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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空气
首先，将“水旱蝗汤”中的“汤”说成是“汤恩伯”就是空口造谣。
1930年代就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对这句民谣做过考证。朱新繁在其所著《中国农村经济关系及其特质》一书中提及：“河南人民叫土匪为‘老汤’，不知是什么意思，他们提起了‘老汤’，就谈虎色变。”近年又有学者考证，从语源学的角度来考察，河南人之所以把土匪叫做“老汤”，也是有蛛丝马迹可寻的。因为晚清民国年间，在土匪活动最频繁的豫西南山区，常年流动着一支数量相当庞大的青年农民打工队伍，每到冬日的农闲季节，则应募从事梯田、沟渠等农田灌溉工程的修理、养护工作。这些人在当地被称做“蹚匠”。一旦工作减少，无所事事，成队的蹚匠极易变成杆匪，以致两者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所以在在鲁山的方言里，土匪统称“蹚将”。同音谐转，也就成了“汤”。”
其他资料还有：
《民国匪祸录》（民国春秋丛书，苏辽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版）《豫鄂军追歼老洋人》：
豫西土匪自称“蹚将”，当土匪称“蹚”，似从下河蹚水转化而来。
姚雪垠的小说《长夜》、《李自成》都把河南一带的土匪称做“蹚将”（姚雪垠熟悉这一带的方言）。《李自成》第1卷第24章的注解中说：蹚——动词，混的意思。在地方上混人物叫做“蹚光棍”，高级一点叫做“蹚绅士”，土匪又称做“蹚将”。
英国Phli•Bilingsiey著《民国时期的土匪》（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的第3章：
丘陵地区的灌溉是很重要的，这使挖沟成为另一种确定的副业。由于缺乏良好的耕地，附近山脚下的土地也用于耕种，这需要深沟、梯田以及灌溉的渠道以防止土壤侵蚀。这类工程的兴建和保养在冬天的农闲季节成为标准的男性工作，为此招募的年轻男子被称为蹚匠。民国初年，鲁山一地估计就有数万名蹚匠。（9）豫西南部还有一种副业是运送货物。由于劳力大量过剩，雇佣人的价格往往不比租用牲口贵多少，例如把货物运到目的地不过给一顿饭钱。如果运送货物的市场饱和了，人们最后的希望就可能是成为一座跨越一条不能涉水而过的河上的人体链桥中的一环。
如果这种最后的选择也成为泡影，一个家庭的唯一出路就是乞讨或参加土匪活动。一句民谚说得分明：“当人们挨饿时，弱者为乞丐，强者为土匪。”根据一位当地匪帮首领的说法，如果不鼓励一位或几位家属至少参加一次违法活动，豫西南贫苦的农民家庭很少会存活下来。由于群山或多或少是“职业土匪”常去的地方，他们和贫苦农民的联系自然应该通过蹚匠，蹚匠不但在山里劳动，而且常常被“杆头”成队地招募，他们对杆头很忠心。当工作减少时，成队的蹚匠变为匪帮是相当容易的，两者之间的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直到鲁山称“土匪”的方言实际上成了“蹚将”，尽管使用了另一“将”字，但是无疑也反映了挖沟农民与土匪之间不言而喻的关系，他们同在山里活动。（11）
附注解：（9）岛本信子《透过白朗之乱看辛亥革命和华北民众》5页；《白朗起义调查报告》73-74页。（10）西超《河南农村中的雇佣劳动》，《东方杂志》1934年9月16日；同⑥岛本信子条 4—5页；《河南省农村调查》109页。（11）闲云《白狼始末记》，《近代史资料》（1956年7月）；姚雪垠《长夜》14页；《白朗起义调查报告》77-78页。
《民国时期的土匪》称：河南，尤其是其南部和西诸县，是“土匪王国”的典型。可见，这一民谣的确有可能原先是“河南四荒，水旱蝗蹚”，指水、旱、蝗与土匪是四大灾害。朱新繁或是不熟悉方言，才记谐音成了“老汤”。
美国记者白修德怎么听懂河南方言的呢？除了白老外，最早把汤恩伯和“水旱蝗汤”联系起来的是谁呢？我没有专门考据 历史，但我目前能找到的是：
1944年11月18日，八路军南下支队政委王首道《毛主席要我告诉大家：南征途中对抗日军政大学分校学员的讲话》中提到：“有人说国民党军队像胡宗南，汤恩伯的军队，不是保护人民的利益，而是危害人民利益的，河南老百姓非常恨这样的军队。河南老百姓说得好，河南有四荒:水、旱、蝗、汤，汤就是汤恩伯的兵灾。老百姓恨汤恩伯犹如恨蝗虫一样，汤恩伯的军队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搞光，日本实行‘三光’政策，汤恩伯也是如此。”
于是恍然大悟。原来又是我们想象力丰富的性格风趣的毛主席那些最叫群众喜闻乐见的创意之一，就好像“四大家族”一样，也是由亲延安的外国记者们协作宣扬的啊。
再说说汤军的军纪：（以下转自一研究战史朋友的文章）
“在军纪方面,汤系的野战军军风整肃,无庸置疑。如第13军行军时每连纵队均有一军官持‘执行革命军纪’小旗押阵于后,而为第2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将军赞扬。但后来汤部之大力扩军,使部队素质参差,如河南游杂部队与反正伪军纷纷打起汤氏旗号,这类部队原本即扰民甚钜,尤其在民风强悍如河南之地,民间武装在大战后如 雨后春笋，人民本已不堪其苦，最重要的是河南大灾，汤粮之征尤使人民涂炭。其实只要作战必然有超出常理之征发，如李宗仁上将本身也发正规军‘进剿’过鄂南抗粮人民，薛岳长官手下的湖南省粮食局局长伍秉衡因军资征发不及而自杀，这是时代的悲剧。个人认为与其探讨其道德上的合理性，不如以社会学的观点观察其社会组织能力为因应战局而无限扩张之结果。”
李宗仁在传记中说汤恩伯军纪如何差，自己的“剿民事迹”却不提，这就是人品。
下面说说白修德。著名的保守派作家William F. Buckley, Jr.为白修德在 National Review上写了一篇讣告。他称白修德“将杰出的头脑、艺术家的才干和巨大的好奇心结合在一起，是一种完美的健康、对人类真诚的关爱”。他称赞白修德“彻底革新了政治报道的艺术”。但是他批评白修德在记者生涯中犯了一个严重的战略性错误：“如同许多讨厌蒋中正的人一样，他反对的是蒋奇迹般的社会和政治权力。他对革命者理想的估价过高，而低估了他们极权主义虐X待狂的能力。”
Joyce Hoffman在《白修德与新闻业的幻想》（Theodore H. White and Journalism AsIllusion）一书中，宣称白修德的“个人意识形态破坏了职业客观性”。注意最后一句评论。影响白修德职业客观性的个人意识形态是什么呢？也就是当年遍布中外的狂热的左翼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了。
惊读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吃惊的不是他说出了抗战时期河南曾有一些农民袭击中国军队这一早已了解的事实，而是他面对一个 历史问题时，论证如此之轻率、结论如此之狂悖。
就一个作家而言，在对 历史的了解与把握上，我们无法对他提出过高的要求，但是，如果他试图充当 历史的解释者而不再是杜撰故事的作家时，他就必须遵守 历史的基本规则，秉持客观、严谨和负责任的态度。
不幸，刘震云回复 历史现场的努力是如此让人失望，以致当看到这样的文字时，任何对 历史有基本了解的人都很难相信这会是一部解释 历史的作品：在谈到河南1942年大饥荒饿死300万人时，他仅仅凭借一个村的村民回忆死了几十人就得出结论：“这就对了。一个村几十口，全省算起来，也就三百万了。”
有点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即使在同一个地区遭受同样灾情时，结果也未必会完全一样，大到一个省更不可能完全相同。其实，他自己在文中就引用了当时的资料：“河南一百十县（连沦陷县份在内），遭灾的就是这个数目，不过灾区有轻重而已，兹以河流来别：临黄河与伏牛山地带为最重，洪河汝河及洛河流域次之，唐河淮河流域又次之。”而他所访问的作为证据的延津县就是在灾情最重的临黄河地区，如何可以灾情最重地区来类推全省呢?
某些时候，刘似乎也在想尽量表现出一些客观的立场，但由于他对 历史的无知，这种客观常常会变得可笑，当他引述谢伟思的言论时，这样写道：“为什么我引用谢的文字而不引证别的书籍呢?因为谢是外国人，不身在复杂的其中，也许能更客观一些。”其实，如果稍微对 历史有点了解的话，就会知道，虽然是外国人，但谢伟思并非不在局中。
更有意思的是，刘通篇作品都以他在家乡延津的访问作基础。延津位于旧河南省会开封和主要城市新乡之间的铁路线上（当时就有，其价值还要高过现在），这一带是日本在河南最重要的基本区域。因此，具体到这一地区，刘在作品中描写的他的家族遭受的灾难和中国政府并无关系，应负责任的恰恰是日本军。所谓“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之类的话，真不知从何说起。
还有，1943年日军开进河南灾区这一表述，本身就让人费解。抗战时期的河南，局面犬牙交错，既有日本眼中的“治安区（稳固占领地区）”，也有“半治安区”和“非治安区（国民政府控制区和共军控制区）”。像安阳、信阳、开封包括刘的家乡延津都属于治安区，这是日军早已占领地区，不存在1943年开进一说。而日军1943年在河南也没有大的军事行动，无所谓新占领地区，对于整个河南而言，这个开进之说实属无源之水。
当然，如果仔细掂量一下刘震云的思路，就可以发现他这种说法其源有自。因为他要证明是日军拯救了河南灾民，而正是这种拯救造就了他家乡的无数汉奸。所以，如果按照 历史事实就事论事的话，他必须面对日军发动的河南战役发生于1944年3—5月这一事实，但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刘所提到的日军拯救灾民导致的灾民帮助日军如何能够发酵呢?所以，文学家的草蛇灰线就在这里发挥了作用，杜撰出来的1943年的日军进军其实是为文学需要埋下的一个巧妙伏笔。可惜，刘震云当下面对的应该是 历史，而不是文学。
无庸讳言，1944年的河南战役，中国军队面对抗战以来日军出动的最大兵员，败得很掺，也确实发生过农民收缴中国军队武器的事，不过，刘震云文中言：“据估计，在河南战役的几个星期中，大约有五万名中国士兵被自己的同胞缴械了。”这就让人有点匪夷所思了。五万军队的概念，不知当过兵的刘震云知不知道其中的威力，这岂是手无寸铁的农民可以对付的。
其实，如果刘震云说得明白点，我们就不会觉得那么吃惊了，真正能够大规模对中国军队缴械的，是跟着日本军队的伪军。1940年代中期，为对付中国军队（包括国民党军和中共军队）的反攻，日军在河南的黄河以北地区采用分化政策，通过提供粮食给游杂部队和地方民团，收买游杂部队。在此过程中，对和平居民也有过接济，鼓励他们当兵，扩大伪军力量。这些武装力量在1944年河南战役中，确实对中国军队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是一个事实，中国政府的反应当然有可訾议之处，刘震云的批评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在叙述大饥荒时，刘震云好象忘了日军“坚壁清野”的影响。另外，他在作品中提到当时大量灾民都涌向陕西。不知刘震云对中国国情有没有基本的了解，在中国的饥荒史上，从来都是西北的饥民流向东南，如今中原的灾民反向西北流动，这其中没有奇怪之处吗？
看一看当时日军在华北、华中的态势，就知道这一点也不奇怪。就河南省而言，日军占据着北部的安阳、南部的信阳以及东部开封等地，分别扼住了河南通往日军占领的基本区域河北、武汉、济南等地的咽喉。灾民要想向这些地区流动，日军是不会容忍的。要知道，日军对付灾荒的一个重要办法就是将灾民往国、共控制区域内驱赶，同时严禁灾民向日军后方流动。当时，被驱赶、逃荒进入中国政府控制区域的灾民不下300万人。刘震云所描述的灾民的惨状，其实有相当部分就是他所说的拯救者造成的。
退一万步说，当时河南一百一十县遭灾，如像刘所说，全省3000万人饿死300万，而其中相当一部分地区为日本控制，刘震云如何能够帮日本人把这笔帐完全撇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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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9-16 09:3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