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十八师一一三团团长曾长云

萨沙

一、





   原籍江苏海安、后入加拿大籍现已93岁高龄的葛其，通过儿子葛浩然转述了他在中国远征军的点滴回忆：


   “在一次与英军换防时，对方遗失一包钱（准备发放军人粮饷），第二天英军需官来找我说起丢钱的事，我很惊惶，考虑后宣布集合，各人带上所有装备，我先查排长，再要排长查班长，班长查士兵，翻查仔细，却无发现。我深信英军需官不会说谎，带着排长、班长遍查驻地四周，最后在一棵树下发现有一块新翻土的痕迹，挖土取出那包英军丢失的钱币（大约有5万印度卢比），翌日交还英军需官，他再三向我道谢说我救了他一命。我已经猜到是一班长所为，但我并未处罚或公开此事。非常巧合的是，几天之后在进攻蜜支那的战斗中，这个班长救了我的命！在由八莫向密支那攻击前进中，营长指着地图向我指示：我营第一连现驻A山头，第二连驻B山头，你连经B到A搜索前进。照营长所指示，我带队经B到A，是很安全的，可是搜索兵回来报告，A山头似有敌人。我不相信，亲自前去观察，一排枪扫来，就在那刹那间，拾到英军钱包的那个班长猛然将我推倒，子弹从我头上飞过，救了我一命！原来第一连连长曾长云是个老油条，坏心肠，没有到A地，谎报了军情。我要求营长查处，营长敷衍塞责，使我气愤难平。因他影响了我的决心，我犹疑不决，陷于敌阵，又有数人伤亡，实在心痛不服，写信给军长，也石沉大海。不过数月后，曾连长被孙立人枪毙了，据说是他抢了当地居民的珠宝。这是孙立人唯一的一次枪毙人，可能也与谎报军情有关。”


    其实，曾长云根本没有被枪毙。


   远征印缅时期，陈鸣人是一一二团团长，李鸿是一一四团团长，彭克立是一一四团第一营营长。1944年孙立人升任新一军军长后，李鸿接替孙立人担任新三十八师师长，彭克立升任一一四团团长，曾长云接替彭克立担任营长。


   这几位在远征印缅时都立下了让日寇胆寒的赫赫战功。陈鸣人在加迈之战中，率全团官兵迂回敌后，在西通切断敌人交通，将敌人军需物资全部斩获，使日军陷入绝境，英美盟军因此称陈鸣人为“拦路虎”。史迪威将军称赞李鸿“真是一位杰出的将领”，并称李鸿为“东方的蒙哥马利”。打下八莫后，盟军缅甸当局把从莫马克到八莫的一段公路命名为孙立人路，把八莫市区的中心马路命名为李鸿路。远征军刚入缅作战时，彭克立率营负责保卫腊戍机场，并担任中国参谋团警卫任务。新一军打回国门，在芒友同十一集团军会师时，会师的那片山头就是曾长云率营攻占的。














   二、










   1947年12月，国军以新三十八师为班底成立新七军，李鸿任新七军军长，陈鸣人任新三十八师长，彭克立任新三十八师副师长，李克己担任一一二团团长，曾长云任一一三团长，陆心峻担任一一四团团长。


   新三十八师只有一一四团基本没受到过损失，一一二团、一一三团团都是补后重建的；暂五十六师是原伪满铁石部队改的，被消灭过几次，虽屡经补充，但实力在新七军中最差；暂六十一师也是东北地方保安部队改编，虽然从原新一军中派出很多军官和骨干到几个暂编师中，但是部队的战斗力肯定是不如以前了。再加上新七军指挥的其他地方部队，新七军有三万多人。新三十八师的两个团都被消灭过，虽经过补充，但实力也下降。


   由国民党新编三十八师为基础的国民党新七军正式建军并在长春维持治安，当时驻扎在南岭大营。1947年秋冬时节，原驻吉林市的六十军吃了败仗，也撤到了长春。六十军溃败到长春后，新七军将南大营让给了六十军。长春的国民党守军以中央大街（后改称斯大林大街，现名人民大街）为界分为两个守备区，东半部归六十军，西半部归新七军，司令部设在中央银行大楼。以中央银行为核心，又以坚固建筑物层层设防，并派新七军两个团的兵力控制西门外的大房身机场，派六十军的一个师防守东郊城防工事外的一些战略高地。后在长春被围战役中，在被东北解放军围困五个多月后，因六十军起义，新七军最终无奈向东北解放军选择了投诚。


   因国民党新七军属于向东北解放军投诚，所以他们与起义的国民党六十军的待遇不一样。新7军被东北解放军收编后，所有军官一律进入学习班学习，士兵也被分散编入了解放军的各个部队作为兵员补充，整个新7军建制全都被打乱。后大多军官经过共产党的学习教育后一律被遣返回乡。


   据新华社沈阳1949年6月23日电，原文如下：


   “去年十月在长春向人民解放军集体投降的前国民党军新七军中将军长李鸿，上月底已被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遣送回乡。同时被遣送的还有前该军少将高级参议李性常、六十一师少将师长邓长富、该师三团上校团长黄星、三十八师少将师长陈凤人、少将副师长彭克立、该师一一三团上校团长曾长云等中校级以上军官十七人。在此以前被遣送还乡的有该军五十六师少将师长张炳言及其眷属。他们在临行前对人民解放军的宽待表示衷心感谢。东北军区自今年四月下旬至六月上旬，曾先后释放在去年辽西及沈阳等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兵一万二千九百五十四名。”














   三、














   缅北战役结束后，新一军奉调回国，准备打通广州湾和琼州海峡，迎接美军在此登陆。部队到达南宁时，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新一军前往广州受降。之后又被调往东北加入国共内战。初时，新一军广受大众尊崇，有谚：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一军。远征军初入缅甸特别是在关于是否翻越野人山撤回国内问题上，孙立人和指挥官杜聿明就战略战术问题发生了矛盾，孙立人曾讥讽杜只够当一个排长，杜自然容不下他。孙不仅很快被调走，新一军很快也被拆散。以新三十八师为班底成立新七军，李鸿任军长，陈鸣人任新三十八师师长，彭克立任副师长，曾长云任一一三团团长。从1948年春到10月17日，长春被东北野战军包围十个多月，和新七军一起守卫长春的曾泽生的六十军准备起义，不得已，新七军派出彭克立等五位代表和东北野战军和谈。所谈条件中有允许军官回到原籍。这样所有军官先是送到哈尔滨“解放团”学习，接着高级军官又被送到抚顺教育。1949年5月25日，四人被释放。陈回上海，李等三人回到原籍湖南。李鸿在长春时，娶吉林长白师范学院音乐系毕业生马真一，由于此时长江以南仍是交战区，路过北平时便将眷属寄住在其亲戚家。


   在从哈尔滨释放的第一批新七军军官中，有原新一军情报队长、长春警备部参谋科长、长春兼北满战略情报室主任，此时担任新三十八师搜索骑兵营长的潘德辉。在1988年所做的口述史中道出了“和谈”的真相：“近年我返大X陆探亲会晤郑洞国将军及当时与共军谈判之代表，始知郑和史（第七军副军长史说）认为只要保住干部则仍可重新组训反攻”。并回忆在哈尔滨受训情况，“当时中共那些统战人员来找我谈话时，仍说不过我的，而被我作了反统战工作。我以中校特务官身份离开东北一事，中共于事后曾对陈鸣人特别提过，他们说：‘你看我们共产党宽大，名副其实的天字第一号特务仍让他走。’”潘德辉于1949年5月上海战役发起时去台，任防卫司令部作战处副组长。此时他自作主张派人接李等四人来台。当他从收音机中得知李鸿等人被中共释放后，“我就想李鸿、陈鸣人等均为缅甸抗日之勇将，绝不能让他们为中共所用”；“那时蒋介石天天在台湾召开反攻检讨会，我以为要反攻就要有官兵，就应该争取这些优秀人才”，于是就派原新三十八师谍报队长葛士珩由基隆上船偷渡到香港再潜回上海，先后劝请李等四人离开大X陆来到香港。那时来台湾要有入境证，到了此时，总得要汇报了吧，没想到孙立人也有这样的想法，他向蒋介石作了报告，蒋介石也很高兴他们来台。


   李鸿带着马真一、岳母和女儿到达基隆时，孙立人派人将他们一家接到屏东住下。4月7日，李鸿给“行政院长”陈诚写了封信，主要就和谈之事和马真一是否为共谍作了说明，“长春危急之顷，适患伤寒，病榻奄奄（职务由副军长史说代理），未能尽到最后之努力”，中共在某处广播，“谓鸿眷系其派来长春工作者”，这是中共“对国军稍有地位与信誉之干部”的离间。信寄出后好几天没消息，孙立人得知后，干脆将此信直接报给了蒋介石，蒋接到信，看李鸿等人已来到台湾，便让孙立人陪同李来见他。蒋介石提出两个职位让李鸿选择，一个是计划要成立的成功军军长，一个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最后还嘱咐李过去的已经过去，今后要好好干，好好协助孙立人。另三人来到台湾后，通过孙立人的安排，陈鸣人任陆军总部少将营务处长，彭克立任二O六师副师长，曾长云任三四O师团长。而就在他们刚刚安顿好并放下心来之时，5月初“国防部”来人将他们一股脑带走，并无期限地关押起来，一直到1971年7月1日，才以“阴谋颠覆、策反孙立人”为罪名判处四人无期徒刑，蒋介石1975年逝世后，才被特赦，前后共被关押了25年3个月。


   李克农邀见李鸿


   何来这个罪名呢？请看“国防部”的起诉书，“李、陈、彭等南下前，并与附‘匪’将领龙逆国钧（新七军参谋长）、张逆炳言（曾任新七军参谋长）秘密约定，必要时互相联络，听‘匪’指挥。迨同年12月中旬，李鸿、彭克立、曾长云决定来台，曾先由湘赴港，李、彭二人则函告龙逆国钧，约在北平相晤。三十九年元月下旬，李、彭二人联袂北上，抵平后，与龙逆及共‘匪’科长邱北池晤面，当由邱‘匪’带同李、彭，晋见‘匪’党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匪’克农，李‘匪’即指定李、彭二人来台任务，为争取国军高级将领孙立人，及掌握兵力，以备策应‘匪’军犯台”。“陈鸣人返沪后，于三十八年12月，经龙逆国钧函介，与‘匪’第三野战军政治部敌工科科长胡‘匪’瑛洽谈来台为‘匪’工作，三十年元月6日，又通过徐广夫(陈鸣人之友，亦‘匪’党分子)之关系，与‘匪’酋陈毅代表李逆明扬作进一步之商谈，决定陈鸣人来台使命为争取孙立人与‘匪’妥协，联络旧部，尽量掌握兵力，以策应‘匪’军犯台”。


   真有此事么？请看李鸿的答辩：1949年“11月间，平汉铁路已经‘匪’修复通车，在押人拟赴平接眷回湘，事为同住长沙之龙逆国钧家属知悉，不意于致龙家书中，将在押人拟赴平接眷之事告之”，龙国钧由此来到北平，“邱‘匪’北池系与龙在沈阳某学校共事，亦由龙处得知在押人将赴平接眷，意欲有所利用，故偕龙同来北平，在押人到平后与张炳言见之，知其来意后，在押人以病体尚未复元，尚需休养，予以拒绝，邱‘匪’亦知难而退。不料翌日，邱‘匪’复来张炳言家，忽强欲在押人同赴李‘匪’克农处，经在押人拒绝无效，即感身陷‘匪’窟，行动已失自由，不得已同赴李‘匪’处，及听其谈话，仍与邱‘匪’口气相同，在此情形下，只好虚与委蛇，此实为当时情势所迫，行不由己，非出本意也”。


   不管是不是出其本意，反正是见了李克农，而且在来台后给陈诚信甚至见蒋时都没有交待。何况，此时经孙立人安排都掌握了兵权与兵力，这不是阴谋颠覆的初步实现么？


   1955年8月“孙立人案”爆发时,蒋介石对李鸿及其部下陈鸣人、曾长云、彭克立、钟山、刘益福、孙蔚民及李的妻子马贞一等人也起了疑心,怀疑他们到台湾追随孙立人系图谋不轨,下令将他们一同逮捕,然后以“不遵中央电令突围,而向‘匪’接洽,将所部交付‘匪帮’”和“阴谋颠覆、策反孙立人将军”罪名起诉判刑,李鸿先被判处无期徒刑,后又减为二十五年,李夫人马贞一也被莫名其妙地判处有期徒刑七年,直到1975年蒋介石因病去世,蒋经国感到再将李鸿等人关押下去实在说不过去,才将他们释放出狱。1988年,身体极度虚弱的李鸿在贫病交加中死去。


   出狱不久的孙立人将军得知李鸿死去的消息时,极度悲伤,特含泪送长联一副,以表达自己的哀思,长联全文为:


   六十年亲似兄弟,善训善哉。本望长才大展,精练雄师,奈竖子预定阴谋,消我股肱,构陷诏狱；
   常胜军纵横南北,能守能攻。那期上将平庸,牺牲劲旅,愿总统未遭蒙蔽,还君清白,洗尽沉冤。


   一九八八年，曾心仪在《最后的活口——彭克立将军携曾长云骨灰返乡》写道：


   曾长云与彭克立两人是只身来台，从被收押后，就一直在一起。头几年，同案的人不能见面、交谈，直到被移送到龙潭保密局后，白天大家在庭院里可以见面、谈话。一九七五年被释放后，官方安排曾长云、彭克立一起住进台北市立广慈博爱院中和敬老所。陈鸣人的住处离中和敬老所不远。陈鸣人生前，常从家里走到中和敬老所和两位老难友闲聊。三位老人在中和市圆通路这里消磨他们的晚年。陈鸣人、曾长云在出狱后不为世人所知、静默地在病魔摧残中活了十多年，先后病死。


   曾长云的晚景非常凄惨。他患有眼疾、心脏病，还有其他各种毛病。眼疾开刀前，视力已经很弱，几乎失明。开刀后，视力情况一度好转，他就从医院搬回中和敬老所。不多久，又因眼疾病况转坏以及其他毛病常往医院跑。后来，眼睛全瞎了，使他极为惊恐，引起心脏病复发，住进台北市立仁爱医院。这一去，就没有再回到中和敬老所。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二日，他在医院病床上，孤独地在黑暗中消失最后的生息。彭克立在他去世前一天曾去看他，对他说隔天再来。彭克立再到医院病房时，才知他已死了，遗体移送到民权东路台北市立殡仪馆。彭克立为曾长云料理后事。曾长云遗体火化后，骨灰坛放在台北市善导寺。彭克立申请返乡探亲，他一边等着香港的签证，一边忙着办理手续将曾长云的骨灰带回湖南老家。彭克立年老体弱，装盛骨灰的大理石坛对他来说是很重的负担。他后来改用木盒装盛骨灰，这样提起来就轻多了。


   1988年1月，蒋经国去世，3月孙立人恢复了自由，他与旧日战友见面时，总是一再询问李鸿的近况如何。当他得知李鸿已瘫痪在床时，即表示要亲自前往屏东探望，怎奈健康已不允许步履艰难、体衰气弱的90岁老人长途跋涉远去屏东。
　　
   4月中旬，彭克立回大X陆湖南长沙定居，临行，双手捧着曾长云的骨灰盒走上飞机，他要完成曾长云的临终遗愿，把他的骨灰送回故乡湘乡安葬。这时，李鸿病情日危，有人到台中看望孙立人，将李鸿卧病和彭克立上飞机的照片给这位老人看，孙立人泣不成声。


   曾长云，湖南湘乡人，身强体健，虎背熊腰，反攻缅甸时为新三十八师营长，驻印军与远征军芒友会师所在的山头场地就是他率部打下来的，会师典礼时他是站在驻印军队伍最前面的一人。后在台因孙案坐了二十五年牢，和“三只虎”关在一起，备受折磨。出狱后只能去敬老院，晚景凄惨，1985年去世，临终前满足了唯一的愿望——从远处见到了软禁中的孙将军一面，后来骨灰由彭克立带回家乡安葬。


   钟山，马来西亚第四代华侨，原籍广东赤溪，英国皇家机械学院就读，加入过皇家空军海外志愿队，抗战爆发后毅然回国，1942年在滇缅边境慕名投效在孙立人麾下甘为马前卒，在两次缅战中负责搜索敌情和与盟军联络工作，立下汗马功劳，也是新38师在印度夺得十一国联合阅兵式第一名的主力成员。1947年初在东北其塔木陷入包围后被俘，多次斗争清算后不“悔改”，释放后辗转回到孙将军麾下。在台因孙案坐了21年牢，老婆守了他18年之后移民海外改嫁，从此妻离子散，释放后栖身于天主教养老院，晚年撰写孙将军交代的印缅战记，未及出书就去世了。


   刘益福，湖北黄陂人，是新38师反攻缅北立头功的勇士，在进攻胡康河谷时最先在大龙河的临滨，率一个连对日军18师团一个大队，连续作战七天七夜，最后将日军击退，由于被日军炮弹震破耳膜，人称“聋子福将”。老爷岭被俘。在台因孙案坐了21年牢，从32岁关到53岁，期间老婆携幼子改嫁。释放前两个月，查出胃癌晚期，恢复自由后很快病发去世。


   孙蔚民，江苏常熟人，最出名有两件事，一是在第二次缅战中带一个加强连翻越高黎贡山，率先与滇西中国远征军在国界胜利会师；二是在东北内战中遭埋伏被俘，对共军很不服气，说对方只会偷偷摸摸，好几个打一个，有种堂堂正正打一仗，由此给东野官兵留下“新一军很骄傲”的印象。后来在台同样因孙案坐牢20多年，释放后孤身一人，后因当年缅甸八莫战役时背伤复发，无钱医治，拖延年余而死。


   ——王明珂先生是孙立人将军部属的子弟，从小在新一军家眷聚集的台湾凤山黄埔新村长大。驱使他从一名混迹市井的小太保蜕变为哈佛博士、人类学专家、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的伟大力量，是对父爱的感动。文中作者父亲王光辉先生偶遇软禁多年的孙立人将军的那一段描写把孙将军部属对老长官的深厚感情刻画得淋漓尽致，让我感动不已。


   ——联想到当年另一位新一军的老干部曾长云先生在一病不起之前挣扎着脚步到孙宅楼下，只为远远地看老长官最后一眼，不禁怀想孙将军该拥有何等伟大的人格魅力。再想到如今毁坏严重、重建遥遥无期的广州新一军印缅抗战阵亡将士公墓，悲从心来。


   壮哉！孙立人将军！壮哉！新一军将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