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实情么？如果是，如何看待？

黎野君

司马光说：自三代之亡，风华之美，未若有东汉之盛”

  ”忠厚清修之士，岂惟取重于缙绅，亦见慕于众庶；鄙愚污秽之人，岂惟不容于朝廷，亦见弃于乡里”

又有曹操《对酒》言推教化之志：
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
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
咸礼让，民无所争讼。
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
斑白不负戴。
雨泽如此，百谷用成。
却走马，以粪其土田。
爵公侯伯子男，咸爱其民，以黜陟幽明。
子养有若父与兄。
犯礼法，轻重随其刑。
路无拾遗之私。
囹圄空虚，冬节不断。
人耄耋，皆得以寿终。
恩德广及草木昆虫。

   那么请教诸位，东汉末是否是这样的情形：虽然权力斗争不断，但风俗教化却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盛世？

非死不可

康乾都是盛世了，还有什么时候不是盛世？

匿迹鲸

东汉是春秋之后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思想大发展时期，宗教思想也兴盛，豪强门阀为基础的政权，残酷战乱后的持久和平，这些应该都对风俗教化有利。

斯芬克斯

非死不可 发表于 2017-3-12 15:23
康乾都是盛世了，还有什么时候不是盛世？

同理，多尔衮多铎都是名将了，也就拉低古典名将的平均水平了

戎小捷

原因大概是豪绅在基层占绝对的统治地位？

秦泽

最近在看巫鸿的《礼仪中的美术》，讲中国古代墓葬礼仪。墓葬虽然是为亡者准备的，却反映着生者拥有的生活和想要的生活。而且生者懂得用语言修饰，而亡者的礼仪却是无言的真实。汉代的墓葬反映出汉代人对诸家理想拥有非常朴素的信仰，像在中原地区，棺椁上一般都有儒家经典的叙事，像老莱娱亲，孔子问礼，还有各类出自汉代的孝子贤仆的典故，而在四川地区就有高山流水的反映世俗情感的时刻，也有诸多西王母崇拜石刻。

汉代像一个刚刚进入世俗贵族生活的时代，春秋时期的贵族似乎还受限在家国天下生活中：对天地宗庙的祭祀，是贵族生活的主要内容。而战国时代，众所周知是一个军国时代，极少生活可言。战国墓出土的多是武器和象征政权的大鼎。

但到了汉墓中，出土的文物，都是有世俗生活意义的文物，前段时间海昏侯的墓就是很好的证明，书籍、钱财、食器、记载圣贤典故的装饰物。

那么为什么经历过战国秦代的惟法是尊时代，汉代还能进入了一个朴素的信仰时代？我认为这个问题有助于解决一个问题，即历史的积累是否是一种负担，而对这种负担是否需要文X革式的破坏才能消除，使整个社会重新进入一种抛弃经验信奉感觉的朴素信仰的状态。

前段时间写的何为公共生活，其实就是在想的这个问题。简要的说，我认为功利性的公共生活，是为了保障个体生活的无功利性。由思想引发的历史负担，不会因为承载思想的物品消失而消失，因为人才是思想的承载者。但一个社群不可能因为需要自我更新而自我毁灭，因为如果你说老一代是旧思想的承载者，消灭老年人就消灭了旧思想，但实际人的繁衍从未有过空白期，一代人一代人总是在互相影响，因为人的生活并非机械的泾渭分明。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社群真正的自我更新？国家并非一个阶级统治另外一个阶级的工具，国家是庇护生民的工具。儒家对政权的设计，便是要统治者承受所有坏的生活，他们给野心家设计的是一座金碧辉煌的牢房，一套繁复的礼仪枷锁，困扰他们一生的阴谋杀伐。然而对于聪明的人，儒家理想的号召力便是要求有责任的人主动去承受这种生活，去庇护天下生民。什么是士？士就是那些拥有高贵奉献精神的人，他们追求权力不是为了追求享受奢侈也不是为了在历史书中留下声名，而是为了承担责任。因为人始终是作为一个共同体存在的，一个社群要进行自我更新，要进步，就必须有人去承担旧的东西，给予整个群体新的思想空间。

共和国自我更新应该说是失败的，因为它并不是有序的，而且现在保留了大量旧思想形式的残骸。其原因在于当时的统治阶层要求国民自我牺牲来完成整个国家的自我更新，这将政权的本质本末倒置了。国民不是政权的庇护伞，而政权才是国民的庇护伞。于是产生了重大的思想停滞，甚至是社会形态的倒退。

在儒家的体系中，对礼的传承从来都是从上到下的，而对礼的更新又是根据社群实际情况导致的修改更新。这就是要求上层阶级承受压力，给予下层民众宽松的生存空间，因为上层最终都会腐朽，而新的上层最终都由下层士人继承。如果下层士人在高压统治下变成了放辟邪侈的民，那么这个社群的自我更新也就走向了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