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伟人一心一意为民众谋福利”的逻辑推证

宪兵司令

孙后来走了“以俄为师”的歪路，遗祸至今。 [s:2]

李佳华

一心一意似乎本身就是一个极端。

泛蓝同盟

列宁发动十月政变武力夺权，推翻民主立宪临时政府，又制造一月剧变，镇压民主（布党宗旨：革命；就是革民主立宪命. 民主，就是反革命.），屠杀各党派学生游行工人市民的绘子手的暴君，建立布尔维什克（纳粹之母）独裁专政苏维埃帝国（新沙皇专政，赤色恐色恐怖政权）和苏联红军（纳粹德国党卫军之父）。
国父孙文乃中华民族共和之父，民主革命启蒙教育思想家，非俄国独载者暴君列宁也…

黑衣大食

请问在那个时候，孙文还能走哪条路？
辛苦一生的事业得不到起色，苏俄愿意提供帮助，孙文能不接受吗？

宪兵司令

孙文曾手书：“今日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孙学列宁绝非权宜之计，实乃其私淑弟子也。
方才得俄代表报告，俄国行政首领列宁先生已于前日去世。国民党的同志们当然非常哀悼，应该乘此次大会时，正式表决去一电报，以表哀忱。未表决之前，有几句话与诸君先说一下。

　　大家都知道，俄国革命在中国之后，而成功却在中国之前，其奇功伟绩，真是世界革命史上前所未有。其所以能至此的缘故，实全由其首领列宁先生个人之奋斗，及条理与组织之完善。故其为人，由革命观察点看起来，是一个革命之大成功者，是一个革命中之圣人，是一个革命中最好的模范。彼今已逝世，我们对之有何种感想和何种教训？我觉得于中国的革命党有很大的教训。什么教训呢？就是大家应把党基巩固起来，成为一有组织的、有力量的机关，和俄国的革命党一样。此次大会之目的也是在此。现在俄国的首领列宁先生去世了，于俄国和国际上会生出什么影响来，我相信是决没有的。因为列宁先生之思想魄力、奋斗精神，一生的工夫全结晶在党中。他的身体虽不在，他的精神却仍在。此即为我们最大之教训。

　　本总理为三民主义之首创人，亦即中国革命党之发起人。我们的革命虽有几次成功，但均是军事奋斗的成功，革命事业并没有完成，就是因为党之本身不巩固的缘故。所以党中的党员，均不守党中的命令，各自为政，既没有盲从一致信服的旧道德，又没有活泼于自由中的新思想。二次失败，逃亡至日本的时候，我就想设法改组，但未成功。因为那时各同志均极灰心，以为我们已得政权尚且归于失败，此后中国实不能再讲革命。我费了很多的时间和唇舌，其结果亦只是“中国即要革命，亦应在二十年以后”。那时我没有法子，只得我一个人肩起这革命的担子，从新组织一个中华革命党。凡入党的人，须完全服从我一个人，其理由即是鉴于前次失败，也是因为当时国内的新思想尚未发达，非由我一人督率起来，不易为力。到现在已经十年了，诸同志都已习惯了，有人以此次由总理制改为委员制，觉得不大妥当。但须知彼一时，此一时。当前回大家灰心的时候，我没有法子，只得一人起来担负革命的责任。现在有很多有新思想的青年出来了，人民的程度也增高起来了，没有人觉得中国的革命应在二十年以后了。我们从事革命的事业，国民只以为太慢，不以为太快了。故此次改组，即把本党团结起来，使力量加大，使革命容易成功，以迎合全国国民的心理。

　　从前在日本虽想改组，未能成功，就是因为没有办法。现在有俄国的方法以为模范，虽不能完全仿效其办法，也应仿效其精神，才能学得其成功。本党此次改组，就是本总理把个人负担的革命重大责任，分之众人，希望大家起来奋斗，使本党不要因为本总理个人而有所兴废，如列宁先生之于俄国革命党一样。这是本总理的最大希望。

　　现在提出用本大会名义致电莫斯科，对列宁先生之死表示哀忱案，请大家表决。至于各行政机关，已由政府通令下旗三日。本会亦应休会三日。此三日内，每日下午本总理均在此演述民族主义。此讲题，从前曾对高师学生演过一次，再有两三次，即可从大体讲之。若详细的讲演，非长久时间不可。今乘此机会，尽三天之内摘要把他讲完，诸位回去后，即可以之为宣传的资料。其余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目前没有时间来讲，将来讲后再刊为单行本寄与诸位。现在请俄国代表鲍尔登先生讲列宁先生之为人[即鲍罗廷。]，请伍朝枢君翻译。俟讲完后，我们再来表决本问题。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一九二四年二月孙中山先生与夫人宋庆龄在广州举行的列宁逝世追悼会上

宪兵司令

列宁曾赞扬孙中山为“充满高尚气度与英雄主义之民主革命家”，“国友人师”是孙中山先生在列宁逝世后为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写的祭幛。孙中山对列宁非常崇敬，他称列宁是“一个革命的大成功者,是一个革命的圣人,是一个革命中最好的模范”。
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次年，孙中山致电列宁表示祝贺。这份贺电经过许多曲折才发出。电云:“列宁势必永世长存,其著作亦将永存,因其建于掌握、统治未来人类思想与希望之社会观念之上……”那时，帝国主义正在包围着苏联，孙中山的贺电，是新生的苏维埃人民政权收到的最早一份贺电。1921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时，曾在一封给苏联人民外交委员会委员长齐契林的复信中，真挚地向“我们的朋友列宁以及所有为了人类自由事业而有许多成就的友人致敬”。

1924年1月25日列宁逝世那天，正值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进行。孙中山沉痛地在会上向大家宣布了这个不幸的消息。

2月24日，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中央公园举行追悼列宁大会，廖仲恺主持，军、政、工、商、学、警等各界人士共五六万人参加，祭坛正中高悬孙中山所书“国友人师”祭幛。孙中山主祭，鲍罗廷致谢词。

在追悼列宁的大会上，孙中山宣读了他写的挽词：茫茫五洲，芸芸众生，孰为先觉，以福齐民？伊古迄今，学者千百，空言无施，谁行其实？唯君特立，万夫之雄，建此新国，略我大同。并世而生，同洲而国，相望有年，左提右挈。君遭千艰，我丁百厄，所冀与君，同轨并辙。敌其不乐，民乃大欢，邈焉万里，精神往还。天不假年，与君何说，亘古如生，永怀贤哲！

孙中山在列宁逝世后一年，也不幸病殁。临终前，他仍提起列宁，他说，苏联“是不朽的列宁遗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遗产”。

黑衣大食

第一，彼时世界上有几人知晓苏俄真面目？
第二，孙文始终坚持三民主义，与苏俄是互相利用的关系而已。

宪兵司令

吾人如熟读中国的《国父全书》和俄国的《列宁选集》，便知从孙氏在一九一三年改组国民党起，他在思想和方法上已经和列宁大体一致了。在一九一七年之后，列宁一举而推翻了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并赶走了四围入侵的帝国主义势力，孙公不免为之耳目一新。他所搞的「慎施命令」那一套（86），正是列宁所搞的「领袖独裁」、「职业革命家」等教义的精华所在。孙的思想也是列宁的具体而微。两人思想既属一体，两人行为原可一拍即合（87）。列宁成功之后，孙氏面壁九年，始大彻大悟，乃尽弃所学而学焉-- 一语破的：以俄为师。他未竟全功便死了，蒋介石半途而废，毛泽东则青出于蓝（88）。

宪兵司令

「以俄为师」只是个阶段
国民党内有些史家在鸡蛋里找骨头，说中山「以俄为师」只是学其「用」而非习其「体」。中山的「军政」之后，还有更伟大的「训政」和「宪政」呢！
但是过去六十年的史实告诉我们，孙中山「以俄为师」的最大目的，是把俄国模式中最有效的方法学来，作逐鹿中原的武力统一之用。统一之后的中国是个什么模式，孙中山也只是说了一大堆空洞的理论（89）--事实上，国民党六十年来究竟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训」过「政」呢？到目前为止，国民党自己还不是在继续「受训」吗？
至于列宁那一套，最有效的也只是「武力统一」。统一后的苏联，除了个伟大的军国主义之外，又搞出些什么名堂来？列宁所搞的是用暴力破坏了帝俄的封建专制制度。把这制度打碎了，怎样建造出一个富强康乐、自由平等的社会主义的大国来，列宁并没有留下蓝图。他的老师马克思也没有讲个明白。我国古代政治家陈平告诉他的主子刘邦说：「陛下于马上得之，不能于马上治之。」马上得之是破坏的结果；下马而治之，则要凭一点一滴经验之累积。智慧与机运并用，不可凭空臆造，奢谈什么什么主义。
七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孙中山的「以俄为师」也只是个阶段；一个「马上得之」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作用是「武力统一」和「枪杆出政权」。这阶段一旦从历史上退去，马上既不能治之，则下马而治之，就得找出个新的主题、新的方法才是正确路线（90）。

宪兵司令

「以俄为师」之孙公名言，首见于一九二四年十月九日致蒋中正函，影印手迹见刘大年主编《孙中山书信手迹选》（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十月）页一九三～一九四。其实，孙公于民初尚明言「余乃极端之社会党，甚欲采亨理·佐治（或译亨利·乔治）氏之主义施行于中国……。」（见《国父全集》第三册；吴著孙传页一〇五七）亨利·乔治是议会政制下的社会改革家也。孙公舍弃乔治而服膺列宁，实是「二次革命」之后，彼之思想进入另一阶段，已与「列宁主义」暗合之故。一旦发现列宁，乃尽弃乔治而学焉。吴稚晖论孙文有言曰：「孙文从不记人过……能说海阔天空的大话；他有勤快、寡怨、服善三长。他惟此三长，就此三长，把他装扮成一个首领。比檀香木雕著的木头首领自胜……。」见吴致陈炯明书，引于《阵炯明传》页七〇～七四。事实上，列宁亦有此三长，尤其是勤快。余读《列宁传》，便觉二人有极相似之处。二人在学时，同为聪颖儿童，一班之首。流亡期中，同入「大英博物馆」自习。只是列宁对「一党专政」、「个人独裁」悟道较早。孙氏误于林肯与乔冶，致被个人独裁的袁世凯所通缉，于是始大彻大悟，不顾所有老同志之反对而搞其个人独裁的「中华革命党」来。列宁当年亦尝不顾诸老同志之反对而独行其是。或问列宁党内政敌，何以全党不敌一人？该人答曰：「因为全党中再没第二人，一天二十四小时，啥事不干，专搞革命嘛！」孙中山也正是这样的，一天二十四小时，数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专搞革命，不死不休，终于击败所有政敌，成为「国父」。关于上述列宁故事，参阅英文《列宁传》（David Shub LENIN    ,  London,  New    York    &Torontor The NewEnglish Library, 1948 , p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