浙江军务，同时宣称上海永不驻兵。齐燮元的第六师垮了，孙传芳自知无力独自抗奉，也就只好就坡下驴了。奉军进入上海后，2月3日张宗昌与孙传芳正式会晤，并签订互不侵犯的“和平公约”。约定三日内撤退上海附近所有军队，孙军退至松江，奉军退至昆山。最后张、孙二人交换兰谱，约为兄弟。

但是等孙军退出上海后，奉军并未履行诺言，仍然盘踞上海。孙传芳虽然不满，却无可奈何，谁让自己眼下的实力小呢。

在奉系压迫下北京执政府于1925年8月24日任命杨宇霆督江苏、姜登选督安徽，奉军于是长驱南下，有鲸吞长江的企图。

杨宇霆当上了江苏督办，姜登选当上了安徽督办，都得到了一个不错的地盘。但是，他们上任不到两个月，就被孙传芳赶了出去。这是他们始料不及的。

杨宇霆，原名玉亭，号凌阁，后改邻葛，取以诸葛亮为邻之意。因而，在政界中有小诸葛之称。奉天法库人。1911年日本士官学校毕业。1916年任张作霖为师长的奉军第二十七师参谋处长，开始在政治、军事和外交等方面为张作霖出谋划策，得到张作霖的赏识。杨宇霆辅佐张作霖后，力主向关内发展。他同北京政府陆军次长徐树铮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利用这个关系，他在秦皇岛劫夺了北京政府从日本订购的军械，编成７个混成旅，壮大了奉军。1920年12月，张作霖任命其为东三省巡阅使署总参议，并兼东三省兵工厂督办。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他建议张作霖整军经武，取得显著成效。第二次直奉战争，他任讨直军参谋长，对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很大作用。他是张作霖最信赖的智囊。

杨宇霆富于谋略，头脑机敏，心中有数，为人机巧。但也恃才傲物，盛气凌人，骄恣狂妄，自视甚高。杨宇霆任为江苏督办，奉军内部高级将领也有认为不合适的。姜登选就多次说过：“江南的情形是很复杂的，邻葛手腕不够灵活，而气焰太高，应付不了江南的局面。江南的局面让我去应付，比邻葛要好得多。”这话说得有理，事实证明杨宇霆确实是不合格的。

这次到江苏走马上任，杨宇霆孤身前往，未带一兵一卒，以示勇敢沉毅。他上任抵达江苏边境光明车站时，江苏军务帮办陈调元、苏军第十师师长郑俊彦到此迎接。杨宇霆下车后，对他们二人态度冷淡，不理不睬，也不请他们到车上稍坐，就自己径直步出车站，使二人十分难堪。

杨宇霆到南京就职的情形，据当时的江苏军务帮办陈调元后来回忆：“杨宇霆到南京就职时，我们江苏的绅商和我过江到车站欢迎。杨宇霆对我们毫不寒暄，却盛气凌人地对我们说，江苏弄得太糟，军不像军，政不像政，全不如奉天。他本人不想来，雨亭硬让他来。”又接着愤愤地说：“别人称雨亭还可，他配吗？到督署门口，他的车子径直而入，我们却只准在门外下车。我小名也是帮办，这种态度叫人何以忍受！所以我才派人与各方联系共同驱杨。”看起来，驱杨的决心是江苏军阀在杨宇霆到南京的那一刻就定下来了。

杨宇霆就职后，各师长须重新委任。陈调元、白宝山、马玉仁、郑俊彦等均来谢委，杨宇霆居高临下，出言傲慢，模仿张作霖的口吻说：“你们好好地干吧！”师长们感到蒙受了羞辱，出门后气愤地骂道：“什么东西！”平时他也经常用高高在上的口吻训斥部下：“你们的军队质量太差，需要好好整顿！”这些师长不摸杨宇霆的底，担心自己的前程，因此都对杨宇霆以去之为快。

1925年春天，奉军第二十师师长邢士廉担任上海防务。不久，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５月30日，上海各校学生两千多人在上海公共租界主要街道散发传单，发表演讲，抗议日本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的暴行，声援工人的罢工斗争。租界当局出动大批英国武装巡警，逮捕了一百多名学生。这时，近万名群众游行示威，高呼“打X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国巡捕竟然开枪，打死十多人，打伤数十人，逮捕四十余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惨案发生后，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上海人民举行了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斗争。这引起了帝国主义的仇恨，英日帝国主义调动大批军队对上海的工人进行了更加残酷的镇X压。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沪案”。这场由英日帝国主义屠X杀上海工人、学生而引起的反帝风暴，迅速席卷全国。

６月13日，奉军以“沪案”发生、外人干涉为借口，派兵进入上海市区，并任命邢士廉为上海戒严司令。姜登选部相继开到上海，同时丁喜春师随驻南京，奉军的两个旅也向上海方向进发。进驻上海的奉军，强行封闭上海工商学X联合会等组织，充当帝国主义的打手。奉军的卖国媚外的丑行，激起上海人民的无比愤慨。

孙传芳深知奉军“图苏乃图浙之先声”，为了稳住杨雨霆，特派人对杨提出结盟之请。不料，杨宇霆竟傲慢无理地回答：“他**的浙江，我干我的江苏，结盟何为？”使孙传芳为他自己的处境担忧，迫使他铤而走险。

奉军到江南后，军纪败坏，敲诈勒索，贩毒走私，奸淫妇女。奉军所到之处，怨声载道，民怨沸腾。不久，在南京、上海爆发了反对奉军暴行的大游行。但杨宇霆不顾人民的呼声，不严加管束自己的部队，仍然我行我素。1925年下半年，反对奉系军阀的声浪终于在全国形成。

　　孙传芳积极准备反奉战争的消息，有人密报给张作霖。张作霖不以为然地说：“**！三五年内我不打人，绝没有人敢打我！”

但是，孙传芳已经制订了一个“联冯结岳”的战略计划。1925年４月，他密派幕僚杨文恺到张家口去会见冯玉祥。杨文恺将孙传芳事先准备好的同冯玉祥结拜为兄弟的一份兰谱，递交给冯玉祥，表示要同他结为金兰之好。以冯玉祥年44岁为兄，孙传芳年41岁为弟，结为异姓兄弟，形成孙冯联盟。冯玉祥答应如孙对奉军发动攻势，他一定做出预备作战的姿态，以牵制奉军。杨文恺完成使命之后，偕同冯玉祥的代表段其澍返回杭州复命，孙传芳非常高兴。５月，杨文恺和段其澍同往开封，会见了河南督办岳维峻。岳应允如孙攻打奉军，他的国民军第二军就以攻打山东相策应。

这样，孙传芳就完成了对奉“浙孙击其头，豫岳拦其腰，西北攻其尾”的军事部署。他又和长江流域的直系军阀广泛联系，得到了他们的支持。１０月７日，他邀请皖、赣、苏、闽、浙五省代表到杭州开会，商议共同讨奉计划。五省代表推举孙传芳为五省联军总司令，周荫人为副司令。会议的主旨是“拥段反奉”。会后，孙传芳封锁消息，令各部向位于苏浙边境的太湖秘密集结。

１０月１０日这一天是双十节，孙传芳以“太湖秋操”为名，命令全军发动，由太湖出击，分兵进击上海和南京。他以浙闽苏赣皖联军总司令的名义，将所部编为五路大军。

　　第一路司令陈仪（浙军第一师长）。
　　第二路司令谢鸿勋（北洋军第八混成旅旅长）。
　　第三路司令孙传芳自兼。
　　第四路司令卢香亭（北洋军第二师师长）。
　　第五路司令周凤岐（浙军第三师师长）。
　　后援部队为北洋军第十二师（师长周荫人），第三十混成旅（旅长苏埏），第四旅（旅长张庆昶）。

这五路大军听候孙传芳统一部署，统一行动，同一时间向各自目标发起总攻。其第四师由松江进攻上海，意在驱逐邢士廉旅。杨宇霆闻讯，自忖邢部一个旅无论如何也抵挡不住孙部五个师的进攻，不如保存实力为好。就立即命令邢士廉旅撤离上海，免遭全歼。

10月15日晚孙军即进占龙华，16日孙军第一路陈仪、第二路谢鸿勋主力由沪杭路抵沪，沿沪宁路前进。卢香亭的第四路军则由长兴进占宜兴，邢士廉节节后退，18日退至丹阳、镇江之间。孙部第一路、第二路自上海而苏州而无锡而常州与第四路会师前进。18日邢士廉军殿后部队曾与孙军战于丹阳，入夜邢军不支而退。19日晨孙军抵镇江，20日孙军卢香亭、谢鸿勋部抵南京下关，谢部渡江向浦口进发。孙传芳本人17日晨至上海，19日到常州，20日下午抵南京下关，21日晨凯旋入南京。当孙传芳在杭州发动讨奉时，曾作豪语谓：一个星期即进入南京，结果竟然实现。

进入上海后，孙传芳、夏超、周荫人联名发表通电，声讨张作霖：“数月以来，奉军喋血贩烟，腾笑中外，杀人越货，苦我人民，秽德腥闻，众所共见。”在摆出奉军的种种劣行后，接着斥道：“时至今日，传芳纵可忍，而士兵不能忍。士兵能忍而人民不能忍，并宣布惟张作霖一人是讨。”把打击面缩小到张作霖一个人身上。

在孙军兵临南京城下时，杨宇霆慌了手脚，连忙在督军署召开苏军将领会议，参加的有陈调元、白宝山、马玉仁等师长，这些师长平时都遭到过他的训斥。这一次，杨宇霆放下架子，虚心讨教。但是，由于杨宇霆对苏军将领以前的轻藐表现，使他们心怀二志，同孙传芳早已暗通款曲。这些来往，杨宇霆一概冥蒙不知。会上，苏军将领一言不发，都在暗中庆幸。会议不欢而散。

杨宇霆只好同他的参谋长臧式毅商量办法，臧式毅建议尽快把奉军守军丁喜春师撤离南京，以免遭灭顶之灾。杨宇霆立即下令丁喜春师向城外集结，但丁师刚一启动，就被陈调元师侦知，迅速把丁师缴械。原来陈调元以江苏帮办的名义，时常宴请奉军师长丁喜春和其他高级军官。此时，陈调元又在宴请丁喜春和团营长们，觥筹交错之际，突将该师包围，以致一枪未放，全被缴械，军官均被俘。

杨宇霆一看大势已去，就顺着密室暗道逃出南京。后经江北浦口，乘火车北遁。杨宇霆逃出后，立即通告姜登选北撤。

当时由东北到安徽上任的旅长刘翼飞，刚到上海，就遇到孙传芳大军的偷袭。他在丹阳和孙军打了几个小时，实力不支而撤退。后部队被打散，他化装为僧，才躲过一劫。辗转回到沈阳，进见张作霖。张作霖朗声说道：“你回来了，好极啦！听说你化装当和尚啦。**！在江南只有你跟孙传芳打了八个钟头的仗，别人他爹妈少给他装个胆，一枪没放，全投降了！”
　　苏军陈调元在奉军退出南京后，即于19日移至督署办公，会同郑俊彦等苏军将领公推白宝山为苏军总司令，奉方所派的江苏省长郑谦亦离宁。白宝山未及到南京，因此在孙传芳抵宁后即派陈调元为苏军总司令。

皖军第一旅旅长倪朝荣，第二旅旅长马祥斌等均通电响应孙传芳，同时要求保境安民。倪朝荣于10月22日率第一旅抵泗州，逼姜登选离蚌埠，23日午姜登选乘铁甲炮车离蚌埠北上，通电辞皖督，并将督印交皖军第二旅旅长马祥斌保存，又委倪朝荣代拆代行，于是蚌埠也落入孙的五省联军手中。

奉军一路溃退，孙传芳军一路追击，直达徐州。奉军准备据守徐州，以张宗昌挑大梁，派张为直、鲁、苏、皖防御总司令，姜登选为前敌总指挥，分三路防守，东面在邳县，西面（即陇海路）在砀山，南面（即津浦路）在宿州夹沟。
　　孙传芳的联军亦布置分三路攻徐，中路以卢香亭、谢鸿勋、陈仪等部会同皖军一部担任，由蚌埠前进；东路白宝山、马玉仁部苏军由宿迁前进；西路皖军及陈调元部由永城前进。
　　张宗昌于10月21日赴徐州就任直鲁苏皖防御总司令，将其所部直鲁军分为七军，自兼第一军军长，方永昌为副；施从滨任第二军军长，毕庶澄为副；孙宗先任第三军军长，程国瑞为副；褚玉璞任第四军军长，吴长植为副；许琨任第五军军长，张堵荣为副；六、七两军则来不及成立，全部兵力约12万人。
　　徐海战斗开始，张宗昌对东、西、南三面皆取守势，以逸待劳，阵线颇稳。其后发现白宝山、李启佑等无备，邢士廉、孙钵传遂于10月26、27两日攻白宝山，入海州，同时姚霁、滕殿英由运河攻李启佑，入宿迁。28、29、30、31等日，姚、邢两路，会攻马玉仁，围清江浦，在杨庄、西坝、王营等处激战。南路军情，此时亦形紧张，自11月25日起夹沟以下，时有接触，一彼一此，互有胜负。到11月1、2两日任桥发生剧战，白俄兵团覆没，施从滨被俘，张宗昌在徐闻讯，顿足长叹，急赴前线督战，更檄调孙宗先、方永昌两军，加入南路。而萧、砀空虚，又恐惧为豫军所乘，在夹沟支撑一二日，无心恋战，即弃徐州北去。东路邢士廉等军，亦被牵动。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孙传芳杀施从滨的事。军阀混战时期，也有游戏规则，虽说是胜者王侯败者寇，但一般不为己甚。因为那时候今天是敌人，说不好明天就成了朋友，都给自己和别人留有余地，但孙传芳在盛怒之下杀了施从滨，为自己的结局埋下无法挽回的祸根。1935年11月13日，施从滨之女施剑翘将杀父仇人孙传芳刺死。
　　奉军之败，由于军心涣散。军心涣散原因，第一在压饷，兵士有从入伍起从未见饷银者，故其从军兴趣，完全丧失。第二在派别不同，孙宗先之第五师，施从滨之第四十七旅，皆与张宗昌部不合。孙军于驻在地，时向人民宣言，大家不要害怕，我们不抢掠，不向你们要给养，也不打仗，我们非奉军，乃山东第五师。施从滨在任桥战争最吃紧时，其部下下级军官，即有异动，全军被人缴械。第三兵士多土著，张宗昌之部下，在徐招募者甚多，兵士皆苏、皖、鲁、豫四省边地土著，在军中颇失望，均欲回家，因而无心作战。
　　张宗昌从11月3日起，每晚均赴前线巡视督战，但亦不能扭转形势。5日有退让徐州计划。6日晚，下令城内外驻军，一齐登车北去。7日早6时，张率司令部文武人员，及第三军长程国瑞，铜山县知事贾月璧，由津浦路退韩庄。孙宗先部第五师，由陇海路退砀山。孙钵传之守备队一营、方永昌之卫队旅两连，留徐未去，为联军缴械。孙钵传于午后4时，由运河退至徐站，稍停片刻，即离去。夹沟方面，有兵2万人，闻败讯四散。俄兵三百在前线退回，由徐徒步北进。东路许琨、姚霁由赣榆退日照。方振武由灌云退沂州。邢士廉、姚宝苍、倪占魁由海道乘帆船逃青岛。溃兵则沿途抢劫。

    孙传芳占领徐州，也无力北进，双方转入休战。


九、五省联帅



孙传芳自己也没有想到奉军竟然如此不堪一击，转眼之间，东南半壁尽归联军所有。战争胜利了，但是孙传芳还是很担心在战争结束后各省会脱离自己的控制。同时，吴佩孚正在组织所谓的“十四省讨贼联军”，仍旧以直系领袖自居。如果趁机控制了东南五省，自己就能成为当时举足轻重的人物，甚至“直系二号”。

第一步，先指使其他各省将军们向北京发电，请求中央政府同意由孙传芳统治五省。11月15日，江苏陈调元首先通电，公开宣布推举孙传芳“开府南京，领袖五省”。接着，周荫人等相继发电要求中央任命孙传芳为江苏军务督办。25日，段祺瑞政府果然下令，委任孙传芳为江苏军务督办。加上原来的闽浙巡阅使兼浙江督办，这样孙传芳就可以直接统治三省了。

与此同时，段政府还下令委任江西中央陆军第一师师长邓如琢为安徽军务督办，结果引起了安徽本地军阀王普的不满，并且与之兵戎相见。邓如琢做官心切，未征得孙传芳的同意就从徐州前线回师入皖，王普部对其沿途截击，战事甚烈。孙传芳对北京政府的这项任命很是不满，对邓如琢的做法更是痛恨。于是在回到南京之后，召开紧急军事会议，正式成立五省联军，在南京设立联军总司令部。孙传芳任五省联军总司令兼江苏总司令，周荫人为福建总司令，卢香亭为浙江总司令，陈调元为安徽总司令，方本仁为江西总司令。同时，孙传芳以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名义任命了五省的民政长官：陈陶遗为江苏省长，夏超为浙江省长，王普为安徽省长，萨镇冰为福建省长，李定奎为江西省长。此外，任命老同学杨文凯为联军总司令部总参议，刘宗纪为参谋长。

对于安徽王、邓的战争，孙传芳命陈调元以安徽总司令的名义率军协助王普驱逐邓如琢。谢鸿勋、陈仪率部担任徐州蚌埠之间的防务，周凤岐部担任蚌埠浦口之间的防务，并作为陈调元的后援。邓如琢率部退回江西，仍旧当他的赣北镇守使。方本仁原来是蔡成勋的赣南镇守使，在直系失势后乃驱逐了蔡，霸占江西。邓如琢原是他的部下，跟谁学谁，不久也成功驱逐了方本仁，接任了江西总司令。

此时的孙传芳焉有东南五省，拥兵十几万，占据着全中国最富庶的地区。马俊首自昂，人强气自扬。他的野心进一步膨胀，所谓吴大帅也不大放在眼中了。

其实孙传芳是很有才干与头脑的，而且军事眼光很现代、超前，不局限于常规，有创新精神。在有了自己一片天地之后，孙传芳开始按照自己的思路对军政、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进行整顿、改革。

最主要的方面还是军事。

五省联军成立之初，各项饷章营制仍旧沿袭北洋旧制，已经极不适应当前的战争要求，迫切的需要改革。因此孙传芳组织了很多位军事专家共同制定军事改革方案，他自己有时间也一同参与讨论。不久便拟定出一个很现代化的军制改革草案。

草案认为当前国内的作战单位仍然是以步兵为主力，其他各兵种为辅，根据需要设置特种兵。至于编制单位如师、旅、混成旅、团、营等，因为沿袭已久不必做更动。

一，步兵。

1，步兵连人数为120至150人，配备轻机枪六至九挺。以前这类武器一般控制在师旅团等的司令部，这是不利于战争的，把火力充实到连队是最能提高战斗力的有效方法。

2，每团应编设重机枪两连，步兵炮一连。但目前的国力有限，重武器生产滞后，只能酌情增编。

3，一切武器之口径及弹药种类，务令五省各军相同，便于统一制造、发放、补充。步兵的装备力求简便轻巧，尽量多携带子弹。

4，各营机关必须设置一个通讯班，暂时达不到的，至少每团设置一个。

二，骑兵。

酌量减编骑兵团、骑兵营，每师只编配一连。因为按照北洋军编制的骑兵团，人数和步兵团相等，由于江南多山，不利于骑兵活动，所以没必要拥有大量骑兵。每师只配骑兵一连，供传令搜索之用。特殊情况可以酌情配备新型的脚踏车兵。

三、炮兵。

按照当时编制，每师设炮兵一团，由山、野炮合编。纵观国内外战例，阵地战成为主要作战方式，所以每师应该增加迫击炮、野战重炮。按火力要求每师设重炮一营，或每军设重炮一旅。不过由于火炮数量有限，只能循序渐进，逐步装备。

四、工兵。

工兵营编制无甚变化，只是江南地方的工兵着重培训水陆交通的技术和架桥的技术。

五、辎重。

在道路交通逐步改善的情况下，尽量普及汽车运输。

六、空军。

现在国内空军分为气球（动力飞艇）与飞机两种。主要用途为侦查、战斗、轰炸。由于空军所需经费浩大，一个飞行团每月即需款四五百万元，根据现有财力只能是先组建飞行侦察队，其次是轰炸队。

以上改革方案几经修改，并充分考虑五省的财政状况，地区特点，重点在于加强部队的技术力量，以适应战争发展需要。然而由于时间紧迫，在北伐战争开始之前，这些方案并未真正落实，成了尘封的历史档案。

不过也有几项完成的，比如军装。根据南方气候炎热的特点，统一定制了联军的服装。类似于后来国民政府的童子军军服，大檐帽。既轻便又美观，与全国其他部队别具一格。被江南人呼为“大帽子兵”。

还有就是上海兵工厂。孙传芳对其进行进一步完善、扩建，派亲信负责督促生产，以满足五省军队的需求。同时还改建了老旧的金陵制造局，以生产更多的武器。

孙传芳出身正途，毕业于保定武备学堂又留学日本，因此非常重视人才的积累与培养。他用人唯才，不分省界，特别是从外国留学归来者，大量高薪网罗。联军中营长以上的军官基本是各种军校的毕业生。即使如此，仍感到人材匮乏，为此专门筹建了一所金陵军官学校，培养下级军官。

在军饷方面，一改北洋陋习。要求各省每月一日按时关饷，不得拖欠。而且经济公开，不得克扣、挪用士兵的饷项。

到1926年3月，五省联军基本做到了统一号令、统一着装，一派欣欣向荣之象。

以下是北伐战争前五省联军的部队及主官简况：

一、浙军总司令 卢香亭

浙军第一师师长 陈仪（原浙军第一师）

浙军第二师师长 卢香亭（原中央第二师）

浙军第三师师长 周凤岐（原浙军第二师）

浙军第四师师长 谢鸿勋（原中央第四师）

浙军第四混成旅旅长 张庆旭（原江西中央第一师）

浙军第六混成旅旅长 彭德铨（原福建第一混成旅）

浙军第七混成旅旅长 王金钰（原湖北第五混成旅）

浙军第八混成旅旅长 颜景崇

浙军第十混成旅旅长 孟昭月（原中央第十混成旅）

浙军第二十四混成旅旅长 张俊峰（原中央第二十四混成旅）

督署卫队团团长 李宝璋

浙军保安队统领 夏超

炮兵司令 张国威

二、闽军总司令 周荫人

中央第十二师师长 周荫人

福建第一师 张毅（原李厚基旧部）

福建第二师 李凤翔（原李厚基旧部）

福建第三师 刘俊

福建第四师 孙云峰

中央第二十九混成旅 孔昭同

中央第三十混成旅 苏埏

福建第一旅 童胜标（王永泉残部）

福建第五旅 吴大洪（原民军高义残部）

福建补充旅 蒋启凤

海军陆战队旅长 林忠（杨树庄部）

三、苏军总司令 郑俊彦

中央第十师 郑俊彦

江苏第一师 白宝山

江山第三师 马玉仁

江苏第一旅 杨庚和（杨化昭第二十四旅）

江苏第二旅 李启佑（臧致平旧部）

江苏第三旅 马登瀛

中央第一师 冯邵闵（原江西方本仁部）

江苏第七十六旅 张仁奎

省防军第一旅 张立中

炮兵旅 魏超彦

四、皖军总司令 陈调元

中央第六师 陈调元

第一混成旅 毕化东

第二混成旅 马祥斌

第三混成旅 王普

补充旅 刘凤图

五、赣军总司令 邓如琢

中央第一师 邓如琢

江西第一师 唐福山

江西第二师 蒋镇臣

江西第四师 赖世璜

中央第九混成旅 赵俊卿

中央暂编第六师 杨如轩

滇军第一师 杨池生

山东第一混成旅 张克瑶

桂军总司令 林虎（陈炯明部）

除上述陆军外，沿海各省还驻有一定数量的海军。还有拥有十六架飞机的航空队一支，隶属于联军总部。

云手法

施剑翘杀孙传芳，冯玉祥杀徐树铮，都是双方的杯具，也是民国的杯具。。。。。。。

斯芬克斯

如果没有党军，这种近代民族军队的出现

孙传芳的五省联军，很有可能统一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