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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北红色风暴:外蒙古集体化和大清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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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3-6 00:04:0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段宇宏
                                               (下)

血腥集体化,荒诞的阶级划分

     苏蒙当局这些做法引起全国一片反感和谴责,但莫斯科把这归结于阶级斗争不彻底。继1928年底肃清掉党主席为首的“丹巴道尔吉右倾集团”,第二年,共产国际代表再次发出通牒,必须要全面展开对“封建主、富牧、僧侣”等反动派的阶级斗争,没收他们的财产,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大改造。

    为此又进行了一次“党风大整顿”,18000党员中,有5306人被开除,其它人要求重新审查登记,紧跟斯大林指示的乔巴山从此崛起。

    苏联强行引入外蒙的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荒诞到匪夷所思程度,造成灾难性后果。首先了解一下当时的货币状况,苏联严禁其它货币在外蒙流通,控制外蒙中央银行发行“图格里克”(蒙古货币单位),强行与卢布挂钩,汇率为1蒙图:1.3卢布。

     阶级是这样划分的:

     财产600蒙图以下——贫牧

    财产600至2400蒙图——中牧

    财产2400至3000蒙图——中富牧

    财产3000蒙图以上——富牧

    拥有500头牲畜,价值约为25000蒙图左右——封建主

     在苏联要是有八九斗牛,几十头羊就是富农了,财产被没收,政治上受歧视,轻则劳教,重则处决。

     外蒙是畜牧经济,体系脆弱,食品来源单一,生产力极落后,与农业地区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一个牧民勉强维持赤贫的生存水平,25至30头羊都是下限,若在更荒凉的戈壁地区,这个人均标准还得提升。

一个牧民家庭,若以五口人计,拥有125头羊,仍是赤贫,要达到二三百头才能维持基本温饱,草原上雪灾、瘟疫、狼灾频繁,如遇灾害,牲畜大量死亡,即便一个所谓“封建主”亦会一夜赤贫,甚至面临饿死的威胁。

     当时比较贵的母羊,一头的价格50蒙图,也就是说,一个人只要拥有能维持基本生存的几十头牲畜,就是“反动阶级”中富牧了,财产要被充公,同时还要遭受政治歧视,不准使用水源和草场,政府要征收惩罚性重税。后来连所谓贫牧、中牧也不能保留牲畜,要充公到集体牧场(相当于苏联的集体农庄)。

政策执行到最极端的时候,一个家庭只能留下300图的财产(相于当六头母羊),不论家庭成员数量有多少,完全不顾牧民死活。

与此同时,肃反干部们常常比“封建主”还富有。据乔巴山的私人苏联顾问克奇科夫多年后回忆,大清洗时从受害者那里收缴来的财产堆满了内务部仓库,肃反干部们可从中“揩油”,悄悄塞入私囊;仅克奇科夫所知的一次,仓库管理者海默维奇就给了乔巴山和克鲁伯奇克3.4万蒙图。1939年2月,乔巴山从苏联返回外蒙,送给前妻的钻石吊坠就价值1.5万多蒙图。

     1930年,乔巴山的报告指出,经过第一阶段的“充公战役”,没收了520万蒙图的财产,但苏联仍不满意,对人民革命党进行严加批评,继而发起更猛烈的第二次“充公战役”,到1932年春天,共计“罚没”1000万蒙图财产,且准备全面向寺院下手,但此时全境爆发了僧侣领导的牧民武装大暴X乱和大逃亡。


根据历史资料重画出当年暴力集体化的场景(仅为画的一角)
用油画重现暴力集体化时没收牧民财产牲畜的情景。

     1930年起已经有零星的抗暴运动,还产生了一个又一个“反革命集团”大案,如“强迫僧侣还俗战役”刺激下,有几十名活佛与和王公联名写信请求中华民国政府和班禅帮助,驱除苏蒙政权,事发后这些人全被处死。到1931年,仅三个月内又逮捕了5191人。

     饥荒、愤怒在不断蔓延,1932年,约7千多个家庭,3万多人朝着戈壁和边境四处逃亡,其中500多个家庭在南戈壁省越境时遭边防军射杀,死亡人数不详。

     共产国际驻外蒙代表引用导师们的语录告诫人民革命党:“我们杀的反动派和资产阶级越多,就越有利于有我们的革命事业”。

     1932年春天终于在外蒙西部爆发最大规模的武装抗暴,继而蔓延到中部和东部,甚至有大量的蒙古人民革命党、青年团的党团员参与,他们扔掉党证团证,加入暴X乱,打出驱除“傀儡政府”,反对“集体化”的旗号,捣毁基层政权和集体牧场。

     这一次大暴X乱差点摧毁人民革命党政权,只得向苏联紧急求援,在苏军的帮助下,还调入飞机、坦克等重型武器入境参与镇X压,最终才将暴X乱平息。

       牧民因抗拒集体化宰杀牲畜,外蒙损失约750万头牲畜(占当时存栏数的三分之一多),以前残存的一点自由手工业和商业全被摧毁(中国和其它国家商人、工人被驱除殆尽),外蒙的粮食、物资匮乏到极致,国家经济陷入崩溃境地。3年暴X乱结果,致使外蒙欠下苏联2950万卢布外债。

     当时日本已在中国东北建立“满洲国”,对苏联形成压力,在极度经济恶化和民众大规模离心的困境下,作为苏联防止中国和日本的“缓冲国”,外蒙需要“稳定局势”;斯大林只得命令“暂时罢手”,放弃“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路线,实行“纠左”,命令外蒙推行“新经济政策”疗伤,意即一定程度发展资本主义来缓解经济困境。

     集体化牧场暂时被解散,牧民允许拥有自己私人财产,可以进行商品交换,向牧民提供了160多万蒙图的贷款,降低高额赋税,对寺庙的摧毁和强迫僧侣还俗运动暂时终止。实行“新经济政策”后情况有所缓解,两年内牲畜数量增加了34万头,但外蒙的经济大衰退一直持续到四十年代后期。

    按照苏联惯例,出现重大悲剧,要寻找内外部“替罪羊”,不是帝国主义封锁围堵,就是反革命份子混入党内。时任总理的吉格吉德扎布被免职,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领导执行此次极左政策的成员,佐尔宾吉扬、巴德拉赫被扣上“左倾冒进主义”罪名,驱逐到苏联,一般“左”的下场要比“右”要好,顶多就是帮领袖背下黑锅。

     寺院拥有外蒙15%左右的财产,其中牲畜有200万头,正因为暴X乱平息后实行“新经济政策”,所以只有30万头被充公。

     此番折腾的最大成就是苏联在外蒙贸易额中的比重倒过来,占了85%,外蒙自此成为苏联矿产、肉类、皮革的供应地。

     不过这只是第一阶段“阶级斗争”和集体化暂告段落,更歇斯底里的一**屠X杀30年代中期才全面开启,最终完成了集体化。

    共产国际驻外蒙“总督”车尔诺莫德扬克根据自身对苏联政治的理解,当时就对自己的佐尔宾吉扬指出:“我们的政策在执行中遇到了障碍,但按我的理解,新经济政策不会长久,这只是权宜之计”。

布署大清洗,斯大林送来三万发子弹

     同为推行斯大林极左政策之一员,根登不旦未被免职,还被重用来推行“新经济政策”。平息民众大暴X乱后,根登在莫斯科汇报工作,明显告了佐尔宾吉扬、巴德拉赫的“黑状”,把责任推到这二人身上。

     佐尔宾吉扬、巴德拉赫被搞下台,有人民革命党内两个部族集团——卫拉特蒙古人和喀尔喀蒙古人的矛盾因素,这两位是布里亚特的卫拉特蒙古人,俄化严重,一直想促使外蒙正式成为苏联加盟共和国,根登和军中另一实权人物德米德反感此议,与他们有分歧,正好借机把这两人排挤出去。

     斯大林1933年发起大清洗时,蒙古亦步赤趋,在党内炮制了以中央委员会书记鲁浑贝为首“反革命间谍集体团”案,虽有斯大协迫之意,但根登与内务处处长那木苏赖等人亦想借机解决党内部族矛盾,集体化失败和民众暴X乱归咎于这些“混入党内的阶级敌人”捣乱。

     此案317人被捕,当中有251个是布里亚特人,260人被判3至10年不等监禁,126被流放苏联,56 人被处决,遭处决的人中还有位名叫敦格尔吉德的孕妇,这是现代外蒙首次处死孕妇,但以后的大清洗中就见怪不怪了。在斯大林授意下,前任总理吉格吉德扎布先在家中被乱枪打死,然后给他扣上“鲁浑贝反革命集团”要犯的罪名。

                                                                   宣传画:蒙古人民的老朋友斯大林

     根登酒醉后喜欢说胡话,常对苏联和斯大林颇有微词,“既然蒙古的路线失败了,斯大林就应该为此负责”,这种要挨杀头的话只有他敢讲,按理说根登早该被清洗掉,兴许斯大林颇为赏识根登相当粗俗的性格,对他格外“宽厚”一些。人们一度认为他将成为外蒙的“小斯大林”。

    斯大林强逼外蒙扩军和清洗宗教阶层,一方面是斯大林主义体制的惯性要求,另一方面斯大林把外蒙视为防范中国和日本的“缓冲国”,扩军可协防苏联,消灭宗教阶层可全面控制外蒙,建立一个完全俯首贴耳的代理人政权。

     1934年斯大林召见根登,要求他尽速完成1937年前消灭宗教阶层的任务。“在我们蒙古,喇嘛在人民中比党和政府还有更大的影响力和威望,对待他们我必须要另寻良策”,根登为僧侣们辩解。

     “在你的国家不能有两个权力中心,他们能跟你抢夺人民的支持,懂吗,你必须要解决这问题……你的内务处做了什么,什么都没做,你应该把内务处改组扩大成内务部”,斯大林耐心教导根登如何清洗,并告诉根登他一心想发展外蒙经济和文化的心思是幼稚浅薄的。

     1935年初根登第二次晋见斯大林,带着人民军总司令德米德,内务处处长那木苏赖同去。

     斯大林痛斥根登不能大力扩军,拖延对宗教阶层清洗:“喇嘛还存在于你们国家,已经成为‘独立自主’的敌人,只要你善待他们则武装力量建设没有意义,他们能影响你的士兵……你的内务处那木苏赖对这些反革命做了什么,什么都没做……你的政府与他们不能共存,你必须毁灭他们”,可能担忧根登未能深刻领会意图,斯大林这次未使用“隐晦性”词语,而是不断强调“毁灭”、“不能共存”。

     一旁的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咆哮道:“根登,你这个家伙不要成天喝得醉醺醺后就埋怨苏联,如果你认为跟苏联兄弟般的友谊是蒙古的损失,是我们占了便宜,那你就去跟日本联络啊,我们才不干涉你们内政呢”。

     根登一行丧气地从苏联回来,召开人民革命党高层秘密会议,七十余人与会,虽没有人敢公开批评斯大林,但都在绞尽脑汁讨论如何应对斯大林的催逼。后世历史学者评价说,党的领导层从来没有如此互相信任和团结过,没有人赞同斯大林屠X杀宗教阶层的指示,但任何人都想不出好办法应对,会议皆充满了绝望、沮丧、无奈,体现出弱者在蛮横强者威势下的无助。

    根登倡议下,天真地出台了一个决议试图敷衍斯大林:把外蒙军队扩大到17000人,预备役增加至2500人。斯大林总算看出来,根登“无药可救”,只好准备另觅更忠顺者执行大清洗。

    1935年3月斯大林给乔巴山送去20辆汽车作为礼物,任命他为副总理,乔巴山与德米德成为外蒙唯一有元帅头衔的两个人,在外蒙政坛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大家心知肚明。从那时起,乔巴山与根登逐渐分道扬镳,矛盾日益激化。

     1936年初,根登再次晋见斯大林,不旦没有悔意,还向他提出经济、文化援建要求,斯大林训斥根登未能把军事预算提升到60%,指责他领导下的外蒙政府不能贯彻他的建议,还列举“二十大罪状”。“除了我们,根本没有一个国家承认你们……你们名义上还是中国一部分呢,我们没有帮助你们的义务”。

     面对所有指责,根登据理力争,随后在蒙古驻苏使馆宴会上他继续与斯大林辩论,最终爆发了前文所说的冲突。

     斯大林除掉根登,勒令解除德米德人民军总司令职务,任命阿玛尔当“傀儡总理”,同时命令外蒙把内务处扩大、升格为内务部,点名乔巴山当部长。

     1936年是蒙古人民革命党建党十五周年,总理阿玛尔释放了几个政治犯,斯大林送给十五周年庆典的礼物是“四支步枪和三万发子弹”。此中含意不言自明,警示人民革命党高层,大清洗不能再拖,必须大开杀戒,谁不执行谁就有性命之忧。

     苏联特务机关当时称为“内务人员委员会”,之前叫“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和“格别乌”,1954年才改名为“克格勃”,在大清洗中为斯大林杀戮元老功臣,党政军干部和群众立下汗马功劳。蒙古人对来自苏联的肃反一窍不通,长期以来全靠苏联顾问指挥,此次内务部即效法“内务人员委员会”,由苏联亲自改组和指挥。

                                                                 苏联特务部门派到蒙古的“肃反专家”。

     斯大林派来的“肃反专家”占了外蒙内务部工作人员的25.9%;副部长奥尔兹巴特的工资是425蒙图,普通成员的待遇为220蒙图,同级的普通苏联“肃反专家”工资能拿 到440蒙图。斯大林派查普雅克来指导肃反准备工作,然后是古鲁伯奇克前来坐阵指挥。大清洗真正的总指挥是在莫斯科遥控的斯大林,军事总顾问是伏罗希洛夫。

     一切准备就绪,1937年8月应外蒙政府之“邀请”,苏联增派3万野战军进驻外蒙,作为肃反的武力后盾,大清洗即将拉开序幕。

鲜血浸红了草原

    1937年9月10日,正式打响大清洗第一役,当晚蒙古人民革命党高层65名干部被捕,包括中央委员会成员、大呼拉尔(相当于议会)成员、部长会议成员、军队高层全部将领……

     内务部在苏联专家教导下,对这65人实施“坐火椅、拔指甲、扯光头发”等酷刑,扒光衣服,严禁睡觉,不准吃饭,直到在伪造的“招供状”上签字为止。根据苏联历次清洗经验,这些人最后都毫无例外地“承认”了自己参与反革命集团,并供出更多“同伙”名单。

     大清洗第一场胜仗抓出了“根登—德米德反革命间谍集团”,又根据他们的“口供”,揪出更多的人,外蒙军队的规模本就就小,军队旅以上有187名领将被捕;51个中央委员会成员有36个被枪决。

     乔巴山发布公告称,军官们大量牵连进反革命阴谋中,如果他们公开承认自己的罪行,可得到从轻发落。有1000多军人为了避免被杀,主动“承认”自己的“反革命罪”,最初只有人几人得到赦免,绝大部分仍被枪毙。人类的“智慧”是被逼出来的,有些人干脆主动自首,说自己犯过“强X奸罪”和“盗窃罪”,迅速被定刑事罪送进监狱,居然在大清洗中幸存下来。

     外蒙军中威望仅次于苏赫巴托的德米德在押送到苏联途中离死亡,不仅他的父亲和兄弟遭处决,连怀孕的妻子娜察亦被杀死。

     针对宗教界的大清洗同时展开,规模更为庞大和血腥,手段更为粗暴野蛮,内务部抓“喇嘛反革命集团”的逻辑是,如果你是学生,那么你的老师肯定就是同谋,若你是老师,你的学生亦同谋,宗教界师生关系盘根错节,所有僧侣皆可被打成反革命。

                                           大清洗时留存的影像,一群被关押的僧侣。

     前来指导大清洗的苏**顾问格鲁伯奇克1938年8月向斯大林报告:“到7月20日,771座寺院已有615个变成废墟,仍在运转仅有26座,85000名喇嘛仅留下17338人,这些人还未逮捕,对中高层喇嘛我们将在下一阶段战役中全部解决。”

     大清洗期间两个特殊机构凌驾于一切党纪国法和党政军机构之上,一个是非常委员会,作为最高军事法院,一个是特别委员会,是最高法院,。至1939年4月,两个委员会卷宗显示,共判29198人反革命罪,其中仅非常委员查办的25785个政治案件,已做出判决的卷宗显示,20099人被处决,5739人投入监狱。

     宗教界的清洗,按标准定额,每个肃反人员一天办10个案子,超额完成者有奖。一个叫班扎拉格奇的肃反人员在摧毁一个寺庙时,平均每天办案60个,成为“先进工作者”;另一位叫巴雅尔马格奈的肃反人员因一周办几百个案子,获得北极星勋章(外蒙给军功卓著者的奖励)。

     内务部成员卢瓦桑萨姆丹1962年回忆,由于逮捕的僧侣太多,导致监狱拥挤不堪,每周会有一二次集体处决,每次用卡车一车车拉出去。

     十月革命后,有很多哈萨克人、布里亚特蒙古人、塔塔尔人逃入外蒙,斯大林对这些人怀恨在心,认为他们“逃避革命”,那也是另一种“反革命罪”,他下令乔巴山对他们实行清洗。外蒙2.1万哈萨克斯坦人被消灭了2000人;140个塔塔尔人只剩下4个;来自中国内蒙的汉蒙两族人士几乎未留下一个活口,其中还有内蒙人民革命党的成员。

     处决“反革命”干部群众时,内务部强制党政军成员去观看,乔巴山表情木然,老实忠厚的总理阿玛尔脸上常挂着眼泪,这一切被“苏联专家”看到眼里。伏罗希洛夫向大清洗中乔巴山的副手,中央委员会书记——鲁布桑札布授意:得除掉阿玛尔。

     阿玛尔已是外蒙高层剩下的最后一两个有声望的人,所以斯大林才在根登之后让他当总理装点门面,苏联专家们可以藏在“阿玛尔政府”幌子后面作恶,遇事则随时可以牺牲阿玛尔,或让他当“替罪羊”,或完成大清洗把他除掉。因此搞掉阿玛尔之前,莫斯科授意先发起宣传攻势弄臭他。

     1939年3月阿玛尔以“反革命集团庇护者”等罪名遭逮捕,被押送到苏联“审判”,关押期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给他用尽了各种“非人酷刑”。1941年7月10日,特意选在了人民革命党建党日,宣布阿玛尔死刑。与阿玛尔一同被逮捕,送到苏联处决的还有外蒙当时的国家元首,创党元老,大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多格桑木。

有趣的是,阿玛尔生命最后一段时光里,在狱中碰到了把他清洗掉的鲁布桑札布,但这次,鲁布桑札布不是来审问他的,而是与他成为了狱友。

这里插一个苏联的血色幽默段子:“大清洗期间,三人于牢房中聊入狱原因,甲说:我因为反对州委书记伊万诺维奇;乙说:我因为支持书记伊万诺维奇;丙说:我就是伊万诺维奇。”

     斯大林先后利用亚戈达和叶若夫来完成大清洗,然后又把他们除掉,自己把主犯的责任推卸掉。在外蒙,他也为“小斯大林”乔巴山安排了他的亚戈达和叶若夫,为他洗脱责任,大清洗最高X潮时期,一度刻意把乔巴山调离外蒙,与最血腥的时期“保持距离”。

阿玛尔在苏联的审判中发表了一番后世才得知的感人讲话:

     “我是无罪的……如果蒙古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独立国家,我不明白为什么它的政府总理要由苏联来审判,而不是蒙古的法院。说我阴谋反对乔巴山这不是事实。不过有一点倒是事实,我热爱蒙古人民就像我热爱俄罗斯人民一样,但我讨厌苏联,因为他们对我们的国家实行殖民化政策。我并不因为蒙古跟苏联和日本分享了共同边界主张跟他们保持友好关系,我更喜欢与德国发展外交关系,曾经选派年青人去那里留学……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没有什么反革命,你们用伪造的供状迫X害人们是无辜的……我,一个蒙古的国家领导人的亲身经历表明,苏联如何在蒙古推行殖民化政策。”

     大清洗中到底有多少人被处决,现在难以得到精确数字。这种罪恶的事斯大林也认为见不得人,不会留下详细的“历史罪证”,当时亦不允许报道和研究,历史学者目前常引用的数字是3.6万至5万左右,但研究者认为3.6万这一数字远远被低估,原因如下:

    残存档案与证据不足以反映全貌。

    并非所有被逮捕和被处决的人都留下纪录或被内务部统计进去。

    未被判处死刑者有一部分在关押期间被酷刑与疾病夺去生命。

     另外,还有很多被关押者后来被送到苏联古拉格集中营,他们生死状况之全貌难以统计,1938年,一位古拉格官员写信给外蒙内务部的苏联肃反顾问:“你们最近送来的产品太老了,今后请送年轻的和健康的产品来。”

1939年末,乔巴山在笔记本里记下了这样一段工作总结:“到11月,共处决喇嘛20356人,600名是高级喇嘛,3174名是低级喇嘛,13120名是低级喇嘛,摧毁797座寺庙;在1937年和1939年之间,逮捕了56938人,其中20396被处决,被逮捕的人中有17335人是喇嘛”。(注:乔巴山的数字比苏联顾问的要高)

外蒙作为游牧社会,寺庙是少有的固定建筑,797座寺庙包含超过6000多栋古建筑,每座寺庙还是周边地区的经济、文化、教育中心,数百年所积累下的书籍、卷册、艺术品毁灭殆尽,寺庙的金银器皿被苏联搜刮而去,仅有首都乌兰巴托的甘丹寺被留存,但一直被关闭。


几十年后被挖出来的大清洗“埋尸坑”。
尸骨堆积如山。
一位僧侣望着当年的骷髅堆发呆。
  大清洗中唯一幸存的寺院,乌兰巴托的甘丹寺。

    尾声:“鲜血凝成的苏蒙友谊”

   肯特、杭爱、萨彦那些高耸美丽的山峰

   装点着北方的森林和群山

   梅嫩、沙日嘎、诺明那些广阔无限的戈壁

   形成横亘南方的瑰丽瀚海

   这就是我生长的故乡

   美丽的蒙古大地

   克鲁伦、鄂嫩、土拉那些澄碧清洁的江河

   给大家提供药用的溪水温泉

   库苏古尔、乌布苏、贝尔那些深邃浅蓝的湖泊

   给人畜提供饮用的池塘水泽

   这就是我生长的故乡

   美丽的蒙古大地

……

     这是现代外蒙最著名的作家、诗人纳楚克道尔吉的名篇——《我的故乡》。纳楚克道尔吉被视作现当代外蒙文学重要奠基人之一,首个“红色作家”,有点“外蒙高尔基”的意味。

     纳楚克道尔吉1925年被送往苏联学习,但在一年后,正如总理阿玛尔所说,因为讨厌苏联,他与另外35个年轻人被政府送到德国学习。回国后,他担任过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纳楚克道尔吉对极左政策有轻微质疑,1932年被内务处逮捕,判一年刑期。1937年2月大清布署期间,他与34个赴德国深造的同学悉数遭捕,但他只被叛5个月劳动改造;看起来运气还不错,与他齐名的外蒙最著名剧作家布扬纳梅克直接被处决。大清洗前两个月,纳楚克道尔吉走在街道上遇袭身亡。

     纳楚克道尔吉不知能否预料到,他心中“美丽的蒙古大地”两个月后将血流成河,不仅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被一扫而光,党政军和宗教界著名人物亦被杀戮殆尽,传统文化遭到毁灭性打击,经济亦完全被苏联所控制。

     1941年莫斯科迫使外蒙放弃以维吾尔字母书写的老蒙文,改用以斯拉夫字母书写的新蒙文,对成吉思汗和蒙古历史的歌颂与崇拜亦在被禁之列。蒙古的国旗由斯大林提出设计意见,国歌歌词中充满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色彩。到30年代末,外蒙与苏联之间的贸易状况彻底颠倒过来,向苏联出口货物仅650万卢布,从苏联进口的产品达7500万卢布。这样的国家,从政治、经济到文化,已无任何“独立”可言。

      二战时外蒙对“兄弟般情谊”的苏联发起了“只求贡献不求回报”支援运动,向苏联捐助的金钱和物资远远超过自身承受能力,1942年开始,向苏联捐助羊皮衣服3万件,食品600吨,现金10万美元,黄金300公斤,坦克54辆(其中有32辆T-34坦克),同时低价出售给苏联48.5万只马匹,另无偿赠送3.2万匹。

     外蒙真正需要的是苏联的面粉、玉米、盐等产品,但苏联始终为食物匮乏所困扰,为了不给“友邦”添麻烦,外蒙又发起“自给自足”运动。经过多轮清洗,外蒙已不存在抗拒集体化的力量,1947年公社化运动全面完成,牧民的牲畜全部收归“国有”。多年后“纠左”,有了点通融,仅允许戈壁地区和杭爱以北地区,每个公社成员可保有50头羊。

     外蒙不仅直接派兵参加苏军作战,还强令国民前往苏联服劳役,二战时一直按斯大林要求保持着8至10万军力,尽职尽责扮演好了“缓冲国”角色。斯大林两次干涉中国新疆事务时,外蒙又成为他从事国际地缘政治讹诈的马前卒。

                                                            苏蒙时代的军队。
                                                            苏蒙时代的仪仗队。
                                                           现在的仪仗队。

     1944年,斯大林在新疆的伊犁、塔城和阿勒泰发起“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即斥责了顾忌中国抗议,畏手畏脚的乔巴山,勒令他立即向“东突”送去武器。乔巴山随后命令苏赫巴托的儿子噶尔桑率军把200支步枪、230挺机枪和6挺重机枪、2000枚手榴弹、40万发子弹送到新疆交付给叛军头领乌斯满手,由于这批武器和苏联空军的支持,中国军队平叛失利(注:乌斯满后来又归顺中国国民政府,与苏联和外蒙作战)。

     连外蒙领袖“小斯大林”——乔巴山的接班人也是斯大林隔代指定的“泽登巴尔”,老早就指示乔巴山好好裁培。娶了苏联妻子的泽登巴尔虽受斯大林青睐,但他紧跟的是作为苏联军事强权国家领袖的斯大林,而非斯大林本人。乔巴山未曾想到,赫鲁晓夫发起“反斯大林运动”,泽登巴尔立马响应莫斯科指挥棒,在外蒙发起“反乔巴山运动”。

     赫鲁晓夫初期,苏联阵营出现过一阵子“小阳春”。1962年,外蒙中央宣传部长铁木尔奥其尔举办了成吉思汗纪念活动,并在这位大汗的故乡建了纪念碑。此事惹得苏联大发雷霆,正在莫斯科的泽登巴尔闻讯赶紧给人民革命党中央去信:“成吉思汗是一位恐怖主义份子,不是民族英雄”,把纪念活动痛骂一通。为泽登巴尔掌权立下汗马功劳的铁木尔奥其尔因失去苏联好感,以“妨碍苏蒙友谊”、“搞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等罪名,被解除一切职务。

     苏式政治经济体制在外蒙全面确立,把母体的一切弊病全部遗传过来,外蒙长期经济体制僵化,生产效率低下,物资匮乏,到八十年代,商店里除了白酒和蜡烛,空空如也。男人们也像苏联一样,沾染上懒惰、酗酒的恶习。民主化前的人民革命党中央第二书记包尔德巴特尔说,尽管人民长期被物资匮乏的所折磨,但有3000个高干家庭像苏联特权阶层一样,可以享受特供,过着优裕的生活。

     乔巴山虽是人民革命党创党元老,资历不浅,但文化水平和管理能力连他自己都承认不足担当重任,长期以来未受重视,在党政军中的威望远不及其它元老,他之所以最终成为外蒙最高统治者,皆因他从不敢违抗斯大林命令,他也是七名创党元老中唯一能善终者。

     后世历史学者认为,把大清洗和全面苏化罪责都推到乔巴山身上亦失公允,若乔巴山不愿执行斯大林指示他自身也性命难保,斯大林必能寻觅到另一人来担当代理人角色。外蒙在外部强权的绝对控制下,属于“被自残”,悲剧无法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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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3-15 21:20:1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万方千计 于 2016-3-15 21:21 编辑

       鄙人认为,外蒙人反抗嗜血成性、疯狂变*态的苏俄和伪蒙傀儡政权的正义行为应该叫做“起义”——而不是称为“暴X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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