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兵法谋略问题（探花贴）

秋霜孤雁

兵者诡道

中国是个权力本位的国度，谁掌握了权柄，便拥有了荣华富贵；谁抓得了最高权力，便立即会成为“天子”，成为神，能主宰一切人的命运；所以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时，百姓山呼万岁，各级官员奴颜卑膝，作为“万民之父”的，能不赏心娱情吗？因此几千年来，为了争夺那把交椅，为了替坐交椅的人作鹰犬，中国人展开了殊死搏斗。

中国当然就成为世界上内战最多的国家之一，毛泽东词云：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赫拉克利特说：“战争是万物之父”，成吉思汗云：“战争创造了世界”，倘若不管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损失，暂且“闭门忍听千家哭”，那么，的确应当“感谢”战争创造了中国兵家。

现存的中国兵书达二、三千部，最有名的有《六韬》《三略》《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孙膑兵法》《司马法》《尉缭子》《唐李问对》《将苑》《登坛必究》《虎钤经》《兵经》《投笔肤谈》《乾坤大略》《守城录》《兵垒》《太白阴经》《百战奇略》《练兵实记》《草庐经略》等。

中国兵家思想的核心是以智取胜而全其国，其“智”具体表现在：

以相反者迷惑敌人，使敌人中计。即运用“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的策略。

以突然快速行动，达到军事目的，即所谓“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兵贵速，不贵久”。

想办法使敌人丧失战斗力，然后乘乱取之。即“利而诱之，逸而劳之，亲而离之”，“饱则饥之，安则动之”，使敌人上当后，“避实而击虚”，“乱而取之”。

随机应变，“因敌而制胜”。孙武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应该“践墨随敌”。孙膑说：“胜不可一”，即不能死守一种取胜方式。

使用间谍收集敌方的情报，如孙武总结了“因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等五种间谍方式。

充分发挥最佳态势，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孙武说：“善战者，求之于势”，孙膑说，要“便势利地”。《投笔肤谈》中说：“三军之势，如人一身”。

采用危机管理，发挥人在危机时的巨大爆发力。即“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

能看到潜在事物，能通过正确预测而稳操胜券，孙武称之知“迂直之计”，懂得从“五事”――道、天、地、将、法，来判明胜负。

重视心理战，认为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

所谓“全其国”，即中国兵家主张“不战而屈人之兵”、王道服众、以仁制暴而保全敌国，孙武即说：“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又说：“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拔人之城而非攻”，“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可见，中国人有一套“不战而胜”的军事韬略。这些韬略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即孙子所说的“兵者，诡道也”。

西方军事思想重视战略研究，把用兵既看作艺术，也看作科学，而中国军事思想则讲究谋略取胜，用兵几乎等同于国家、集体运用阴谋诡计。

中国文化与其说是道德型文化，不如说是谋略型文化。道德只停留在纸上，现实中的国人几乎普遍都有重大的道德缺陷，并且把这些缺陷看作是“机灵”、“聪明”、“有本事”的表现，否则便是“傻”、“迂腐”、“书呆子”；因而，国人几乎个个都是计谋大师。交际场上圆滑世故，办公室里勾心斗角，生意场中尽是陷阱，官府里深藏阴谋……。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下，中国兵家自然成了诡道学派。

弟子敖放问：“兵家重视赢得人心，利民而不害民。《六韬》中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孙子》中也称‘主孰有道……吾以此知胜负矣’；还有，兵家强调将帅的关键作用和用将用人的重要性。孙子说‘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诸葛亮在《将苑》中要求‘将能执兵之权，操兵之要势’，这些讲的好象不是诡道吧？”

胡鱼答：“兵家之所谓‘撄人心’毋宁说是骗取人心！他们的与众分利、重将爱兵只是手段，一旦达成目的，则要‘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了；他们不可能真正地信任将领，兵书中不就说‘还师罢军，存亡之阶。故弱之以位，夺之以国’吗？”

弟子司马义问：“兵家强调‘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孙子列举了‘五事’、‘七计’、32种敌情观察法和五类间谍的作用，提出‘未战而庙算’，‘多算胜，少算不胜’，这些于今还是有启示意义吧？”

“是的！”

弟子于梅问：“中国人主张‘柔武’、‘心理战’，《逸周书》中说：‘善政不攻，善攻不侵，善侵不伐，善伐不阵，善阵不战，善战不斗，善斗不败’，又说：‘善战不斗，故曰柔武’；《战国策》中说：‘凡伐国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胜为上，兵胜为下’；老师对这些有何评论？”

“柔武指行动上刚柔兼济，心理战、计谋、与武力并用，这也是老子的思想。老子说：‘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还说：‘善用人者’，要‘用人之力’；中国武术就讲究用人之力，这不象西方的拳击。中国人的行为可称为‘柔为’，从好的方面来说，中国人灵活、聪明，能屈能伸；从坏的方面来说，我们肚子里的弯弯肠子太多，人际关系过于复杂。再者，中国人的确重视心灵：善于揣摩人心、攻心公关，也习惯于封闭心灵，这不是因为像日本人重视心灵体验，而更多的是迫于外面世界的无奈”。

洋弟子菲耳士问：“中国人讲究阵法的运用，我听说过八阵图、八卦阵、连环阵等，不知到底是怎么回事？”

“中国古书中总爱渲染阵法，说得神乎其神，似乎滴水不漏，万夫莫开，我总怀疑其真实性和作用，这就犹如中国文化偏爱字谜、迷宫、格律，它反映了中国人爱面子、重形式的毛病。《风后握奇经》中讲了很多种阵法，如八阵，有天阵、地阵、风阵、云阵、飞龙阵、翔鸟阵、虎翼阵、蛇蟠阵等。还有人根据中国古代有名的‘河图’、‘洛书’的数学原理，设计出八阵图、连环图等，八阵图的八环中任何一环上八个数之和皆为260，连环图中13个环中数字之和皆为292，如果按照环中的数字配备兵力，则各个方向士兵人数总是一样多，首尾相连，环环联络，形成一个包围圈，敌人只要进入阵中，就休想逃出，找不到薄弱环节。不过，这只是理论上的情况，实际上这样布阵，既麻烦又不实用；而且，它只能应付步兵，很难对付骑兵，汉族人的军队以步兵为主，自相残杀倒用得上阵法，可是，蒙古人、满人运用骑兵，就难以对付了。你们西方人也是以骑兵为主，所以，没有出现很多固定的阵法，还是以实力较量为主。”

弟子敖放、于梅若有所思，拜别老师后进入军事学院学习。

秋霜孤雁

中国兵家之父应是姜太公。司马迁说：“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谋，皆宗太公为本谋”，又说，灭纣前，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计谋居多”。

胡鱼研究姜太公，发现他是中国政治军事谋略的典型代表，反思其思想言行，获益颇多。

姜太公，名望，字子牙，其祖先在尧舜时做过大官，因与大禹一起治水有功，被封于吕（今河南南阳），因此部族又以吕为姓。姜太公年轻时在殷商朝廷做官，因屡次劝谏帝纣不听，反被忌恨，于是他逃到东海之滨，垂钓于尚湖（以他的名字命名，位于江苏常熟县境内）之畔。后来，姜太公又回到中原，寻访有为明君。在这期间，为生活所迫，他先在商都朝歌屠牛卖肉，后又到孟津开铺卖食。直到七十二岁时，姜太公听说周文王为仁德之君，他便西奔到达歧山脚下。不久后得知，周文王经常到渭河北岸打猎，姜太公于是天天到渭河钓鱼，等待着遇到文王的机会。这是一个类于守株待兔、相千里马的故事。一天，文王的车马果然浩浩荡荡地驱驰而来，此时，姜太公不但不起身拜谒迎送，反而故意看也不看一眼，此举引得周文王下车主动与他攀谈。文王问道：“你乐于钓鱼吗？”姜太公答道：“臣闻君子乐得其志，小人乐得其事。今天，我垂竿而钓，与此十分相似，并非乐于钓鱼”。文王又问：“钓鱼与志趣有什么相似之处？”太公答道：“操钓在手，有三种权谋变化：有以厚禄竭人才智的权谋，有以视死如归精神鼓励士兵的权谋，有以高官显位降服能人的权谋”。姜太公一边说，一边观察文王，见文王正洗耳恭听，态度谦虚，并且对陌生人的高谈阔论毫不介意，他便继续侃侃而谈：“只要鱼吞食诱饵，就会受到鱼线的牵制；同样的道理，只要给大臣以厚禄，他就会屈服于君主。所以说，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国，国可报；以国取天下，天下可毕”。一席话，打动了文王的内心。俩人越谈越深，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从此，年届古稀的姜太公得以施展抱负，运筹其经天纬地的韬略。

姜太公真不愧为中国谋略之先祖！他以高官、厚禄、精神三者笼络使用人才，充分利用了国人人性――世俗、迷恋官禄的弱点，撄得了人心。不过，他以及历代统治者的所谓“爱才”都太过功利主义，都是为了达到统治天下的目的，并不是真心的，因此，他也时常流露出对英雄豪杰的杀戮思想。

在《六韬》一书中，太公认为王者应做到韬光养晦，威而不猛，胸怀天下，清静无为，他说：“夫王者之道，如龙首，高居而远望，深视而审听。示其形，隐其情，若天之高不可极也，若渊之深不可测也”，又说：“大智不智，大谋不谋，大勇不勇，大利不利”，“鸷鸟将击，卑飞敛翼；猛兽将博，弭耳俯伏；圣人将动，必有愚色”。这是多么富有中国特色的高深谋略呀！帝王要象龙，高高在上，变幻莫测，让人感到神秘、恐惧，情不自禁顶礼膜拜；中国从古至今的统治者不正像红衣主教一样言行诡秘、心狠手辣吗？中国人运用智谋、心计之炉火纯青，竟达到了“不智”（看不出运用了智慧）、“不谋”（用谋于无形之中）――即不留痕迹的最高境界；并且善于运用“卑”、“伏”、“愚”欺骗对手。

姜太公还推崇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柔武战略，提出了分化瓦解打击敌人的许多具体措施以及战术。他说：“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理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他指出应“亲其所爱，以分其威”（拉拢对方的爱臣以瓦解他的威权），“收其内，间其外”（收买敌人朝内大臣，离间敌人朝外将帅），“外乱而内整，示饥而实饱，内精而外钝。一合一离，一聚一散，阴其谋，密其机，高其垒，伏其锐”，“欲其西，袭其东”。这些谋略之高明，在现代西方兵书中也几乎无出其右者！让人感叹中国人之聪明！只是但愿国人不要把“阴其谋”全都用到了社会生活中。

胡林翼说：在传说为姜太公所作的《三略》一书中，太公阐述了重用贤才的思想――“夫主将之法，务揽英雄之心”，“罗其英雄，则敌国穷”，“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破家，失人也”。但是，他也表达了对有才干之士的抑制甚至杀戮的思想，如“豪杰低首，国乃可久”，“敌国灭，谋臣亡”，这些可以说是富有中国特色的屠戮功臣的谋略，刘邦、朱元璋按此教导几乎杀尽了开国文官武将！

蔡鄂说：《三略》重视运用奖赏和惩罚两手，所谓“香饵之下，必有悬鱼；重赏之下，必有死夫”，“军以赏为表，以罚为里”。我总觉得这种“赏”也是利用了人性弱点的阴谋，这种“罚”也是“杀贵大，赏贵小”的权宜之计，而不是尊重人、尊重军法。姜太公云“非阴谋无以成功”，看来中国人做每一件事都充满了阴谋诡计。

姜太公不愧为中国人的导师！

秋霜孤雁

美国国防部召开“孙子的战略思想”研讨会，与会的有：艾奇逊，谢伟思，文森特，戴维斯，马歇尔，麦克阿瑟，史迪威，赫尔利，魏德迈，顾维钧，胡适，艾森豪威尔，威斯特摩兰，科林斯等，杜鲁门总统发来贺电，电文称：“孙武不仅是东方兵圣，而且是世界军事思想的先驱代表人物，他影响了古代，将更长久地为未来的人们提供思想依据”。

研讨会开始后，科林斯首先发言，称：“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今天，没有一个人对战略的思考比他更深刻”。

顾维钧说：“有一个‘孙子练兵’的故事，对后人启示很大。孙子原是中国春秋末期陈国公子陈完的后代，因陈国内乱，陈完逃到了齐国，改姓田；孙武的祖父田书又被齐国国君赐姓为孙。一次，齐国发生内乱，孙武逃到了吴国，经大臣伍子胥的推荐，以《兵法》十三篇晋见吴王阖闾。吴王读罢兵法，虽赞不绝口，但也怀疑作者是否只是一个理论天才，于是，他召宫女一百八十人，令孙武操练。孙子将宫女分成左右二队，命吴王的宠姬二人各为队长，称为左姬、右姬；又设一人为执法，二人为军吏，主传令之事；二人值鼓，力士数人，充为牙将，执斧镰刀戟，列于阵前，以壮军威。宫女们一个个身披甲胄，头戴兜鍪，右手操剑，左手握盾，嬉笑不止。孙武于是当众宣布军法：一不许行列不整，二不许言语喧哗，三不许违背军令；然后他亲自教习了‘前’、‘后’、‘左’、‘右’、‘坐’、‘起’等项‘约束’，并三令五申之。演练开始，击鼓宣令‘右’，宫女们掩口嬉笑，行列参差不齐，孙武说：‘纪律不明，军令不熟，是我为将的责任’。于是他再申前令。鼓吏又击鼓宣令‘左’，二姬及宫女无不笑者。孙武大怒，叫道：‘执法者何在？’执法者前跪，孙武大声说：‘纪律不明，军令不熟，是我为将的责任，但现已三令五申，士兵仍不听从，这是士兵的罪过。按军法当如何处置？’执法者答：‘当斩！’孙子喝令：‘士不尽诛，罪在队长，将左右二姬斩首示众！’力士们不敢违令，便将二姬绑缚。吴王在台上观看操演，忽见斩爱姬，大为惊骇，让大臣持符驰救。孙子说：‘军中无戏言。臣已受命为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遂斩队长二人于军前。宫女们见状，无不大惊失色。孙武于队中再取二人为队长，并申令击鼓，女卒们左右进退，回旋往来，皆毫发不差，寂然无声。于是，孙子向吴王汇报道：‘兵已整齐，愿王观之，唯王所用，虽使赴汤蹈火，亦不敢退避矣’；这就是孙子练兵的故事，它说明，任何组织，没有严格的纪律，不能做到令行禁止，它就会失去凝聚力和行动力；只有纪律严明，训练有素，才能破坚克难，无往而不胜。孙武连被中国古人污为‘小人’的女子都可练成‘赴汤蹈火’的士兵，更何况男子汉呢！吴王不得不承认其‘通天御地之才’；孙子于是被封为上将军，号为军师，责成伐楚”。

麦克阿瑟说：“中国人是战争奇才，我深为佩服！顾先生，请问孙子攻打楚国，后来如何？”

“伍子胥请教如何伐楚？孙子说：凡用兵，先除内患，后可外征。现吴王之政敌掩余在徐国，烛庸在钟吾，随时准备叛乱，因此必须先将之除掉，伐楚才无后顾之忧。于是，吴国派兵擒杀了掩余、烛庸，并灭掉了徐国和钟吾。可此时，孙武仍不主张贸然兴兵，他认为己方民力疲惫，敌方士气未消，因此必须积蓄力量，待机而起。他派部队反复袭扰楚国边境达六年之久，使楚国兵疲力惰。一年，楚之属国蔡国反楚，向吴求救，孙武乘机兴兵六万，杀向楚国。吴兵擅长水战，但逆水行舟，速度太慢，达不到快速机动、出其不意之效。于是，孙武下令舍舟登陆，千里直趋汉阳。楚将听说吴军舍长取短，大笑孙武徒有虚名。孙子兵至大别山，先派敢死队员三百名，击败楚军先锋，然后将计就计，设下圈套，趁敌夜间来劫营而大败楚军。楚之主帅只身逃脱。在进攻郢都、纪南城时，孙武引漳江之水灌入城中，楚王弃城而逃。这是历史上有史可查的借水歼敌之先例。

大败强楚之后，孙武退隐归山，不知所终。据载，孙子还曾力劝伍子胥急流勇退，可惜未果；伍子胥后来也预见到吴国灭亡的结局，被吴王杀害。”

麦克阿瑟：“孙子不仅在言语上表现得聪明异常，而且从行动上也显得大智大睿！我听说中国人崇尚急流勇退，这也是中庸之道吧！我们西方人不太理解，万一有更辉煌的前程，不就半途而废了？”

胡适：“老子称‘功成而身退’，这也算中国特色的智慧吧。汉朝的张良建朝后杜门不出，得以善终，而韩信及诸王均被剪灭；明朝的刘伯温即使退隐，也未得善终，其他如文臣第一的李善长、武将第一的徐达等皆被杀戮。中国有句话叫‘功高震主’，‘家天下’或许只能如此吧，至于说耽搁了前程，这是必然，不过也没办法，脑袋更重要”。

众人哈哈一笑。

科林斯宣读他的最新论文：《论孙子的战略战术》，大致是：

未战庙算，知己知彼。

中国古代作战前，要在庙堂举行谋划会议，称为“庙算”。庙算不仅在于准确地分析敌情，还在于如实地了解自己一方的战斗力和其他主客观条件，做到成竹在胸，未战而先胜。

孙子认为，“五事”、“七计”是知胜之道。“五事”即道、天、地、将、法。“七计”即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也就是说，决定军事组织效能的因素有：政治背景，人心所向，战略方针；智、信、仁、勇、严等将帅的素质；环境，条件，天时，地利；军法制度，职责划分，等等。除此之外，孙子认为，还可以通过“相敌”、“角之”、“用间”等方法来获取情报，从而稳操胜券。所谓“相敌”，即直接观察敌情，孙子列举了32种敌情观察法：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众树动者，来也；鸟起者，伏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半进半退者，诱也；鸟集者，虚也；旌旗动者，乱也……。所谓“角之”，即通过与敌人小规模直接较量而知敌我的实力及特点，孙子说：“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所谓“用间”即使用间谍，从而获得许多绝密的军事情报。

上兵伐谋，出奇制胜。

孙子十分重视谋略在战争中的关键作用，认为“兵者，诡道也”，“上兵伐谋”。为了以谋略“不战而屈人之兵”，一方面将领要提高自身的修养素质和领导水平，做到“静以幽，正（严正）以治”，“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因利而制权”，另一方面君主要放手让将领去发挥自己的才干治军用兵，发号施令。孙子说：“将能而君不御（不从中牵制）”，“君命有所不受”。只有这样，才不会错过战机，导致失败的局面。还有，中国谋略的关键在于一个“奇”字，用兵要正奇结合。孙武说：“战事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老子也说：“以正（光明正大的无为的方法）治国，以奇用兵”，“奇”字典型地反映了炎黄子孙重计谋的特点。“兵以诈立”是奇，出敌意外是奇，变幻莫测是奇，将计就计也是奇，在实际作战中，“奇兵”要建立在一定的预测的基础上，不可一味出奇，否则，会被敌识破和利用。所以，正兵与奇兵要结合，它们之间相辅相成，互相转化。李世民就说：“吾之正，使敌视以为奇；吾之奇，使敌视以为正”。

因敌制胜，求之于势。

孙子认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应当“因敌而制胜”，“践墨随敌，以决战事”，又说：“善战者，求之于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此随机应变和用势之策应当考虑：（一）组织好自己的队伍。队伍的编制要严密，指挥要统一，但在关键时刻又要授权部下，临机处置，灵活作战。孙子指出：“凡治众如治寡，分数（形成各级组织）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号令一致）是也”，又说：“纷纷纭纭，斗乱而（自己）不可乱也；浑浑沌沌，形圆（阵形圆满）而不可败也”，可见，孙子要求军队成为“实”的团体，步调整齐，军纪严明，遇乱不乱，遇敌不散，这样兵势就操在自己手里了。（二）鼓足士气。孙子之“佚能劳之，饱能饥之”，“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投之亡地然后存，置之死地然后生”等都是针对士气而言的。一个优秀的军事统帅，必须想方设法笼络人心，鼓舞士气，使士兵“可以为之生，可以为之死”。（三）杂于利害。因敌制胜，应当考虑正反两个方面的因素综合决断，以免失之偏颇，反为敌所诳。孙子说：“先知迂直之计者胜”，迂直之计即：能从迂中见直，直中见迂，不利中见利，利中见不利，并且善于化弊为利。（四）利用地势弥补兵力不足。孙子对地理与军事的关系叙述得十分详细，他说：“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还说：“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险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孙子具体地指出：“高陵勿向（别仰攻），背丘勿逆（别攻击背靠山丘的敌人）”，“绝（穿越）山依谷，视生处高”，“绝（横渡）水处远水，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如此等等，孙子几乎对每一种可能遇到的与地理有关的问题都作了交代。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还从理论的高度系统地总结了各种地形，分为“通”地（四通八达之地）、“挂”地（易去难回之地）、“支”地（于敌于我都不利之地）、“隘”地（关隘重地）、“险”地（易守难攻之地）、“远”地（双方都不宜前往挑战之地）等六种类型，尔后，又从军事地理学的角度论述了“围地”（前险后窄之地）、“死地”（无处可走之地）、“衢地”（畅通无阻之地）等九种可能遇到的境地。以上，特别是通地、隘地、衢地值得军事家们深入研究。

在现代战争中，通地就是指战略要地，如重要的国家、大陆、河流和岛屿等。从世界范围来说，土耳其、波兰等国家属于通地，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马六甲海峡、博斯普鲁斯海峡、波斯湾是通地；从中国范围来说，徐州、郑州、锦州等城市属于通地，安庆、杭州、上海也是通地。通地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可以自由地调遣部队，攻守自如；二是粮草给养十分充足。而隘地属于易守难攻之地，如中国的南京市、四川省和山西省。所谓的衢地既可以理解为通地，又可指战役战术要地，如制高点、桥头堡、渡口和交通枢纽等。

我们西方也有类似于孙子的通地说和衢地说的“心脏地区说”，代表人物是麦金德（Mackinder1861—1947)。基于大陆国家马其顿打败海洋国家雅典，罗马战胜迦太基，以及英国在现代的衰落，麦金德认为陆权比海权重要。他把欧亚大陆和非洲合称“世界岛”，与周围岛国合称心脏地区。东欧为通向心脏地区的大门。他说，如果德国与俄国联盟，或德国征服俄国，则奠定了征服世界的基础。由于海权国家无法进入心脏地区，使得心脏地区边缘的国家如中国、印度和德国等大陆能获得和平安宁。除此之外，西方还有海权说和空权说。海权说的代表人物、美国的马汉(Mahan 1840—1914)总结了英、日、西班牙等国称霸世界的历史，认为“海上交通线是一个国家实力和战略的最为重要的独一无二的因素”。一个强国应该控制海上的贸易，建立海上基地，牢牢地掌握制海权。丧失制海权，国家的经济将被扼杀。“战争最终不是战斗而是实业”，故应通过制海权保护本国的经济贸易。如果制海权受到威胁，就必须进行海上战争。此时，应集中力量摧毁敌人的一切战舰，给敌人的海上力量以致命的打击。马汉的海权主义给老罗斯福政府很大的影响。另一个用势学说便是意大利少将杜黑(Douhet 1896---1930)的“空权说”、“空军制胜论”。他极早地预见了空中战争，认为在未来战争中制空权绝对重要，“掌握制空权就是胜利，丧失制空权就是失败”。因此，杜黑主张加强空军威力，大力发展航空工业，在实战中，集中使用空军力量，不仅打击敌人的前线阵地，而且攻击敌人的后方，以破坏敌国的工业、挫伤敌国人民的斗志。他的这种空权主义理论极大地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从上可见，孙子的战略战术与西方的学说是有相通之处的，不过，差异也是明显的，如：

西方人更强调以会战为中心，强调实力和综合国力；而孙子避开会战，强调避实击虚；

西方人更重视用兵之“快”，而孙子更重视用兵之“奇”；

西方人看重兵种、武器的作用，而孙子在这方面没有论述；

西方人古代主要运用骑兵，兵员少，机动快，补给容易；而中国人主要依靠步兵，兵员庞大，难以真正快速地机动，粮草供应非常困难，所以，孙子说：凡用兵之法，带甲十万，千里馈粮……。

科林斯宣读论文完毕，谢伟思、文森特分别就吴起、孙膑的军事思想与孙子思想的联系和比较作了报告，以后三天，马歇尔、威斯特摩兰、艾森豪威尔、史迪威等就孙子兵法在当代的运用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对此作了深入的报道

秋霜孤雁

胡鱼问弟子：“我让你们研究中西兵法著作，有心得吗？”

黄白答：“我遍检兵书，开始时头昏脑胀，一片模糊，后来慢慢地清晰起来，有了线索。”

洋弟子菲耳士答：“我读了不少西方著作，其大略与中国的一致。”

胡鱼：“只有深入了解各自的民族性、战争的特点，才能看出区别，有所收获。”

司马义说：“关于用兵的政治经济背景，中国人受孔孟之道的影响，强调得民心、得人，西方人强调正义、经济实力、综合国力。譬如，曾国藩曰：凡觇军事之胜败，先视民心之从违。周恩来说：不怕战争失利，最怕战争失了人心。毛泽东说：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

敖放说：“司马穰苴曰：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姜太公最懂得人心的重要，他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独占）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利天下者，天下启之；害天下者，天下闭之。故利而勿害（施利于民而不要加害之），成而勿败（成全人民而不要破坏之），生而勿杀，与而勿夺，乐而勿苦，喜而勿怒。他又说：大盖天下，然后能容天下；信盖天下，然后能约天下；仁盖天下，然后能怀天下；恩盖天下，然后能保天下；权盖天下，然后能不失天下。故兴师之国，务先隆恩；攻取之国，务先养民。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破家，失人也。罗其英雄，则敌国穷。英雄者，国之干；庶民者，国之本。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故获地裂之（把土地分给别人），获财散之。得而勿有（不自己独占），居而勿守，拔而勿久（不应久战），立而勿取（给别人，自己不取）。从上可见，中国军事家重视作为群体的人心，主张弃个人小利，谋长远大利。尽管我们经常视个体的人为草芥，但对整体的国民是不敢轻视的。”

于梅说：“孙膑曰：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孟子曰：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老子曰：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至少在征战时应当如此不嗜杀，如刘邦、朱元璋所做的那样，待开国以后再杀不迟。这就是中国人的虚伪之处。”

菲耳士：“西方人十分强调战争与政治、经济的互补相成。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又说：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拿破伦说：如果没有军队，就没有政治的独立和人民的自由。尼克松说：只有军力优越，才能在谈判桌上达到目的，并否定敌人的意图。科林斯说：军事力量可作为达到经济目的的主要手段。普鲁士的麦克斯·耶恩斯说：军事的基础首先是人民的经济生活状况。而中国人很少意识到战争与经济的关系，特别是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只知道每开一战，就弄得国库空虚，民不聊生。西方人打仗往往是为了掠夺资源，控制贸易要塞，争夺市场，中国人打仗往往是为了争夺权力，稳固疆土，没有什么经济上的考虑。”

欧阳忍：“关于武德，中国人推崇保家卫国的品德，以及智、信、仁、勇、严等素质。于谦说：一片丹心图报国。林则徐说：苟利国家生死与，岂因祸福避趋之。尉缭子说：将受命之日忘其家，张军宿营忘其亲，援桴而鼓忘其身。诸葛亮说：善将者，不恃强，不怙势，宠之而不喜，辱之而不惧，见利不贪，见美不淫，以身殉国，一志而已。蔡松坡说：带兵如父兄带子弟。黄石公云：夫将帅者，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孙子说：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就是决策是否英明，天就是天时、时机，地就是地利、地形、地势，将就是将帅素质，法就是法纪、组织，这五个方面是为胜之本，是将帅应多加考虑的。”

胡鹿儿：“古人有关武德的论述很多，与外国军事家的思想大同小异。拿破仑的元帅约米尼说：一个将才的最重要的条件，永远只有下列两条：（一）精神上的勇敢，能够负责作重大的决定。（二）物质上的勇敢，不怕任何的危险。克劳塞维茨说：没有胆量就谈不上杰出的统帅。曼施泰因说：假使所有的指挥官在他认为他的地位已经是毫无希望时，就马上投降，那么谁都不会赢得一个战争了。艾森豪威尔说：关心他人是成功的关键。巴顿说：士兵有兴趣的一切，将官也必须有兴趣。总之，西方人也认为，将领必须具备勇敢、坚毅、得众等素质。”

刘毅然：“中国的内战最多，对战争的思考也最早。所以，中国自古留下了众多的兵书和言论，其蔚为大观，西方不能比。军事之发达，或许这正是国人的悲哀和无奈吧？”

司马义：“是呀，有关将帅的素质，古人也谈得很多。还说：武有七德，禁暴、戢兵（平定战乱）、保国、定功、安民、和众（能团结部下）、丰财者也。夫将可乐而不可忧，谋可深而不可疑。将能清，能静，能平，能整，能受讼，能纳人（容纳人才），能采言，能知国俗，能图山川，能去险难，能制（控制）军权。又说：将者，勇、智、仁、信、必（说到做到）也。勇则不可犯，智则不可乱，仁则爱人，信则不欺人，必则无二心。曾国藩曰：用兵之要，贵得人和，而不尚权势；贵求实际，而勿争虚名。蔡松坡说：司令官以闲静为治事要则。拿破仑云：主将之心应澄清似镜。”

“我记得魏征说：丈夫应死中求生，败中取胜。洪秀全说：自古怕死就会死，几多贪生不得生。可见，军人必须具有坚强的毅力和不怕死的决心。”菲耳士插话道。

司马义：“是呀，军人要勇敢，但古人还强调不可逞匹夫之勇。古人说：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曹操说：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但知强勇，一匹夫敌耳。《三略》中讲，要能柔能刚，能弱能强。老子讲：将欲取之，必故与之。我不敢为主而为客（后发制人），不敢进寸而退尺。善为士者，不武（不逞凶），善战者，不怒。弱之胜强，柔之胜刚。知其雄（雄大），守其雌（宁守雌弱）；知其白（耀眼），守其黑（暗昧）；知其荣，守其辱。老子还说：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善有果而已（有成果就可以了），不以兵强（逞强）天下。果而勿矜（有成果不要矜持），果而勿伐（自得），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用兵是迫不得已）。物壮则老（事物壮大了会衰老，走向反面）。这些是中国式的战争谋略，西方人不可得。”

胡鱼：“大家说说关于军事原则，东西方有什么说法呢？”

“老师，我们西方人认为战争是科学，同时是艺术，必须重视对战史、战例的研究，必须出其不意，集中用兵，主要打阵地战、歼灭战，还必须不断革新战略战术和武器装备；而中国人主张谋略胜敌，相对来说忽视实力，军事技术、武器装备也几千年不变。你们是打游击战、运动战的高手。”菲耳士说着，见老师点点头，便继续说：“约米尼说：一切战争艺术的理论，其唯一合理的基础是对战史的研究。克劳塞维茨说：光辉的战例是最好的老师。又说：一切行动都是或多或少地以出其不意为基础的；即使不能取得绝对的优势，也要巧妙地使用军队，以便在决定性地点上造成相对的优势。拿破仑说：在战争中，胜利属于懂得怎样在决定性的地点集中最大兵力的一方。他还说：把力量团结在一起，不留丝毫破绽，于紧要点迅速集中–––这些都是保证胜利的原则。马克思说：战略的奥秘就在于集中用兵……。当然，西方人也主张随机应变，使用诈术，不过没有中国人的名堂多。蒙哥马利说：在作战中，指挥艺术在于懂得没有一个情况是相同的。每个情况必须当作一个全新的问题来研究，作出全新的答案。伏龙芝说：指挥员的本领也就是善于从各种复杂的方法和手段中，选择当时当地最适合的方法和手段。现代空战之父杜黑说：能顺利取得胜利的永远是那些善于革新传统斗争形式的人，而不是那些生搬硬套这些形式的人。美国的杰克逊说：首先要使敌人感到神秘莫测，引诱他们走上错误途径，然后再把他们打个措手不及……。相对来说，善于谋略的中国人这方面的论述更多。”

黄白：“从小父亲就让我背诵兵书战策，这方面的兵法我可以背很多。《鶡冠子》云：兵者，百岁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孙膑兵法》云：用兵，无备者伤，穷（无）兵者亡––––这是讲备战的。《孙子兵法》云：凡用兵之法，全（保全）国为上，破国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好中最好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六韬》云：上战无与战（最高明的战略是不战而胜）。全胜不斗，大兵无创––––这是讲中国式的柔武用兵的。势者，因利而制权（根据利益随机应变）。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节奏短促）。始如处女，敌人开户（无所防备）；后如脱兔，敌不及拒。战事不过奇正，以正合（以正规部队对垒），以奇胜。践墨随敌（根据敌情制定方针），以决战事。兵闻拙速（不用巧，但速度快），未睹巧之久（不可用巧计而久拖）也。夫兵久而国有利者，未之有也。故兵贵胜，不贵久。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善战者，见利不失（不失时机），遇时（遇到机会）不疑。失利后时，反受其殃。故智者从之（顺从机遇）而不失，巧者一决（决心一下）而不犹豫––––这是讲战略的。中国兵法虽然也有集中用兵的论述，显然不如西方人重视之。孙子曰：并敌一向（集中兵力，投入一个方向）；我专（集中）而敌分。刘伯温曰：以众击寡，无有不胜。在战术上，孙子说：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不会被敌人打败），以待敌之可胜（等待胜敌的机会）。以治待乱，以静待哗，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合于利而趋，不合于利而止。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李靖说：是故兵有不战，有必战。夫不战在我，必战在敌……。中国最有特色的是谋略伐敌。诸葛亮曰：用兵之道，先定其谋，然后乃施其事。韩非子曰：事以密成。孙子曰：兵者，诡道也；上兵伐谋（用兵的上策是谋略伐敌）。李筌曰：军不厌诈。曹操曰：兵无常形，以诡诈为道。胡林翼曰：能脚踏实地，便是奇谋。魏源曰：从古教正不教奇，节制（带兵指挥）可教，奇谋不可教。白毫子曰：实而示之以虚，虚而示之以实。故有余示之不足，不足示之有余。若环之无端，若水之无痕，若鬼之无迹。声东而击西，声彼而击此。”

“我认为中国军事最有特色的在于游击战和心战。”胡鹿儿说，“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进；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以弱耗强，以强灭弱。以散耗集，以集灭散；出敌不意，攻其无备，声东击西，避实击虚，集中兵力，争取主动，扎口子，打埋伏，打小仗，吃补药，盘旋式打圈子，蘑菇战术，等等游击战术，其实都是中国式智慧的发挥。古人云：游军不受命于主将，见利即攻，见急即救；战欲奇，行欲速，将欲果（将领要果断），谋欲密；密察敌之机而速乘其利（乘隙而动），复疾击其不意（快速打击敌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合变之形，妙在于乘（乘隙）。乘者乘人之不及，攻其所不戒焉；速则乘机，迟则生变；倍（敌人有几倍于我的兵力）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孙子兵法说：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前后够不着），众寡不相恃（不能相互依靠），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一种蛇）。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中国心战的思想也源远流长，古人云：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敌望风披靡矣。故敌虽众，可使无斗；兵不接刃，而敌降服。收其内（收买敌人的朝中内臣），间其外（离间敌人的朝外将帅）；无甲兵而胜，无冲机（进攻的武器）而攻，无沟堑而守……。中国人即是注重心理力量的民族。”

菲耳士：“中国的军事家在几千年前就非常重视使用间谍。《孙子兵法》中说：用间有五，有因间（利用亲友关系所作的间谍），有内间（收买敌人的官吏所作的间谍），有反间（反被我用的敌方派来的间谍），有死间（事发之后往往会被处死的间谍），有生间（能亲自往返汇报情况的间谍）。曹操说：战者必用间谍。《经武要略》中说：兵家之有采探（侦探），犹人身之有耳目也。《虎帐必知录》中说：料敌（预测敌情）有不卜而会战者，先知（预先知情）也。另外，中国人还善于观察揣度，这是在人际关系复杂的中国社会锻炼出来的，西方人之揣情摩意的本领差远了；在中国有很多事情要靠猜，事事都如猜谜语，别人讲的话是真是假也要猜。军事上，姜太公说：胜负之征，精神先见。用兵之要，必先察敌情。视其仓库，度其粮食，卜（测算）其强弱，察其天地，伺（等待）其空隙。”

胡鱼：“今天的发言，大家准备得很充分，回去以后由黄白和菲耳士写文章分别论述一下中国军事家的战略战术理论。”

秋霜孤雁

黄白撰文道：

中国古代没有战略战术的清晰概念，只有谋略、计谋等实用技巧的介绍，其中有些属于战略范畴，有些属于战术范畴，多数则难以界定。这些战略战术思想可以分为八类：

运筹帷幄论。主张知己知彼，胸有成竹，未战先胜。孙子说：“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也。”“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有防备）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是故胜兵先胜（先有制胜的策略和把握）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

柔武取胜论。主张不战而胜，心战全军，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古代军事家认为“心胜为上，兵胜为下”；“全（保全）军为上，破（攻破）军次之”；“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他们还非常重视军纪赏罚：“军纪者，军队之命脉也。治军之要，尤在赏罚。”“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民悦者，赏之。杀贵大，赏贵小。”“将无还令（命令不能收回），赏罚必信。”“赏不逾日（不等到第二天），罚不还面（不转过脸去）。”“赏不加于无功，罚不加于无罪。”“军以赏为表，以罚为里。”“诛一人而千万人顺，诛其心也；赏一人而千万人奋，赏其心也。”“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香饵之下，必有悬鱼；重赏之下，必有死夫。”“元恶不可不诛，协从（从犯）不可不抚。”“与其失之宽，不如失之严。法立然后知恩，威立然后知感（知道感激）。”等等。

兵不厌诈论。主张伪装欺诈，阴谋诡计。古人这方面的言论很多：“善动敌者，形之（示形，以佯动迷惑敌人），敌必从之；予之（给敌小利），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欲攻敌，必先谋。”“共敌不如分敌（使敌人兵力集中不如使敌人兵力分散），敌阳不如敌阴（正面与敌人对垒不如用计谋与敌人作战）。”“虚者虚之，疑中生疑；刚柔之际，奇而复奇。”“阴其谋，密其机，高其垒，伏其锐。发之以其阴（秘密发兵），会之以其阳（公开讨伐）。”“战阵之间，不厌诈伪。”等等。

宏观取势论。主张建立强大的兵势，分兵合击，团结激气，利用地势。古人说：“善战者，恒求之于势。”“水之弱至于漂石者，势也。”“勇怯，势也。”“故用兵之法，十（十倍于敌的兵力）则围之，五则攻之。”“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尉缭曰：“善用兵者，能夺人（挫伤敌人的气势）而不夺于人。”鬼谷子曰：“事贵制人，而不贵见制于人。”管仲曰：“众寡同力，则战可以必胜，而守可以必固。”吴子曰：“夫发号施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刘基曰：“凡与敌战，若陷在危亡之地，当激励将士决死而战，不可怀生（贪生怕死）则生。”孙膑曰：“合军聚众，务在激气。”史可法曰：“将所以克敌者，气也。”孙武曰：“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孙子还有很多有关地利的论述：“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预测敌情）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等等。诸葛亮曰：“善将者，因（顺应）天之时，就地之势，依人之利，则所向者无敌，所击者万全（万无一失）矣。”梅尧臣曰：“地有死生之势。”《太白阴经》曰：“地之险易因人而险。”《虎钤经》曰：“居险用险必内溃（居于险地再冒险，则军心不稳），居易用易必外蹶（居于平地若不出奇兵，则必然被击败）。”《登坛必究》曰：“争地之利，先居则佚，后起则劳。”

随机应变论。主张出敌不意，乘隙而动，不失时机，攻守转化。太公说：     “不能分移（分兵机动），不可语奇。”刘基说：“凡与敌战，须务持重。见利则动，不见利则止，慎不可轻举也。”白毫子说：“时不再来，机不可失。”袁崇焕说：“坚壁清野以为体，乘间击暇以为用。”胡林翼说：“兵贵因机（因循机遇），事贵乘势。”“兵家之法，战守并重。”“军旅之事，守于境内，不如战于境外。”李靖说：“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孙子说：“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敌人判断失误，没有来进攻）也。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

正奇互补论。主张正奇相因，避实击虚，千变万化。孙子曰：“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故势因敌之动，变生于两阵之间，奇正发于无穷之源。”曾国藩曰：“用兵之事，须半动半静，动如水，静如山。”《握奇经》曰：“治兵以信，求胜以奇。信不可易（改变），战无常规。可握则握，可施则施。”

将领决定论。认为生死存亡在于将领，因此对他的素质有特殊的要求。孙子说：“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故将有五危：必死（轻于送死），可杀也；必生（贪生怕死），可虏也；忿速（一触即怒），可侮也；廉洁（过于注重名声），可辱也；爱民（不忍心放弃一些人），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还说：“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曾国藩则具体地提出对将领的要求：“带兵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胡林翼说：“将以气为主，以志为帅（以意志为统帅）。”“求将之道，在有良心，有血性，有勇气，有智略。”《六韬》中则提出了考察将帅的方法“八征”：“一曰问之以言以观其辞，二曰穷之以辞（穷追不舍地诘问）以观其变，三曰与之间谍（派间谍）以观其诚，四曰明白显问（明知故问）以观其德，五曰使之以财（让他理财）以观其廉，六曰试之以色以观其贞（贞操），七曰告之以难以观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观其态。”关于专制君主的诏令与将帅的权力，周亚夫说：“军中闻将军之命，不闻天子之诏。”太公说：“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出军行师，将在自专。”而古代许多将领无论是得胜还朝还是一败涂地，都容易被君主杀戮，其根源也在于此。古人还有很多关于将士的言论，如认为：“夫统帅专一，则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则号令不二；号令不二，则进退可齐；进退可齐，则气势自壮。故机宜不可以远决（不可不当时当地随机决策），号令不可以两从（号令不一，无所适从）。”“兵贵其和，和则一心。兵虽百万，指呼如一。”“千人如一，则得千人之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将卒吏民，动静如身（如一人之身），乃可以应敌合战。”“夫将拒谏，则英雄散。策不从，则谋士叛。善恶同，则功臣倦。”“善为将者，刚不可吐，柔不可茹（不可欺软怕硬）；和平之中，而有不可假借之力（不可剥夺利用的力量）；持守（端庄严肃）之中，而有可以亲近之慈。”“以身先人，故其兵为天下雄。”等等。

战备粮草论。主张居安思危，备兵教战；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要求大量储备粮食，同时食于敌国。《易经》中说：“王公设险，以守为国。”《虎钤经》中说：“善用兵者，防乱于未乱，备急于未急。”《将苑》中说：“军无习练，百不当一。”《登坛必究》中说：“练兵之法，当先练心。”俞大猷说：“教兵之法，练胆为先；练胆之法，习艺为先。”关于粮草军械等，孙武说：“凡用兵之法，带甲十万，千里馈（运送）粮，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故善用兵者，役不再籍（兵员不再次征集），粮不三载（粮草不多次运送），取用于国（就地取粮），因粮于敌。”“智将务食于敌，胜敌而益强（既要打败敌人又要使自己更加强大）。”又说：“军无辎重（武器装备）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储备）则亡。”“举军而争利，则不及；委军（放弃一些军力）而争利，则辎重捐（舍弃）。”曾国藩说：“行军以粮路为第一要务。”诸葛亮说：“军以粮为本，兵以奇正为始，器械为用，委积为备。”李筌说：“军无辎重，则举动皆缺。”

胡鱼说：“好！”又听菲耳士说：

中国的军事思想史源远流长。黄帝战蚩尤采用逐步后退的战法，周武王平定天下，以车战为主，姜太公柔远人、怀诸侯，老子主张以奇用兵、用人（借用他人）之力。《武经七书》以及孙膑兵法、诸葛亮兵法等等相继出世。

中国的军事思想重在用谋、用计、用间、攻心、奇正、应变，这与中国人的勾心斗角、阴谋诡计，不团结，不守信，人际关系异常复杂等等，是一致的。

西方的军事思想也随战争一起产生，可追溯到古希腊。但成熟的军事理论出现很晚。直到十八世纪，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1712～1786）著《战争原理概论》，强调突击、机动；法国的基柏特（1743～1790）著《战术总论》，主张运动战，以战养战，反对防线、堡垒；约米尼（1779～1869）著《战争艺术概论》，主张集中用兵、各个击破，以及运动战、心理战，重视切断敌军交通线。他成为近代军事思想的第一人；与约米尼同时的克劳塞维茨是西方军事之父，他所著的《战争论》认为战争不是科学或游戏，而是要用全部国力来打的暴力行动，他说“战争是一种强迫敌人遵从我方意志的暴力行动。”又说“战争不过是政治用其他手段的延续。”克劳塞维茨之后，西方军事家人才辈出，马汉、杜黑、麦金德、科林斯、哈特、富勒、鲍德温、朱可夫、伏龙芝、拿破仑、福煦、鲁登道夫、古德里安、巴顿、隆美尔……。

下面，我谨比较一下中国与西方的战略战术的相同与相异之处。

中国人注重谋略，西方人重视实力，但西方人偶尔也讲到计谋。克劳塞维茨曾说：“任何一次出其不意都是以诡诈（即使是很小程度的诡诈）为基础的。”腓特烈大帝曾说：“在战争中，狐狸皮有时也和狮子皮同样的需要，因为当实力失败时，而狡计反能成功。”马其顿的菲力普曾说：“诡计放在实力的前面，而最后才使用实力。”

中国人更强调遇时不疑，抓住时机；西方人更强调突击、闪电之战。利德尔·哈特说：“突然性是战略的本质。”拿破仑说：“所谓的战术是，抓住最重要的时刻，把最强大的力量施展出来。”

中国人更强调出奇制胜，正奇结合；西方人更强调集中用兵。福煦说：“同时不得求二战，必须努力集中兵力。”卡尔大公说：“在兵力对比完全相等的地方不可能取得任何良好的战果。”鲁登道夫说：“陆上、海上和空中的统帅艺术，在于在数量上和武器的威力上造成对敌的优势，这就是说要形成一个打击的重心，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地点和在获得胜利后就会使敌人彻底失败的方向上挫败敌人。”

中国人主张攻守转化，既讲究先发制人、先声夺人，又讲究后发制人、柔以制刚，而西方人对后者不太用心。约米尼说：“让我们记着，要克服征服者的野心，最可靠的方法就是在适当的时机，先发制人。”又说：“实际上，假使要说战争的艺术，最主要的就是应该把我军的主力，投掷在决定点上。那么，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其必需的手段就是争取主动。”尽管克劳塞维茨也说：“迅速而猛烈地转入进攻是防御的最光彩的部分。”“防御这种作战形式就其本身来说比进攻这种作战形式强。”“防御这种作战形式决不是单纯的盾牌，而是由巧妙的打击组成的盾牌。”拿破仑也说：“战争的全部艺术就是一个非常合理而十分谨慎的防御，则继之以一个迅速而大胆的攻击。”这些思想有点中国式。

中国与西方都重视对地利、地形的研究。《六韬》中说：“凡深入敌人之境，必察地之形势，务求便利。依山林险阻，水泉林木，而为之固；谨守关梁，又知城邑丘墓地形之利。”《孙子兵法》中说：“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故曰：涂（道路）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我们西方的约米尼说：“假使一位将领想在一幕伟大的战争戏剧当中，充任一个成功的演员，那么他第一个职务就是要审慎研究作战的场所（舞台），这样他就可能看清楚敌我双方在形势上的优劣利害。”腓特烈说：“地理知识对于一个将军来说，犹如步枪之对于步兵，数学公式之对于几何学家一样重要。”亨利·劳埃德说：“地形，这是一本伟大的、独一无二的兵书。”

中国人不如西方人重视武器特别是新武器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人以将为本，西方人以武器为本。富勒说：“现在我相信机械化战争，也就是相信装备机器的军队，这种军队只需要少量的人和强大的机器。”古德里安说：“假使除了普通的用奇以外，而又再加上新的兵器，则奇袭的效果就会大大增加。”什捷缅科说：“突然地大量使用新式武器，可取得巨大效果。”

中国人没有直接谈到一些具体的战术，如占领城池与消灭敌人的关系，如何迂回进攻等。而西方兵圣克劳塞维茨说：“消灭敌人军队才是真正有效的行动，而占领敌人地区不过是消灭敌人的后果。没有消灭敌人军队就占领敌人地区，始终只能看作是迫不得已的下策。”普鲁士的腓特烈说：“这是战争中的一条万古不易的公理，确保你自己的侧翼和后方，而设法迂回到敌人的侧翼和后方。”

总之，中西军事思想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中国人干得很出色，只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中国的暴力对抗太激烈了、太残忍了，使得生灵涂炭。可以说，军事是古代中国人最能发挥计谋特长的领域，正如科学是西方人最能发挥逻辑思维特长的领域一样。

胡鱼及众弟子一日无语。

秋霜孤雁

胡鱼弟子黄白逐一评论了历史上的著名战例：

·姜太公辅佐文王，归附的诸侯越来越多；武王即位，引军到达孟津，八百个诸侯率军前来助战。可是，武王和姜太公仍认为灭纣的时机不成熟，又率军撤回。后来，纣王杀王子比干及大臣，众叛亲离，于是武王率兵车三百辆，勇士三千人，士兵四万五千人，加上诸侯的兵车四千辆来到商都朝歌的郊外牧野，迎战纣王七十万军队。伐纣前，武王占卜，不吉，及开战时诸侯们害怕，只姜太公主张立即进攻。他带领一百名勇士率先冲入敌营，武王随后掩杀，结果大获全胜，建立周朝。

（姜太公的怀诸侯、赢人心的战略，以及他的抓住时机的能力和果敢的勇气，成为他成功的关键。）

·春秋时，虞、虢为邻国，相互支援，晋献公欲灭之，但苦无良策。大夫荀息出计，献宝玉、良马给虞公，借路去打虢国。虞公果然贪财中计。晋军灭虢后，回道在虞都暂息，骗虞公出去打猎，然后暗中偷袭，灭了虞国。

（这是著名的唇亡齿寒、假道灭虢的故事，此计可施于弱国，不可施于强国。请看下列故事。）

·魏文侯欲借赵国之路去打中山，赵肃侯想拒绝，赵刻劝谏道：“如果魏国打不下中山，魏必疲弱；如果打下了中山，表面上魏国得利，实际上他无法把中山带回，受益的将是我国，所以应当让魏国军队通过。但如果满脸喜色地答应，魏王必然怀疑，会停止行动的。故大王应表现出不大情愿的样子答应。”赵肃侯采纳，果然弱魏而得中山。

（赵肃侯假手于敌，不战而胜，此乃老子说的“用人之力”。）

·晋国欲灭西北方的仇由国，但是那儿山路崎岖，兵马战车无法通行。于是，晋之智伯心生一计，铸造一个巨大的乐钟赠与仇由。仇由高兴，下令拓宽山路，搬运乐钟。待道路宽敞了，智伯率军消灭了仇由。

（此乃口蜜腹剑之计谋也。）

·郑桓公欲袭击郐国，但惧其文武。他列出郐国大臣名单，筑起高坛，将名单埋在坛下，杀鸡宰牛，对天盟誓：若他们反郐，将把郐国的土地全部分给他们，并封官加爵。郐国君王知道后，杀死名单中的全部大臣。结果，郑桓公乘虚而入。

（郑桓公借刀杀人，用心太险恶了！）

·赵简子包围了卫国，城中万箭齐射，他用大盾作掩护，躲在安全地方。晋国士兵不顾进军鼓点，纷纷败退。赵简子叹道：“唉，我国士兵衰微至此！”烛过脱掉盔甲说：“这是主公您的错！怎么能说士兵衰微呢？先王献公并吞十七国，使三十国臣服，靠的是晋国人民；惠公残暴，致使秦军侵入，深入到了距都城17里的地方，也是靠晋国人民守住了；文公城濮之战，五次大败楚军，成为天下霸主，靠的还是晋国人民。如今您做得不好，并不是士兵的过错。”赵简子听罢，马上丢掉大盾，冲到阵前，再次下令击鼓，终获大胜。

（身先士卒，才能百战百胜。赵简子赞扬道：“烛过的一番话胜过千辆兵车呀！”）

·郑武公想吞并胡国，于是把女儿嫁给其国王，弄得国王花天酒地，不理朝政。郑大夫关其思建议攻打胡国，郑武公阴沉着脸，问他：“你不知道我是胡君的岳丈吗？”关其思还争辩说：“国之大事不可徇私情！”武公厉声道：“住口！你是想陷我于不仁不义吗？拉出去，斩首！”关其思被杀的消息传到胡国，国王对岳丈更加信赖，放松了边防。后来，郑武公突然率军进攻胡国，轻易地将其划入了郑国的版图。

（政客是不讲仁义道德的，在中国尤为如此。郑武公自己就解释说：嫁女是为了刺探情报，杀关其思是为了迷惑胡君。可怜关其思，莫名其妙地丢了性命。）

·齐鲁对阵，齐将鲍叔牙凭着兵力的优势，擂鼓向鲁军发起大规模的进攻，鲁庄公害怕，想马上擂鼓发起反击，可原为隐士的智囊曹刿阻止道：“且慢，现在还不是时候。”传令偃旗息鼓，严阵以待。齐军的第一次冲锋没有奏效，又发起第二次冲锋，鲁军仍然岿然不动，齐军又退了回去。鲍叔牙心想：鲁军吃了败仗，一定是害怕，不敢迎战。于是，下令发起第三次冲锋。曹刿这时对鲁庄公说：“现在可以反击了！”庄公一声令下，战鼓如雷，鲁军杀向已经疲惫不堪的齐军，大获全胜。

（鲁庄公曾问曹刿为什么要等到敌人第三次鼓声才出击呢？曹刿答：“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晋文公攻“原”，与士兵约定十日而返。可是十日到了，原仍没有攻下，晋文公只得下令退兵。这时从城里逃出来的敌兵说：“再过三日，原城的人就会自动投降了。”群臣也劝谏道：“敌人已弹尽粮绝，再坚持几天，如何？”文公说：“我已与士兵约定十天返回，若不撤退，岂不失信于人。为了得到原而失信于人，我不为也！”文公退兵后，原城的人听说他如此守信，纷纷投降；卫国听说文公重信义，也降服了。

（孔子说：文公攻原而得卫，是因为他守信义。盖乎中国守信的人太少了，如尾生之守信，反为后人所耻。）

·城濮之战，晋文公听有人唱歌道“拔草栽秧”，感到不祥，犹豫不决。大臣子犯说：“我们怕什么？晋国北边有山，南边有河，即使打败了，也可以自保。”文公听后精神大振，率军打败了楚国。之后，秦晋联军又包围了楚军，联军暗中派人到城墙附近挖了一个洞，内灌牛血，放上盟誓。由于天色已黑，城上的士兵隐约看见后误认为楚军有人通敌，城内谣言不胫而走。楚军纷纷投降。

（兵不厌诈，此为一例。）

·晋军包围了临淄城，在城外烧杀抢掠。齐灵公害怕，想逃走，被太子光拦住。太子说：“您观察敌军，他们的目的只是想骚扰一下，不久就会撤退的，请君王忍耐一下。”齐君仍想走，太子把马的缰绳砍断，使他走不了。果然，很快晋军撤走了。

（孙子兵法中有32种敌情观察法，太子光亦是善于观察的能手。）

·秦晋对阵，秦屡败。一次，秦穆公又率大军分坐数百艘战船，渡过黄河，来报仇雪恨。秦大将孟明视下令烧毁所有的战船，穆公连忙制止道：“烧毁了战船，我们怎么回去呀？”孟明视道：“用兵以士气为先。我军屡次被晋军打败，本来士气不高，现在烧毁战船，就是要告诉三军将士，有来无回，必须振作士气。这在兵法上叫置之死地而后生！”秦兵见战船被焚，果然誓死以战，大克晋军。

（孟明视焚舟破釜，背水一战，为韩信之师。）

·吴楚之战，楚军败北，溃于清发，正四处收集船只欲渡河。吴军欲穷追，夫概制止道：“困兽犹斗，不可追之太急。不如等他们有半数人上船了、其他人也争相逃命时再出击，便可稳操胜券。”如此，果然大败楚军，大将军也被射死。

（孙子兵法说：“围师必阙（留下缺口）”，又说：“半渡而击之”，此战乃最好的诠释。中国二千多年前的这些军事智慧在城邦列国的古希腊却闻所未闻。）

·燕国联合其他诸国攻打齐国，一下子攻下了七十余城，只剩莒和即墨。即墨守将田单一方面以黄金千镒派使者去燕，约定投降事宜；另一方面他弄来一千头牛，身披红布，牛角上绑上尖刀，牛尾上涂上油脂。然后点火开城，群牛负痛狂奔，五千壮士随后掩杀，收复了国土。

（田单火牛阵复齐，是借动物之力的先例。中国智慧往往在于一个“借”字。）

·田单坚守即墨时，放风出去说：齐国人最怕俘虏后被割鼻子，如果把割了鼻子的俘虏放在队伍前头，齐人会怯战；燕人知道后，果真照办。齐人见敌人如此残酷，死也不投降，拼力守城。田单又放风说：齐国人最怕挖掉祖坟，如果祖坟被挖，齐人会泄气的；燕人果真挖开城外的祖坟，烧骨示众。结果，齐人义愤填膺，同仇敌忾，大败燕军。

（制造谣言，使敌上当，可见奇效！）

·齐景公任命出身低微的司马穰苴为将军，出身名门的庄贾为督军，庄贾傲慢无礼。一次，司马向庄贾交代：“明日正午在此集合！”司马穰苴准备了日晷、漏刻，到正午庄贾未到，黄昏时才姗姗来迟。司马氏大怒，斩庄贾于营门前。全军震骇，莫不听命于司马穰苴。

（司马穰苴杀庄贾，与孙子练兵的故事一样有名。他说明只有号令齐一，军威整肃，才能克敌制胜。）

·越王勾践会稽之败，含垢忍辱。但他卧薪尝胆，重新振作，发奋图强，他抚慰老弱伤残，鼓励生育，发展生产，让年轻人日夜操练武艺。十年后，有人提出复仇，可勾践说还需十年。又过十年，他终于大破吴军，报仇雪恨。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就是中国的忍耐复仇的哲学，用于国尚可，用于家族、个人复仇，则造成中国式的世代怨仇、没完没了的状况。上一代是亲人、兄弟、名人，吵架了，下一代仍记着仇，老死不相往来，甚至怒目而视。当代这种例子很多。）

·晋国先轸联合秦、齐、宋，攻打楚国，他将联军分为上、中、下三军。下军的战马都蒙上虎皮，进攻楚之弱旅右军，结果，右军的战马受惊吓，惊慌逃窜；接着，先轸让上军竖起两面大旗，充当中军，假装败退，又让一些士兵拖着树枝，扬起灰尘，好象是败逃。楚之左军看到晋军逃遁，便拼命来追。先轸指挥中军拦腰杀过去，大败楚军。

（先轸善于狐假虎威，运筹帷幄。）

·楚庄王想攻打陈国，于是派间谍去刺探陈国的国情。间谍回报：“陈国不可攻伐。陈国城高沟深，储备丰富。”楚庄王听后却满意地说：“那么，陈国可以攻伐！陈国有亡国之兆，人小但储备丰富，说明赋敛繁重；国小但城高沟深，说明民力疲惫。”于是楚国起兵，一举攻下了齐国。

（这是从曲中见直，从不利中见利。）

·吴王阖闾与越王勾践交锋，不分胜负。勾践让三百名死囚，袒胸露臂，把明晃晃的大刀架在自己的脖子上，向吴军阵地走去。在仅距对方十米远的地方，囚犯们全部横刀割下了自己的脑袋。吴兵正目瞪口呆，大为惊愕之时，越军冲杀过来，把吴军打得大败。吴王阖闾也受了重伤，在败逃中死去。

（越王以血淋淋的场面出奇制胜，也算是中国人的奇智吧！）

·越国趁吴国大旱之际，发兵攻吴，两军在笠泽（吴凇江）隔江对峙。勾践于主力之外，派出左右两路小部队，在夜间鸣鼓呐喊，进行佯攻；吴王夫差调兵遣将，两路迎战。此时，勾践却率主力于薄弱地带潜行渡江成功，一举击败了吴军。

（分兵用诈，声东击西，大智也。）

·孙膑与庞涓同师鬼谷子，同窗数载结为兄弟。但因孙膑的才智超人，所以受到庞涓的嫉恨。数年后庞涓到魏国当了军师，适时鬼谷子的好友墨子向魏惠王极力推荐孙膑。于是魏王命庞涓修书遣使迎接他的同学。可是到魏国后，庞涓在魏王面前百般诬陷孙膑，魏王终于勃然大怒，将孙膑交由庞涓处置，庞涓叫人剔去孙膑的两块膝盖骨。孙膑装疯，才保得性命。齐威王听说此事后，命令客卿淳于髡，带着墨子的弟子禽滑厘去到魏国，以秘计帮助孙膑回到了齐国。孙膑从此辅佐威王，以围魏救赵之计大败庞涓；以增兵减灶之计诱敌深入，终将庞涓射死于马陵道。

（孙膑计高一筹。）

·楚将庄率步兵要夺回被秦将司马错占领的黔中郡，越过桃花源、夷望溪，与秦军的战车部队遭遇。突然，秦军一匹战马受惊，战车狂奔，由于山路狭窄，车与车之间乱撞乱碰，有的车掉入悬崖，有的翻进河流，有的人被踩死，秦军一片混乱。庄乘机夹攻，大败秦军。

（战车部队不宜在狭路作战，看来秦将忽视了地利的因素。）

·楚成王在城濮之战失败后，先立商臣为太子，后又想立子职。商臣抢先发动政变，擒住父亲。楚成王想拖延时日，等待救援，请求儿子给他吃平生最爱吃的熊掌再死，儿子不允，成王自缢而亡。原来，做成熊掌要经多道程序，要化三天时间。

（这是著名的“请食熊掌”的故事。聪明的中国人都诡计多端，哪会上当！）

·赵国将军赵奢将君王赏赐都分给部下，平常他也总拿东西给朋友士卒吃，因此将士团结一心。秦军攻打閼与，廉颇都认为没救了，可赵奢率军救援，击退了秦军。

（与士卒同甘共苦，才能使用士卒，赵奢是懂得士兵心理学的。可惜其子赵括志大才疏，于长平一战，葬送了赵国。）

·秦将白起封武安君，立下赫赫战功，也杀人无数。他进攻韩、魏，杀24万人；华阳之战，斩13万人，把2万人赶到黄河里淹死。长平之战，坑杀赵括的士卒40万。后来，在进攻邯郸时白起与秦王意见不合，拒绝出兵，被贬黜，被迫自杀。

（在人治社会，不善谋身者，功高更难免一死。）

·赵国首都邯郸被秦国包围，弹尽粮绝，人们易子而食。平原君将自己的粮食和财产全部散给饥民，然后把老百姓和宫女们编成军队，并组成敢死队三千人，向秦军发起进攻。这时，楚、魏的援军也赶到了，秦军不得不迅速撤除了包围。

（平原君以敢死队获胜，说明老弱妇女也可用，关键是将领的组织手段。）

·商鞅率兵攻魏，给魏军统帅公子卬送去一封信，称：“我俩是老朋友，今相会于战场，不忍残杀；不如我们当面订立盟约，和平相处，以安秦、魏之民。”公子不知是计，与商鞅会面，正宴饮时被抓起来。然后，商鞅派一个长得像公子的人率兵乘车回到魏军驻扎的吴城。城上的士兵见是公子，便打开了城门。秦军乘机杀入，大败魏军，魏国被迫割让了大片领土。

（中国人认为，只要获胜，可以不择手段！人际关系中也如此。）

·秦王迫不得已令大将王翦出马，率六十万大军攻楚。王翦为了让秦王放心于他领重兵在外，无称王之心，临行前他故意请求秦王赏赐他良田美宅。军队到达函谷关时又派人向秦王催索。

（王翦深刻地了解君王的本性，他想尽法子表明自己胸无大志，这样才能避免兵多受疑、功高震主、兔死狗烹的危险局面的发生。）

·汉飞将军李广率百余骑巡逻时遭遇匈奴骑兵千乘，他不但不畏缩，反而往前下马解鞍不走。敌人派来一骑打探虚实，被李广射杀。李广又让士兵纵马长卧。匈奴人以为是诱兵之计，遂撤走。

（运用心理战，虚者虚之，疑中生疑。匈奴人怎么斗得过华夏民族？）

·汉时李陵追击匈奴，北出千余里，杀敌万余骑。但由于粮草供应不上，他被匈奴八万大军包围；匈奴单于利用上风，在草原上放火。李陵先将周围的枯草烧光，以反击火攻。但最终李陵全军覆没，向匈奴投降了。单于很欣赏李陵的家世和才干，把女儿嫁给了他。

（火攻与反击火攻，这是中国军事谋略研究的重点，未闻西方人在这方面有很多论述。）

·三国时，曹操与袁术交兵，旷日持久，军粮不足。曹操召来典仓史王垕，令他以小斗付粮以解燃眉之急。不久，士卒因为口粮不足，都怨声载道。这时，曹操把王垕召来，“借”他的头。随后，把他的头挂在军营中，对士卒们说：“王垕竟然胆敢克扣军粮，现已查实，把他斩了。”士卒不知其情，怨声消失。曹操也终于等到了救援的粮草。

（曹操真乃奸雄，胸有韬略，只是其人残忍，不足取。）

·曹操打败袁术、袁绍后，袁绍的两个儿子逃到辽东太守公孙康处避难。有人主张魏军应乘势追杀，可曹操说：不久，公孙康就会杀掉二袁来取悦于我。曹操退兵，果然公孙康献上了人头。

（曹操能掐会算，阴谋诡计在古代属于一流。）

·前秦百万大军进攻东晋，而晋军仅八万。东晋宰相谢安任命侄子谢玄为前锋，其弟谢石为征讨大都督，迎战敌人。晋军的刘牢之率兵在洛间猛攻秦军，致使敌人溃不成军，争渡淮河逃命，淹死一万五千人。后来，晋军下战表，表示秦军如欲速决，可后退一步，让晋军渡过淝水，进行决战。秦王苻坚认为：我军人多势众，后退一步无妨。谁知秦军一退，本来就厌战的士兵纷纷逃命，自相践踏，加上饥寒交迫、晋军进攻，秦军十死八九。苻坚也死于乱军之中。战报来到，谢安正与人下棋，只淡然地与客人说了一句：“小儿辈，遂已破贼。”仍对弈不停。

（淝水之战，以少胜多；谢安风流，后世留名。中国人欣赏喜怒不形于色，暗藏韬略。）

·唐时李靖攻打南梁，直捣江陵，在城外缴获了大量船只。他命令将船舶放入江中，让它们顺流而下。敌人的援军看到弃船，以为江陵已经失守，不再轻易前进。这样，江陵城弹尽粮绝，最终投降。

（李靖是善于用计的典范。）

·安史之乱时，安禄山的部将令狐潮包围了雍丘城，守将张巡令扎一千多个草人，披上黑衣，晚上吊下城墙，被乱箭齐射。张巡赚得几十万支箭。然后，他让五百名敢死队员吊下城墙，令狐潮以为又是草人，不再射箭；敢死队员冲向令狐潮的军营，大败敌军。

（虚虚实实，以假乱真，无中生有，此乃典型的中国人的计谋。）

·唐时，张巡与尹子奇对阵。张巡无法辨认出谁是尹氏，便让士兵削尖麦杆当箭射。敌方中箭的都非常高兴，以为张巡部队的箭用完了，纷纷去报告尹子奇。于是，张巡认出了谁是主将，一箭射中尹的左眼。

（此乃擒贼擒王也。）

·唐末，卢龙节度使李可举的部将刘恭仁带兵挖地道钻进易州城，与李可举里应外合，占领了易州城。败退的守将河中节度使王处存命令三千士兵都披上羊皮，入夜，爬着向易州城靠近。守城的李可举的士兵见一大群羊来了，跑去抓羊，被突然袭击，易州城又回到了王处存的手中。

（机中藏机，智外有智！）

·宋时，毕再遇与金兵对阵，欲后撤。他在阵地上留下旗帜，将羊儿倒悬起来，使其前蹄位于鼓上，羊动而击鼓，金人数日不敢前进。又一次，毕再遇把用香料煮好的黑豆洒在阵地上，前往挑战，然后假装败退，敌人来追。敌战马闻到豆子的香味，便不再向前，任凭鞭打，只顾低头吃豆子；这时，毕再遇乘机反攻，大获全胜。

（悬羊击鼓，金蝉脱壳；迷惑敌人，以计获胜。）

·元末，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于鄱阳湖。陈友谅把大船连在一起，如崇山峻岭一般威武；朱元璋船小，难以胜敌。朱的部将郭兴提出火攻之计：扎草人，灌火药，放在船上；顺风疾行，逼近敌船，点火而攻。朱元璋依计而行，果然烧死、淹死敌军过半。不久，陈友谅在九江口的战斗中也被射死。

（此计与周瑜、诸葛亮的赤壁火攻计如出一辙。）

·金太祖称帝后，辽国皇帝耶律延禧率七十万大军讨伐。太祖为激励将士，在女真族部落首领会上，从腰间拔出佩剑，在自己脸上划出道道血痕，然后仰天痛哭道：“我当初起兵，就是为不受契丹人的欺凌。如今，辽国来攻，要想生存，只有两条路：一是上下一心，誓死抗敌，二是杀了我全家，前去请求辽国皇帝的宽恕。”各首领见太祖血泪横流，都嚎啕大哭，慷慨激昂，表示要血战到底，绝不投降。依靠这种哀兵必胜的勇气，金太祖终于以少胜多，大败辽军。

（鼓舞士气，乃治军之第一着。）

·刘邦进入关中时，为防止雍王章邯的进攻，而且麻痹项羽，他烧毁了从关中到汉中的栈道。后来，韩信准备东征，他先派兵修复栈道，假装要从老路杀回，然后他率兵抄小路暗度陈仓，发起突袭，一举平定三秦。

（奇正相生，出奇制胜。）

·楚军的范增足智多谋，陈平欲离间项羽与范增。一天，他捏造一位自称是范增侄子的人物，写了一封信，信中称赞刘邦是仁德之君，请叔父放心等。这封信专等范增不在时送给军营守门者。守门者误以为是重要情报，直接送给了项羽。项羽看后怀疑范增与刘邦有暗中往来。第二年，项羽的使者来到汉营，陈平先让侍者端上美酒佳肴招待，后来又撤回，换上粗菜淡饭。声称：原以为使者是范增派来的，没想到是项羽的听差。使者回到楚营后，据实报告了项羽。项羽于是对范增暗中勾结刘邦深信不疑，最终导致了两人关系的破裂。

（离间计得逞，不战而胜。）

·几经奋战，刘邦占领了洛阳一带。某日，一位名叫董公的绅士拦住了刘邦的马，并且进言道：“大事往往办不成的原因之一，便是由于师出无名。因此，想制服敌人，首先得明确敌人的罪名。当初，楚怀王为大家共举为义帝，项羽却杀害了他；大王您可为义帝披麻戴孝，率领部队，联合诸侯，以讨伐叛逆的名义征讨项羽便可。”刘邦觉得有理，遂令士兵穿上孝服，开始名正言顺地讨伐杀死君王的西楚霸王。

（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中国人信仰皇帝，因此要借为君王报仇的名义成就大事。）

·东汉时，云中太守廉范抗击匈奴。一次，汉军人少，被敌兵包围。廉范设计一种十字形火炬，三头点火，一头让士兵都拿着，夜间分散开去。匈奴人一看，那么多的亮点，便以为汉军的援兵到了，下令撤退。廉范乘机发起进攻，打得匈奴人仓惶逃窜，从此不敢再进犯云中了。

（树上开花，形成虚势，迷惑敌人，这也是36计之一。）

·黄巾军围困都昌，孔融欲搬救兵，但无法出城。太史慈想了一个办法，他带领俩个弓箭手，打开城门，骑马直冲出去。黄巾军以为三人是来挑战，立即遣人迎战；但太史慈等人却来到一个堑壕中，三人一本正经地练起了射箭，练完就回城去；第二天，又如法炮制，黄巾军有的站起来观看，又的干脆躺着不动。到了第三天，太史慈又带着两人出城，黄巾军以为他们还是练箭，便不理他们；谁知太史慈等人突然快马加鞭，冲出了包围圈。等黄巾军反应过来，太史慈已跑远了。

（此乃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

·北宋末，方腊起义，率兵攻打杭州。他派一支部队作疑兵，自钱唐江顺水而下，引诱官兵主力；然后他率大部队走山路，乘天黑在馒头山亮起万支火把；士兵又个个手拿一面铜镜，在火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守城的官兵在夜间看不清，吓得瑟瑟发抖，以为鬼神来到，纷纷逃窜。方腊很快占领了杭州城。

（这也是以奇制胜！）

·宋时，狄青与西夏军对垒，他一反常规，改变钲鼓信号，规定：钲鼓一响则停止进攻，二响就佯装败退，钲鼓一停便杀向敌人。两军交战之后，西夏兵见宋军闻钲鼓而后退，都以为宋军胆怯，大笑不止。随着钲鼓一停，突然宋军杀声震天地冲锋而来，西夏兵毫无戒备，慌了手脚，夺路而逃，被杀死、践踏死伤者无数。

（违反常规，此为出奇之一着。）

·北宋王朝苟且偷生，不敢触怒辽国。雄州守将李允想了一个“庙”计，在辽人的眼皮底下修建堡垒。他先造了一个香炉，放在庙中，不派人守卫，不久便被人盗走。然后他四处张榜，捉拿盗贼。同时宣布说：庙中器物常常被盗，为保护庙宇，非得筑围墙围起来不可。这样，他征调民力，修好了围墙，成为一座坚固的堡垒。

（瞒天过海，混水摸鱼。）

·辽军20万人马攻打河北之遂城，宋朝守将杨延昭以3千人御敌，坚持了一个多月。一天，突然寒潮来到，气温骤降，滴水成冰。杨延昭连夜命人挑水浇城，把个城墙浇了个透湿，第二天成了冰墙。辽军无法攀登，只好撤退；杨延昭打开城门，率骑兵追击，辽军仓惶而逃。

（利用天时、地利，无有不胜！）

·宋时山西巡检郭进被手下的一名军校进京向宋太祖赵匡胤控告，但经查实，所控为诬陷，太祖就把军校交给郭进处置。郭对军校说：“你既然有胆量诬告我，那我就先不杀你，而是派你上前线杀敌，如果你立了功，我会上表推荐你，否则，你就自尽吧！”军校死处逢生，高兴不已，便带兵勇敢作战，屡立战功。郭进也不食言，向朝廷为他请功，并提拔了他。

（郭进提拔诬陷过自己的人，这种胸怀宽阔的中国人是很少的。）

·燕王朱棣准备反叛，谋士道衍献计：在燕邸僻静处筑起高墙，在里面练兵、制造武器；又让人在燕邸里养许多鸭、鹅、鸡之类，嘈杂无比，以掩盖操练声和打击声，躲过惠帝所派的探子的视线。此计果然成功。随后，朱棣谋反起兵，夺得帝位，成为明成祖。

（成者为王，败者为贼，唯实力取胜。诸侯之门，仁义存焉。中国人对之深信不疑。）

·王阳明得知宁王谋反，便率军直捣其老巢南昌。此时宁王正在攻打安庆，急忙回兵，双方在鄱阳湖遭遇。宁王势盛，王阳明开始败退，但他心生一计，在船上竖起一块大木牌，上写：“宁王已擒，我军将士勿乱杀无辜。”宁王的士兵见此，以为统帅真的被抓了，斗志立衰，纷纷逃命。王阳明乘机追杀，才真的抓住了宁王。

（擒贼擒王，兵不厌诈。）

·明末，李自成决定先取关中，再攻山西，然后直逼北京。在潼关，明朝的兵部尚书孙传庭扼住了险要地势，制造了3万辆“火车”，迎战起义军。李自成避实击虚，诱敌深入，假装败逃，双方主力一直跑到河南临汝一带又遭遇了。李自成围而不战，断敌粮草，孙传庭才感到不妙，亲自率军运送粮草。主帅离营，明军人心涣散；李自成乘机进攻，获得全胜。后来，起义军克潼关，孙传庭被杀。

（李自成亦颇有计谋。）

·清时，英海军陆战队在义律的率领下登陆澳门。林则徐接受一个马夫的献计：命人给马灌进麻#药，让英人夺去。果然，英军突然发现有几百匹马正在吃草后，欣喜若狂，抢马骑行。马走了一阵后纷纷倒下，英国士兵都栽倒在地。这时，中国义勇枪炮齐发，打得义律等损兵折将，仓惶逃窜。

（单个的外国人肯定斗不过中国人。）

·太平军将领康天福驻守河南虞城时，另一将领钱贵成通敌，与敌约定：我在半夜放火烧城门，然后，你们杀进来。等到半夜，果然火势大作，康天福认定这是叛逆所为。于是，下令将计就计，添加柴木，将火烧大，使清军无法进入城门。这样，虞城得以保全。

（康天福随机应变，借火拒敌，真不愧为聪明的中国人！）

黄白道：中国人乃世界最聪明之民族，其智谋无穷，其兵法多变，鬼神莫测，令人望洋兴叹！只是阴谋诡计也太多，我辈不知将死于何人之手？走进何处陷阱？中于哪个机关？

秋霜孤雁

现实的中国人不以道德而以谋略著称于世，《老子》、《孙子》等谋略名著早已盛传于海内外。中国现存的历代兵书居世界之最，其议论之恢宏、智谋之深邃令世人颇有仰之弥高之叹。中国人还善于引史为鉴，直到十八世纪，中国史书之多超过世界各国这类书籍之和；在这些浩如烟海的历史著作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政治、军事和人生谋略思想。中国诸子百家也以谋略见诸于世，这些谋略大到治国平天下，小到修身避难，为历代官僚士子所揣摩运用。

中国人的生活亦是谋略化的，或阴或阳，或柔或刚，或开或闭，或弛或张，或进或退，或入世或出世，持中和，处柔顺，善变通，精辩证。人们常说，中国人私心重，不讲信用，不讲道德，不团结，不能合作，汉奸多，叛徒多，即是例证。

可见，谋略是中国文化的主轴。那么，何谓谋略？谋略指对事物高瞻远瞩、曲折迂回的认识，以及为了达到认识的目标所采用的间接的、神奇的、不合规律的、令人惊异的手段。具体地说，它是隐藏不露的政治计谋、运筹帷幄的军事战略战术、事半功倍的做事方法、风云变幻的人生策略。

马汉曰：中国谋略乃太和谋略，即中和、辩证、圆融、和谐、阴柔之谋略。孔子尚礼治，行中和，曰“礼之用，和为贵”，又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此乃社会谋略；孟子欲为“天民”，和合天人，倡建仁政社会；董子立天人感应之说，混合阴阳，生克五行，追慕“太平世”；程朱曰“物我一理”，陆象山曰“心即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王阳明曰“知行合一”，这些都是“太和”之义。道家老子曰“无为而无不为”，又曰“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和其光，同其尘”；庄子曰“天人契合”、“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合一”，又曰“入其俗，从其俗”，皆深得太和谋略之精髓也；墨子倡兼相爱、交相利，尚同，尚和；韩非子提出法术势互用、阴阳手段结合之南面术；鬼谷子主张协和人际、揣摩游说、燮理万邦，这些洵属太和谋略之流。

福煦云：在中国，政治、社会、人生谋略通称“文兵法”，可见，它们的运用不亚于用兵，特别是，中国政治谋略太卑鄙、太残酷！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信口雌黄，阳奉阴违，奴颜卑膝，骨肉相残，投毒暗害，杀尽功臣，食肉寝皮，夷灭九族，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儒家的教化约束、秦始皇的官僚体制、韩非子的阴谋权术三位一体，形成了中国封建政治的特色。

麦克阿瑟说：中国出现了一大批军事谋略巨擘，如孙武、吴起、孙膑、司马穰苴、尉缭、韩信、诸葛亮、曹操、司马懿、隋文帝、李世民、李靖、刘基、曾国藩等。他们的军事谋略的特点是，强调正兵与奇兵相结合、王道与霸道相糅、不战而屈人之兵、随敌制胜、攻其无备、求之于势和阵法，以及迷惑敌人等。相比而言，西方军事家更强调突击战、闪电战、阵地前决战、大规模调动包抄和速战速决，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即主张机动迅猛的进攻，拿破仑的元帅约米尼提倡集中用兵，猛烈出击，法西斯希特勒靠闪电战取得了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胜利。可是，中国古代的战争主要靠步兵，很少有骑兵，这样很难真正地做到快速，而且，给养十分困难，难怪中国的兵家强调“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韦伯：孔子、老子堪称中国的社会谋略大师，孔子主张社会实行礼治，后来的儒家、法家都强调社会的秩序，而老子则强调自由主义的无序――“无为而治”，不干涉民间的活动。很有意思的是，有序、无序两者都能达到社会的稳态，有序的专制社会相当于分子能量集中于一个方向的激光，无序的民主自由社会相当于分子能量互相抵销的布朗运动，也是稳定态。民主自由社会由于团体的力量分散，人民的不满和愿望得以表达，暴力因素不被淤积，权力相互制衡，法制健全，领导层按照程序和选民的意愿更迭，因此，社会处于良性的运转之中。自夏朝以来的中国古代社会没有形成这样的哪怕是原始的机制，甚至于连这个现实的愿望都没有出现过，尽管有过老子的小农自由主义空想。这不同于古希腊社会有较为完善的原始民主。

凯恩斯：中国经济和经济管理谋略以管仲为奠基人，不过，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要数商鞅的官商理论、范蠡或其师计然的经营理论、司马迁的自由市场理论。

福柯：中国人生谋略的大师如云，孔子、老子、庄子、鬼谷子等灿若星辰。孔子重视修身齐家，不过，他又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很是狡猾，他还把伦理放在了真理之上。老子主张先了解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然后有心计地采取行动。庄子重在实现精神自由，为此，他认为必须“欺骗自己”。鬼谷子要求揣摩人心，接人待物以技巧及计谋，他的两个弟子苏秦、张仪就是这方面的高手。

胡鱼曰：中国乃谋略之中国！文兵法亦是兵家之主流。我但愿国人能少一点“谋”也即计谋，多一点“略”也即战略；少一点狡猾，多一点诚实；少一点谋略之“奇”，多一点逻辑之“正”。我们应当学习西方智慧，西方人的“谋略”（西方无“谋略”的对应词汇，一般用strategy）偏重逻辑推理，侦探片反映的即是这种智慧。

胡鱼倾十载心血研究中国谋略，倡导“建立中国谋略学”。他令弟子分别研究评述中国古代的大谋略家―――诸葛亮、刘伯温、曾国藩、吴起、孙膑、鬼谷子等人，弟子们果然颇有心得。

秋霜孤雁

弟子司马良撰文论述诸葛亮谋略及其缺失。文曰：

诸葛亮自从27岁出山，辅佐刘备，重整汉室，到54岁时病逝五丈原，一直掌握着蜀汉大权，实际上处于决策的中心地位。他多谋善断，谨慎廉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赢得后人的称赞；但“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也反映了诸葛亮谋略的缺失。



                    一、战略为先



诸葛亮在长达十年的“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隐居生涯中博览诸子百家之书，“观其大略”，吸取精华，为他后来的从政打下了良好的学识、修养的基础。在《论诸子》一文中，诸葛亮写道：“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誓；尾生长于守信，不可以应变；王嘉长于遇明君，不可以事暗王；许子将长于明臧否，不可以养人物。此任长之术也”。可见，诸葛亮善于思考，并不人云亦云。与之同时，诸葛亮还密切关注现实政治，因此，在刘备三顾茅庐时他提出了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性主张《隆中对》，并且，在后来的军事、政治生旅中他一以贯之，坚决地加以实行。

在《隆中对》中，诸葛亮指出：“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此可为援而不可图也”。因此，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只有站稳脚跟，占领要地，趁虚发展，才能生存下去。诸葛亮继续分析道：“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非其至不能守”，“益州塞险，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而成帝业，今刘璋暗弱，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故而夺取荆州，进军四川乃为最佳之选择。为此，必须“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外结孙权”，实行“联吴抗曹”之战略。后来，虽然局势几经反复，但诸葛亮始终坚持这一既定的方针。如孙权称帝时，许多人认为应显示正义，断绝往来，可诸葛亮说：如果绝其盟好，会使“北贼得计”，所以，不可为“匹夫之为忿者也”。但是，刘备、关羽并不领会丞相之意，决意要与吴开战，结果不仅搭上了自己的性命，而且大大地削弱了蜀汉的实力，使诸葛亮的北伐战略最终无法实现。刘备去世后，诸葛亮立即遣使结亲，修复吴蜀联盟。



                     二、严刑治蜀



诸葛亮治国，把严明法纪、整顿吏治放在首位，他主持制定了法典《蜀科》和“训励臣子”的八条、七戒、六恐、五惧。诸葛亮执法，有罪必罚，不避亲疏，开诚布公，所以，不为人嫉恨。《三国志》的作者陈寿的父亲因犯法被处以重刑，可陈寿仍然称赞诸葛亮法纪之严明；中都护署府事李严和长水校尉廖立因违法乱纪被罢官流放，当听到诸葛亮去世的噩耗时，仍然痛哭流涕。不过，也有人对“刑法峻急”表示不满，法正对刘备说，应当“缓刑驰禁，以慰其望”，诸葛亮作《答法正书》，自我辩护道：“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中官民“专权自恣”，所以，不重刑，国家就没有权威。还有人说，刘璋善于以恩惠收买人，令百姓怀念；可诸葛亮针锋相对地说：“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对于治军，他也抱着同样的态度，注重建立法纪严明的军队。诸葛亮说：“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以败；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以胜”，所以应当“法令明，赏罚信”。

经过诸葛亮的大力整治，蜀汉出现了“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罚，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励，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的局面。但是，诸葛亮严刑治蜀也显示出他拘于法家之术，不善养恩的缺点。





                    三、求全责备



诸葛亮本来是十分重视选拔人才的。他在《将苑》中提出，考察人才有七个方法，“一曰，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曰，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他还指出：“治国之道，务在举贤”，“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诸葛亮还具体地提出贤才的标准：“柱以直木为坚，辅以直士为贤”，官吏应当“忠”、“直”、“勤”、“谨”，“奉职循理”。循此标准，他提拔了姜维等一批“忠直之士”。然而，诸葛亮的人才大多为谨小慎微、循规蹈矩的循吏，而对有胆有识、有棱有角、有开拓精神的人才诸葛亮则往往求全责备，“察之密，待之严”，弃而不用，造成“无以自全而或见弃”，“加意收录，而固不任之”，特别是诸葛亮死后，蜀汉后继无人的局面。

诸葛亮之对待魏延就是典型的一例。史书称赞魏延“谋略出众”，“善养士卒，勇猛过人”，“数有战功”，名声显赫，威震敌国，然而他性情高傲，不苟合于人，官员见他“皆避下之”。对于这样一个人才，诸葛亮不是大胆使用，帮助他克服缺点，而是从拒绝接受他的正确主张，如北伐曹魏时屡次否决他的分兵进击的建议，发展到弃其人不用，如街亭之战情愿用言过其实的马谡；再进一步发展到听信孙权的挑拨离间，怀疑魏延谋反，默许杨仪、姜维等人在自己死后置之于死地。仍然期望担当北伐重任的一代名将魏延就这样蒙冤被斩。

再者，诸葛亮一生勤勉谨慎，事必躬亲，特别是受托孤之命后，“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而对他人则不放手使用，往往代替包办，这也影响了人才的培养，更不利于开拓型人才的成长。史书载，诸葛亮“罚二十以上必躬览焉”，甚至于“躬自校簿书”，弄得“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流汗竟日”。主簿杨喁曾进谏，力言各司其职、上下不相侵的道理，还引用邴吉、陈平不问细事的例子，说明贤臣不必每事躬亲，可是，诸葛亮听后，并不以为然。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诸葛亮一生大智大谋，治蜀有方，但功亏一篑，后继乏人，终至国灭人亡，岂不令人涕泣、深思！

秋霜孤雁

弟子刘秀文提交论文曰：

刘伯温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活神仙”，能“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可见，其谋略之深远！他26岁时初登仕途，任江西高安县丞，以“不避强御”而著称，人称“刘青天”，而奸人豪强“数欲害之”。28岁时调任江西行省职官掾史，以“傥直”闻名，与幕僚不和。30岁时弃官隐居，读书写诗。38岁时复出为江浙行省儒学副提举，一年后又辞职，闲居杭州，写了不少诗文。42岁时复出，为浙东元帅府都事。他招募民兵，大败方国珍的起义军；后因反对招安，坚持剿捕，被朝廷罢官，羁留绍兴，以诗文自娱。46岁时复任行省都事，后升为行省郎中。48岁时又辞官归隐。

公元1360年，刘伯温50岁，应朱元璋聘请，赴金陵，呈《时务十八策》。同年，以计“乘东风发伏兵击之，斩获若干万”陈友谅的士兵。第二年，又出计克江州，降洪都。52岁时，刘伯温回乡葬母，途中平定苗军叛乱。居家期间，朱元璋多次恳请他尽早回京：“以天道发愚”、“赐教”、“指示”。匆匆回京后，刘伯温策划了鄱阳湖大战，击溃了陈友谅，还救了朱元璋一命。56岁时，刘伯温承命，卜地筑皇宫，后与李善长一起制定律令。58岁时任御史中丞，斩中书省都事李彬，忤李善长；59岁时与朱元璋讨论宰相人选，忤汪广洋、杨宪、胡惟庸；61岁时告老还乡，不问政事，唯下棋饮酒；64岁时，刘伯温病逝。

刘伯温一生勋业辉煌，人称“开国文臣第一，渡江策士无双”；朱元璋称他“学为帝师，才称王佐”，“吾子房（张良）也”。学界称他“千古之人豪”。

从谋略方面来看，刘伯温龙韬虎略，为后世所崇尚。但其思想也典型地代表了中国人思维的失误。

强调修德隐退，待王者兴。刘伯温一生多次辞官，急流勇退，表现了“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国人心态；归隐之后，他以寓言的形式写出《郁离子》，提出救时之术，“以待王者之兴”，与孟子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圣人救世思想一致。刘伯温还认为，胜天下之道在德；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德不广不能使人来，量不宏不能使人安；得民心者得天下，唯修德省刑，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方能得民心。

要求重用人才。刘伯温认为，治国如治病，“医切脉以知症，审症以为方。治乱，症也；纪纲，脉也；道德、政刑，方与法也；人才，药也”。而且，人才时人治社会之本，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所以，应当不问系族，唯贤是用；不论农与工肆之人，不鄙侧陋，择人唯长。识别人才，则要看本质，不要被外表所迷惑，不能只凭琴之“断纹”、“古款”，就认为它是“希世之珍”；也不能将“狗偷鼠窃”之人，“食之以玉食，荐之以珠履”。治国还应廉洁爱民，奖善惩恶，而“贿赂公行，必致丧失人心，室家不保”，“志利而忘民”，则“国危矣”。刘伯温的这一套思想与孟子的仁政学说是一致的，他们都寄希望于明君清官的上对下的“关怀”。

推崇兵民结合的用兵之策。刘伯温认为，善战者省敌，不善战者益敌，所以，应当擅于借用他人之力，来战胜对手：“惟天下至仁为能以我之敌敌敌，是故敌不敌，而天下服”。还应兵民一体，组织民丁，以耕备战，以战护耕：“有国者，必以农耕而兵战也，兵不足则农无以为卫，农不足则兵无以为食”。所以，可耕战定籍，保甲连环。

善于用谋。刘伯温是谋略家的代表，反映了中国人好智用计的民族性。他说，豺狼本不是老虎的对手，但它善于群起而攻，犄角相应，所以老虎往往敌不过它们。赵国兵卒虽多，但于长平一战，弃戈被坑，“惟其智之不如豺而已”。他还说：“人有智而能愚者，天下鲜哉”，“智而能愚，则天下之智莫加焉”，“鬼神之所以神于人者，以其不常也。唯不常故不形，不形故不可测”。在《拟连珠》中，刘伯温还写道：

           食人之虎，不能容一猬；牵牛之绠（绳子），可以御九犍（公牛）。

           善扑火者不迎其烟，善防水者不当其急。

           千斤之象，不惴虎而惴鼠；三寸之蝎，不蠹棘而蠹松。是以制（制服别人）必取其所畏，防必究其所容（能容纳什么），故能不震而威于斧钺，不劳而固于垣墉。????

           剔大蠹者木必凿，去大奸者国必伤。

           志大业者，必择所任；抱大器者，必择所投。是以梁（架桥于）江湖不取螬残之木，钓鲸鲵不适（去）雨盈之沟。

          仁暴殊途，非暴无以为仁之启；怨恩异路，非怨无以为恩之资。

          鱼无定止，渊深则归；鸟无定栖，林茂则赴。故以道养贤，则四方之民听声而来；以德养民，则四方之贤望风而慕。

          势有所梏，则小柔可以服（制服）大力；形有所格（局势有所限制），则大猛（大的力量）不能破小坚。

          善贾者不壅（积压）其货，善治者不壅（压制、堵塞）其民。

          士有悍妇，则良友不至；国有妒臣，则贤士不留。

          坐舟视星，当察其曷（何）转；执斗较（校正）斛，当审其孰（哪个）平。

          政以渐成，则民不骇；俗以渐变，则功不偷（白费）。

          海纳污然后成其大，君纳众然后保其荣。

          愚人畏病而常病，智士防危而不危。

          徇（汲汲于）功利者，不虞（预防）谄诈；溺（沉溺于）鬼神者，独觉形声。

          暴于物者，众志之所诛；妨于物者，舆情（舆论）之所疾（谴责）。是以虎狼堕井，仁者见之而不怜；荆棘当道，行者过之而必诘（清除）。

          虎之跃也，必伏（趴下）乃厉；鹄之举也，必拊（拍翅膀）乃高。

          蠖屈求伸，非终于屈；龙潜或跃（最终跃起），非固于潜。是故勾践事吴，乃成姑苏之举；夷吾（管仲）佐霸，曷（何）向槛车之嫌（指管仲曾被齐桓公囚禁）？

           以杀止杀，圣人之不得已；以暴易暴，悍夫之无所成。

           御龙之智，不能训猿以礼；神农之智，不能服（驯服）豕（猪）而耕。

刘伯温的智谋之深令人慨叹！它是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写照，是中国谋略文化的缩影。

秋霜孤雁

弟子赵风起撰文论述曾国藩道：

“誉之则为圣相，谳（贬）之则为元凶”。近代以来，曾国藩成为颇有争议的人物。一方面，他镇压了太平天国，杀人如麻，被人称为“曾剃头”；还有，他“借洋兵助剿”，在处理“天津教案”时被人骂为“卖国贼”，另一方面，他创办江南制造局等，开中国近代工业之先河；他严于修身，廉洁自持，被人誉为“古今完人”。蒋介石最喜读《曾文正公全集》，视曾国藩为楷模。青年时期的毛泽东也说过：“愚（我）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可见，曾国藩在谋略、修身方面影响深远。现对其思想略作评述。

治国统军谋略。

·与人治社会的其他杰出政治家一样，曾国藩认为治国安邦、统军打仗首在“爱民”、“得人”。（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是在邀买人心、利用人民而已。）曾国藩说：“为治首务爱民”，“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又说：“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兵事以人才为根本”。可见，他在长期的仕宦生涯中体会到了民众的力量和人才的可贵。他感到最为痛心的便是“民心涣散”、“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他要求：“养民以为民，设官亦为民”（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凡利之所在，当与人共分之；名之所在，当与人共享之”，从而达到收拾人心的目的。对于领导人才，他则要求做到“公”、“勤”、“廉”、“明”、“敬”、“诚”、“恕”。（其实，中国人哪有公心、诚心和恕心！有的只是私心、欺诈之心和世代复仇之心。）曾国藩还认为，选将重在四点：“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识，四曰营务整齐”。又说：“带兵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不过，他认为对人才也不可苛求，因为“大抵任事之人，断不可有誉而无毁，有恩而无怨”，所以，要“衡才不拘一格，论事不可细苛，无因寸朽而弃连抱，无施数罟以失巨鳞”。

·办事打仗皆稳扎稳打。曾国藩主张，做事“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度”，应当“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息，既要老到，又要精明”。为此，他“寸心兢兢，且愧且慎”，“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唯力尽人事，不敢存丝毫侥幸之心”，“扎硬寨，打死仗”。

修身处世谋略。

·修身教子尊孔墨。曾国藩承儒家“三省吾身”之祖训，时刻不忘进德修身。他每天记“日课”，“身过、心过、口过，皆记出，终身不间断”，对于出现的问题，则勇于自我批评，及时纠正。他“小心翼翼，事无巨细，皆不敢忽”，“念念欲改过自新”，这样，最终达到“明德、新民、止至善”的境界。

儒家强调圣人治国，否定法治，所以，官员的个人品格、修养成为政治好坏的关键。中国社会又是欺诈成风，小人、恶人得势，因此，清官注重自省、自我批评，未尝不是好事。只是这种自省太脆弱了，也表明了国人的无奈和悲哀。

再者，中国人总是返回内心，寻找恶根，可是，社会并未变得清新、正义。

曾国藩还尊崇禹墨精神，主张劳动、吃苦、节俭和平民化。在教子家书中，曾国藩一再强调：“勤理家事”，“不可厌倦家常琐事”，“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在家要种菜、养鱼、养猪、做饭，“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他还说：“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以做官发财为可耻”，“家事忌奢华，尚俭”。一般人都希望子孙做大官，可曾国藩说：“余不愿（子孙）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即使为官，也要“守寒素家风”。他称：“读书乃寒士本色，切不可有官家风味”，“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

有位汉学家说：“中国官僚社会依靠被称作系统化的贪污来维持生存”。可见，古代官员贪污受贿是“正常”的。正因为做官与得势、发财紧密相连，所以，望子做官、官本位成为“基本国情”。而曾国藩一反世道，不求做官，不求发财，尽管有虚假欺人的成分，但也仍然难能可贵。

·处世主张“敬恕”。曾国藩说：“敬以持身，恕以待人”，“作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何为“敬”，敬谨也，严于治己也；何为“恕”，宽恕也，薄责于人也。曾国藩强调：“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凡事留余地以处人，功不独居，过不推诿”，“同打仗，不可讥人之退缩；同行路，不可疑人之骚扰”。“先办一副平恕之心”，便可与人“和舟共济”了。

·顺境时功成身退，逆境时死中求活。曾国藩认为：“天下无易境，天下无难境”，因此，他主张在“易境”时学习道家，淡泊知足，功成身退，他说：“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功成身退，愈急愈好”，“功名富贵皆人世浮荣，惟胸次浩大是真受用”。他不仅提出：“现在但愿官阶不再进，虚名不再张，常保持无咎，即是持身守家之道”，而且自己采取行动，请求注销封爵。在“难境”时，曾国藩则主张学习兵家，“死中求活”，“置之死地而后生”。他说：“丈夫当死中图生，祸中求福”。

纵观曾国藩的谋略，确实达到了人治社会的最高峰。他谨小慎微，克己知足，敬恕自持，同时要在猜忌、虚伪、因循、险恶的官场中有所作为，实属不易。他深得儒道墨法以及兵家的要领，成为老奸巨猾的大儒大官，令人敬佩，且扼腕而叹―――中国文化犹如酱缸，腐蚀力太强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