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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在七八年前的旧文了，原意是为前社会主义探索阶段的一些国家主要是苏联、东欧在初期表面上显得更为专制作一下辩护，对资本主义的伪善进行揭露。但也着重指出社会主义如果希望真正进入积极稳定状态，就必须逐渐实现思想自由，否则长久停留在消极稳定状态，后果必然是失败。
现在核心观点也基本无变化，但有些分支观点有变化。现在重贴一下，并且粗略修改一下，意思是说，中国现在根本不算社会主义了，早就是资本主义了，那就更不存在类似与苏联等刚建立时由于制度不稳定，并不被大部分人真正理解拥护的情况了，现在大部分思想肤浅的人都是真心拥护资本主义的，就从现在的国家本身利益来说，也应该实行更宽松的专政形式，思想上言论上应该有更多自由。
                     制度稳定性和专政形式的关系
                          作者:杜车别
我的这篇文章主要说明为什么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看上去比资本主义好象更专制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能经常看到这样一种情况：那些资本主义卫道士，最喜欢挂在嘴边的词汇、最喜欢用来攻击攻击共产主义攻击社会主义的武器大约就是“民主”、“自由”了。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以来，他们就乐此不疲地指责社会主义国家是如何侵害人权，是如何束缚人们的自由限制人们的民主。总而言之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是同法西斯主义相类似的一种极权主义。哈耶克所写的一本用来攻击社会主义的书的名字就叫《通往奴役之路》。
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种陈腔滥调可以长唱不衰，一方面固然可以因此佩服他们的脸皮之厚、耐心之好、毅力之强；但另一方面岂不也说明了：在现实中，共产主义者没有能对这些谬论作出有力的反驳，而且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也确实存在着一些偏差。
而实际上，共产主义者之所以要进行社会主义的实践，之所以要想方设法地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不就是因为憎恶资本主义的丑恶腐败、憎恶资本主义对人权的践踏，憎恶资本主义使人畸形片面的发展，使人的个性得不到充分的解放，使自由无法真正的实现么？现在的情况反倒好象是共产主义者理亏了；反倒是那些资本主义的良民用人权、自由、民主来指责社会主义，这岂非是咄咄怪事。
造成这种怪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共产主义者的坦率和资本主义的伪善也与之不无关系。
当然共产主义者的坦率是完全正确的。尽管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但谎言归根结底还是谎言，它只能得逞于一时，最终还是要被戳穿。那些把自由同国家联系起来，用自由民主来粉饰资本主义的人只能说明他们自己的无识罢了。
但是仅仅是这个原因还不能解决我们提出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在宣传中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即：社会主义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而资本主义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这种说法应该说本身就是不太科学和把事情简单化了）。而实际上人们却往往看到在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更多的言论自由，这是不能不造成人们心中的疑惑的。所以在我看来，要把问题说清楚，关键是在于要把制度稳定性同专政形式之间的关系说清楚。
资本主义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实行人民民主专政，这一点在任何时候也不会改变。问题只在于，不同条件下，专政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有时是严厉、明显的专政，有时则是宽松、隐蔽的专政。
一般说来，一种制度越稳定、越强大、越深入人心，那么专政的形式也就越宽松、越隐蔽。它不仅可以给拥护这种制度的人以某种“自由”，而且还可以给反对这种制度的人以某种“自由”，只要反对的力量不是太强大就可以了。只有对那些足以危及、震撼、动摇它的统治的人，才会采取较为严厉的措施。
反之，当一种制度越是不稳定，越是脆弱，越是不为人们所习惯所理解，那么专政的形式也就表现得越为严厉明显。这时不仅那些反对它的人的“自由”要受到最大限度的剥夺，而且连那些支持这种制度的人也往往会感到很拘束很难受。
制度的稳定性同许多因素有关，根本上而言取决于人们的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又同历史传统、经济状况、国际环境等因素有关。一般来说，一种制度刚诞生时、刚试验时，它必然是不稳定的、脆弱的，不为人们所真正理解的，从而也就必然是不稳定的。另外，象战争、经济危机、意外的政治事件、对立制度的状况等等也会影响一种制度的稳定性。
制度的稳定可以分为两种类型：消极稳定和积极稳定。消极稳定指的是人们接受了默认了一种制度，但对这种制度的理解停留在一个比较肤浅的层次上。消极稳定本身是非常脆弱的，非常容易被打破，只要出现某些政治经济上的意外变故，就完全有可能跳回到甚至比原先还要不稳定的状态中去。至于积极稳定指的是人们对一种制度不仅已经非常习惯了，而且对它的理解也比较深刻；更为重要的是无论在物质资料的生产还是在精神资料的生产上都已经建立了一套完整严密的体系来确保源源不断的产生出一批又一批最坚定的信奉同这种社会制度相联系的思想意识形态的人，并且建立了一种机制能确保只有那些最坚定的人才能被输送到权力的最高层。一旦一种制度进入了积极稳定态，那么即使形势出现了非常不利于该制度的变化，只要持续时间不是太长，那么这种制度的稳定性还是能够保持的。
对于不同的制度而言，要实现积极稳定的条件也是不同的。资本主义要实现积极稳定，除了建立主流舆论的灌输体系之外，还必须给予人们一定程度的思想言论“自由”，以及对社会缺点，政府缺点指责监督的权利。对社会主义来说，要想实现积极稳定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培养人们独立思考的兴趣和热情，最大限度的提高人的独立思考能力，就必须去真正解放人的个性。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有这样两条结论。首先一种制度处在不稳定态的时候，就必须通过严厉的专政，并辅之以恰当的政治经济措施以转入到消极稳定态；如果不顾实际情况，想通过实行民主措施直接跳到积极稳定态不过是一种危险的空想。其次在实现了消极稳定之后，就必须坚决果断地改变专政的形式，逐步实行这种制度所能允许的最大限度的民主，让大家能有较多的机会发表自己的真实意见，并辅之以恰当的政治经济措施，这时就能由消极稳定态转入到积极稳定态。如果不适当的拖延严厉专政的时间，对这种制度本身是有害无益的。
我们可以用大量的历史事实来证明这两个结论。
资本主义不是喜欢吹嘘和炫耀自己是如何自由如何民主么？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当它处在不稳定态的时候又是怎样的？
首先一种制度刚诞生的时候是不稳定，资本主义也不例外。我们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刚刚确立的年代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最为严厉的专政几乎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的克伦威尔独裁、法国大革命后的雅各宾专政以及后来的拿破仑独裁、美国刚独立时有选举权的人还不到人口的百分之三等等都是很生动的例子。至于象德国、日本、沙俄等一向以专制闻名的国家，它们刚进入资本主义的状况就更无须多说了。
此外，还有战争带来的不稳定而造成的专制需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交战各国都采取了极为严厉的专政措施。美国人帕尔墨和科尔顿所著的《近现代史》中说：“在大战期间;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在欧洲到处奉行的思想自由，现在被抛弃了。宣传和审查措施比任何专制政府所设想的来得更为有力，任何人都不允许提出根本的问题来散布怀疑情绪。”
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是1929年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这次危机对资本主义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那些处在消极稳定态的资本主义国家（如德国、日本、意大利）为了继续维持资本主义制度，马上就转到了法西斯的军事独裁严厉专政的道路上来。
而象美国五十年代初出现的麦卡锡主义，也正是因为当时社会主义运动达到了鼎盛，资本主义稳定性有所动摇才应运而生的结果。
不过这里尤其能证明我的观点、尤其能说明资本主义的伪善，所以应该尤其着重指出的是这样的事实。即在二十世纪，一向以民主自由来标榜自己以人权卫士自居的美国在世界各地扶植了大量的独裁者和专制政府，以及制造了大量的血腥惨案和大屠杀。
1965年，在印尼九.三事件中，苏哈托在美国的策动帮助下，发动政变将苏加诺赶下台，紧接着就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
关于这次屠杀，在《苏加诺夫人黛维自述》一书中是这样说的：“牺牲者的准确数字，谁也弄不清楚，有的说八十万，有的说一百二十五万人。总而言之这是留在世界历史上的一次大屠杀。流经雅加达的梭罗河水面上，漂满了无头尸体，河岸上浸染着血污，遇难的不仅有共产党员，也有同华人或华商做生意的人们，凡是那些看不顺眼的人都一概捉来杀了。日本以及许多先进国的政府对此熟视无睹，若无其事的说什么被杀的只有共产党员。”
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报告《印尼“九三”事件》一书中是这样说的：“当时甚至要获得一条街被杀的人数都不可能，因为在那些日子里，在印尼各地来来去去是不安全的，有许多地方，即使是对统计被杀人数感兴趣的人也没到过。;但可以肯定的是，被杀的人是相当多的，仅仅爪哇岛一地的屠杀就使‘茅茅大屠杀’和‘刚果大屠杀’相形逊色，印尼这次反共大屠杀，与三十年代的苏联大清洗和二战时期纳粹大屠杀都属于二十世纪最残忍的大屠杀之一。在这点上，印尼政变肯定是二十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比受到更为广泛宣传的许多其他事件重大得多。”
苏哈托也实在是厉害，本来印尼共产党是中国和苏联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共产党，竟被他消灭得一干二净。当然美国是不会亏待这样一条忠实走狗的。在这次反共大屠杀之后，美国马上对印尼进行了大量的经济援助。于是苏哈托就成了所谓的“印尼经济发展之父”，得以当了三十多年的独裁者。
与苏哈托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菲律宾的马科斯，在美国的大力扶持下，他在菲律宾当了二十多年的独裁者。美国的查理.麦克杜格尔著的《马科斯传》中说：“费迪南斯.马科斯，在二十年的掌权时间里所聚敛的财物和他监禁拷打杀害的人可以与压迫菲律宾达300多年的西班牙相媲美了。”
据同书说：“在马科斯的整个统治时期内华盛顿都支持他，即使他在宣布军管法时，美国政府仍然给予支持”。这本书还记录了这样一幕令人作呕的情形：“1982年9月16日，马科斯到华盛顿对美国进行访问，里根尽其所能，使礼仪搞得绚丽非凡。马科斯异常高兴，尤其是听到那些向他倾注而来的赞美言辞！‘自由……民主……公正……平等。……;而在这场国事访问以前，调查结果已经发表在一个报告上，列举了马科斯政权的残暴性。它包含各种可能想象得到的人权侵犯，如拷打失踪和就地处决。”
还有大家所熟悉的就是1973年的智利政变。当时智利的阿连德总统并不是共产主义者，他只不过是同情倾向于社会主义而已，但即便是这样，美国就已经恨得咬牙切齿了，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非欲除之而后快。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公开宣称：“对于美国的安全来说，智利的右派独裁要强于左派民主”。接下来，当然是经济封锁，不奏效，就干脆直接策动军事政变，阿连德以身殉职。在接下来就是众所周知的皮诺切特独裁统治了，因为美国给予大量的经济援助，于是皮诺切特也就成了发展智利经济的“功臣”了。美国也总算达到了它的目的。
但美国扶持的独裁者又何止于此呢！中国的蒋介石、蒋经国，韩国的李承晚、朴正熙、全斗焕，古巴的巴蒂斯塔，玻利维亚的巴利维，尼加拉瓜的索摩查家族，巴拿马的托里霍斯，海地的杜瓦利埃，哥伦比亚的皮尼利亚，巴拉圭的斯罗特罗斯纳等等都是美国的杰作。
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在拉丁美洲扶持的独裁者特别多。《拉丁美洲手册》一书中说：“仅1948年到1958年十年中，美国就在拉丁美洲策动了十六起军事政变和颠覆事件，扶植秘鲁、委内瑞拉、萨尔瓦多、玻利维亚、古巴、危地马拉和巴西等国的亲美军人上台执政。美国这种赤裸裸的丑恶嘴脸连他本国都有人不满，《纽约时报》在1956年的一篇社论中谈到泛美团结日时说“美国在拉丁美洲最大的失算在于公开支持独裁者。”（转引自于哥尼昂斯基著的《拉丁美洲和美国（1939--1959）外交关系史》）
我以上列举了这么多事实想要说明什么呢？那就是美国非常明白在上述的这些国家里，资本主义处于不稳定态，如果在这些国家里不实现严厉的明显的专政，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就不可能维持下去。
这也就可以充分说明当一种制度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时，它就必然要通过实行严厉和明显的专政来达到使自己进入消极稳定态的目标。资本主义是这样，社会主义当然也是这样。而在目前为止的历史中，社会主义国家同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之所以采取的专政显得更为严厉明显，也正是因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生的制度，必然要在一长段时间里处于不稳定态或消极稳定态，而资本主义国家经过一个历史时期之后已经进入了积极稳定态的缘故。一个制度处在不稳定态并不意味这个制度本身就不合理；反之一个制度处在稳定态也并不意味着这个制度就是合理的。
俄国的十月革命诞生了苏联。苏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试验。由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国际环境，苏联的社会主义探索不仅处在不稳定的状态，而且是处于极其不稳定的状态。在国内，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和大部分的农民都不理解社会主义；在国外，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希望苏联灭亡。这种情况下采取严厉的专政是不可避免的。而同时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美、法等却处在积极稳定态，可以实行隐蔽宽松的专政。这时如果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指责苏联是极权主义，来借此反对苏联、反对社会主义，也就是站在使历史停滞倒退的一边.。
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苏联当时的情况。当时，那些真正理解共产主义的人，都在从事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实际工作。这时候实行思想自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让那些反对共产主义的人有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如果列宁、斯大林等人放下手中的实际工作来跟那些人进行无休止的辩论，会怎么样呢？那当然很好，他们完全可以把那些庸人驳得体无完肤，可是那样一来，恐怕过不了多少时间，共产党就得下台，把政权拱手让人了。因为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工作没人来做，任何一个政府也是维持不下去的。那么如果列宁斯大林等人只管从事实际工作，而对那些庸人的谬论不闻不问，置之不理，那么又会怎样呢？恐怕不用多少时间同样得下台，为什么呢？因为杂志上、报纸上占压倒性优势的只会是那些攻击共产主义的观点，更不用说还会有层出不穷的谣言、诽谤中伤呢！那些人反正被赶下了政治舞台，有的是时间，当然也有的是钱（因为有外国资产阶级的资助）。
而且问题不止于此，在列宁死后，在苏联党内接连进行了好几场大辩论。先是斯大林、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同托洛茨基辩论；接着是斯大林、布哈林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进行辩论；再接着是托洛茨基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联合起来与斯大林、布哈林进行辩论；最后是斯大林与布哈林进行辩论。
本来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是正常的，这一系列的辩论对加深人们的认识，澄清人们的认识也的确起到了有益的作用。但问题在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辩论一直这样无休止的进行下去，只会对事业本身造成危害当时斯大林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在战胜了布哈林后，就决定要结束过去那种辩论不断，纷争不休的局面，并为此采取了极为严厉果断的措施，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么做本身是不得已的，但也是完全正确的。
斯大林也正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处于极其不稳定的状态，所以就必须采取严厉的措施来是其转到消极稳定的状态，只有达到了消极稳定态之后，才有可能谈得上其他的一切。
应该说斯大林的计划还是成功的，到了五十年代初，苏联就进入了消极稳定态。这时斯大林就开始酿筹划政策的转变，打算逐步实现思想自由，使人们能独立真诚的进行思考，以便苏联能进一步向积极稳定态转变。然而可惜的是，由于斯大林被赫鲁晓夫和贝利亚用毒药毒死了，导致了他的一系列设想都落了空。而接着上台的赫鲁晓夫是个根本不理解共产主义的人，他连想都没有想过要采取措施使苏联向积极稳定态转变。这样一来苏联只好长期处于消极稳定态，最终的结果就是戈尔巴乔夫上台，资本主义复辟。
这个事实也就很生动的说明了，如果一种制度在实现了消极稳定态之后，如果满足于消极稳定态，不设法向积极稳定态转变的话，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根据以上的观点我们再来分析一下中国的情况。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中国革命的胜利经过长期艰苦曲折的斗争，所以基础比较雄厚扎实，再加上国民党极端腐败，所以共产党在人民中的威信是相当高的。不仅大多数农民工人支持共产党，而且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也支持共产党，还有国际环境也比苏联当年要好得多，所以新中国一成立事实上就已经进入了消极稳定态。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在一开始就有条件逐步实行思想自由，培养人的独立思考能力，为向积极稳定态的转变创造条件。毛泽东一度实行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本来是一项很好的政策，在这当中即使有些人发表意见公开反对共产主义也不要紧，因为在当时的中国其实是有足够多的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能自觉起来反驳他们，那样的话不但不会有什么坏处，相反只能是一种更好的方式来宣传共产主义。但可惜的是，毛泽东看到了一些稍微尖锐点的意见就动摇了，使这项政策半途而废，失去了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探索提前进入积极稳定态的机会。
现在的中国已经放弃社会主义，而实行资本主义了。虽然不象社会主义那样，为了实现积极稳定，必须最大限度培养每个人独立思考能力。最大限度实现思想自由。但资本主义要进入积极稳定态，也是需要一定的言论自由，对不同观点表达的过度限制，以及对一些缺点的过度掩盖，反而是延缓了这一进程。这一方面，中国还是应该向资本主义大哥英国美国等多多学习一下。
当然，由于中国表面上毕竟还挂着社会主义的招牌，当世界形势发展到不利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积极稳定已经不能维持的时候（那时英美等国必然采取严厉专制以维护资本主义的存在，彻底撕下所谓民主自由的假面），更大限度的言论自由也有利于中国以和平的方式重新回到社会主义探索的道路上来。 | 
发表于 2013-6-9 17:27:15
发表于 2013-6-10 12:22: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