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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臭名昭著的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成立于1934年4月,在一年多时间里,它为国民党文化“围剿”立下了显赫战功。有消息说这个委员会,4个月来,“审查各种杂志书籍五百余种之多,平均每日每一工作人员审查字在10万以上。审查手续异常迅速,虽洋洋巨著,至多不过二天”。
■宋庆森
“雪夜闭门读**”,似乎是文人之雅事。其实在封建社会,那是要杀头的。中国封建社会文字狱数量之多,**范围之广,时间延续之长,规模之大,治罪之严酷为世所罕见。笔者手头有些民国时期的**资料,整理一下,以飨读者。
袁世凯政权于1914年12月颁布了一部《出版法》,该法规定:“出版之文书图画,应于发行或散布前,禀报该警察官署,并将出版物以一份送该官署,以一份经由该官署送内务部备案。”这一规定,开民国图书审查制度先河。袁死后,北洋军阀政权同样加紧对文化领域的统治,尤其是严防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的流入。一些著名的书刊,如《湘江评论》《觉悟》《浙江新潮》等都是遭禁的。北洋政权国务院在1920年2月,曾一下子查禁了83种“宣传过激主义”的图书。《新青年》在北京难以生存,迁到上海,也遭查封,又迁到广州。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其主要宣传书刊,如《向导》《工人周刊》《先驱》《中国青年》等都在重点被查禁之列。
国民党政府一上台就加紧对文化的控制,于1927年12月颁布《新出图书呈缴条例》,次年又公布《新出图书呈缴规程》,还有《出版条例原则》《取缔共X党书籍办法》等。1930年12月,颁布了限X制革命出版物的《出版法》。依据这些法规,实行文化专x制。
在沦陷区,日本法西斯军人大规模取缔进步及抗日书刊。1938年7月1日,在上海出版的《众生》半月刊第五号上,载有一个《北京市政府警察局检扣书籍刊物一览表》,共计查**刊786种。到1939年,日本侵略者编了两部《禁止图书目录》,共查禁图书1841种。侵略者真是疯了,当时大半个中国都在战火中,日占区究竟能出版多少种书,他们难道把中国人出的书统统归于在禁之列。
1984年出版的第3辑《出版史料》用几乎一半的篇幅(65页)刊登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查**刊编目(1927年8月~1937年6月)。按年度先后顺序编成。共收入了十年间查**目2000余条。大部分是进步书刊,也包括有改组派、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派等派别出版的书刊。从这个目录可以看出这期间文化出版战线上尖锐的斗争。另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资料,民国时期**近5000种。
鲁迅的书一直是反动当局严禁的对象。鲁迅的杂文集《二心集》,上海合众书店1932年10月出版,是鲁迅一次性卖版权给这个书店的。该集收入鲁迅1930年至1931年的杂文、论文37篇,译文1篇。出版之后,国民党上海教育局专门下了一道查禁《二心集》的密令。后来又把该书列入149种查禁文艺书目之内。合众书店对此不服,要求重新审查,删去部分内容,重新出版。当局总算同意,删去该书正文22篇和序言。书店将所剩16篇重取书名为《拾零集》,征求鲁迅意见,鲁迅答复说:“但我要求在第一页上,声明此书经中央图书审查会审定删存;倘登广告,亦须说出是《二心集》之一部分,否则,蒙混读者的责任,出版者和作者都不能不负,我是要设法自己告白的。”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后记》谈到1934年国民党当局的一次较大规模的**行动,并附有一份**书目,这份书目是根据《大美晚报》登载的一则新闻摘录的。倪墨炎的《现代文坛灾祸录》中详细介绍了这次**行动的前前后后。1934年,国民党在加紧对红色根据地军事“围剿”的同时,加紧了对进步文化的“围剿”。这年2月,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发出密令,一举查禁图书149种。著名左翼作家的重要著作几乎都被包括在内,涉及书店25家,“商务”“中华”都列在内。后来由于书业界的反对,当局把这149种书分五档处理,实际上重新可以发售的不过37种。
这五档分为:
一、“先后查禁有案之书目”,包括《田汉戏曲集一集》《光慈遗集》、巴金的《萌芽》、郭沫若的《幼年时代》、潘汉年的《离婚》等;二、“应禁止发售之书目”,包括丁玲的《夜会》和《一个人的诞生》、鲁迅的《二心集》和《伪自由书》、陈望道译《苏俄文学理论》等;三、“暂缓发售之书目”,包括周起应译《新俄文学中的男女》、丁玲的《一个女人》、胡也频的《一幕悲剧的写实》等;四、“暂缓执行查禁之书目”,包括田汉的《檀泰琪儿之死》、胡也频的《诗稿》、茅盾的《路》和《蚀》、阿英编《新文艺描写辞典正续编》和《青年创作辞典》等;五、“应删改之书目”,包括郭沫若的《创造十年》、田汉的《咖啡店之一夜》、阿英的《劳动的音乐》,还有茅盾的几部著名小说《子夜》《春蚕》《虹》等。
这份由潘公展、吴醒亚、童行白签署的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执行委员会的批文下令:“单开各种刊物,分别缴毁、停售具报,毋再延误,是为至要。”时间是民国二十三年三月二十日。现在如果有谁能弄齐这149本书,对研究中国文网史一定很难得。
上世纪30年代,文坛曾发生过一次“新生事件”。《新生》周刊第2卷第15期(1935年5月4日出版)刊载了易水(艾寒松)《闲话皇帝》一文,其中写道:“目下的日本,却舍不得丢弃‘天皇’这一个古董。自然,对于现阶段的日本的统治上,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这就是企图用天皇来缓和一切内部各阶层的冲突和掩饰了一部分人的罪恶。”周刊出版后,引起日方的强烈抗议,他们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由,提出封闭《新生》周刊、没收这一期《新生》、惩办《新生》主持人,并且要惩办上海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因为《新生》周刊的每期稿件都是向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送审的。国民党政府为了向“友邦”表示诚意,只得将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撤销。
这个臭名昭著的委员会成立于1934年4月,在一年多时间里,它为国民党文化“围剿”立下了显赫战功。同年9月25日的《中华日报》上曾有一则消息,说是这个委员会,4个月来,“审查各种杂志书籍五百余种之多,平均每日每一工作人员审查字在10万以上。审查手续异常迅速,虽洋洋巨著,至多不过二天”。这些审查官老爷们大笔一挥,不知扼杀了多少进步作品。
鲁迅先生有一次和唐弢先生闲聊,谈到图书检查情况,鲁迅问唐弢能不能编写一部中国文网史,唐说这个工程过于浩大,自己力不胜任,鲁迅点头表示同意。但唐弢先生开始留心**的记载,而且把现代**作为一个主要内容。经长夜披读,手自摘抄,分类排比,积久成帙,唐弢先生整理出一部中国现代**史初稿。不幸的是,这部有价值的手稿,却丢失在一次亡命中。唐弢先生没能做完这件事。只是在他的文章中零星地涉及这个问题,在《晦庵书话》中给我们留下了四篇关于**的文章。另外,张静庐所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中有比较丰富的资料。倪墨炎所著《现代文坛灾祸录》,主要介绍民国时期**情况,资料翔实,有兴趣者可以找来读一读。
清朝封禁的基本都是明清之际的政治性书籍,叫做毁灭中国文化。清朝历三百年杀死的政治犯有多少?比得上伟大的炮党二十二年统治期间连顾颉刚的书都要禁的灿烂文化吗?比得上国民党因政治禁忌而屠X杀杀害的众多生灵吗?当年国民党联赤在湖南一地就大杀士绅,从西关屠X杀到二二八屠X杀杀了多少人?北洋之后谈个狗屁传统文化,只有毛子化的三民主义猪猡而已。按照国民党狗屎拿来评价清朝的标准,国民党二十二年统治期间,**和文字狱岂不是远超清朝近三百年统治,屠X杀异己岂不是远翻清朝多倍,用毛子化代替北洋和清代的罗郑王等华夏正统文化,用毛子化教育体制政治体制统治中国岂不是文字狱和毁灭传统文化的真凶,岂不是以夷变华?秉承国民党狗屎来评价清朝北洋历史简直是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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