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说人口以及其他

秦泽

我没有确切的论据证明人口数据的变换相对于经济数据更能整体的体现出某个时期某个地点所发生的所有事件，但我确信事实如此。人口的繁衍是人类声生存的最基本的动力，它所表现的含义不仅仅是一个生命诞生、一个生命死亡。具体的深入老探讨，就会发现另有一番天地。

马尔萨斯在他的《人口原理》中对于游牧民族的人口发展与战争、贫困、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阐述的很清晰。但对于中国这块独特的土地却有些含糊不清，他只是提到了中国拥有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地，在生产资料丰盛的前提下人口应该是非常多的，但有一些社会学家认为古代中国人口是停滞的。在十八世纪末中国对于西方来说还是一个神秘的国度，所以我认为作者是出于不了解而含糊而过，却错过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对象，如果当时马氏对中国深入了解，那么他的人口原理极有可能提高一个宽度。

  马氏的人口理论很好理解：人类的生殖力是成几何数增加，而生产资料的是成算术倍增加。当人口发展到一定的程度超出了食物所能供养的人口数量，自然的法则便会通过、战争、贫困、以及其他罪恶来调试平衡，最终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往往承受人口发展所带来的罪恶的是下层民众，但马氏并不赞成使用高税收的福利政策来平衡贫富。他认为在人口超出生产资料的的前提下，不平等所造就的社会是一部分富裕，大部分人贫穷、而如果强行平等，那么就是全部的人贫穷。并且以英国的《济贫法》为例：政府通过向富人课征高税救济穷人，但穷人在生活上的疾苦并未得到改善。马氏分析认为，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通过行政手段摊分货币并不能改善资源有限的迫境，物价的分摊只会引起物价的上升。如同在人口和物质失衡发生时，劳动价格并不会下降，但物价会上涨，所以实质上劳动价格还是下降了。

   这些观点现如今看来，依然很有启发性，特别是对西方的福利性社会带来的经济危机。这也令我想到了中国的斗地主分财产。

    一般来说，一个地区，往往是富人少而平民多。这很容易给民众造成一种直观感受，即:我之所以这么穷是富人的贪婪，或者根本就是由于人类天性中的嫉妒心使然。<当然这要剔除依靠权力发财的富人，即使包括这些富人，下面我所说的依然成立>。中国向来就有劫富济贫的传统，却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地方：中国的地主或者富人之间是分散和独立的，他们并没有统一的政策来剥削农民，也没有暴力机构掠夺农民，他们手中掌握的资源说实话，即使是朱门酒肉臭里的那点肉也不能养活很多人。路有冻死骨的原因是一个能统一制定政策无限制掠夺农民的组织——政府。相比于政府，任何时候的政府，皇权时期也好，共和国也好，手中所掌握的资源是富人或者地主的成千上万倍。而不幸的是富人往往成了政府错误政策的替罪羊。中国人的政府向来受人民的畏惧和崇拜，畏惧是因为强大的暴力机构，而崇拜是在危机发生后政府会发表强有力的声明指责富人或者其它阶层，引导人民走向仇恨的道路。

    这就是世界上拥有最肥沃土地国家人口下降的一个根本原因。人们往往忽视这个原因，还视这个原因为拯救的希望。从没想过通过改革也好，革命也罢限制政府权力，有一个人想到了：宋教仁，但不幸他死在了威武的成功人士手中。

     言归正传说人口，马氏的人口消亡论在中国并不适用，因为在欧洲，政府的力量<除了法国路易十四时代>向来薄弱。他的消亡论仅仅处在一个单一的天平之中：一边是人口，一边是食物。马氏认为人口向后发展人口必然导致贫穷，贫穷则会推迟人们的结婚年龄，消减人们的生育欲望、增加儿童的死亡率。这在中国都不成立，中国的平原太大了，人口密度非常小，贫穷往往刺激着人们早婚多育，因为成熟的农耕技术以及大片无人开垦的良田并不排斥更多的人口。一个家庭的人口越多生产的粮食也就越多、所霸占的社会资源就会越多，对于家庭内部的个体来说就越有安全感。所以对于中国来说，人口的发展不是负担，而是新的能量，就算是如今，这个依然适用。中国现今的人口密度比日本、英国　德国这些发达国家的人口密度要低。

   
    所以就现在来说，中国的问题不是人口发展过快的问题，而是人口分布不均的问题。人口分布不均的问题所带来的是地域经济发展失衡的问题，更深层次的就是政府政策失误了。就世界范围来说同样如此，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盖过了人口的问题。人类确实消耗了大量的自然资源污染了环境，但去修复环境问题可以带来就业岗位，问题不在民众，不在人口，而在于分配与效率。如果马氏研究了中国古代的历史，那么《人口原理》一定会适用于现代。

    马氏提出的一些理论至今让人深思，他早在十八世纪末就提出：“如果有大量人口由一国移居他国，那么显而易见的，是因为这个国家发生了某种不幸的事情。这是因为，除非原居住国使人实在不能安居乐业，或移居国可能带来巨大的好处，否则，很少有人会愿意离弃他们的家族、亲戚、朋友和故土。”

    人口的迁移的体现着某个时间内某个地区的整天生存状况，就如同游牧民族在破坏一处草地之后就会迁徙而去。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现代国家，那么这个国家一定正在发生或者将要发生某种灾难。

      
       另外马氏提到的妇女权利在贫困时期地位受损的情况现如今依然适用于我们。一个地区食物充足，人口繁殖没有压力，妇女权益得到提高。反之受损。但我想说还有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结婚用的礼金。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提到在他观察的农村里，发现这样一个现状：一般人们在娶妻的时候要付一部分礼金，但女方往往会由嫁妆的方式归还，不然会视为很丢脸的事。但在经济萧条的情况下，男方所要支付的礼金就会提高，并且无法得到返还。这是一种变相的财富转移与均衡，当财富需要通过类似人口买卖的方式来均衡，那么这个地区的经济，至少我这样认为：这个地区的经济处在崩溃前夕。

   
    还有妇女、儿童拐卖的现象，也是人口发展失衡的状况，这种状况的发生的原因无非是因为某些地区男女比例失衡或者女方不愿意留在本地，这种贫穷往往不发生在土地贫瘠的地方，而发生贫穷的地方。这些地方贫穷并不因为土地贫瘠，或者劳动力少，其中原因大家可以自行思考。

   
   我们国家现在的结婚年龄成两极分化：农村人口越来越早结婚，城市人口越来越晚结婚。因为在农村，早结婚意味着父母负担的减轻，结婚就是经济独立，也意味着开始繁衍下一代，越来越多的农村年轻人涌向城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农村社会的单调性，农村并没有城市那样丰富的业余生活。在城市，年轻人往往因为害怕承担沉重的生活负担和恐惧婚后不再自由而推迟结婚年龄。这反应出的是中国城乡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大的简直就像两个国度。

   
     我们会有希望么？还是会出现马氏提出的自然法则会以大灾难的方式调节平衡？祈祷上天的保佑吧。按照马氏的理论，集体是无意识的，所以受着一些规律的束缚。而在这样一个世界上，有一个信仰神的国度，信仰自然权利的国度却摆脱了宿命，那就是美国。这就是唯心的力量，这就是道德的力量。 同样，自美国建国之初就无时不刻在提防政府权力、限制政府权力，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


     千万不要迷信权力，它只会把你带向地狱。

   

心远·清心堂

中国的地主或者富人之间是分散和独立的，他们并没有统一的政策来剥削农民，也没有暴力机构掠夺农民，他们手中掌握的资源说实话，即使是朱门酒肉臭里的那点肉也不能养活很多人。路有冻死骨的原因是一个能统一制定政策无限制掠夺农民的组织——政府。相比于政府，任何时候的政府，皇权时期也好，共和国也好，手中所掌握的资源是富人或者地主的成千上万倍。而不幸的是富人往往成了政府错误政策的替罪羊。
--------------------------------------------------------------------------------------------
其实这个政策还是存在的，即纳税徭役政策。税赋徭役看起来是政府对国民的普遍掠夺，但官绅富商阶层有免除税赋徭役的优待政策。这种政策推动小自耕农出售甚至无偿投献土地家产，使得官绅富商财富日益扩张。而自耕农数量越来越少，政府的徭役被加倍摊派到剩余的自耕农身上。自耕农负担越来越重，政府财政收入越来越少，等于到灾荒战乱，小农破产成为流民饿殍，政府因无力赈灾平乱而崩溃。

制定这一政策的是谁呢？一般不是皇帝，而是官商士绅这些既得利益阶层。

心远·清心堂

而不幸的是富人往往成了政府错误政策的替罪羊。中国人的政府向来受人民的畏惧和崇拜，畏惧是因为强大的暴力机构，而崇拜是在危机发生后政府会发表强有力的声明指责富人或者其它阶层，引导人民走向仇恨的道路。

这就是世界上拥有最肥沃土地国家人口下降的一个根本原因。人们往往忽视这个原因，还视这个原因为拯救的希望。从没想过通过改革也好，革命也罢限制政府权力，有一个人想到了：宋教仁，但不幸他死在了威武的成功人士手中。
-------------------------------------------------------------------------------------
我觉得应该把古代中国的富有阶层进行一下区分。
官绅士大夫属于既得利益阶层，是政府架构的基础和政策主导力量。

商人致富则属于另一富人阶层。

其实导致古代中国社会不平等和贫富分化，财政崩溃乃至改朝换代的力量恰恰是官绅士大夫阶层。
而作为替罪羊的却是商人阶层。

历朝历代，政府都是被官绅士大夫阶层控制的。限制政府权力如果不改变官绅既得利益阶层控制政府，同样无法解决改朝换代的周期律问题。
关键还是要靠实现主权在民。而这指望一个宋教仁是不现实的。

秦泽

地主阶层并没有直接指定政策的权力，他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平台，这个平台就是政府，如果没有集权专制的政府，也就不会被地主或者富人阶层掌控政权。现在美国所面临的金融主导政治的潜在危险，也是因为联邦政府的权力加强。

然而因为一些地理环境的因素中国早期的大一统很有必然性
从人口迁徙的角度看，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与中原的战争与融合是必然的，相邻的两块土地拥有如此大的资源差异，必然会导致贫困的游牧民族向中原进军。

为了抵御游牧民族侵扰而建立的大一统专制集权牺牲了政府制定政策的灵活性，导致制度僵化，王朝在经济条件达到一定水平，人口激增之后面临的就是财政崩溃。

所以要实现限制政府权力，就要进一步的瓦解中央权力，实行联邦制度。

宋教仁要建立的宪政内阁就是限制政府权力，而且他也有足够的政治高度来实行这一目标

历史不可能交给一个人改变，但他站在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位置，或许就是一根火线。

可惜，历史连这个机会都没有给中国

心远·清心堂

他的消亡论仅仅处在一个单一的天平之中：一边是人口，一边是食物。马氏认为人口向后发展人口必然导致贫穷，贫穷则会推迟人们的结婚年龄，消减人们的生育欲望、增加儿童的死亡率。这在中国都不成立，中国的平原太大了，人口密度非常小，贫穷往往刺激着人们早婚多育，因为成熟的农耕技术以及大片无人开垦的良田并不排斥更多的人口。一个家庭的人口越多生产的粮食也就越多、所霸占的社会资源就会越多，对于家庭内部的个体来说就越有安全感。所以对于中国来说，人口的发展不是负担，而是新的能量，就算是如今，这个依然适用。中国现今的人口密度比日本、英国　德国这些发达国家的人口密度要低。
------------------------------------------------------------------------------------------------------
中国的平原并不太大，人口密度也不算低。
中国的土地和其他文明相比，也算不上肥沃。
中国的黄土地，其实还是偏贫瘠的。
真正的肥沃，是撒下一把种子，就等着收获就得了的土地。

黄土地在粟米时代，最多也就够养活6000万人口。
从秦汉到隋唐，无不如是。
等到了双季稻普及的时代，人口大概增加到2亿。
再到玉米番薯时代，人口达到四亿，5亿这个峰值却逾越。
这就要靠化肥的力量了。

因为黄土地不够肥沃。要想获得收成，必须付出足够的劳力。
所谓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这就形成了几千年的中国特有的精耕农业传统。
在单位面积上付出更多劳力，就可以获得更多收获。所以古代家庭并不是乐于开垦荒地的，
因为垦出田地来还要交更多的税。反倒是多生儿子，把更多劳力投入到已有土地上，获得更多收获更现实。
这才是中国多子多福人口观的来源。

而单位面积耕地的劳力增产是有限度的，人口超过需要，就只会成为负担。
人口发展就无法成为新的能量而只能成为拖累了。

以明清民国的生产力水平来看，一个农夫能够完成十亩田地的精耕劳作。
这样全国现在的18亿亩耕地，其实也只需要2亿农民。
而早在乾隆59年（1784年），中国的人均耕地已经下降到了2.51亩。
结合当时每亩三四百斤的产量，导致出现了农村普遍的均贫化。
加上官府士绅盘剥和地区间的不平衡。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就无可避免了。

秦泽

在我的直观感受中，中国有山东、河南、四川、这些面积等同于欧洲大国的平原大省，应该是相当的大。
另外还有一个优势是只有北方游牧势力的干扰，不像中东文明，处在冲突的中心

至于中国的人口密度，以中国古人口，就拿大家熟知的四万万同胞来说应该是很低的。
几乎没有听闻中国会发生因为争夺耕地而发生骚乱或者小规模战争
这也是中国没有侵略性的原因之一吧

不知道黄河周边地区在中古或者近古时期的生态环境如何
我总以为黄河地区的贫瘠是因为近代过度开垦破坏生态
至少在孕育精细农耕技术时代，黄河周边地区应该是肥沃的

农耕技术发达之后农业就开始向南方发展，渐渐的精耕细作变成另一种传统

心远·清心堂

他的消亡论仅仅处在一个单一的天平之中：一边是人口，一边是食物。马氏认为人口向后发展人口必然导致贫穷，贫穷则会推迟人们的结婚年龄，消减人们的生育欲望、增加儿童的死亡率。这在中国都不成立，中国的平原太大了，人口密度非常小，贫穷往往刺激着人们早婚多育，因为成熟的农耕技术以及大片无人开垦的良田并不排斥更多的人口。一个家庭的人口越多生产的粮食也就越多、所霸占的社会资源就会越多，对于家庭内部的个体来说就越有安全感。所以对于中国来说，人口的发展不是负担，而是新的能量，就算是如今，这个依然适用。中国现今的人口密度比日本、英国　德国这些发达国家的人口密度要低。
-----------------------------------------------------------------------------
中国的人口密度从来就没怎么小过。

以1800年为例。
中国 人口四亿，  按960万平方公里计算，人口密度41.67人/平凡公里。
法国 人口2744万，面积55.16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49.75人/平方公里。
英国本土人口1000万，面积31.5万平方公里（包括爱尔兰），人口密度31.75人/平方公里。

不要忘了，当时的蒙古，新疆，西藏，甘陇乃至未充分开发的东三省都是地广人稀。
人口集中在华北中原华东西南。人口密度至少翻倍。
怎么能叫密度非常小呢？

现代发达国家的人口密度很高，但真正靠农业土地生活的人口只有其人口的3%。
而中国至少要有50%的人口要靠这十八万亩耕地生活。
而且中国有近一半的的土地地广人稀。东部沿海的人口密度比那几个发达国家一点都不低。

而现代科技带来的化肥农药，机械耕作灌溉以及改良种子，一个农民耕作百亩岂不跟玩似的。
这样只需要2000万农民，最多6000万农业人口就够了。


为什么从清代直到现在，中国的人口就业结构无法大变？就是因为庞大的人口基数的压力。
想给3亿农民创造非农就业机会，清朝民国做不到。
想让9亿农民非农化，现在中国也没那么大的资本去投资。
只能放在农村，用那不到两亩地，每年不到2000块钱当低保吃。

请问人口发展不是负担是什么？

秦泽

我原文中讨论的是在中国农业社会的前提下，就是有足够的食物能供养人口的的发展速度，而并不是说城市化。
现在依然适用的是人口越多，霸占的社会资源也多，而家庭也更有安全感。  

人口密度是整体的面积与人口之比，我说的是中国，而并非某个地区，人口会迁移，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个地方。

要改变中国人口结业结构，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事实上改善人口就业结构和减缓人口发展速度是同时进行的。
越不去改变则人口发展的速度不会改变。当然，用强权去践踏人的自然权利或许有所改观，但这是罪恶的。

至少，我们现在没有看到官方做出的努力，清朝也没有。北洋民国或许有，没有证据表明是是财富不够，即使是财富不够
只要改革，庞大的劳动力可以依托科技的发展先以人口红利的方式进行财富的积累，就像改革开放。
我看到只有大量的资源被官僚、被维护社会关系而浪费

还有内战。

心远·清心堂

中国的大一统，其实是封建制转向军国制的必然结果。抵御游牧民族并非主因。

也许精耕农业导致的人口增长才是根本原因。

封国人口增长，国力军力强大，点状的西周封国变成互相接壤的领土国家。
今儿发生兼并战争。到最后实现大一统。

欧洲其实也有这一过程。不过比中国晚了近两千年。而且因为人口少，封国实力弱，加上基督教会的制约。
所以兼并统一缓慢。直到中世纪晚期，才开始出现了英国法国德国这样的统一国家。而1000多年的封建体系，也形成了一套制约皇权的思想实践体系。

再回到富绅和政府。政府应该认为是富绅掌握权力的产物。而不是因为有了专制政府，才有了富人掌控权力。
所以无论是政府，还是政策，都是富绅建立的。政府更多的是保护富绅利益的工具。
欧洲的限制君权，也是不同层次的富绅的博弈。
只有主权在民的思想真正为民普遍接受，政府成为国民的契约授权社会管理机构。
才能保障人民的平等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

秦泽

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人口密度一点都不低，但中部地区却在“空心化”
现在连老人都不愿意留守在家，更多的青年，甚至是少年初中辍学便去沿海打工

这个我在原文中也提到，还是分配不均的问题，还是政府政策失误的原因。
如果有兴趣破功可以去中部地区参观，中国特有的人口迁移反映着中国的经济政策失衡

平日农村冷冷清清，沿海热闹。到了过年大迁徙，珠三角很多城市人去楼空。
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失衡，迁移的时间越来越短，我会怀疑生存的压力有一天是否会打破传统的力量
回家过年将会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