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死与找死

匿迹鲸

“革命”与“反革命”

2016-07-07 理想国imaginist

“革命”一词，现在用得少了，然而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始终被“革命”笼罩。此革命，彼革命，它仿佛一个时髦而万能的词汇，不需要准确定义，使用了它，就取得了正确的高地，而与之对立的一面则成为“反革命”，十恶不赦。“革命”，“反革命”，历史总是让人唏嘘。而吊诡在于，如今，似乎又有了新的含义。文章选自历史学家杨念群的最新随笔集《皇帝的影子有多长》。


“革命”与“反革命”

文 | 杨念群

“与其做一个不生不死，半生半死一年无事的闲人，正不如做一个整年寻死没路的忙人。”这是沈定一在一九二二年写的一首诗《死》里面的诗句。沈定一是个怪人，怪就怪在无法断定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沈定一活着的时间并不长，却是个“忙人”，忙着做出各种不可思议的怪事，他当过晚清的县长却胆敢鞭打巡抚的父亲；他是地主之子，却忙着在家乡发动农民抗租，等于砸了自家的饭碗。他跑到上海当诗人，一时心血来潮发起组织了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不久却又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浙江杭州党部的要员，直忙到被人暗杀在家乡的路上。他一生做事总是逆流而行，一反常态，身份诡谲难辨，无法归类。

民国初年，像沈定一这样忙活不停的怪人还真有不少。他们大都遵奉“与其闲死不如忙死”的人生信条，但“忙”什么和怎样“忙”却是大有讲究。让人艳羡的是，当年这些“忙人”可以瞎忙乱忙，可以悠游无求，没人管着你说应该忙什么不该忙什么，或干脆整天闲着没事干打发无聊时间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民国初立，万象更新，皇帝倒了，溥仪这小家伙腾出的位子如何填补还没着落，满街都是“闲人”，大家抡开了撒野放肆，正落得个逍遥自在。与“闲人”的自由相比，闹革命或反革命的“忙人”们也在琢磨着能否折腾出些新花样。如任公组了一阵新党，乱忙了一阵又觉得国会里武人当道，文人龌龊，于是跑去给自己的学生蔡锷当参谋，干起了他当年反对的“革命”来，想灭掉袁世凯的皇帝梦，参谋当然只是客串，等新皇帝倒了，学生死了，任公腻烦了政治，干脆躲到清华当起了教书先生。



那时生活选择相对多样化，文人政客们忙里偷闲，闲中有忙，各得其所，身份可以不重样地变来变去。民国早期到“五四”以后的若干年，无论是激进的革命党、温和的政客，还是悠闲的文人、强横的武夫还似乎都有选择闲适还是不闲适的自由，尽管大家都很忙，但忙的目的和内容不那么单一，也不那么一致。可是到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后，不但闲人容易背上慵懒落后的骂名，连应该忙什么也被统一规划好了，只有一种忙才是最正当的，那就是“革命”。

忙人一旦全闹起革命来，对闲人的评价就会越来越低，闲适是可耻的，因为凡是忙死或累死的人，大多与革命脱不了干系。与之相反，凡是以优雅俊逸成名者，往往是革命的对象，或最终沦落为帮闲分子的下场。

一九二八年，朱自清写了一篇《那里走》的文章，代表一批城市青年宣判了闲适人群的灭亡。文章说，在十年以前，时代的界限是很难划出的，以一九二八年为界，逐渐可以清晰地看出时代发展的三个步骤：从自我的解放到国家的解放，从国家的解放到Class Struggle（阶级斗争）。“在第一步骤里，我们要的是解放，有的是自由，做的是学理的研究；在第二，第三步骤里，我们要的是革命，有的是专x制的党，做的是军事行动及党纲、主义的宣传。这两种精神的差异，也许就是理想与实际的差异。”

他接着分析说，“在解放的时期，我们所发见的是个人价值。我们诅咒家庭，诅咒社会，要将个人抬在一切的上面，作宇宙的中心。我们说，个人是一切评价的标准；认清了这标准，我们要重新评定一切传统的价值。这时是文学、哲学全盛的日子……在这革命的时期，一切的价值都归于实际的行动；军士们的枪，宣传部的笔和舌，做了两个急先锋……在理论上，不独政治，军事是党所该管；你一切的生活，也都该党化。党的律是铁律，除遵守与服从外，不能说半个‘不’字，个人—自我—是渺小的；在党的范围内发展，是认可的，在党的范围外，便是所谓‘浪漫’了。这足以妨碍工作，为党所不能容忍。几年前，‘浪漫’是一个好名字，现在它的意义却只剩下了讽刺与诅咒……现在是紧急的时期，用不着这种不紧急的东西。持续的，强韧的，有组织的工作，在理知的权威领导之下，向前进行，这是今日的教义。党便是这种理知的权威之具体化。党所要求于个人的是牺牲，是无条件的牺牲。一个人得按着党的方式而生活，想自出心裁，是不行的。”（朱自清《那里走》，《朱自清全集》第四卷，江苏教育出版社，一九九〇年。）这段文字勾勒出了时局变化如何摧毁了五四青年自我发展的玫瑰梦，完全可以视为一种刻骨铭心的个人体验。

在革命的忙人面前，不但闲适的文人自惭形秽，就是学院里的教师也会自贬自贱，如《青春之歌》里那始终一脸土灰色的余永泽，一旦遇到我党阳光大美男卢嘉川，尽管自己满腹经纶，贵为胡适之弟子，也照样掩饰不住一袭长衫之下的满脸猥琐相，虽然这副窘态毕竟是后人恶意丑化的结果，终归还是反映出时人对忙人表达出了怎样的倾慕态度。闲人与作为革命者代名词的忙人相互对峙，界线由此变得分明起来，明晰到如同夜与昼，黑与白。



因自小所受的宣传教育，我们现在对革命的记忆大多是正面的，即使革命的狂欢轻则是若干激进青年发泄无聊的游戏，重则是打砸抢的暴力施虐，我们还是从心底渴望那叛逆般的无畏能挑破生活的孤寂，革命的魅惑是与广场上漫天飞舞的旗帜、噪嚷疯癫的劲歌狂吼、扭曲变形的狰狞面孔与声嘶力竭的仇恨表白贴合在一起的。革命者的极致形象说远了就是一帮满脑门子要打碎旧世界的群氓，说近了就如一伙执意要殴杀父辈的愤怒青年。

“革命”在晚清文人的字典里并不是个好词，革命会被当作脱缰乱奔的魔兽，放出来极易伤人，所以任公用了一个“骇”字形容革命到来时的恐惧心理。他在一九〇二年说过，不害怕革命的恐怕千而得一！与革命风潮刮起时的狂乱不羁相比，改良缓进才是闲适优雅的行为艺术，值得一试再试。可是辛亥以后，革命避无可避，人人都像打了鸡血，在街上横冲直撞，玩起了广场政治。随着历史车轮的滚动逐渐加速，以革命的名义忙起来的人们越来越多，闲人们或者变成忙人，想当看客而不得；或者干脆被甩出革命车轮之外，碾压得没了踪影。

古人常讲“名正则言顺”，就是先要给自己的行为和立场一个合理的说法，做起事来才会感到心安理得。古人还有一种人生经验叫“循名责实”，意思是按照自己设想好的名目，去尽量求得事实与之相符。这道理看上去像是一段好经X文，可一旦好经被念歪，就会遗患无穷，尤其是革命道理一旦被歪批放大肆意曲解，人们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因为在愤青们看来，在革命的名义下做任何事都是合理的，否则统统都有犯罪的嫌疑，革命就是那个不能质疑必须遵守的名分。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要时时提醒自己是否已经遵照革命的名分去说话行事。

革命自从变成了一个名词以后，它就会硬性规定所有忙人还是闲人的行为逻辑，这条锁链把那些习惯放浪形骸的忙人脖子箍得越来越紧，强行把他们拉到同一个轨道里来。

革命成了名词之后永远具有排他性，无论是闲人还是忙人，站队时必须选择“左”还是“右”的一方，在党派类别上或者是国民党，或者是共产党，最极端的例子则是革命或者是反革命，没有中间状态存在的余地。

人们起初半信半疑，后来开始相信，革命一词拥有了一种正名的魔力，它释放出来的能量可以荡涤掉所有生活中的杂质，做到玉宇澄清万里埃，使分散在所有角落里的人们归拢到一面旗帜之下，唱起同一首歌。而且一唱就是几十年，因为革命只负责定下一个单一初始的调子，谱出同一首曲子。以革命的名义上演的一场最著名的悲喜剧就是强制划分阶级。

在我有限的人生经验里，中国有没有像西方那样边界分明的阶级本来就见仁见智，根本没办法说清楚。只是出于革命需要，地主与农民的阶级对立身份被迅速设计出来，就如演戏事先得有脚本，阶级斗争就像那预先设定的神圣之“名”，与历史真实是否有关全不重要，重要的是按照这个名分去闹土改，就会把穷人动员起来。尽管在老乡们的眼界里，这身份朦胧的地主阶级也许就是自家的邻居，甚至有远房的亲戚，未必都是坏人，然而在革命风暴下，只要能改造人心鼓动愤怒，坏人是可以制造出来的。

按照这个逻辑，土改中斗地主就闹出不少笑话，例如那些本应该自觉起来愤怒声讨的革命者，却在群众批斗会上表现得羞羞答答，竟然觉得这地主本是乡里乡亲，站在台上怎么也张不开那张谩骂控诉的嘴，还不知不觉说出了地主做过的不少善事，急得工作组赶紧把他拉下台去连夜整训。第二天，这老实巴交说实话的农民貌似一夜之间脱胎换骨，开始声泪俱下地诉说地主的恶行，最终激发了台下广大民众的斗争热情。



这台控诉会就像一个蹩脚的导演临时排练一出实验话剧，脚本现演现改，与剧外的真实世界无关。新中国成立以后，地主基本上被斗光了，没了控诉对象，就如导演手里没了剧本，演员表演没了台词，照理总该歇歇了。不料，革命的新对象又被创造出来，名曰“走资派”，一大批反面演员又被推向了前台，革命控诉的大幕重启，新的胡闹演出又开始了。

如果要追根溯源，革命这套剧本的编纂应该起源于反革命罪的认定，革命与反革命就像一对双胞胎同时降生。据学者王奇生考证，当年北伐革命军兵锋直逼武汉，北洋吴佩孚守将刘玉春、陈嘉谟孤军死守，相持四十多天才城破被俘。革命党在罪名判决上始终犹豫难定。最初的舆X论焦点集聚在南人与北人的利益之争上，居于北方的鄂籍商人怕影响生意，主张轻判。上海的鄂籍商人则要求严惩，结果以人民公审的形式才了结此案。公审模式明显受苏俄影响，强调“党化”“民众化”“革命化”，不按民主司法独立的形式展开。

公审的难题是罪名到底如何拟定，最终专门为此制定了一个《反革命罪条例》作为审判依据，这意味着反革命由一个谴责性的政治身份升格为一种严厉的刑事罪名。（参见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原来反革命只是在舆X论上对一个人的政治态度进行贬斥，现在却成为拘禁、关押和审判处死的理由。谁脸上被贴上这三个字，谁的一生就万劫不复，不单人格尽失，而且终身受辱，成为贱民。

万方千计

        鄙人建议：充分利用汉语丰富的表达能力，改“革命”为“割命”——如此方能正确、准确地反映“割命者”们乃至“割命家们”疯狂、凶残的本质…   

乌鸦起飞

第一份收藏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