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路新
“文以载道”，是读书人的传统，也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因为与政治的密切关系，所以鲁迅才说，中国的文学可以称为官僚文学。
中国成为今天这个样子，不只是因为从秦始皇到毛X泽X东这些政治家，和读书人也有很大的关系。
说到读书人对历史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公元前三世纪，在经过500多年的春秋战国后，中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读书人是立下汗马功劳的。从那以后，中国这个地方，在经历多次的外族入侵和内部分X裂以后，依然还能保持一个统一的国家，更重要的，中华文明能延续到今天，没有断掉，也没有消失，读书人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另一方面，从一开始，中国的读书人就和政治联系密切，他们以研究人为主，太过关注社会生活，从统治者的顾问变成为合作者，进一步成为体制的一部分。他们在帮助建立和完善集权的中央帝国体制的同时，也成为这一体制的自觉的维护者。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帮助铲除了中国社会自由思想的土壤。
换句话说，中国的读书人和政治家一起建造了一幢鲁迅所说的“铁屋子”，把自己和整个民族关在里面，窒息了自己和整个民族的创造力。
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读书人是另一类型的政客。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是不存在的。
这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向公民社会转型步履艰难的原因之一。
一
中国能够统一，读书人起了重要的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天下大乱，读书人首先意识到，只有政治统一，才能消除大乱局面，实现社会安定。
孔子的理想是“天无二日，士无二王”。他很赞赏管仲协助齐桓公“一匡天下”的作为，让天下的百姓受益。孟子告诉梁襄王，只有“定于一”，天下才能避免大乱，“一”而后“定”。“百家争鸣”中其他的思想流派，如道家的“道”，墨家的“尚同”，法家的“定分止争”，都是希望天下归一，而后安定。就连庄子也认为，天下应该统一，身、家、国和天下，应合而为一。
他们不仅呼吁统一，而且，为此四处奔走。孔子就带着自己的弟子，周游列国，兜售自己的治国理念。从孔子等人的言行，可以看出，当时有一种为了统一而不惜代价的社会心态。
将这种“定于一”的理想，付诸于实施，并取得具体成就的，是“士”。
东周时期，“士”的来源主要有二：底层贵族和受过私学教育的平民。西周的贵族分为四级：君、卿、大夫、和士。“士”与贵族有宗法和血缘的联系，却没有独立自由的身份，需要依附于自己的宗族。他们受过六艺训练，可进仕为官，也可执戈服役。随着封建和宗法制度的解体，他们从贵族这一群体中游离出来，到春期末期，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
“士”的另一个来源是非贵族出身的寒士。据许倬云统计，战国时期，在713名活跃于各国的士子中，一半以上(55%)不是贵族出身，如张仪和苏秦。各国主持变法的人中，也多是“寒士”，如吴起和商鞅。
这是读书人直接服务于政治的开始。他们将抽象的理论具体化，从百家学说中抽取实用的部分，应用于具体的治国实践中。
他们对社会和国际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对子贡有精彩的描述：“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王充也说，战国时期的“士”们，“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有的士子“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令天下的诸侯胆颤。
这些描述，虽有夸大的成分，不过，在当时的乱世，要争天下，就要争人才，“得士则昌，失士则亡”，成为共识。所以，“七国虎争，莫不招致四方游士”。因此，就有战国四公子养士的故事，就有范睢，蔡泽，苏秦和张仪等人的纵横捭阖，就有合纵与连横的交织。
如何怀宏所发现的，“士”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变数和动因，“中国的政治、文化乃至整个文明性格的许多秘密都必须到这一阶层中去寻找”。“士”对中华民族性格及其演变的影响，是其他人无法比拟的。
社会的混乱，政治的动荡，为“士”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场所，他们用来交换的资本，是知识和才华。
在这些奔走于各国间的“士”中，改变了历史进程的，是一个叫商鞅的读书人。公元前361年，商鞅带着李悝的《法经》，由魏入秦。两年后，30岁的商鞅在22岁的秦孝公的支持下，开始变法。经过两次变法，秦由一个西域小国变成了“虎狼之国”，也奠定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基础。
没有商鞅的变法，就没有秦始皇的统一。
由此开始，读书人便成为体制的一部分。
二
由周至秦，是中国最重要的一次转轨，也是一次脱胎换骨的蜕变，西周的封建制度，被中央集权的帝国体制所取代。由此开始，如毛X泽X东所说，直至今日，“千载犹行秦政制”。
商鞅使秦国变得强大，进而统一中原。统一之后，国家如何治理，对一介武夫秦始皇来说，就需要李斯这样的读书人，而李斯的建议，就是“焚书坑儒”。
商鞅变法的时候，也曾“燔诗书”，压制异见。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在政治上，巩固了中央集权;在文化上，割断了历史的联系;在思想上，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其影响，至今日而不绝。
不过，总的来说，秦始皇所完成的，只是帝国的框架和结构，只是硬件。要到汉武帝时期，才完成思想的统一，才有了与之配套的帝国软件。
秦始皇的办法是不让读书，所以“焚书”。汉武帝的办法是只让读一种书，这便是“独尊儒术”。“独尊儒术”对思想的垄断和禁锢，相比于不让读书，后果更加恶劣。
提出这个建议的，是儒生董仲舒。他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是以孔子的儒家思想为主体，吸纳诸子百家的实用部分，这也是“外儒内法”治国之术的开端。
许倬云说，汉代的儒家，吸收了春秋战国各家思想的精华，“而又落实在法家的实务的范畴之内”。所谓的“外儒内法”，外面以儒家为装饰，内部以法家为专x制的内容。这些儒家的学者，虽不是教士，却有教士一样的功能，成了权威思想体系的代言人，同时又是这个权威体系的延续者。
从汉代的“独尊儒术”开始，统治者对社会思想的钳制越来越紧。这其中，读书人的协助--无论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 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帝国体制对读书人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大，从汉代的察举制，到后来的科举制，两千多年的时间里，读书人除了参加科举，由“中举”而“入仕”，几乎没有别的出路。这样，他们便越来越紧地附着在体制这张皮上，从“帮闲”变为“帮忙”，甚至“帮凶”。
中国的读书人为政治服务的路径变化，从儒家思想及其代表人物的演变，特别是儒家向法家的演变，就可以看出。
从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思想越来越具体，越来越实用，和社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者，爱人”，是一个人修身和理想社会的最高境界。孟子认为人“性善”，强调“仁政”。到了荀子，强调人“性恶”，在徐复观看来，已经“含着走向独X裁政治的因素”。
荀子的学说，进一步结出法家的果实。他的两个代表学生，一个是韩非，一个是李斯。前者的政治管理理论，是从许多具体的实际经验中综合出来的。后者则成为秦始皇的丞相，将这些治国的理论付诸于实践。最终，发展出一套“外儒内法”的治国策略，成为中国数千年治国的经典。
从读书人与统治者关系的演变，也可以看出。
在春秋战国那个混乱的时代，“士”像是导演，主导着社会的变迁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因此，“争天下者，必先争人”。齐桓公不仅派人赴各国召集天下贤士，而且一日五次亲自拜访小臣稷，比刘备三顾茅庐早了800多年。魏文侯师从子夏学习经书，对段干木待之以礼，每次经过段的住处，莫不凭轼行礼。
不过，从刘邦到朱元璋，历代多数的开国皇帝都是“一介武夫”，识字不多的阴谋家。他们在建国的过程中，为了获得胜利，会依靠读书人。可是，内心里，却瞧不起他们。一旦政权稳固，为了统治的需要，对于那些时常发出不同声音的读书人，必定采取高压政策。
刘邦会往儒生的帽子里撒尿。朱元璋会警告那些“被征不仕”的读书人说，“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士大夫不愿服务政府，就要“诛其身而没其家”。1957年夏，毛X泽X东在回答“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个问题时，肯定地说：“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
除了统治者的压力以外，读书人自觉的归依和服务，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关于读书人自觉地服务于政治，远的不说，单是1949年以后，我们就能列出一个长长的单子：郭沫若、吴晗、丁玲，姚雪垠，冯亦代，等等。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一书，完全是为了迎合毛X泽X东“扬李抑杜”口味的逢迎拍马之作。吴晗在修订自己的著作《朱元璋传》时，多次按照毛X泽X东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每次都把朱元璋“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朱元璋渐渐成为正面的农民起义的领袖。丁玲的作品很多，可是，在评论家夏志清看来，“一篇也说不上是佳作”。姚雪垠的《李自成》则被另外一位作家胡风称为“娼妓”作品。作家、翻译家冯亦代，在1957年“反右”后，和章伯钧交往密切，实际上是政府的眼线，负有监督章的责任。
这些读书人，不仅自觉地服务于政治，而且互相监督，互相揭发，甚至互相出卖。钱钟书在听说吴晗一家在“文X革”时的悲惨遭遇时，提醒费孝通说，吴晗在“反右”时期，整起别人来，“也一样地无情”。看看北大和清华在“文X革”时期的表现，就知道，即使是读书人，高级知识分子，一旦热衷于政治，整起人来，一样疯狂。
随着历史的演进，中国的读书人没有了“仁”，也没有了“义”，和社会中的其他人一样，成了政治动物。中国成了一个历史学家唐德刚所说的“没有警察的警察国家”，这些读书人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
中国的思想界从“百家”成为“一家”，自由思想的空间日趋狭窄，自由思索的镣铐日益沉重。
政治是权力的象征，知识是正义的体现。当政客和政治化了的读书人结合在一起，中国文明的堕落，就可想而知了。
三
不过，读书人的政治化，他们和政治密切的联系，也产生了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这就是，中华文化得以保存，中华文明能够延续至今。
这可能是读书人的一大贡献。
设想一下，如果中国的读书人坚持自己独立的思想，不与统治者合作，那么，秦的统一有可能，在其后的历史过程中，在经历分X裂和外族入侵后，再次统一，就很困难。中华文明就可能断裂，或是消亡，像其他地方的古文明一样。
对于一个文明来说，思想的统一，文化的统一，比经济或政治的统一都更重要。这一点，也使得中华文明绵延至今而不绝。
这首先表现在文字上。文字是文化的载体。很多文明的消失，都是从文字的消亡开始的。中国的文字可能是全球最难学习和掌握的文字之一。而中国的读书人几乎是垄断了这一难学的文字。这一点，从流传至今的《诗经》等作品中，可以看出。
如果中国文字像英语那样容易学习，可能很早就推广开去，那么，可能也就不会为我独有，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中华文明可能也就断了线了。
进一步说，这也是科举制度的一大成绩。
其次是爱国。中国的读书人，大都爱国。这也是中国文学的主题之一。从屈原，苏武，杜甫，陆游，柳宗元，到王阳明，梁启超，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单子。
读书人的爱国情怀影响了整个社会，也影响了后代的读书人，在此基础之上，希望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成为共识。
“文以载道”，是读书人的传统，也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因为与政治的密切关系，所以鲁迅才说，中国的文学可以称为官僚文学。
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读书人政治化了，变得世俗了。作为社会的良心，读书人常常欠缺理性的思考，糊涂了，堕落了。这样，社会的进步就谈不上，历史就原地转圈了。
杨杏佛在1929年发表《人格教育与大学》一文，说，中国祸乱的根源，不在于那些没有文化的老百姓，而在于那些有知识有文化却没有人品的知识阶级。
是因为，在杨看来，许多的读书人从帮忙，变成了帮凶。
读书让人明理，政治让人堕落。一个社会，读书人基本上决定了这个社会的面貌和精神。所以，新加坡立国之父李光耀说，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不是它的经济，也不是它的政治，而是它的文化。
用自己的思想去启发社会思考，从而带动社会的进步。在这方面，中国的读书人做的远远不够。一大成绩。
其次是爱国。中国的读书人，大都爱国。这也是中国文学的主题之一。从屈原，苏武，杜甫，陆游，柳宗元，到王阳明，梁启超，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单子。
读书人的爱国情怀影响了整个社会，也影响了后代的读书人，在此基础之上，希望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成为共识。
“文以载道”，是读书人的传统，也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因为与政治的密切关系，所以鲁迅才说，中国的文学可以称为官僚文学。
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读书人政治化了，变得世俗了。作为社会的良心，读书人常常欠缺理性的思考，糊涂了，堕落了。这样，社会的进步就谈不上，历史就原地转圈了。
杨杏佛在1929年发表《人格教育与大学》一文，说，中国祸乱的根源，不在于那些没有文化的老百姓，而在于那些有知识有文化却没有人品的知识阶级。
是因为，在杨看来，许多的读书人从帮忙，变成了帮凶。
读书让人明理，政治让人堕落。一个社会，读书人基本上决定了这个社会的面貌和精神。所以，新加坡立国之父李光耀说，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不是它的经济，也不是它的政治，而是它的文化。
用自己的思想去启发社会思考，从而带动社会的进步。在这方面，中国的读书人做的远远不够。
发表于 2015-7-22 11:4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