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

以和为贵

然而，在匪石对同一史事的叙述中，郑成功的告庙祝文变成这样的语句：
呜呼先师！国家已矣！父谏不听，母死非难，成功之罪，其曷可逭！谨谢
儒服，以矢厥志。呜呼先师！昔为孺子，今为孤臣，仗先师灵，宏济大难。
其济，国民之福；不济，成功之罪。呜呼先师！实式凭之。

暴风影音

国族？？

按本土的文化心理划分的民族理论，国族，一个国家一个国族这种模式。在西周时，就已经形成了。

只是按语言习惯来说，对应的称呼不太一样。当时语言中的“国”对应的应该是现在的“省”或者“州”，当时的“天下”对应的才是现在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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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民族主义，查了下维基百科，有句话比较有意思

当试着要替民族主义下一个定义的时候，德国学者亚特就无奈地表示，“在当今的政治分析的词汇当中，民族主义是最混淆的一个概念之一”。凯克门诺必克也这样宣称，“从来就没有两个作者不论他们是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或者是心理学家，会用同样的方式来定义民族主义”，或许，这个应该称为“国家主义”更加合适一些。

或许这应该归入工业社会以前的欧洲“前资本主义”时的思想产物更精确。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原料 市场 劳力 技术等，未必都是从国内获取，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国外获得的，除了正常的贸易以外，有许多来自殖民地掠夺战争。从实际效果上说，这些资源是引发工业革命，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或许有相当一部分是社会进步创造出工业文明的必要代价，但是从行为上说，这其中是一种对外国进行欺压的暴政，和对国内民众的欺压属于一样的性质。在行为上 思想上都不见得是什么好东西，而且在这些行为发生时，也未必就能未卜先知认识到在客观上有助于将来引发工业革命。在进入工业资本主义时，对这种“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思想和行为也进入了一些反思和批评，可能是因为翻译的原因，也波及了华夷之辨这种另一种思路的本土民族思维。

宪兵司令

周之邦国，更类似于希腊的城邦，虽然政制不同，但都是在同一文化共同体下的不同政治实体。在华夏世界内部，有着“秦人”“楚人”的不同身份认同，正如希腊之有“雅典人”“斯巴达人”的分野，对外身份则是统一的。但希腊城邦始终只有松散的联盟，而先秦诸侯国在理论上都是周天子的藩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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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第13楼宪兵司令于2012-12-02 18:00发表的 回 11楼(暴风影音) 的帖子 :
周之邦国，更类似于希腊的城邦，虽然政制不同，但都是在同一文化共同体下的不同政治实体。在华夏世界内部，有着“秦人”“楚人”的不同身份认同，正如希腊之有“雅典人”“斯巴达人”的分野，对外身份则是统一的。但希腊城邦始终只有松散的联盟，而先秦诸侯国在理论上都是周天子的藩属。

希腊的城邦时代，还没有近代前资本主义的国族思维和概念吧。

或许，和希腊的城邦最接近的应该是商朝的形式，文化共同体还没有建成，至少还没有完全形成。

其实这种说法，也是从近代外来国族这种理论思维的观念来分析中国古代的情形。

国族这个理论本来就有争议，按维基百科的资料，根本没有准谱。见过杜车别就不同意这个概念，认为国族其实只是部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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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本土的文化共同体民族思维，和外来的国家主义民族思维碰撞造成了一些概念的混淆。

清末受外来的冲击，体制内的改革派和立宪派的民族思维大概是现代的这种其实应该国家主义的思维，相对于外国的强国。即使有一些本土民族思维的也不得不进行一下这样的伪装，毕竟华夷之辨是最重要的敏感词。在一些学贯中西，受两种思维冲击的人身上也出现了一思维的矛盾，比如思想多变的梁启超 ，但是毕竟也是立宪派，还是运用近代国族思维，编造出了“中华民族”这个名词。现在的山谷无风也是这种思想。

而革命党，可以不顾忌这个敏感词，就多以本土的文化共同体华夷之辨的民族理论为主，秋瑾的《宝刀歌》表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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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瀚的《辛亥成败百年回眸》里，把《剪辫令》这个本土的文化民族思维称为种族主义，这大概就是本土的民族划分理论和近代外来民族理论冲击造成概念混淆的产物。

宪兵司令

问题是古代的华夷之辨是以肯定君主制为大前提的，而革命党的目的并不是复辟汉人王朝，而是建立民主共和。这就涉及到对一切皇权专制的批判，而不仅是对满清。总结满清的黑暗面时，也不仅从民族上找原因，而是触及君主专制本身。这就有了明显的现代西方因素。 [s:2]

宪兵司令

而且在古代，华夷之辨不但为汉族王朝利用，外族王朝在汉化后，也有意识地以此为工具，建立对臣民和周边藩属的心理优势。非但清朝的例子不胜枚举，连蒙古在忽必烈改国号为元之前，成吉思汗、窝阔台在与汉化的金、西夏、高丽打交道时，已经使用汉制汉法，以华夏天子自居了。如王氏高丽在向蒙古称臣后，被迫放弃一些“僭称”的名号，礼制规格自降一等，如“六部”改为“六曹”，“王后”“太子”改为“王妃”“世子”等，一直延续到李氏朝鲜王朝。这显然是窝阔台汗接受汉臣建议，在高丽面前树立天子权威的举动。所以说，华夷之辨归根到底是帝王及拥护皇权的士大夫所使用的政治工具，并非纯粹的民间意识形态。 [s:2]

宪兵司令

换言之，在古代中国的政治生态里，无论谁做了中央王朝的皇帝，无论他的出身是权贵、军阀、流民还是异族，称帝本身即意味着他成为“扫荡六合、君临宇宙”的天下共主，是“华夏”的主人，其他的竞争者都是“僭”，周边蛮夷和割据军阀都是“藩属”。至于士大夫，一部分前朝遗民和敌对政权的臣子可能不以为然，如蜀汉和孙吴士人眼里的曹魏永远是“篡汉逆贼”。但随着皇权统治的稳固，大部分人还是会心悦诚服地承认新一代的真命天子。得天下并且坐稳天下的事实本身就是“上天眷命”的最好证明。只有到王朝中衰，民怨深重之时，王朝得天下的合法性才会重新被翻出来炒作。王莽作为成功的改革家时，他篡汉自立的举动并没多少人反对，而一旦登基后开展的复古改制触及了人们的根本利益，兴复汉室也就成为造反者最方便的幌子了。元末的红军，究其实质是官僚机构腐败导致的官逼民反和宗教暴动，“反元复宋”“驱除胡虏”只是表面的旗号，而且也并非为所有的造反者遵奉。朱元璋统治集团对元朝灭亡原因的认知，也不在于其“胡虏无百年之运”的原罪，而是元末统治者的种种具体弊政，其中甚至不包括为汉民族主义者津津乐道的“四等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