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的形成

释三昧

算端与可汗的较量



　　于游牧民而言，战争就是一种生产。

　　对士兵们来说，战争则意味着成功与富有。

　　札奇斯钦，

　　《蒙古研究论文集》

　　1219年，兔儿年，成吉思汗开始朝花剌子模方向西征，并在次年龙儿年的春天，穿越沙漠抵达那里，突然出现在布哈拉守军防线背后的纵深处。在这年结束之前，蒙古人已经占领了花剌子模帝国的所有主要城市，而算端则被抛弃，在里海的一个小孤岛上作垂死挣扎，他试图在那里寻求庇护，以躲避成吉思汗士兵的穷追猛打。

　　蒙古人越来越深入到新的地区作战，在四年的征战中，他们就像拍打苍蝇那样，横扫中亚各城市。在十多种语言中，这些城市的名字是用一种毫无章法的音节组合到一起的：布哈拉、撒马尔罕、讹答剌、玉龙杰赤、巴里黑、费纳喀忒、忽毡、梅尔夫、你沙不儿、铁尔梅兹、也里、八米俺、哥疾宁、白沙瓦、可疾云、哈马丹、阿儿迭比尔、马剌合、大不里士、第比利斯、打耳班、阿斯特拉罕。从喜马拉雅山脉到高加索山脉，从印度河到伏尔加河，成吉思汗的军队压服了他们在任何地方所遭遇到的所有军队。每座被征服的城市都有其自身的故事，只是事件的经过略微不同而已，但结局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城市能抵抗冲击。没有城堡可幸免于不被占领。祈祷无以解救民众的生命。没有官员能买通或说服他们免于降服。没有人能减缓蒙古主宰者前进的脚步，更不要说停止了。

　　成吉思汗的铁蹄横扫花剌子模，他侵袭的是一个比蒙古帝国更早建立仅仅十二年的新王国，但他攻击的不仅仅只是一个帝国，而是整个古代文明社会。十三世纪的穆斯林国家，包括有阿拉伯、突厥和波斯文明，它们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而且从天文学与数学，到农艺学与语言学，在几乎所有的知识方面，它们都是最高度发达的；在全体人口中，它们拥有世界上最高的识字比例。相较于欧洲与印度，那里只有教士能阅读，在中国则仅有政府官员能阅读，而在穆斯林世界，几乎每一个村庄都至少有一些人能读《古兰经》，还能解释穆斯林法律。当欧洲、中国和印度仅达到一种地区性文明水平的时候，穆斯林因为有更为高度发展的商业、技术以及普遍的受教育程度，所以他们是最靠近拥有一种世界级文明的，然而，正是由于他们比世界其他地区的水平要高出很多，他们受到的损害也是最大的。蒙古入侵在此地造成的损害，比他们铁蹄所及的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大得多。

　　正如在北部中国那样，在那里，原来的游牧契丹、女真和西夏部落统治着农业人口；横跨中东的地带则有以前的游牧突厥部落，例如塞尔柱人与土库曼人，征服和统治了各种各样以农业居民为主的王国。一连串突厥国家控制的政治版图，从今天印度、巴基斯坦以及阿富汗领土，横跨波斯，进入地中海沿岸现今土耳其安纳托利亚地区的中心地带。这一地区的文明以古代波斯文化为基础，它受到来自阿拉伯世界和来自从罗马到印度之间的早期古典文明的巨大影响。在中东的文化组合图上，包括有相当少数人口的犹太人、基督徒，以及其他宗教和语言群体。然而，大体说来，学者、法官以及宗教领袖都说阿拉伯语，引用《古兰经》的话。士兵们讲其本部落的突厥方言。农民则用很多波斯语方言来讲话和歌唱。

　　尽管在成吉思汗突然出现的时候这个地区很富裕，但其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还是使许多王国处于分裂状态：政治对抗、宗教紧张以及文化敌对。作为一位骤然显赫的突厥人，花剌子模算端几乎无法在他的穆斯林部众间找到任何同盟者，大部分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把他视为与野蛮的征服者无异。花剌子模算端和巴格达阿拉伯哈里发之间的关系如此紧张，据好几位编年史家说，哈里发大概给成吉思汗送去过秘信，请求成吉思汗进攻算端，秘信是纹在一个人的头上的，此人顺利穿越花剌子模领土，来到蒙古人那里。尽管不足凭信，但纹身密信的故事在穆斯林世界广泛流传，并且赋予成吉思汗攻打算端的战争以一定的合法性，因为那些穆斯林民众是在寻找一种支持不信教者、反对穆斯林算端的宗教理由。根据一个可能真实的叙述，哈里发送给成吉思汗一份礼物，即送去大量在“圣地”（今巴勒斯坦）俘获的十字军战士，进一步援助蒙古人的进攻。由于成吉思汗并不需要步兵，就释放了他们，而他们中的部分人则带着有关蒙古征服者——他们以前并不知道——的最初谣言，最终回到了欧洲。

　　除与穆斯林邻邦关系紧张之外，花剌子模算端还在自己的国家和家族内面临无数的分歧。算端经常与他的母亲争吵，她事实上与他拥有一样的权力，而蒙古入侵的威胁，则加剧了他们之间的不和，这些不和包括从如何管理国家，到怎样准备战争的所有方方面面。正是她的兄弟，抢夺了第一个蒙古商队而促使战争突然爆发，但她不许儿子惩罚她的兄弟以避免战争，算端母亲加剧了与蒙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要是统治家族的压迫不足以威胁到大量的波斯和塔吉克民众的话，他们与统治者之间就会毫无情感认同，更不用说与那些驻扎在城内的突厥士兵了，突厥士兵不是在保护民众，而是在利用民众。反过来，突厥士兵在保护他们所驻扎的领土方面，没有多少既得利益，而且士兵们也毫无热情冒险去解救他们所轻视的民众。

　　成吉思汗突然降临花剌子模城市的时候，他指挥着一支人数约在十万到十二万五千之间的蒙古骑兵部队，并由总数在十五万到二十万之间的畏兀儿和其他突厥盟友、一群汉人医生以及工兵作为补充。相比而言，花剌子模统治者在他的整个帝国内，有大约四十万武装起来的士兵，而且他们又具有本土作战的优势。

　　蒙古人答应公平对待那些投降的人，但对那些抵抗的人，蒙古人则誓言要摧毁他们。如果民众通过提供食物的方式来表达愿意作为血族亲戚的话，蒙古人就会将他们当作家族成员一样对待，并给他们提供保护和某种基本的家族权利；但要是拒绝的话，他们就将会被视作敌人。成吉思汗对围城所提出的条件，既简单又使人觉得恐怖，正如他向你沙不儿的市民送去这一信息时所言：“指挥官、德高望重者以及平民都知道，上帝已赐予我从东到西的世界帝国，无论谁降服都将得到宽恕，但对敢于反抗的那些人，他们和他们的妻子、孩子以及依附者都将会遭殃。”同样的观点在那个时代的许多文献中都能表现出来，有一种亚美尼亚编年史，它最为清楚地引证过成吉思汗的话：“那是上帝的意志要我们占领世界以及维持秩序”，来强制实行蒙古人的法律，征收赋税，而对于那些拒绝其要求的人，蒙古人则有责任去“杀死他们并且摧毁他们的处所，以使其他的听闻者感到恐惧，而不再覆辙重蹈。”

　　有些城市不战而降，有些城市则仅需几天或几周就被攻破，而只有少数最为顽强的抵抗城市，才能拖延好几个月。成吉思汗从攻打女真城市的战役中学到很多：他不仅知道该如何完全夺取设防城市，还知道其后该如何对付他们，他尤其明白的是该如何最有效地去抢劫他们。成吉思汗不想再重蹈抢劫中都时混乱无序的覆辙。在花剌子模，他采用了一种新的而又更加有效的方法，那就是在开始抢劫之前，先清空城里的所有民众和牲畜，这样，当他们抢劫的时候，其部下的危险就可减至最低。

　　在抢劫开始之前，蒙古士兵会对每个敌方城里的居民采用一种相似的步骤。首先，他们要杀掉士兵。依赖骑兵的蒙古人，他们完全不使用训练有素的步兵来防守要塞城墙，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并不想在他们和蒙古家乡之间，留下大批阻碍通道的昔日敌军。他们总是希望有一条畅通无阻的、开阔的回家之路。处决士兵之后，蒙古官员会派书记员去按职业划分平民。专门职业的人包括任何能用各种语言阅读和书写的人——书记员、医生、天文学家、法官、占卜者、工程技术人员、教师、阿訇、犹太传教士和牧师。蒙古人尤其需要商人、骆驼夫以及会说多种语言的人，还有工匠。这些为蒙古人所用的工匠，他们只要从事自己的行业，而不要参战、放牧或狩猎。日渐发展壮大的帝国几乎在一切可能的服务领域，都需要熟练的工匠，包括铁匠、陶工、木匠、家具制造者、织工、皮革工匠、染工、矿工、造纸工、吹玻璃工人、裁缝、宝石匠、乐师、理发师、歌唱者、娱乐表演者、药师以及厨师。

　　无业人员则被聚集起来，在下一次攻城战中帮助搬运辎重、挖掘防御工事、作为人体盾牌、当作填塞物被推入城壕，或在蒙古人的征战中献出生命。对那些并不适合这些任务的人，蒙古士兵就加以屠杀，或把他们留下。

　　在成吉思汗的中亚征服战中，有一群被俘者遭受了最为悲惨的命运。蒙古占领者屠杀富人和有权力的人。在十字军东侵期间，欧洲与中东实行的是武士风度的战争规则，敌对的贵族非常肤浅而又自负，他们之间彼此尊敬，然而却又随意屠杀普通士兵。他们不是在战场上处死其贵族敌人，而是更倾向于将俘获的贵族敌人，当作赎回家族成员或国土的人质。蒙古人并没有采行这个惯例。相反，他们试图尽可能快速地处死所有的贵族，以防止贵族们在以后的战争中反对他们，而且成吉思汗从未接受敌方贵族进入他的军队，并且他也很少通过任何其他的方式，来接纳贵族们为蒙古人服务。

　　成吉思汗并不是一直都贯彻这一政策的。在最初针对女真人、西夏人以及黑契丹人城市的征服过程中，成吉思汗常常保护富人，甚至在击败一些统治者之后，还允许他们当权。但女真人和西夏人在他的军队刚一撤退的时候，就立即背叛他。成吉思汗抵达中亚穆斯林国家的时候，他已经吸取了有关忠诚、信任以及利用富人和有权势者方面的教训。在极为关注公众态度和观点的过程中，他还认识到，普通民众很少关心庸懒富人们的事情。

　　通过处决贵族，蒙古人基本上斩断了敌人社会体制上的“头颅”，并将未来的反抗减到最少。有些城市在战场上损失了贵族之后，或由于它们的统治家族被灭绝，那些城市就无法充分恢复，得到重建。成吉思汗想让那些忠诚于蒙古人、并且对蒙古人感恩戴德的官员们，独占权力和威望；出于这个理由，他只认可自己所授予的头衔。即便是一位想要保留旧头衔的诸侯或国王，也必须经由蒙古当局重新授予。在罗马教皇使节普兰诺•卡尔平尼于1245年至1247年游历蒙古的报告中，他常常抱怨蒙古人对上层贵族民众缺乏尊重。最低等的蒙古人也可走在来访国王和女王的前头，并且可以粗言对待他们。

　　算端的母亲是帝国中最有权势的妇女，她的命运就显示出蒙古人对贵族妇女的态度。他们俘获了她，并且处死了她宫廷里的大部分成员和大约二十位家族成员。随后，他们把她押解到蒙古，让她在屈辱的奴役中度过十年的余生，她就是在那里从历史上消失了。这样一位妇女并没有因为她的出身而获得尊重和敬佩；就像是一位被俘者，她的价值只取决于她的技术、工作和服务。

　　蒙古人每经过一座城市，他们身后就很少留下有价值的东西。好不容易从蒙古人手中逃出的地理学家雅古特•哈马维，在一封写于刚经入侵之后的信中，他热情地描写了美丽而又奢华的宫殿，蒙古人“清除掉这些宫殿，就像是从纸上抹去一行行的笔迹那样，那些住所成为猫头鹰和大乌鸦的住处；叫枭在那些地方应答彼此的呜咽，而在那些大堂里，则是厉风呼啸。”

　　在穆斯林的眼中，成吉思汗成为冷酷无情的代表。这个时代的编年史家采用了成吉思汗一种极不可信的陈述：“一个人能体验的最大快乐，就是征服敌人，并且驱赶他们。骑走他们的马，夺走他们的财产。看着他们最亲的人泪流满面，并把敌人的妻子和女儿揉在怀里。”成吉思汗并不认为这种世界末日来临似的描写是种贬损，而且他似乎还鼓励这些编年史家。由于成吉思汗喜欢利用他所遇到的一切，因此他找到一种有效的办法，来利用这些高识字比率的穆斯林民众，并使这些敌人成为一种左右公众舆论的有效武器。他意识到，传播恐怖的最好方式不是通过士兵的行为，而是通过文人的笔。在报纸出现之前的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信函在形成公众舆论方面，发挥着主要的作用，在征服中亚的过程中，他们在代表成吉思汗的利益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实际上，蒙古人操纵宣传的机器，他们常常夸大战争中的死亡人数，宣传之语传到哪里，哪里就传播着恐惧。

　　到1221年8月，进入战争仅仅一年，蒙古官员就向高丽民众索要十万张优质纸。纸张数量显示出蒙古人保存的记录越来越多，就如同帝国规模日渐发展的速度那样快；但索要纸张的命令，也象征着蒙古人重视书写他们的历史。渐渐地，纸成为成吉思汗武器库中最有效的武器。他在记录其成就和歌颂其能力方面，毫无兴趣；相反，他允许民众自由地传播有关他或蒙古人的最坏的和最难以令人置信的传闻。

　　蒙古人从每个被征服的城市中派出代表团到其他城市，向未征服城市的民众讲述，成吉思汗勇士们近乎超自然的能力所造成的空前恐怖。在目击者的记述中，那些传言的力量仍能感觉得到，这些记述由编年史家所记录，例如历史学家伊本•阿昔儿，他在位于今伊拉克的摩苏尔城度过了这个征服时代，那时蒙古人的战争差一点就要打到那里。他在其著作《全史》（英文名称为《完美史》或《完全史》）里，记载了难民的叙述。起初，伊本•阿昔儿似乎不太相信这些叙述：“关于塔塔儿人的恐怖，这些传闻对于听者的我来说，几乎是难以置信的。”但他很快又对那个复述热心起来：“据说只要一个蒙古人进入一个村庄，或进入一个有很多人居住的地区，他就能持续不断一个接一个地屠杀他们，而且没人敢反抗这位蒙古骑兵。”从另一则报导中，他听到，“一位蒙古人抓到一个俘虏，但他随身没有携带处死这个俘虏的任何武器；于是他对俘虏说，‘把你的头置于地上，不许乱动，’俘虏按照命令那样做了，塔塔儿人走开，取剑回来，立刻就把那俘虏杀了。”

　　每一次的胜利都会纷纷释放出新的宣传，成吉思汗战无不胜的言论开始传播。虽然传闻很不可信，但那个时候他们对整个中亚有着巨大的影响。伊本•阿昔儿悲叹蒙古人的征服，是“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致命打击的宣告。”他略带戏剧性地补充说，“哎呀，我宁愿我的母亲没生我，或者我已经死去，我宁愿这件事情被遗忘。”他同意写出这些血腥的细节，仅仅是因为“许多朋友劝我把它记录下来。”他将蒙古人的入侵称为是“自全能的上帝创造亚当以来，全人类最大和最可怕的灾难，尤其是对穆斯林来说……”相比较而言，他指出，在蒙古人对穆斯林屠杀之前的历史中，最大的屠杀是针对犹太人的，然而蒙古人对穆斯林的屠杀更为骇人，因为“仅在一个城市中被屠杀的穆斯林总数，就超过了所有的以色列人。”伊本•阿昔儿唯恐读者怀疑，他誓言对蒙古人行为的细节描写是准确的，“蒙古人的所作所为使所有听说过的人都感到恐怖，你们该请上帝来阐明全部详情，让你们懂得它们之间的真正联系。”然而，慷慨激昂的华丽文辞，似乎是在努力唤醒穆斯林同胞，而非准确地记载蒙古人的征服。

　　尽管蒙古军队实行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杀戮，并几乎是将死亡当作一种政策，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他们还将死亡当作是制造恐怖的一种思考方式，但他们却以一种影响重大而又令人吃惊的方式，脱离了那个时代的普通惯例。蒙古人并不实施严刑拷打、毁伤肢体或使人残废。在那个时代，战争通常是以一种恐怖的形态来进行的，而且同时代的其他统治者，通过公开拷打或骇人听闻的断肢毁体方式，使用原始而又野蛮的策略，向民众灌输恐怖和惊悸。在1228年与算端之子札兰丁的一次战争中，四百蒙古战俘落入敌手，他们非常清楚自己将必死无疑。得胜者将蒙古士兵带到伊斯法罕附近，把他们捆在马后，拖着他们在城里游街示众，以取悦城市居民。所有的蒙古战俘在公开的娱乐消遣中被处死，随后又被喂狗。因为这一公开的严刑折磨，蒙古人永远不会原谅那个城市的文明居民，而且，城市终将付出代价。另一个事例，蒙古军队在战争中失利，波斯胜利者用钉子钉入蒙古战俘的头颅，将他们处死，按照蒙古人的信仰，头颅是灵魂的中心。这一事件在一个世纪之后的1305年又再度重演，当时，德里算端把处死蒙古战俘当成是公众娱乐，用象来踩踏他们。随后，他又用战争中被杀或被俘蒙古人的头颅，堆成一个塔。

　　从中国到欧洲，文明世界的统治者和宗教领袖都依凭这些骇人听闻的手段，通过恐怖来统治自己的民众，通过惊骇来打击敌人的信心。当拜占庭教皇巴塞尔在1014年击败保加利亚人的时候，他弄瞎了一万五千名保加利亚战俘的眼睛。他在每一百人中，只给一个人留下一只眼睛，以便这个人能引导其他九十九个人回家，由此而散布恐怖。当东侵的十字军在1098年占领安提俄克、1099年夺取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不问男女老幼，大肆屠杀犹太人和穆斯林，其原因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雷德里克•巴巴罗萨，作为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化英雄之一，他是西方使用恐怖手段的最好代表。当他在1160年试图征服位于今意大利北部克里莫那的伦巴底城时，他拉开了一系列逐步升级的恐怖暴力行为的序幕。他的部下砍掉战俘的头颅，在城外玩弄这些头颅，将其当球来踢。克里莫那的守军随后将德国战俘带到城墙上，当着他们战友的面，把德国战俘肢解。德国人则聚集起更多的战俘，将他们全部绞死。而克里莫那城的官员，则又通过把其他德国战俘绞死在城头的方式，加以回应。两支军队不是直接交战，而是在使恐怖升级。德国人随后又聚集起被俘的小孩，把他们栓到通常用于猛击城墙和突破城门的弩炮中。伴着这些巨大围城武器的威力，德国人将活生生的小孩猛掷出去。

　　与同时代文明军队的恐怖行为相比较，蒙古人并不是通过凶猛而又残忍的行为来引起恐怖的，而是由于他们快速而又有效的征服，以及他们似乎完全轻视富人和有权势者的生命而引起恐怖。蒙古人向东进军的时候，释放出恐怖，但他们所发动的战争，比起其本身的血腥或残忍来说，更该重视的是，他们在战争中对强大敌军和表面上固若金汤的城市所取得的空前的军事胜利。

　　与传播的恐怖传闻相比较，起初向蒙古人投降的那些城市，得到了宽大而又仁慈的对待，于是那些城市居民就天真地怀疑起蒙古人的能力。投降之后，很多城市起初都忠顺地服从，而一旦蒙古人离开他们的国家，他们就马上反叛。由于蒙古人仅留下少数几位官员进行管理，而且又没有驻扎小部队留守城市，居民们误以为蒙古人的撤退是虚弱的表现，并且想当然地以为蒙古主力部队将再也不会原路返回。对于这些城市，蒙古人是毫不留情的；他们迅速返回叛乱的地方，并彻底地摧毁它们。一个被彻底毁灭的城市是无法再次叛乱的。

　　最大的屠杀之一是对奥马•海亚姆的故乡——你沙不儿市民的发泄。当地居民反抗蒙古人，在接下来的一场战斗中，居民从城墙上射杀了成吉思汗的女婿脱忽察儿。作为对反叛的报复和对其他城市的训诫，成吉思汗任由他那正怀孕的守寡女儿，来对这座已占领的城市实施报复。据说她判决所有的人死刑，1221年4月，士兵们执行了她的命令。根据广泛流传而又未经证实的传闻，她命令士兵们将已死市民的头颅堆进三个不同的金字塔内——分别为男人、妇女和孩童。随后，据说她又下令处死城内的猫、狗以及其他一切有生命的动物，这样，就没有有生命的动物可存活下来害她的丈夫了。

　　对成吉思汗个人而言，最痛苦的事情是发生在阿富汗境内美丽的八米俺山谷的一场战斗中，八米俺是佛教胜地和世界最大雕像的所在地。古代信众在山腰上雕刻了巨大的佛像，人们禁不住会想，这些巨大的佛像在蒙古人眼中究竟会意味着什么呢。在那场战斗中，成吉思汗的爱孙，年轻的木秃坚被箭射死。成吉思汗要早于孩子的父亲——察合台——收到死亡的消息。成吉思汗把儿子召来，在告诉察合台实情之前，命令他不要哭泣和哀痛。

　　成吉思汗一生中或至少在被激怒的时候，曾当众哭过许多次。他曾因为恐惧、愤怒或悲伤而哭过，然而，面对他最喜爱之人的死去，成吉思汗并不允许自己和儿子们，以眼泪或哀悼来露出悲痛或哀伤。无论何时，面对巨大的困难或个人痛苦，成吉思汗都会把它集中到战斗中去。去杀戮，而非哀悼。他将痛苦的悲伤转化为一种狂怒，把所有的愤怒倾泄到山谷民众们的头上。没有人——富贵或贫穷、美丽或丑陋、好或坏——能幸免于难。这个山谷最终由哈扎拉人所重建，哈扎拉人这个名字在波斯语中意为“一万”，他们自称是成吉思汗一个军团的后裔。

　　然而，很多城市是被完全摧毁的，过去历史学家给出的数字不仅是夸大的或想象的——而且它们还十分荒谬。波斯编年史叙述，在你沙不儿战役中，蒙古人屠杀的准确数字是一百七十四万七千人。这一数字超过了也里城被杀的一百六十万。术兹札尼，一位可敬却又激烈地反对蒙古人的历史学家，则更为不合情理地声称，也里城的死亡总数达到两百四十万。后来，更多谨慎的学者们估计，成吉思汗入侵中亚的五年中，死亡人数大约为一千五百万。然而，即便是这个比较适中的总数，也要求每个蒙古人要杀死一百多人；其他城市夸大的记录，则要求每位蒙古士兵要屠杀三百五十人。要是那个时代有如此多的人生活在中亚城市，他们就能够轻易地击败蒙古人的入侵。

　　尽管一代代人都接受这个事实并且不断地加以复述，但这个数字还是缺乏现实依据。从体力上来说，即便屠杀那么多会顺从地等待、挨个被杀的牲畜，这也是难以想象的。据推测，大致说来那些被屠杀的人，在数量上超过了蒙古人，他们之间的比例大约为五十比一。这些人能够潜逃，而蒙古人根本无力阻止他们。对蒙古人所征服城市的毁灭情况进行校验之后显示，很少有超过十分之一的人口伤亡。在这些地区干燥的荒漠土中，保存了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尸骨，然而，并没有发现据说被蒙古人所屠杀的数百万人的任何痕迹。

　　成吉思汗更准确地是被描述成一位城市的毁灭者，而非屠杀者，因为除基于报复或引起恐怖外，他还常常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将整个城市夷为平地。在巨大而又极为成功的努力中，成吉思汗重新打开了横跨欧亚的、川流不息的贸易新局面，他摧毁了不太重要的或难以接近的路线上的城市，而更多地将商业贸易集中到其军队更易于监管和控制的路线上来。为阻止一个地区的贸易，他会将城市彻底毁坏，直至拔除其地基。

　　除有组织地摧毁一些城市之外，他还费力地通过摧毁灌溉系统的方式，来缩减富裕地区的人口。要没是有了灌溉，村民和农民就会离去，田地就回复为牧场。这就使得大片地区留给了伴随军队的牧民，并为将来的战争保留储备。就如他在翻起农田并从华北返回到蒙古时那样，成吉思汗总希望有一块便于撤退或前进的空旷地带，在那里，他的军队就可获得马匹和其他牲畜所需的充足牧草，这些马匹和牲畜可是他们获胜的保障。

　　在中亚地区的四年征战之后，成吉思汗已六十多岁了。他正处于权力顶峰，既没有来自部落内部的挑战，也没有来自外部的任何威胁。然而，相较于前线战场上势如破竹的胜利来说，他的家族内部却正弄得一团糟，即便在他临死之前也是那样。成吉思汗离开蒙古故地时，叫他最幼的弟弟帖木格•斡赤斤留守蒙古，他带着四个儿子一起征战中亚，他希望儿子们在那里不仅要学会做优秀的勇士，还希望他们学会怎样生存以及如何并肩作战。不像其他征服者那样逐渐认为自己是上帝，成吉思汗清楚地知道他只是个凡人，他试图为帝国作过渡的准备。在草原传统中，游牧家族中的每个儿子，都可得到家族所拥有的部分各类牲畜，也可使用部分牧场。同样地，成吉思汗打算给每个儿子以一个小型的帝国，以反映其实际的地位，分掌整个帝国。每个儿子都将是草原上众多民众和牧民们的可汗，也将是大部分领土的拥有者，包括定居地区中的城市、工场以及农田。然而，位于其他三位儿子之上，有一位儿子将成为大汗，他要管理中央政府，提供终极的上诉法院，并向其他的兄弟提供建议，负责外交事务，尤其是在发动战争方面。这一体制取决于在大汗的领导下，兄弟们并肩作战和齐心协力的能力与自愿。

　　甚至在他出征花剌子模之前，这一继位计划就遇到了阻力，尽管当时忌讳讨论死亡或准备后事，但他还是召集家族忽里台，以明确地处理那个问题。这次会议化解了过去所有的敌对矛盾，同时也给其帝国终将分崩离析投下了阴影，成为蒙古历史上的关键事件之一。

　　除他的儿子之外，成吉思汗还有几位极受信任的人物，也成为参与讨论的成员，因为他们的同意和支持，对于保证他死后继承问题的解决也是必不可少的。会议刚开始，两个大儿子术赤和察合台就似乎僵持不下，如捕兽铗一样准备猛咬住对方。要是成吉思汗的第三个儿子窝阔台露出本性的话，他可能已经喝了点酒，并已微有些醉意了，但要在其父亲面前喝得烂醉似乎是不可能的。最小的儿子拖雷则保持缄默，好像消失进了帐篷的褶皱中一样，当时他的哥哥们在舞台中央是占据支配地位的。

　　成吉思汗召开家族忽里台，对挑选继承者的事情进行了解释。他引谚语为证，“要是我所有的儿子都想成为可汗或统治者，拒绝服从彼此，这不就正如独头蛇和多头蛇的寓言么？”在传统寓言中，冬天来临的时候，多头蛇的头儿们之间互相争吵，在寻找哪个洞更适宜它们躲避寒冷风雪的问题上，互相争执不下。一个头喜欢一个洞，就往那个方向拖，而其他头也在往不同的方向拖。另一条蛇——有很多尾巴，但仅有一个头——立即就进入到一个洞内，并且呆在温暖的洞内，度过了整个寒冬。而多头蛇却被冻死了。

　　在说明了这个严肃而又重要的问题之后，成吉思汗首先要他的长子术赤谈谈继承的问题。就坐、步行、讲话、喝酒以及就餐的次序，在蒙古人中间都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甚至直至今天仍是如此。通过规定这一讲话次序，可汗是在当众强调术赤处于长子地位，而且这是在把术赤树立为可能的继承者。要是小儿子们接受这种讲话的次序，这将无异于是在承认术赤具有高于他们的合法性和优先性。

　　二儿子察合台拒绝接受这一未经阐明而又未加检验的假设性安排。察合台抢在术赤回答父亲之前，大声疾呼。他粗暴地对父亲说：“你叫术赤先讲，是不是要让他继承？”随后，他脱口反诘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有关术赤生父可疑的问题，无论成吉思汗如何反对这个问题，术赤四十年前已出生，但那是在孛儿帖从篾儿乞惕绑架者手中被营救出来后的很短时间内出生的。察合台向父亲和兄弟们问到：“我们怎能让自己被这个篾儿乞惕人的杂种统治呢？”

　　术赤对自己被弟弟称为杂种的说法进行了严厉的申斥。他愤怒地厉声叫喊，并揪住察合台的衣领。两人开始互殴起来。或许是成吉思汗本人痛苦地用充满情感的话，提醒察合台说，他的父亲是多么地爱他并且尊重他。但为尽力保存可汗的尊严，《秘史》认为这是一位谏言者所说的话。父亲用明显痛苦的语调，恳求儿子们理解过去岁月的艰难，在孩子们出生前，那时草原上恐怖盛行，互相攻劫，人不安生。她被掳走时发生的什么事情，不是她的过错：“她无法从家里逃走……她并没有爱上别的男人。她是被前来杀我们的人所掠走的。”

　　成吉思汗近乎温顺地恳求儿子们铭记，尽管他们的出生环境不同，但他们全都来自“一个温暖的母腹，”“要是你侮辱了给予你生命的母亲，要是你使得她对你的爱变得冷漠起来，即便过后向她道歉，但伤害已经造成。”那位谏言者提醒孩子们记住，父母辛苦地创立了他们的崭新国家，并列举了父母为给儿子们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而做出的种种牺牲。

　　在经过漫长而又充满情感的争吵之后，成吉思汗明白，他无力将一种选择强加到他们头上，等到他一死，强加的选择就会被抛诸脑后。他必须商议一项让所有儿子都愿意接受的折中协议。他行使有限的父权，再次强调他本人认可术赤的长子地位，命令其他儿子接受这一事实，并且下令不得再次怀疑术赤的生父问题。

　　察合台服从父亲的这一命令，但他清楚地表示，即便他遵守命令，但事实却无法否认。察合台咧嘴而笑地说“咬死的猎物不能用马驮，被言语说死的猎物不能剥皮。”表面上，只要父亲在世，儿子们都承认术赤的正统地位；但在内心深处，他们是绝不承认的。不过，承认术赤作为长子的正统地位，并非承诺术赤是可汗职位的继承人，因为如此重要的职位，必须要基于个人能力以及他人的支持，而非基于年龄。

　　察合台惹得父亲如此动怒，他知道父亲是不会同意由他继承汗位的，但他仍想阻止术赤获得汗位。于是，察合台向家族提出了一项折中方案，这一种方案可能是自然而然地设想出来的，也或许是已得到两位弟弟的同意。他说自己与术赤都不该做可汗；因此，继承权应该赋予第三个儿子，即老成持重、性情温，却又嗜酒如命的窝阔台。

释三昧

　　由于除了战争已没有其他选择，术赤同意了这个妥协方案，并且认可窝阔台作为继承人。成吉思汗随即把个人的土地和牧群分配给诸子，按照父母通常对失和的孩子们所做的那样：他把术赤和察合台分开。“天下地面尽阔，江湖河流众多，把你们的营地分开，每人各守封国。我会留意你们的分离的。”接着，他警告儿子们不要举止失当，致使人们嘲笑或辱骂他们。

　　服务于蒙古宫廷的穆斯林学者证实了这个令人痛苦的窘境，因为对他们来说，一个男人的尊严依赖于他对周围妇女性事方面的掌控。像成吉思汗这样一位强有力的人物，都可能有一个儿子非其亲生，以至这样的事情遭到自己儿子的非难，这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不同于蒙古人所写的《秘史》，也不同于第一位波斯编年史家对家族争斗的全面记述，志费尼对于这个冲突完全失载，将家族忽里台描绘成一次毫无风波而又全体一致的会议。在他对这一事件记载的版本里，成吉思汗发表了完美的演说，盛赞窝阔台的才能，而且所有的儿子都一致同意。儿子们忠顺地“下跪表示忠诚和服从，并以服从的口吻回答说，‘谁敢丢弃权力来反对成吉思汗的话呢？而谁又有能力拒绝呢？’……窝阔台的所有兄弟都听从他的命令，并以书面形式作了申明。”

　　与该事件稍微有点时间间隔，拉施特•哀丁提供了一份些微真实的记述，但他的原稿在关键的地方留有空白，那些关键之处有损于成吉思汗和他妻子的尊严。他写到“由于＿＿，他们俩人之间的统一道路受到了损害，”而忠心的家族成员“是决不会说出辱骂的话，而将他的＿＿信以为真。”无论由拉施特•哀丁往空白处加入真实的事迹，还是由后来的抄录人员复写上去，它们都显示出，数代以来，有关术赤生父问题的象征性和政治性的重要意义。

　　在成吉思汗与儿子们之间遭遇到家族情感紧张的末尾，值得怀疑的是，并非所有人都将会明白这次会议所具的深远影响。在这次家族忽里台中，胜利者通过某种方式瓜分了世界，这种瓜分世界的方式，是拿破仑战争之后的维也纳会议、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凡尔赛和约以及二战同盟国在雅尔塔和波茨坦召开的会议的预兆。

　　尽管在家族会议上被多次提及，而且她大概当时仍然在世，但孛儿帖并没有露面。不清楚她是否听到儿子们之间发生的事情，也没有关于她的可靠信息。在这段时间中，口头传说认为，她仍然生活在客鲁涟河边曲雕阿兰的美丽草原上，距离她与丈夫初婚时最早生活过的地方仅几天的骑马行程。她很可能是在那里去世的，或者就在附近，时间大约在1219年至1224年之间。

　　令人不快的事件给成吉思汗的余生投下了阴影，尤其是在中亚征战的那些日子。儿子们之间的争斗使他敏锐地意识到，他需要做多少工作才能在他去世之后仍可保存他的帝国。他的儿子们无法跟上帝国发展的要求。当他不断努力寻求统一草原部落以及消除周遭威胁的时候，他从未留心过该怎样对待孩子们，而今他们都已人到中年，却又尚未经历考验。自青少年时期以来，他就不信任自己的家人，他终身信赖的是他的同伴与朋友，他没有在儿子们中间建立起一种并肩作战的关系，也没有把他们培养成接班人。

　　在他人生的最后阶段，成吉思汗试图指派术赤和察合台联合进攻玉龙杰赤城（咸海南部算端原来的都城），以修补他们之间的关系，但并没有成功。在围城期间，两兄弟间剑弩拔张的紧张关系，几乎要爆发成一场自相残杀。两兄弟都知道这座城市将作为术赤封地的一部分，因此，他们在攻城策略上无法达成一致。由于玉龙杰赤城将归术赤，他怀疑弟弟会设法完全摧毁这座城市。反过来，察合台怀疑术赤的贪婪，使得他想保护城市建筑物，而甘愿冒着牺牲更多蒙古士兵的危险。

　　大多数城市只用几天或几周时间就可攻陷，然而蒙古人征服玉龙杰赤却需要前所未有的六个月时间。城市守军猛烈地还击。甚至在蒙古人攻破城墙之后，守军仍继续进行巷战。蒙古人无法适应在几乎毁坏的、封闭的城市范围内作战，他们就放火焚毁城市。然而，守军仍在烧焦的废墟上继续作战。最后，蒙古人筑起大坝，引河水灌城，由是消灭了残军，并且近乎完全地摧毁了城里的一切。玉龙杰赤没有再度崛起，尽管分配给了术赤，但没有给他和他的子孙后代留下任何东西。

　　成吉思汗对两个儿子间的争吵极为愤怒，他把他们召来却又拒之于宫廷之外，暂时不理睬他们，但最终还是接见了他们，他一边对他们严厉申斥、责骂，一边又向他们极力恳求。成吉思汗在这个阶段的谈话和引用语，保存下来的是最多的，它们不仅显示出一种对管理家族的渐渐关切之情，而且还显示出他逐渐减轻了对家族的控制权。在长期忽视对他们的教育之后，他立即设法从各方面来教导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尽力清楚地说明白自己曾吸取的教训，以及他所具有的却又无法用语言清楚表达出来的想法。他习惯于下达命令，而非进行解说。

　　他教导儿子们，首要的领导能力是自我控制力，尤其是对骄傲自满的控制，他解释说，这要比驯服一头野狮子还更不容易；还有就是对发怒的控制，这要比击败最伟大的摔跤手还更困难。成吉思汗提醒他们，“要是你们不能抑制骄傲自满，你们就不能领导他人。”他告诫儿子们不要自视本人最为强大和最为聪明。他提醒说，即便是最高的山也有动物踩踏。动物攀上山颠的时候，它们就比山还高。

　　与简洁明了的蒙古传统相一致，成吉思汗告诫儿子们不要话多，当言则言。一位领导人应该通过他的行动来展示他的思想和观点，而非通过他的言语：“只有民众安居乐业，他才会快乐。”成吉思汗向儿子们强调远见、目标以及计划的重要性。他提醒儿子们说：“要是目标缺乏远见，人就无法支配自己的生活，更不要说支配他人的生活。”

　　有些想法似乎同他人的想法是相矛盾的。成吉思汗同样强调了夺取领导权力衣钵的重要性，表面上，他试图传授谨慎的保守主义，因为“远见不该远离长辈的教导。”正如他解释的那样，“旧的束腰外衣或迪尔，更合身而且总是觉着更舒服；衬套中留存了生活的艰辛，而新的或未磨损的迪尔则会很快被撕破。”与他本人朴素的生活习惯和简单的生活方式相一致，成吉思汗告诫他们不要追逐物质享受和奢侈愉悦的“多彩”生活。他解释说，“一旦你拥有锦衣玉食、千里良驹和漂亮女人，就很容易忘记你的梦想和目标。”如果那样的话，“你就几乎等于是个奴隶，并且你必将失去所有。”

　　成吉思汗告诫儿子们，他最重要的一条教训就是，战胜一支军队不同于征服一个国家。你可使用优势的战术策略和兵力来战胜一支军队，但你仅能通过赢得民心的方式来征服一个国家。听起来像理想主义一样，他采用更加切实可行的建议，即使蒙古帝国应该成为一体，但民众却不该被整齐划一：“不同湖边所征服的民众，应该在不同的湖边来加以统治。”与他的很多教诲一样，成吉思汗的这条教训也被他的儿子们以及他们的继承者们所忽视。

　　1222年夏，马儿年，蒙古人征服的脚步停留在木尔坦城（今巴基斯坦中东部城市）。一年前从阿富汗山脉顺势而下来到印度河平原之后，成吉思汗曾考虑占领整个印度北部，包围喜马拉雅山脉南部，再向北进发，跨越中国境内的南宋领地。这样一项计划正好符合蒙古人的情感，即一个人不该准确地按照与来时一样的路线，返回故乡。然而，地理环境与气候阻止了他。蒙古人一离开干燥而又寒冷的山脉地区，就会出现人马俱疲、不适水土的状况。更令人担忧的是，非常适应于草原家乡酷寒和燥热的蒙古弓箭，在潮湿的气候中变弱，并且似乎失去了强大的命中精度，使得蒙古士兵就如一位死气沉沉的射手一样。面对这些障碍，成吉思汗在二月份返回山区，而且，尽管清理积雪通道的战俘的损失巨大，他还是带领部队回到了更加舒适而又更为寒冷的地带。成吉思汗留下两个万户，大约二万人，继续在印度征战，但由于夏季疾疫和酷热耗尽了如此多的兵员，残余的部队蹒跚地撤回到阿富汗气候温和而又舒适的环境中。

　　尽管入侵印度中途夭折，但此次征战还是实现了征服花剌子模帝国的主要目标，并将中亚与中东的大部分地区置于蒙古人的统治之下。在离开新近的征服地之前，成吉思汗进行了以狩猎为重要特征的庆祝活动，这可能是历史上最大的狩猎活动。在1222年至1223年冬季之交的几个月的准备期间，他的士兵们封锁住一片巨大的区域，在地面上竖起标杆，并在标杆之间扎上一段段长长的马鬃线。他们在马鬃线上悬挂一条条毛毡，毛毡随风飘摇，野兽受到惊吓，就会离开边缘地带，向中心地带跑去。在约定的时间，不同的狩猎部队就开始从不同的方向朝那个区域汇聚。有好几万士兵参与这种接踵进行的狩猎活动，它要持续数月之久。他们猎获了从野兔、鸟类到大群的瞪羚、羚羊以及野驴等各种各样的动物。

　　狩猎是庆祝的一部分，但成吉思汗也似乎是利用狩猎和娱乐的愉悦，来努力融洽儿子们之间的关系，缓和战场上鲁莽冲动的怒气，并且消除征战中合作的芥蒂。由于弟弟们给他造成的伤害深深地刺痛了他，而且明显也是受到父亲的疏远，成吉思汗最深爱的儿子术赤，就在得到成吉思汗直接命令召唤的时候，称病拒绝参加。当成吉思汗听到假装生病的术赤，已在自己的部众中，组织了不相上下的狩猎庆祝活动的时候，父子之间的关系几乎就要酿成一场军事冲突。

　　成吉思汗与术赤再也没有见面。术赤没有返回蒙古，而是呆在新近征服的领地上。他不久就在那里去世，他的去世与他的出生一样，留下了许多的迷团。他去世了，然而他的父亲却仍然活着，这种时间上的安排引起了谣言，认为成吉思汗为了确保儿子们之间的政治和平，以及为了整个蒙古帝国，他可能害死了术赤；但作为蒙古历史的众多组成部分，反正也只有传闻存留，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

　　尽管成吉思汗家族内部关系紧张，但对大多数蒙古人来说，军队的胜利返回就标志着一种高水平生活的到来。群猎的狂欢情绪持续贯穿于返回蒙古的漫长跋涉中，蒙古人一路凯旋高歌，自豪与胜利的情绪转化到庆祝或“那达慕”中来。被俘获的长长商队行进在成吉思汗主力部队的前面。近五年的时间里，稳定而又川流不息的骆驼商队，运送着一包包掠夺而来的货物，缓慢地走出穆斯林地带，去往蒙古，那里的民众在急切地等待着每一车外国的奢侈品。曾在挤羊奶或挤牛奶中度日的蒙古姑娘们，在部队出征不久，她们就可穿金戴银，而新近获得的奴仆则代替她们来挤牲畜奶。孩童时期很少见过金属制品的老人们，则用大马士革钢铁铸成的餐刀来切肉，餐刀上的把手是由雕刻的象牙制成的，他们还用银制的碗来喝马奶，而乐师们则为他们表演。

　　尽管成吉思汗再次回到他所深爱的土地上，但在出发准备另一场征战之前，他几乎不可能停顿下来休息。或许是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并没有时间停顿下来休息；也或许是他意识到，他的帝国得依赖于持续不断的征服。要是他暂时停歇下来的话，自己家族内的派系倾轧就会威胁到帝国的分崩。或许更迫切的是，他的部众已逐渐地仰赖于稳定的源源不断的商品货物。他们不愿再使用孩童时期就已熟知的那些简单的商品货物。为满足这一贪婪的欲望，他必须继续新的征服。

　　在漫长的人生中，成吉思汗所发动的最后一次战役是针对西夏，西夏是他在创建蒙古帝国的次年，即1207年所侵略的第一批外部敌人。尽管他们首先投降，但成吉思汗一直怨恨西夏国王，因为他拒绝派兵协助征伐花剌子模。西夏国王傲慢地说，要是成吉思汗不能独自击败花剌子模，他就不该发动战争。尽管成吉思汗被激怒，但他在那个时候正集中精力征战花剌子模；而一旦完成这一征战，他就回过头来对付西夏。当他再度挥兵南下的时候，几乎确定无疑的是，他已在计划另一场更主要的战役，西夏战役仅仅是前进中的一个开端而已。他大概打算在西夏王国境内取得一个可靠的基地，然后向南挺进，兵锋直指最后一个目标——南宋王朝。当成吉思汗征伐花剌子模的时候，他留下了一支军队在华北地区作战。

　　1226年至1227年之交的冬季，在跨越戈壁向西夏进兵的途中，成吉思汗中止猎杀野马。因为在狩猎野马的时候，他所骑着的一匹棕灰色马受到野马冲击的惊吓，受惊的马将大汗翻坠于地。尽管受到内伤，又突发高烧，并且也考虑到妻子也遂的建议，但他还是拒绝返家，相反，决心继续征战西夏。尽管坠马后他的健康尚未恢复，但他仍然继续讨伐西夏国王。出奇巧合的是，西夏国王的名字叫“不儿罕”，其意为“上帝”，与圣山不儿罕•合勒敦的名字一样。对成吉思汗而言，这个名字是如此的神圣，一旦攻下西夏，他就下令西夏国王在被处死前改名。

　　六个月之后，也就是在对西夏取得最后胜利的仅仅几天时间之前，成吉思汗去世了。《秘史》明确地叙述他死于那年夏末，虽然原文极为详尽地描述了他所骑过的每一匹马，但有关他去世的详情却猝然沉默。其他史料认为，在临终的时候，成吉思汗的塔塔儿妻子也遂，按照成吉思汗生前所习惯的简单方式来准备安葬他。侍者们给他弄干净身体，并且用普通的白色长袍、毡制的靴子和帽子为他殓衣。接着用塞满檀香（檀香是一种贵重而又芳香的木材，它可驱除昆虫）的白色毡毯把他包裹起来；并用一种适宜的香水来浸渍他的遗体。他们用三条金带来绑缚毡制的棺材。

　　在他去世后的第三天，一支队伍用一辆简朴的大车，装载着大汗的遗体向蒙古进发。成吉思汗的精神之旗引领着送葬者，其后跟着一位萨蛮女巫，而女巫身后则跟着一匹缰绳松弛而又没有加装成吉思汗鞍座的骏马。

　　很难想象成吉思汗会认为自己将给世界留下何种形象。关于他如何看待自己的问题，仅有一条微不足道的线索，可在米哈伊•阿老丁•术兹札尼的编年史中找到，他称成吉思汗是被诅咒的，并称成吉思汗死后将入地狱。然而，术兹扎尼记录了一位伊斯兰阿訇所声称的，曾与这位著名征服者之间的一段对话。这位阿訇曾服务于成吉思汗宫廷，而根据他的自我吹嘘看来，他至少还是一位蒙古可汗特别宠信的人物。在某日的一次谈话中，成吉思汗大致说道：“在我死后，一个强有力的名字将在这个世界上继续流传。”

　　犹豫片刻之后，这位阿訇对成吉思汗说到，他屠杀了如此多的民众，任何躲过劫难的人都不可能会记住他的名字。成吉思汗对他的回答不以为然，并且提醒他，“很明显，你并没有完全理解，而且你理解的只是很小的部分。这个世界有许多的国王，”他对这位博学的阿訇解释道。关于他将来的声名，成吉思汗补充说，在世界其它地方，还有更多的民众、更多的君主以及更多的国家。成吉思汗自信地宣称，“他们将会讲述我的故事。”

　　我们得到一种不同寻常的而又更具信息价值的模糊感觉，可触及到成吉思汗临终前的心境以及他对自我的想象，这一信息保存在成吉思汗写给一位中原道士的信件中，这位老道士的部分弟子抄录了该信件。与主要记录事件和口头言论的《秘史》不同，这封信记录了成吉思汗对自己的剖析。尽管我们所利用的信件是由一位书记官用古汉语的形式写就的，但几乎可以确定的是，这位书记官是一位服务于蒙古朝廷的契丹人，在此信件中，成吉思汗自己的情感与观念非常清晰地展现了出来。

　　成吉思汗的表达简单明了，并且广泛深入人心。他将敌人的失败归结于他们自身能力的不足，而非他高人一筹的巨大威力：“我自身并没有卓越的才能。”他说，因为他们的“傲慢和极度奢侈”，“长生天”已经谴责过他周遭的文明。尽管他已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和权力，但他仍旧倡导一种简单的生活：“我的衣着饮食与牧民们一般无异。我们生死与共，同甘共苦。”他简单地提出了自己对有关财产的看法：“我痛恨奢侈，”而且“我使用适度。”他尽力视民如子，而对待有才能的人，则不管他们的出身如何，都视如兄弟。他将自己与官员们的关系形容为是亲密无间的，并且是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之上：“我们总是在原则上一致，而且我们总是团结一致，互相影响。”

　　虽然他是在入侵穆斯林的前夜寄出此信的，而且还是用汉文写就的，但很明显的是，他并没有把他自己当作为众多王国的继承者，或任何一个地区文化传统的承继者。他只承认一个以前的、他个人曾从中得到过启示的帝国──他的祖先，匈奴人。显然，他并不希望用穆斯林的或中国的方式来进行统治。他想找到一种适合于草原帝国（这个帝国承自匈奴人）的自我统治方式。

　　他声称自己的胜利只有籍由“长生天”的帮助才有可能，“但由于我的要求很高，因此我身上负有的职责也就很重。”然而，他并不认为自己在和平中与在战争中一样，已经取得了同样的成功：“我担心我的统治不合格。”他说，好的官员之于国家，就如同好的方向舵之于船一样重要。虽然他成功地找到良材为将，但很不幸的是，他承认自己没能找到合适的人来管理国家。

　　最重要的是，这封信显示出成吉思汗政治思想上的一个转变。在承认不足之后，成吉思汗还在这封信中表露出一种日渐上升的自我感觉，以及他对于整个世界的使命。他首先针对女真的战役──第一次超出草原的主要战役──是作为一系列劫掠性袭击的开始，但在此役之末，他建立了一个附庸国。相较仅限于袭击以及控制贸易网络来说，他的言辞显露出一个更加深远而又更加广泛的计划。他承认自己要南下，去完成历史上尚未有其他人完成过的事业。他正从事“一项伟大的工作”，因为他试图“将整个世界统一到一个帝国中”。他不再是一位部落的首领，而今他试图成为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地的所有民众和所有国家的统治者。

　　或许，对成吉思汗去世最恰当的描述，是由爱德华•吉本在十八世纪作出的，他是一位研究罗马帝国历史的英国史学家，还是一位研究帝国史以及征服史的伟大学者。他简单地述及成吉思汗“死于盛年之期和荣耀之中，临终时，他劝勉并且指示儿子们要去完成对中华帝国的征服。”为实现成吉思汗的愿望和执行他的命令，他的儿子们仍有许多任务尚待完成。




  







                              
      

  发现欧洲，征服欧洲



　　因为我们有罪，所以陌生部落才会来到。

　　——《诺伏哥罗德编年史》，1224年

　　在庆祝自己即位为大汗时，窝阔台喝得酩酊大醉，显示出慷慨大方的品质，他将父亲的金库公布于众，把那里贮藏的所有财富全部分发。他取出成箱的珍珠赐予众人，这可是蒙古人最羡慕的宝物；一匹匹丝布在人群中散发；马匹和骆驼披戴上华丽的饰品；所有的蒙古人都得到了刺着金色花纹的丝质新长袍“迪尔”。五彩十色的服装非常之多，因此，在一天中，所有侍者都穿上同样颜色的服饰，到了第二天，他们又换上已经指定的另一种颜色的衣服。1229年的夏天，人们在曲雕阿兰尽情地宴饮，举行各种活动。那里建有许多仓库，它们其实都是国库，里面储藏着为数惊人的战利品，这些东西都是在成吉思汗时代的战争中获得的。在那些日子里，由于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家族在庆祝自己，因此，蓝、绿、白、黄等各种色调的丝绸都滚在一起、卷成一体。为了使这一盛事变得更加荣耀光彩，于是酒不停地在人们杯中流淌；男人和女人们开怀畅饮直至不省人事，如果从熟睡片刻后朦醒过来，他们便继续豪饮。

　　大概就在此时，这个家族被赋予“黄金家族”或“黄金世系”的称号。对草原人民来说，黄金象征着王权，也可能代表着巨额财富，它们为这个家族所拥有并开始迅速耗尽。没有了成吉思汗对庆典活动的节制，如今统治帝国的继承者们，用并非由他们赚取的财富换来了他们衷爱的美酒。窝阔台即位大典上的醉酒狂欢，为他的统治树立了标准和典范，至少在短时间内也主导着帝国的精神面貌，正如阿塔篾力克•志费尼在不久以后写道，窝阔台“曾铺开地毯寻欢作乐，脚踩着长长的御道经常去品尝好酒和欣赏成群的美女”。

　　在成吉思汗逝世后的一段间歇期内，蒙古人的注意力集中在窝阔台的即位庆典上，因此，一些新近被征服的臣服者重新反叛并停止向蒙古人进贡。为了重申蒙古的统治地位，窝阔台不得不把大批军队调回北中国和中亚。1230年，他刚坐稳大汗之位就派出一支由三个万户组成的军队（近三万人），以增强蒙古人对中亚的控制，可是那里的大部分财富已被他人攫夺。他在那里驻扎了一支占领军——士兵们携家带口同行，可见它不是一支征战的军队，这样一来，贡物又开始从北中国和中亚送往蒙古，然而，与在各地发生的劫掠活动中被抢夺的财富相比，这些贡物的价值不是很大。

　　窝阔台没有与他的军队相伴而行，征战不是他所优先考虑的问题。部分是出于治理国家的乐趣，窝阔台觉得他应该像所有伟大的君主那样，拥有一个永久性的都城，它不是由一个个“毡帐”组成，而是一大片真正的建筑群，拥有墙壁、屋顶和门窗。与他父亲的想法相反，窝阔台坚信，在马背上征战得来的土地不能在马背上进行治理，虽然在当时，马背上征战形成的统治方式和流动的权力中心在事实上是蒙古人胜利的根本原因之一。在最初短暂的统治时期内，窝阔台犯了不少严重的错误，于是他放弃了这个旧政策，转而努力为整个帝国建立一个稳定的权力中心和行政管理系统。

　　根据蒙古人的习惯，位于斡难河和客鲁涟河的蒙古故地此时已是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的封地，因此窝阔台决定将都城建在更西面的自己的份地中。他选定了位于斡耳寒河流域蒙古领土中心的一片区域，那里曾属于汪罕的客列亦惕部，更是早期突厥人诸王国的统治中心。他是按照游牧部落对上等驻营地的规格要求来选择这个地点的。那里是一片宽阔的草原，和风将蚊子赶跑，充足而未被城市居民污染的水用之不竭，附近的山脉在寒冬季节就是畜群的避难所。众所周知，正因为有这些良好的条件，哈剌和林的位置才是理想的建都之地，但主要问题在于，一个有永久性居民的城市比一个临时性的好营地会产生更多不同的需求。人们需要在一年四季中都有持续不断的食物供应，如果没有办法保证生产，城市就要经常依靠那些从数百英里外的戈壁以南地区运来的、代价高昂的货品。在宽阔的大草原上，城市无法为人们提供自然庇护物以躲避冬天的刺骨寒风；不像那些可以退入群山并倚之为御寒屏障的畜群，城市不可能轻易地在不同的季节重新迁移。这些问题最终注定会困扰蒙古国的首都。

　　窝阔台可能是以典型的蒙古风格开始建造宫殿的，他向草原射出一支箭，然后根据箭的方向建筑了宫殿的第一翼，为了使其空间大小符合蒙古的规格，边翼的长度延展至一支箭的标准射距。窝阔台用同样的方式建起了另一翼，并在中间安置一座巍峨的殿堂把两翼连接起来。他筑了一堵坚固的墙壁围住所有的宫殿，正是由于这些墙的缘故，这个地方获得了“哈剌和林”的名称，其意为“黑色砾石”或“黑色城墙”。拉施特•哀丁形容窝阔台的新宫殿“建有高大的柱子，结构非常雄伟，与一位君主的宏图十分相称。在工匠们描以彩绘和图画后，宫殿的建造才告完成”。

　　蒙古人继续生活在毡帐中，它们围绕着哈剌和林分布在宽广的草原上。汗庭随着季节的变化不断地从一地转移到另一地——它们距离都城往往有几天或一周的路程。中国的建筑师和工匠们设计营造了哈剌和林城中的各种建筑，但是窝阔台为自己家庭建造的私人宫殿却是穆斯林式的，它在迦坚茶寒，距离哈剌和林一天的行程。其他国家的都城是用来显示统治家族的权力、伟大和威望的，但哈剌和林不是这样，它最初主要是作为一个大仓库和大工场而存在，其作用长期被包括窝阔台在内的多数蒙古人所忽视。他们把它当作存放货物和工具的基地，蒙古人的货物和工具包括了为他们劳动的工匠。都城本身几乎不生产什么，但它却聚集了从帝国各个地方呈献上来的贡物。都城划出三分之一的地方，作为新近征召而来的官吏们的住处，他们必须负责管理这个国家，这些人包括众多的抄写员和翻译人员，他们来自帝国中的各个民族，所以他们能处理各相应地区的事务。

　　我们所掌握的关于这座城市最古老的记述来自于志费尼，他描述出一个封闭式花园的情景，它的布局复杂，在每个主要的方向上都有一扇大门直面而立。在花园内，中国工匠建造了“一座城堡，城门就像花园的门那样；在它里面有一座分三层的御殿，一层单供［窝阔台］之用，一层供他的后妃之用，第三层供侍臣和奴仆之用”。在宫殿的前面，窝阔台开凿了一系列的水池，“那里经常聚有很多水禽”。他在那里观看或猎取这些水禽，然后纵情于饮酒之乐。这个男人对酒格外喜爱，宽敞宫殿的中心摆放着一只只金银制的酒缸，它们都又大又重，因此，据说窝阔台总是准备着骆驼和大象，“在举行公众节筵时，它们可以搬运各种饮料”。

　　除了为自己和黄金家族的其他成员修建宫殿外，窝阔台还为佛教徒、穆斯林、道士和基督教信徒分别盖起了朝拜之所。当然，基督徒似乎在蒙古国的朝廷上取得了优势地位，因为窝阔台，还有他的三个兄弟，在征服客列亦惕部和乃蛮部时都迎娶了信仰基督教的妻子，而且窝阔台的子孙中也有基督徒，尤其是他宠爱的孙子失烈门（《圣经》中“所罗门”的蒙古译名）。蒙古人信奉基督教，部分地是由于“耶酥”（Jesus）的名字，其发音类似于他们心中的神圣数字“九”的蒙古语读音，也与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整个王朝的奠基人——的名字发音相近。尽管基督徒地位尊显，但就宗教信仰来说，哈剌和林这座不大的城市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开放、最宽容的城市，各种不同宗教的信徒们互相尊敬，平等和睦地相处，这在别的任何地方都是不可能的。

　　为了鼓励从事贸易的商队来到新都，窝阔台以极高的价格将所有种类的货物全部买下，不管自己是否需要它们，也不管它们的质量是好是坏。拉施特•哀丁写道，窝阔台“每天一吃完饭就坐在汗庭门口的椅子上，那里成堆地放置着世界上所能找到的每一样商品货物。他常常把陶器分发给各个阶层的蒙古人和穆斯林，他还经常命令体格健壮的人任意将它们取走，能带走多少就带走多少”。除了动物和各种日用货物之外，商人们还带着成箱成批的纺织品、象牙、珍珠、猎鹰、金制的酒杯、饰有宝石的飘带、柳木制的鞭柄、印度豹、弓弩和箭头、衣服、帽子、奇异的动物头角等，来到蒙古的都城。各地的人们也来到这里竞显艺技，他们有来自中国的表演者和音乐家，有来自波斯的摔跤手，还有来自拜占庭的演滑稽戏的小丑。

　　窝阔台汗经常付出两倍于定价的钱购买输入的货物，以此显示他对设法来此的商人所作努力的奖赏，并以之促使其他商人效仿他们。窝阔台还下令，无论商人们要价多少，都按十加一的方式付款，即给他们外加百分之十的利润。蒙古人还在这些商队需要时提供必要的援助。在为促进贸易做了一番努力之后，窝阔台开始采用一套标准化的度量衡体系，以取代各地和各城市使用的各种标准不一的制度。由于金银和铸币运送时数量巨大，蒙古人就创造出纸币的流通制度，这使得交易更方便、更安全。

　　窝阔台的军队已设法使蒙古在中亚的统治重新稳定，而且，在老将速不台的正确指挥下，蒙古军联合南宋王朝共同分割了金朝残存的财富和土地。窝阔台的父亲在战时将军队驻扎于农地，他把战利品运送回国，以此保证货物供应的稳定；然而，窝阔台却越来越注重利用军队的力量来保护商人们的行商安全，使他们带来更多的货物。他派卫戍军长期驻扎下来以保护道路和商人，他废除各地混乱复杂的税收制度，禁止各种巧取豪夺的行为，因为它们增加了贸易的困难和代价。蒙古人沿路种植树木，它们在炎炎夏日为行人遮荫，在冬季雪天标志道路。在那些树木无法生长的地区，人们立起石柱标明路向。志费尼认为，蒙古国的道路旨在提供这样一种方便，即“只要可以赚取利润或利益，哪怕是远在西方之极和东方之鄙，商人们也定会专心赶路而去”。

　　窝阔台不再上马征战而是住进了哈剌和林城，并兴建了他父亲所厌恶的石墙建筑物，他朝着偏离成吉思汗政策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因此，在接下来的四十多年中，一个嬗变的过程开始了：伴随着各种较高文化和文明——它们与成吉思汗的遗产背道而驰——的诱惑，蒙古人将从一个尚武好战的马背民族转变为一个定居民族。

释三昧

　　到了1235年，窝阔台挥霍了他父亲大部分的财富。建造和管理都城的花费甚巨，而且窝阔台习惯于用钱无度。贡物仍然从帝国各地不断输入，但其数量已经无法与他父亲在位时相比。无论窝阔台是兴建都城还是改革行政体制，蒙古帝国最终还得依赖于征服。窝阔台拼命地需要增加财富，以继续维持他和蒙古人业已习惯了的生活方式。蒙古人不种庄稼、不制造加工产品，他们也不愿意卖掉豢养的大量马匹。如果蒙古帝国要生存下去，那么窝阔台就不得不将蒙古人投入战争，去攻击还未曾掠夺过的新目标，但新目标究竟是哪一个？在哪儿？

　　为了决定接下来征服的目标，在新都城哈剌和林附近的草原上，窝阔台召集举行忽里台大会，与会者们似乎支持各种不同的行动方案。一些人想让军队向南挺进到辽阔的南亚次大陆，由于那里酷热难耐，因此当时成吉思汗放弃了入侵那里的念头，他只能在北方群山上向次大陆投去一瞥。另一些人倡议长途奔袭进入波斯，然后攻占寓言中提到的阿拉伯城市巴格达和大马士革，还有一些人则主张全面进攻南宋——不久前蒙古与它为了共同的利益而结盟。

　　可是，有个人提出了一个特别的建议，他就是刚刚战胜金朝而赶回来的速不台将军。他是成吉思汗手下最杰出的将领，精通城市攻坚战的战略战术，会使用大型的攻击型器械，在蒙古军的每一场重大战役中他都扮演着主要的角色。如今速不台年逾六旬，一只眼可能已失明，据说他因身体过于肥胖而不再骑马，只能坐一辆由士兵牵引的铁车以为代步之用。尽管有身体上的缺陷，但他思维敏捷、精力旺盛，并渴望重返战场。速不台不想回头与被他打败过多次的穆斯林或中国军队作战，他决心组织一次针对西方、针对欧洲的大规模战役，以使成吉思汗的策略有重大突破，而西方或欧洲是速不台最近偶然发现的一个前所未知的文明世界。他坚持认为，像中国、印度和穆斯林国家一样，欧洲也掌握着巨大的财富。速不台已经与欧洲军队交过锋，他了解对方的作战方法，知道如何轻易地将他们击败。

　　对于大多数参加忽里台大会的人来说，欧洲是一个巨大的谜。速不台是到过那里的唯一一位还在世的统兵将领，当初他只是率领小股部队对欧洲国家进行试探。他发现欧洲，是在此十多年前的1221年，正值成吉思汗入侵中亚期间，当时速不台和哲别正沿着里海追赶花剌子模算端。在算端死后，他们要求并允许继续向北，以探明那里的形势，他们发现了基督教小王国格鲁吉亚，当时是吉奥尔吉三世（也称布里安特）在位。

　　哲别对格鲁吉亚的防御力量进行了试探。经过几个世纪与周围穆斯林国家的战争之后，格鲁吉亚人以拥有一支作战技能娴熟的职业军队而自豪，为了保卫家园，他们出兵迎击气势汹汹的蒙古人。就像从前许多次与突厥和穆斯林军队作战时一样。哲别的蒙古军先是猛扑向格鲁吉亚人，万箭齐发，随后突然掉头逃跑，让对方认为自己是仓皇溃散；当然，这只不过是佯装败退的“狗斗”策略。格鲁吉亚士兵过于自信了，他们冲破原有的阵列，竞相追逐蒙古人，而蒙古人只是设法使自己始终位于追击者的前面。格鲁吉亚人的战马逐渐不堪重负，长途追击也使它们过于疲劳；马力较弱的战骑远远落在后面，因此格鲁吉亚人的队伍开始变得稀疏起来。

　　就在格鲁吉亚军队全面分散并初显疲劳时，撤退中的哲别军士兵却将格鲁吉亚人直接引入了速不台军的埋伏圈内。速不台军截击格鲁吉亚人，哲别的士兵换乘新马后冲锋陷阵，重新加入战斗。数小时后，蒙古军彻底打败了格鲁吉亚军，并推翻了这个小国的贵族统治。速不台使这个国家成为蒙古人在欧洲的第一个附庸，成为此前产生的众多支持和忠于蒙古的附庸之一。

　　随着这次试探性战斗的成功，速不台和哲别沿着群山进军，去探知东欧平原，看看在战场上还能遇见其他什么样的陌生民族。蒙古人系统而持久地探查了这个地方。由于平时注重侦察并汇总各类信息，因此蒙古人已确定那里的人口数量和城市位置，了解到政治上的分裂和各国的敌对状况。蒙古人找到了一些叫做“钦察人”的突厥部落，他们分布于里海和黑海北岸的平原上，过着与蒙古人相近的游牧生活。双方的人民同样居住在毡布搭起的帐篷内，各自说着相互有某种联系的语言，蒙古人从钦察人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并诱使一些钦察人与之结盟。速不台真正关注的目标在于更北和更西的农耕地区，那里坐落着许多城市，虽然人们都信仰东正教、说俄罗斯语，但是他们却被互相敌视的、野心勃勃的封建领主们分割而治。速不台率领军队朝这些城市行进，以观察领主们如何应对，1223年4月底，他到达了黑海以北的第聂伯河。

　　为了能有足够的力量将野蛮的异教徒侵略军驱逐出去，平原上的基督教城市联合了起来了。各处的部队迅速被召集，它们来自于这个地区所有各公国和城邦——斯摩棱斯克、伽里赤、契尔尼果夫、基辅、沃里尼亚、库尔斯克、苏兹达尔，还有部分钦察人。从伽里赤、契尔尼果夫和基辅来的三支军队是在各自国王的指挥下，他们的名字都叫“密赤思老”。三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基辅王密赤思老——最大、最富有城市的国王，他率领的军队给人以深刻印象，其中还包括他的两个女婿。正当俄罗斯各军缓慢行进时，蒙古军派出了由十人组成的外交使团，去商议有关劝对方投降或联合的事宜。俄罗斯人傲慢地处死了所有的蒙古使者，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严重地违背了蒙古人的外交礼节，很快地，所有俄罗斯王公就要为他们的罪行付出高昂的代价。

　　在一开始遭遇到一场小冲突后，蒙古人随即向东撤退，好像他们害怕与如此强大的敌人作战一样。俄罗斯军队及部分钦察盟军得意地尾随其后，但是一天天过去了，蒙古军仍然跑在追逐他们的俄罗斯人前面。当时有些俄罗斯部队还未到达前线，因此来不及加入追击蒙古人的行列，追击中行动缓慢的部队逐渐落在后面，只有行动快速的部队还紧紧地跟着撤退的蒙古军不放。俄罗斯人担心蒙古人可能逃脱，这样他们就掳获不到蒙古人此前横扫波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时所获的大量马匹和其他战利品。为了争相获得荣誉，也为了抢先进行掠夺，俄罗斯的王公诸侯们都命令自己的士兵快速向前冲锋，以便取得战败蒙古的首功；但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在于，他们根本没有一个如何组织部队有序后退、重整队形或安全撤离的计划。在将近两周的追击后，俄罗斯军的先锋终于在迦勒迦河（流入亚速海）赶上了蒙古军，在那里，他们要最终将迫使入侵者一战，而哲别和速不台已经选好了对蒙古军最有利的地形。为了不让敌人在长途急行军后有片刻的喘息，同时也是担心蒙古军可能再一次逃跑，信心百倍的俄罗斯王公们整顿了战斗队列，准备攻击敌人。

　　后来的许多编年史在记载俄罗斯参战士兵的数量上存在很大的差异，但俄罗斯方面基本上在四万到八万人之间；其参战人数至少是蒙古军士兵的两倍。然而俄罗斯士兵大部分从谷场和乡下小村招募而来，他们都是农夫，在身体健康、营养充足的情况下，他们在偶尔发生的短暂战斗中表现顽强、富有经验，但他们几乎不可能被看成是职业军队，特别是在冬季之末缺乏足够的食物来补充营养时。与其说善于使用武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其实更擅长挥舞镰刀割草，或是扬起鞭子驱策公牛。贵族军官们仍确信很容易就会取得胜利，农夫们忠实地在盾牌后面列好队形，除了手中的农具——权且当作一把剑、一支矛、一个重锤或一根棍棒——以外，每个人还拿着他们所能找到的任何武器；小部分训练有素的弓箭手站在附近，高级军官骄傲地坐在战马上，矗立在步兵的后面。

　　俄罗斯士兵肩并着肩，稳固地站在一起，互相依靠着，他们不知道将会遇到什么样的攻击，他们只有下定决心保持战斗队形不被打乱。可是攻击似乎并未来临，蒙古人没有进攻，他们开始击鼓歌唱，突然，蒙古人的队伍陷入了一片可怕的寂静之中，完全没有了声响。因为那是一个清新的春日，空气中没有太多的尘土，所以蒙古人采取了“静攻”，通过摇动旗帜来控制协调各支部队的行动，他们挥旗示意骑在马上的弓弩手，悄悄地向俄罗斯步兵阵列疾进。马蹄踏地的重击声发出阵阵回响，穿梭于俄罗斯军队的阵列中，传递到了正在待命冲锋而神情紧张的俄罗斯士兵的腿上。但对方却没有发起冲击，蒙古骑兵在斯拉夫人武器的射程之外停了下来，在那里向俄罗斯步兵阵列万箭并发。俄罗斯士兵眼睁睁地看着周围的同伴纷纷倒在血泊之中，而他们没有人能够有效反击蒙古兵。俄罗斯士兵没有人能用剑当面与蒙古兵搏斗，没有人能将长矛投向他们，或拿着棍棒追逐他们。所有的蒙古兵都拥有大捆的箭，蒙古人在设计箭时是处心积虑的，他们的箭根本无法搭在敌人的弓弦上射出。出于受挫后的愤怒，俄罗斯士兵把散落在地上的箭折断，他们确信这样一来，蒙古人就不能得到它们再次使用了。

　　随着步兵被冲垮，俄罗斯的弓箭手瞄准蒙古人开始射箭反击，但是弹力不足的欧洲弓射程很短，几乎无法射中目标。蒙古人嘲笑着捡起了俄罗斯人射过来的箭；可是他们并没有把对方的箭折断，而是将这些箭搭在自己的弓上射向了它们原来的主人，因为这些箭的槽口与蒙古的弓弦非常相配。被打得晕头转向的俄罗斯军队开始在惊慌失措中迅速败退，俄罗斯士兵像是一群逃跑的羚羊或惊恐的小鹿，而蒙古军则追在后面，将他们一一捕杀。溃退中的俄罗斯军队与即将抵达战场的一队队士兵撞在一起、乱作一团，他们开始互相践踏，这样就堵塞了后退的道路，增加了混乱和伤亡。

　　俄罗斯的王公们手持耀眼的标枪，腰挂发亮的宝剑，举着各色的旗帜，身穿引以为豪的战袍，跨坐在高大结实的军马上。这些欧洲军马被豢养得体形魁伟、富有力量，成为一种展示品——在阅兵场上它们可以承载起贵族骑士盔甲的重量，但人们饲养它们却不是为了使它们在战场上快速敏捷地行动。因为有厚重的金属盔甲保护着，所以俄罗斯王公在与其他欧洲贵族鏖战沙场时常常毫无畏惧，但随着周围的步兵全线撤退，王公们也不得不逃跑。他们的军马虽然漂亮，却无法负重长途奔驰，蒙古人追上了全副武装的骑士，将这些处于统治地位的俄罗斯城邦的王公诸侯们一个个杀死。一路上，蒙古人继续追逐和屠戮退往黑海的俄罗斯人，在那里，战斗开始了，引用《诺伏哥罗德编年史》1224年条目中的话来说，派出去与蒙古军作战的大量士兵，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回家”。自从约一千年前匈奴人攻击欧洲以来，这是亚洲武力第一次入侵欧洲，并彻底歼灭了一支人数众多的军队。

　　在这场战斗之后，速不台和哲别带领士兵在黑海边的克里米亚度过了一个轻松愉快的春天，他们连续好几天举行大规模的酒宴来庆祝胜利。战败的国王密赤思老和他的两个女婿成为宴会“荣幸的客人”，但是他们的遭遇却显示出自成吉思汗时代以来蒙古人所发生的重大变化。蒙古人用毡制的毛毯将三人裹住，以符合三人的高级贵族身份，把他们塞进帐中的地板之下，然后蒙古人整夜在地板上喝酒唱歌，慢慢地、残酷地将他们压死。让俄罗斯人知道这是对他们杀死蒙古使节的严厉惩罚，这对蒙古人来说是很重要的，同样地，向自己的士兵重申，应该自觉地对杀害蒙古人的不公道行为进行相应的报复，这对蒙古将领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虽然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古俄罗斯贸易城市的编年史家记录了蒙古人的出现，但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些人是谁，这些人离开后又去至何处，他们把自己国家败于陌生民族的原因归结为来自于上帝的惩罚。由于蒙古人不是留下来占领土地，而是长途跋涉返回蒙古国，所以欧洲人很快忘却了蒙古人的胜利，又重新陷入了他们自己的争斗之中。基督徒解释说，因为蒙古人是执行上帝的意志严惩罪人，所以上帝又送他们回家了。《诺伏哥罗德编年史》阐述道，“鞑靼人从第伯聂河往回走，我们不知道他们来自何方，也不清楚他们在何处把自己隐藏；我们犯下了罪行，上帝知道从哪里将他们招来惩罚我们。”

　　在速不台首次战胜俄罗斯人十二年后，忽里台大会的与会者回顾了蒙古人这段早期的胜利经历。窝阔台首先关心的是从对欧洲的战争中获得财富，而不是战争策略问题。尽管在战场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与对中国和穆斯林的战争比较起来，远征欧洲几乎没有得到战利品。因为速不台的军队没有时间或多余的兵力去组织攻打那些墙壁高筑的城市，所以蒙古军只带回很少的战利品，但速不台的初步探索向人们揭示出，那里存在着许多城市；更重要的是，在克里米亚休战养马期间，蒙古人发现这里乃是被热那亚商人所操纵的贸易中心地带，它们中有些地方已被蒙古人掠袭过。

　　窝阔台看上去不喜欢、更可能是不信任速不台，而速不台在很大程度上对窝阔台也如此。速不台的地位有术赤家族强有力的支持，他们居于较远的西部草原，并且继承了速不台在伏尔加河一带征服的土地。术赤死后，速不台依靠术赤之子拔都，成功进入术赤系后王的汗庭任职。拔都汗在成吉思汗诸孙中排行第二，而且是他们之中最有才能的人之一，他的地位使他最有可能在窝阔台死后被选为大汗，而征战欧州将会极大地增加他的财富、威望，从根本上加强他的候选资格。

　　拔都提出了众多相类似的出征理由，而窝阔台却拒绝了他，窝阔台更加坚定地想从对南宋的战争中使自己获利。窝阔台的位置在蒙古帝国的中心，两个兄长家族的份地将他和欧洲隔开，只有幼弟拖雷的封地位于他和南宋之间。就在三年前——那是一个秋天，正当大多数发酵的马奶可以为人们所用之时——有天早上，四十岁的拖雷在醉酒狂欢后踉跄地走出窝阔台的帐篷，突然倒地而毙。这对窝阔台是十分有利的，他立即行动，企图通过促成他儿子贵由和拖雷遗孀唆鲁禾帖尼——已故的客列亦惕部汪罕的侄女——的婚姻，来吞并亡弟的财产，包括祖宗故地和不儿罕·合勒敦山。然而，唆鲁禾帖尼拒绝了，理由是四个年幼的儿子需要她一心一意地抚养，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帝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决定之一；但此时此刻，她那未经考验的儿子们尚无力与他们的伯父——大汗——抗衡。

　　通过南征宋朝，窝阔台在唆鲁禾帖尼面前会更具威望和影响力，同时可以将她所持的财产纳入自己的腰包，他以侵宋为借口对那些曾经效忠于她丈夫的战士发号施令。这样的话，一场侵宋战争能给窝阔台带来双重的利益：一方面，他可以从中国夺取更多的财富；另一方面，他也有机会从亡弟的遗孀那里吞并亡弟的土地和军队。

　　在黄金家族内部，分成了主张入侵欧洲和主张进攻南宋的两派，最终双方达成了一个非常重要、前所未有的决议：蒙古军队全线出击；同时进军攻打南宋和欧洲。蒙古军将进行一系列的战斗，这会使蒙古军长途奔袭五千英里以上，超过一百个纬度单位，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支军队创造过得以与之相匹配的如是壮举，直到二战中美国及其盟国同时在欧亚发动攻势为止。窝阔台汗派出三支军队——主要都是在他宠爱的几个儿子的统率下——从不同方向进攻南宋。欧洲之战会在拔都汗的指挥下进行，他以速不台为向导；但是有个措施可能是用来限制拔都汗权力的，即来自四个世系的成吉思汗的孙子们，都被派去负责指挥不同方向的战斗。窝阔台则派出了他最不喜欢、最令他头痛的儿子——贵由。

　　虽然作出这个决议是很有勇气的，但它可能是蒙古帝国历史上最糟糕的决议。尽管对宋战争取得了不少胜利，但蒙古人还是未能占领南宋的主要地区，而在此次战争中，窝阔台痛失一个爱子，这可能是由于几个儿子在战争中存在分歧和缺少速不台指导的缘故。由于侵宋半途而止，因此宋帝国在最终投降蒙古之前又在风雨飘摇中存在了四十年。相比之下，欧洲之战尽管因不同支系诸王之间的争吵而被拖延，但在军事上仍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当然，与以前成吉思汗征服城市时获得的财富比起来，这次征战所得到的财富价值仍然不值一提。

　　对欧洲用兵的准备工作需要两年，信使四处传达决议和布置任务。1235年的忽里台大会决定恢复和扩展成吉思汗时建立的驿站体系；战争的前线是如此遥远，因而迅速且可靠的通讯就变得比任何事情都重要。在采取正式的入侵行动之前，蒙古人派出一些小分队去刺探敌人的守备情况，并为蒙古人的牲畜探寻合适的牧场和水源。他们找到那些最适合喂养绵羊、山羊，以及放牧牛马的河流、草原。有些地方看上去草地不够，蒙古人就分遣小股部队去焚烧他们日后要经过的村庄和田地，以便把农田开发为牧场，这些土地未经农夫的耕耘和种植，它们在蒙古军到来之前就被还原为草地。长达五年的欧洲战争标志着蒙古的军事力量达到了顶峰，差不多一切事情都依战场计划而进行。远征欧洲的军队由五万蒙古人和其他十万同盟军组成。作为一个老练的草原猎人，作为一个紧随成吉思汗四出征战的英勇武士，速不台表现出他经过长年积累的丰富知识和经验，他知道如何思考，知道怎样打仗，此外，蒙哥和拔都，这两个最富智慧和最具才能的成吉思汗的孙子，也努力地协助他指挥作战。直至战争开始时，蒙古军队已经吸收了中国和穆斯林最好的技术与军事知识，这使它成为一支令人难以置信的强大武装力量，可能远胜于由成吉思汗亲自统率的军队。

　　速不台把不里阿耳人占据的伏尔加河作为征服的首要目标。1236年（猴儿年），蒙古军主力出发了，在主力部队之前以两百人的侦察兵为开路先锋，之后又以两百人的战士为断后卫队，他们一旦到达伏尔加河，真正的入侵就开始了。此战，蒙古军实施了不同寻常、但对他们来说又是屡试不爽的策略——分兵合击、至少两线作战，如此一来，敌人就无法判断到底哪个城市或王公将是蒙古人的主要攻击目标。任何一个王公，如果将军队调离自己的城市而去增援其他人，那么别处的蒙古军就会进攻这个不设防的城市。由于自己的大本营面临着不确定的危险，因此每个王公都把军队用来固守自己的领土，没有人去支援其他人。

　　速不台带领军队北上，直指不里阿耳人的故地，而蒙哥——已故的拖雷的长子，率领另一支军队南下逼近钦察突厥人。一些钦察人逃跑了，但另外的都同意加入蒙古军去攻击俄罗斯城市。伏尔加河的不里阿耳人快速撤退后，蒙古人把他们的领地作为大本营，存留的百万牲畜在这里放养，向东绵延达数百英里。不少已经生活在东欧平原的游牧部落与蒙古人合作，还有一些部落不断逃离，把恐怖和惊慌散布到面临入侵的前沿地区。

　　从伏尔加河出发，蒙古人开始了一场持续三年的横扫今日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经过多次探查，蒙古人发现这些城邦和公国仍然处于分裂和互相敌对的状态之中，正如大约二十年他们入侵时一样。蒙古人每次都采取相同的外交程序。每到一地，他们就开始活动：派出正式的使节要求首府城市投降，加入蒙古大家庭，成为大汗的附庸仆从。如果他们愿意投降，使节就向新附庸提供保护使其免受侵犯，允许他们的家族保持统治地位，准许他们保持原有的宗教信仰；作为受保护的回报，这些人必须拿出所有财富和物资的十分之一，当作贡物献给蒙古，但几乎没有城市能付得起这笔费用。

　　蒙古人将梁赞城作为第一个目标，《诺伏哥罗德编年史》1238年条目说“鞑靼人来时，数也数不尽，就像蝗虫一样多”。首先，小股蒙古部队分散开来去蹂躏周围的农村。每个士兵都抓来一定数量的平民、驱使他们去干杂活，如挖工事、砍树、运送补给。然后士兵们焚烧村子，让剩下的农夫向城市的木制城墙爬去，寻找安全之处。当蒙古军最后到达城市外围时，里面已聚集了众多惊慌和恐惧的平民。蒙古人派了一个女使者去递送书信并命令投降，守城的官员担心她是一个女巫，所以拒绝与她进行任何谈判，于是蒙古人准备攻城。

　　蒙古人不断进攻，他们令俄罗斯人感到十分可怕。一个目击者写道：“他们长着强壮有力的胸膛，消瘦苍白的脸，坚硬高耸的肩膀，短小歪扭的鼻子；下颚尖而突出，上颌深陷，牙齿长而稀少，眉毛从头发延伸到鼻子，眼睛乌黑、不停转动，整张脸长而严酷，四肢瘦而强健，膝盖下的大腿粗厚而短小。”进攻时，蒙古武士穿着一件轻巧的皮甲，它前厚后薄，所以“他们不可能试图转身逃跑”；搏斗中，“他们用长矛、棍棒、战斧和刀剑等英勇作战、绝不屈服，但最突出的是使用弓弩”；如果被俘，“他们从不乞求怜悯，绝不把自己活着交给战胜者”，这些精神，表现出他们“迫使全世界都归其统治的目的和坚定信念”。

　　蒙古人没有攻打梁赞的城墙，他们驱使大量强征而来的壮丁建造一项工程，这样做更能让城中居民感到迷惑和恐慌。壮丁们把树砍倒，将它们拖到城墙前方蒙古军的阵前，然后开始沿着梁赞城快速地建起一堵墙。这堵墙形成了一排坚固的栅栏，完全包围了城市，封锁了各处城门，防止城中的守军派兵突袭蒙古人或破坏蒙古军的攻城器械。这墙是木制的，以传统的“捏儿格”（nerge）形式构成，它是过去蒙古人在群体狩猎活动中围猎动物时形成的猎圈。蒙古人的墙切断了城外援军的行进路线，他们无法前来支援或是运来粮饷供给。这堵墙在心理上所造成的最大恐惧可能是，居民们被封锁在城中，没有任何逃走的希望。蒙古兵藏在墙后面，就处于城中敌军弓箭的射程之外，而他们却可以在城中守军根本看不到的情况下，架起攻城的器械，或使用其他的武器装备。

　　蒙古兵藏在新建木墙后面的甬道内很安全，如今他们紧紧盯住梁赞城，就像世世代代的蒙古猎人把挂着毛毯的绳索系在树上拉直、从后面俯视着被他们牢牢围住的猎物。城市居民已经熟悉蒙古人经常使用抛石机和破城锤的情形，但他们没有体验过变化后新的炮击方式，蒙古人发展出一种崭新的作战形式。他们的抛石机大量地抛出巨石、大块的木头、整罐燃烧的石脑油、火药和其他不知名的东西。蒙古兵就像使用燃烧弹和烟幕弹一样四处播撒火种，释放出难闻的气味，这在当时的欧洲被认为是邪恶魔法的施展和疾病的来源。除了射出火苗之外，这些装置还能将小型燃烧火箭或即将爆炸的手榴弹掷向敌方的城墙。这些神秘武器造成了极大的恐怖，以致于受害者们后来传说，蒙古人不仅骑着战马而且还驾着被驯服的暴龙行进。

　　在城市遭受轰击的过程中，隐蔽的入侵者投射出大量不知名的东西，其所产生的炮火、烟尘造成了城内的混乱，也使城内士气严重受挫，这就等于摧毁了城市的防御。经过五天恐怖而极具破坏力的炮击后，蒙古军从木墙后面出现了，他们随即带上云梯和破城锤攻打已被损坏的城墙，仅一天的功夫就拿下此城。居民纷纷避难于教堂，在那里，很多人死于蒙古人点燃的熊熊烈火之中，胜利者将城中贵族抓捕在一起全部处死，一位当时的俄罗斯编年史家记载这场大屠杀说，在蒙古军经过的地方，“没有人能睁开眼睛为死者哭喊”。蒙古人挑选一些俘虏作为随军苦力，并迫使大量的人逃往下一个城市。难民不仅给下一个城市的居民带去了血腥的战斗情节，而且随着人数的不断增加，在蒙古军到来进攻之前，他们再度使那个城市的生活空间变得十分狭小。

　　当新战俘拆除栅栏、开始将木料运往下一个目标城市时，一位随军的蒙古户口调查官记录下了掠夺而来的人口、牲畜和货物的数量。他们根据所有蒙古人——从孤儿寡妇到黄金家族的成员——应得份额的规定，把货物和俘虏分成多份，然后派上千战俘将货物运回哈剌和林。

　　难民传播着蒙古人横扫欧洲的情况，这些情况也可以从马修·帕里斯——英格兰赫特福德郡圣艾版斯的本笃会修道院的一位修道士——写的编年史中看到。1240年，他记录了已知最早的关于蒙古人在西欧的活动，他说蒙古人是“一个巨大的游牧部落，属于可恶的撒旦后裔”，“就像从塔尔塔罗斯释放出来的魔鬼一样”，他还错误地写道，“他们叫鞑靼人，来自于一条叫鞑靼的河，它穿过他们居住的山脉”。“塔尔塔罗斯”是地狱的希腊语名称，是冥府最底下的深渊，提坦就是因为在众神之间挑起战争而遭审判并被囚禁于此。

　　帕里斯记述蒙古人“毁灭性地蹂躏了东部的国家，所到之处杀人放火无所不为”。接着他又通过具体的细节来描述这些残忍的入侵者，他们“把城市夷为平地，焚烧森林，摧毁城堡，砍倒葡萄树，破坏花园，集体屠杀市民和农夫；如果他们偶尔宽恕了一些求饶的人，他们就会像对待最下贱的奴隶一样，强迫那些人在前面与亲人撕杀。假如这些人佯装搏斗，或是通知他们的同胞逃跑，那么紧随其后的鞑靼人就会把他们宰杀；即使这些人英勇战斗并获胜，也得不到任何奖赏作为回报，野蛮人就是这样把俘虏当作牛马一般来虐待的”。

　　从激烈的警告上升到歇斯底里的怨恨，马修·帕里斯继续咒骂蒙古入侵者：“他们毫无人性、如同禽兽，与其说是人还不如称其为妖魔，他们饮血止渴，把狗肉和人肉撕裂后吞吃。”在使用很多侮辱性的刻薄话来添油加醋之后，他说出了一些重要而准确的信息：“他们披着牛皮，用铁制长矛武装自己；身材粗短，体格结实而富有力量；他们战无不胜、劳而不倦；他们没有用盔甲掩护后背，而是用它来保护前胸；他们喝牛羊的鲜血，把它当作美味佳肴；他们有强壮的战马，这些马以树叶甚至是树杆本身为食；由于他们腿脚短，所以上马时要靠三层的台阶而不是马蹬。”帕里斯书中其他部分的要点是符合事实的，只是掺杂了少数错误的认识：“他们没有人间法律，不知怜悯，比狮子或熊更残忍；他们有用牛皮制成的小船，十或十二人拥有一条；他们擅长航行或游泳，因此可以及时地、毫不困难地横渡水面最宽阔、水流最湍急的大河；当牛羊的鲜血喝完时，他们就喝混浊不清的水，甚至喝泥浆水。”

　　就在1240年马修·帕里斯记录下这些所见所闻的同时，蒙古人已经完全控制了俄罗斯大多数的地区性城市，他们正准备攻占斯拉夫世界最大、最重要的政治、宗教中心——基辅。1240年（鼠儿年）11月，蒙古特使利用早到的冰季，跨过许多河流，来到基辅城下，不出意料之外，基辅当局把他们全部杀死，并傲慢地将尸体挂在城头示众。

　　在蒙哥率领下，蒙古军在初冬时节屯兵基辅城周围，俄罗斯牧师形容它为“鞑靼之云”。据说蒙古军行动时发出了巨大的喧嚣声，连城内的人们彼此都无法听见彼此之间的说话。当蒙古士兵攻占各处城门时，居民们躲进了宏伟华丽的圣母玛丽亚大教堂避难，直至教堂内再也没有地方可以容纳任何人时，人们关上了大门。外面惊恐万分的难民仍然希望在教堂圣地附近找到安全之地，很多人爬上教堂的围墙，到屋顶上去寻找避难所，由于他们的人数太多，以致于整个建筑物因不堪重负而倒塌，压死了许多拥挤在教堂里面的人。

　　1240年12月6日，蒙古军打下了基辅城，洗劫并焚毁了该城。基辅守将德米特尔，在被贵族统治者抛弃之后，仍然顽强奋战，拔都非常赞赏他的军事才能和坚韧毅力，赦免其不死。蒙古对俄罗斯战争的阶段胜利结束。在一年多后的1242年条目中，《诺伏哥罗德编年史》开始提到这一地区新的统治者，书中不仅称之为“蒙古的拔都汗”，而且还冠以“沙皇拔都”的称号，其意义就是“恺撒拔都”，它表明了一种新型统一的权威政治的建立，这种权威凌驾于众多互相敌对的俄罗斯王公家族之上。正如米开勒王在觐见拔都汗时所说：“我向您鞠躬，沙皇陛下，因为上帝委派您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

　　随着基辅的陷落，蒙古完成了对欧洲东部的征服。蒙古人把大量难民赶往西方，难民散布着有关蒙古人的传说，这样，在蒙古人到达之前，中欧地区已人心惶惶。难民几乎没有机会逃脱，1241年2月，速不台派出了新的侦察小分队，当时河流仍旧结冰，蒙古骑兵更能轻而易举地挺进到匈牙利平原。欧洲战场上的战争，还涉及到对未来蒙古帝国和世界的支配权的争夺，当然这不取决于战争本身——打胜仗对蒙古人来说相对容易，它取决于成吉思汗的孙子们在幕后的政治角逐。成吉思汗死后，其子窝阔台被选为大汗，这其实是各方妥协的结果，并没有解决汗位继承问题；而只是推迟到了下一代，现在，这下一代人正指挥蒙古军横扫欧洲，并已经开始了对最高领导权的竞争。

　　速不台与那些人相伴而行，他们分别代表着成吉思汗四个儿子各自的家族。在窝阔台的爱子去世后，这些年轻人中的一个将成为下一位大汗，但究竟是哪一个呢？根据蒙古法律，这个人将在忽里台大会上选举产生，欧洲战争是他们的试验场，是他们竞选汗位的战争。成吉思汗的孙子们各自谋求在将来等级层次中的领导地位和优先地位，这就与他们的军事才能紧密相关。在蒙古的许多政治事件中，人们往往以角斗这种最高表现形式来决定谁拥有优先权。在一次庆功宴上，拔都站了起来，公开为大家祝酒，他首先把酒喝下，以此表明自己在所有孙子中处于最长者和最崇高者的地位，这就等于公开宣布他期望成为下一任大汗。贵由表示强烈反对，声称自己应该排在拔都前面，因为他的父亲是现任大汗。还有一个人，叫不里，“性情固执而鲁莽”，而且“喝醉时言语狂烈”，他气愤地抨击拔都并不是真正的黄金家族成员，因为拔都之父是篾儿乞惕人的私生子，这就把一段曾让整个家族充满痛楚的陈年往事再次摊上了桌面。

　　根据后来的一篇文献——其记事起于成吉思汗——的记载，三位王子互相之间长时间地大声叫骂。不里向拔都吼道：“你只不过是个长胡子的老女人！”贵由重复说：“拔都就是一个拿着箭囊的老女人！”他俩的态度引起了家族中其他人的不满，于是贵由和不里气冲冲地离开宴会，骑上马诅咒谩骂而去。这件事传到了窝阔台汗的耳朵里，他顿时脸色发青，立即传唤几个年轻人到汗庭。窝阔台起初拒绝接见他们并威胁说要将儿子贵由处死，提起桀骜不驯的儿子时，窝阔台说：“他可能会像鸡蛋一样腐烂掉！”

　　窝阔台逐渐平静下来，最后终于准许贵由入帐，他严厉地申斥贵由挑起家族内部争斗、虐待士兵的行径。他指责道：“你挫伤了自己部队中每个人的士气。”窝阔台富有洞察力地向贵由提出治军方略，随后他问儿子：“你以为俄罗斯人是因为你如此对待自己部下而投降的吗？你以为他们是因为惧怕你而投降的吗？”他又嘲笑道：“就因为俘虏了一两个士兵，你就觉得自己赢得了这场战争，可是你连一只小山羊都不能捕获。”

　　窝阔台继续措词激烈地教训儿子：“这是你第一次从大汗的的帐里走出来，所以你应该尽力炫耀你的男子汉大丈夫气概，你应该摆出一副得到了一切东西的样子，你应该把人们当成动物一样、对他们大声呼叫。”最后，窝阔台对他兄弟的儿子们平心静气地抚慰了几句，并援引了成吉思汗的讲话——关于在草原上处理军务的必要性，然后他让孩子们回去，继续从事征服欧洲的事业。

　　此前欧洲所听说过的成吉思汗征战亚洲的少许情况，只有事关他摧毁花剌子模帝国的非常模糊的一点点信息，但随着基辅的沦陷，大批难民和许多传说突然之间从东欧涌现和传布开来。在欧洲的右后方出现了可怕的蒙古骑兵，他们好像来自于四面八方。马修·帕里斯写道，蒙古人对西欧的入侵，“伴随着极端的暴力行为，他们闪电式地进入基督徒的领地，所到之处废墟一片，不断进行大屠杀，难以形容的恐怖和惊慌沁入每个人的心中”。关于“闪电式”的战争模式可能是第一次被提及，后来它获得了德文名称“闪电战”（Blitzkrieg）。

　　速不台将五万人马兵分三路，兵锋直指南部的匈牙利，另外派两万人穿过波兰指向北部的德国，以作为牵制。从蒙古本部、经东欧平原、进入波兰和匈牙利，蒙古军横扫四千英里，直至维也纳城下，与条顿骑士团控制的德国城市以及结成汉萨同盟的德国城市相对。在北部，蒙古军犹如石子蹦过冰池一般横跃波兰，他们闯入这个国家，城市一个接着一个地陷落。西里西亚大公亨利二世集结了一支三万人的军队，包括来自德国、法国和波兰的骑士；他仓促地征召了所有能战斗的士兵，甚至选拔组建了一支由金矿工人组成的小分队去袭击敌人。1241年4月9日，双方在位于现代德国靠近波兰边境的里格尼志城遭遇，蒙古人在离此城约六英里处选定一块开阔的空地准备战斗，战场就是后来德文中的“瓦勒斯塔忒”（Wahlstatt）——上帝选择的地方。

　　大公亨利命令骑兵向蒙古军的阵列冲锋。蒙古人击退了敌人第一轮的进攻，但他们似乎顶不住第二轮的攻击、突然掉头逃跑。欧洲骑士为胜利而欢呼，他们打破了原有的阵形，开始追逐蒙古人，蒙古兵在前面慢慢撤退，与欧洲弓箭的射程只保持很短的距离。正当欧洲战马在骑士盔甲的重压下开始变得疲劳时，雷鸣般的爆炸声在它们周围响起，滚滚浓烟将它们笼罩，欧洲人陷入了极度混乱之中。编年史家简·德鲁考兹说，蒙古人在战场上使用了一种装置，它像一个“巨大的头颅，里面忽然喷射出一股气味难闻的浓烟，将波兰人团团围住，使他们几乎都要晕倒过去，因此他们已经无力再战了”。浓烟和爆炸声把骑士与远在他们后面的弓箭手、步兵隔断了，蒙古人又一次先使敌人过于自信，后把他们诱入致命的陷阱。欧洲军队四处散开，混乱不堪，士兵们摸不着头脑，顿感疲劳，骑士及其马匹很容易就成了蒙古人的目标，他们纷纷掉头将敌人射杀于马下。

　　蒙古军也击垮了德国人。欧洲的记录证实，大公亨利的三万军队中有二万五千人阵亡，蒙古人还抓了很多俘虏，特别是其中的矿工，他们对这一职业知之甚少但却十分赏识，他们挑选出一些掌握新技术的和有才能的人。胜利者把成千的矿工押送往东方，到蒙古帝国西部的准噶尔去开采丰富的矿藏资源，那里属于窝阔台的私人财产。

　　从基辅到德国的全部战斗，只是蒙古的战略牵制，目的就是阻止欧洲人出兵支援蒙古人真正要攻取的目标：匈牙利草原。在成功地消灭北方诸国大部分的军队、重创其他各国并迫使其中立之后，蒙古从波兰和德国的城市撤军；与此同时，当地的人们坚信他们实际上已经获胜，赶走了侵略者。战死的大公亨利二世成了殉教者，被称为“虔诚的亨利”，同时，一座附有祭坛的本笃会修道院也建立起来，因为根据基督教的神话传说，亨利的母亲圣徒海德薇格，就是在那里找到了亨利的无头裸尸，她是从尸体左脚的六个脚趾头上认出自己儿子的。到了更晚的十九世纪，普鲁士政府将修道院改建成一所军事学校，他们特别强调曾在该地发生过的那些战争的策略和战术，以此来培养未来的德国军官。

　　几天后，在匈牙利的广阔战场上，蒙古人重新多次施展了上次击败屠戮德国骑士的战术，造成对方更多的伤亡。速不台的五万军队对匈牙利人进行了大规模的掠夺，随后开始撤退，此时匈牙利国王别剌率军尾追而来。速不台一连撤退了好几天，直至他到达莫希平原时为止，那里的地形对蒙古军非常有利。匈牙利军队集中在一起，安扎下密密麻麻的营寨，并用马车和沉重的铁链构成一个外围圈以加强防御，国王将他的士兵关在圈内数天。对于拔都来说，他习惯于让士兵们分散开、组成小队睡觉，而匈牙利人决定用铁链将自己围起来，以便集中成一支紧密的战斗编队，这就等于用一根绳索和一张毛毯将自己捆住，而蒙古人正是用这两样东西来大规模地捕获猎物的，他们放下抛石器，开始投射各种石脑油、火药、滚烫的热油和其他东西。

　　匈牙利人无法忍受浓烟和烈火，纷纷走出营寨，他们发现自己实际上已经被蒙古兵包围，但蒙古人似乎忘了在另一地区内驻守骑兵，这对信仰基督教的匈牙利人来说近乎奇迹，那块不设防的空隙地刚好位于他们的都城——佩斯的方向，而逃回佩斯需要三天的路程。于是匈牙利人向家里跑去，惊慌之情油然而生，有的人徒步急行，有的人伏在马背上奔驰，军队阵形大乱，士兵向各处逃散，为了更快地逃走，他们扔下了武器装备。当然，蒙古人并不是偶然让这块空地不设防的；他们已布下骑兵等待着正在逃亡的、心惊胆战的匈牙利人。蒙古兵把许多人赶入沼泽和湿地，将他们溺死。编年史家、斯巴拉多城（今克罗地亚斯普利特）执事长托马斯，形容蒙古人为“鞑靼瘟疫”，他最逼真地描述了他们对匈牙利人的大屠杀：“死者纷纷倒在路的左右；这些可怜人的尸体就像冬日落叶一样撒满一地；鲜血如同骤雨一般奔流着。”

　　骑士未能在战场上打败蒙古人，现在神职人员企图通过超自然的力量来压服蒙古人。基督教的牧师可能了解到有很多蒙古人是基督徒，但有一点他们不是很清楚，蒙古人对于暴露在外的死人遗体是怎样地厌恶和憎恨。面对步步进逼的敌人，牧师将逝者的遗骸和其他遗物陈列展示出来，试图以此拒敌于佩斯城外。一具具暴露的尸体极大地激怒了蒙古人，因为如此行为是在仪式上亵渎他们，憎恶他们，愤怒的蒙古人令人可怕，他们不仅杀死了牧师，而且还焚烧了那些遗物和教堂，以去除污染、净化自身。这场遭遇战对欧洲而言，不但是军事上的失利，而且也是宗教上的重挫，除了士兵和国王被杀之外，匈牙利人还失去了一名主教、两名大主教，以及许多虔诚的圣殿骑士。

　　蒙古人动摇了骑士在这个国家中的地位，也把国王别剌四世向南驱赶到亚得里亚海岸边。不少文章描述了蒙古入侵所带来的巨大心理、情感创伤，包括洛哲儿写的《鞑靼入侵时匈牙利国破灭记》，或《鞑靼奏响匈牙利毁灭的哀歌》。自从在匈牙利和波兰遭受了损失近十万军队的沉重打击后，欧洲骑士的地位再也没有恢复，人们进行哀悼，称这些军队是骑士和贵族中的“精英”。有城墙保护的城市和身披笨重盔甲的骑士消失了，1241年的复活节浸没在硝烟和火药之中，蒙古人的胜利预示着欧洲封建主义和中世纪的彻底崩溃即将来临。

释三昧

　　1241年下半年，在蒙古人取胜后仅一个月左右的一个星期天——10月6日，当日蚀遮盖太阳时，警报变成了恐慌。往来于欧洲各地的人们认为，日蚀发生在神圣的日子里，无疑是表明，在蒙古人统治下，欧洲还会遭遇更多的灾难。对入侵者身份的无知，使恐慌不断增长。在广为流传的信函中，充满了错误的信息，一名牧师向波尔多的大主教报告说，蒙古人是“来自地狱的食人族，在一场战斗过后他们就开始吃死尸，最后只剩下了骨头，这些东西甚至连秃鹰也不屑啄食”。根据这些细节性的、故意带煽动性描写，蒙古人喜欢吃老妇人，他们群奸信奉基督教的处女直至她们精疲力竭而死，以此来庆祝战场上的胜利，然后，“她们的乳房被割下作为食物献给长官，尸体则在欢庆的宴会上供给野蛮人吃”。

　　蒙古人先后连续取得了对不里阿耳、俄罗斯、匈牙利、德国和波兰的胜利，导致了附近地区警报频传和恐慌弥漫。这些人是谁？他们想做什么？正如马修•帕里斯悲叹道，没有一个欧洲人懂他们的语言：“直到如今，还没有任何方法接近他们，他们也从来不暴露自己，这使得我们必须通过与另外第三者的普遍交往，才能了解一些关于他们的风俗习惯或其人民的情况。”

　　缺乏有用信息的其他来源，于是基督教的牧师们翻阅《圣经》寻找解答。“鞑靼”(Tartar)的名称听起来像“塔希施”（Tarshish），他们的君主“将拥有从海洋此岸到彼岸、从河流到大陆尽头的统治权”，圣诗也陈述道：“居住在荒野的人民将在他面前鞠躬；敌人要为他掸去身上的灰尘。塔希施和岛上的众王将给人们带来礼物。”

　　对牧师而言，“带来礼物”的说法把塔希施君王和带给幼年基督礼物的“东方三王”联系了起来，他们忽然间看见的一段说明，又把这些情节与蒙古人联系起来。1164年，在外作战的德国十字军士兵带着一些尸骨返回家乡，他们声称这些骨头是三王的；1181年，德国人制作了一个涂有金釉的精美圣骨匣，装上这些遗骨并存放在科隆城里宏伟崭新的大教堂内。结果，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每个人都意识到这是偷窃神圣遗物的行为，所以基督徒害怕，鞑靼人入侵欧洲是为了索回他们祖先的遗骨，如果是那样的话，为了到达目的地科隆，蒙古人就很有可能直插欧洲的心脏地带。

　　蒙古人从匈牙利转向南面至巴尔干，这样他们就无法骑马到科隆了，此时，牧师们推断，假如蒙古人不是在搜寻三王的遗骨，那么入侵者可能就是被驱逐的犹太人，因为他们无法从“巴比伦之囚”中返回家园，他们被监禁着，一条穿越波斯的河流将他们与世隔绝。基督教的编年史家们说，西元1241年相当于犹太历法的五千年，在这一年，许多犹太人正期盼着弥赛亚的到来，或是大卫国王的再次现身。

　　马修•帕里斯起初好像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因为蒙古人不说希伯来语，也没有法律，这与《圣经》中关于上帝将法律赐予摩西的记载存在明显的矛盾。此外似乎没有其他更好的解释了，然而不久，帕里斯找到的线索，证实了蒙古人和犹太人的关系，也证实了摩西时代和帕里斯自己时代的关联。这些陌生人可能是失踪的希伯来部落，因为“在摩西统治时期，他们叛逆的心灵堕落了，走上了邪恶思想的道路，所以他们追随陌生的神，遵循不为人知的风俗习惯，而现在，他们身处更高文明的环境中，由于上帝的报复，他们不被其他任何一个民族所了解，他们心灵迷惑、语言混乱，就像凶残的、毫无理性的野兽一样生活着”。

　　由于“犹太人十分地邪恶”，基督徒控诉他们引来愤怒的蒙古人加罪于无辜的基督徒。根据帕里斯很不可靠的记述说，欧洲的犹太族领导人“在秘密的地点召集了一次全体大会”，“他们中最英明、最有影响力的人”讲话了，说“从前被囚禁的以色列部落的同胞们，已经起来斗争，要使整个世界服从我们；我们先辈的遭遇越是悲惨、越是长久，我们身上的荣誉就越是伟大”。大概讲话人想让其他犹太人“带着珍贵的礼物去问候蒙古人，以最崇高的敬意去接待蒙古人：他们需要稻谷、美酒和武器”，因而，犹太人搜集了“他们在各处所能找到的所有待售的宝剑、匕首和盔甲，将它们安全地装进桶中，以掩盖其反叛行为”。没有现成的更好解释了，基督徒们就相信了这个故事，把它作为“犹太人隐藏反叛行为和特大阴谋”的证据，因此，犹太人要么马上被移交给刽子手，要么被判为终身监禁，或被迫用自己的剑自尽。

　　不论这些细节是如何地荒谬，也不论其证据是如何地不足，这个故事在全欧洲导致了可怕的事件和灾难性的后果。欧洲人无法打败蒙古人——这个正威胁着文明世界边境的敌人，但他们能打败犹太人——这个想象中的内部敌人。从约克到罗马，在一个又一个的城市里，愤怒的基督教群众不断袭击犹太人区。基督徒们听说过蒙古人在战斗中所用的手段，他们以同样的手段来惩罚犹太人，他们烧毁犹太人的家，集体屠杀犹太居民。设法离开城市的犹太人四处逃亡，寻求避难，但是几乎在所有的区域，他们都遭到了更多的迫害。为了清楚地查明那些犹太人的避难所，并阻止他们进入新的基督教区域，教会命令犹太人必须穿特别的衣服，佩戴徽章，这就等于给他们做上记号，以便他人识别。

　　随着匈牙利军队的溃败，通往维也纳的道路敞开了，数周之后，惊恐不安的当地人看见蒙古侦察部队在城市的边缘区巡游。在与这些蒙古先头部队的冲突中，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抓获了一个蒙古军官，令基督徒们感到愕然和大为吃惊的是，经证实，那个人是一位有文化的三十岁英吉利人，他路经圣地巴勒斯坦，在那里似乎学会了口说和抄写蒙古语。可以推测，从他的知识水平和来自英格兰的事实来看，他可能在1215年参与过力图迫使英格兰国王约翰签署“大宪章”的活动。在逃离英格兰后，面对被罗马天主教会除名的窘境，他决定为更加宽容的蒙古人效命，以了此余生。一个欧洲人的出现，一个生活在蒙古军中的原基督徒的出现，这清楚地表明，蒙古人属于人类，不是一个魔鬼部落，然而，在可以弄清蒙古人屯兵维也纳城外的神秘使命之前，饱受惊吓的基督徒们就杀死了这个叛教的英格兰人。

　　与无名英格兰人被俘的同时，蒙古人入侵欧洲的战争也结束了。他们沿着大草原横扫中亚、俄罗斯、乌克兰、波兰和匈牙利；哪里没有了牧场，蒙古人就在哪里止步。每个战士配有五匹马，他们需要牧场来休养战马。他们最突出的地方是速度优势、令人吃惊的灵活机动性，但当他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通过森林、河流，通过有庄稼和沟渠、有篱笆和木栅栏的耕地时，这些优势就丧失了。农田中松软的犁沟使蒙古战马难以平稳地踏足前行；那些有耕地的地方，也开始从干燥的草地变为沿海地带的湿土，湿气使蒙古人的弓弩丧失了弹力和准确度。

　　尽管蒙古人的探路队渡过了多瑙河，但是从物质方面来看，他们在全面入侵西欧的过程中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好处。1241年11月11日，窝阔台去世，据说他是在酒醉昏迷中亡故的，在四到六个星期之后，消息从四千英里外的哈剌和林传到了欧洲的蒙古军中；大约在同时，察合台也离开了人世，于是，在成吉思汗死后仅仅十四年，他的四个儿子已全都逝世。现在，这些诸王——成吉思汗的孙子们，为了角逐下一任大汗，要返回蒙古，在相互之间继续展开斗争。几个家族接下去的斗争将延续十年之久——至少在这十年中，世界的其他地方将不会有蒙古侵略的危险。

　　1242年（虎儿年）最初的几个月，从西欧撤兵的蒙古人回到了他们在俄罗斯的据点。欧洲的城市几乎没剩下多少可以掠夺的东西了，所以蒙古人在行军路上很少得到补给。他们所带之物中最有价值的，是原来匈牙利国王营地的帐篷及其中的用品，拔都将它们据为己有，摆放在伏尔加河旁自己的营地中。尽管缺乏货物，但蒙古人得到了各类工匠（如萨克森的矿工）、抄写员和翻译人员（在贝尔格莱德和巴尔干被捕获）、一队法国战俘（至少包括一名巴黎金匠）。

　　蒙古人在入侵时获得的物质回报令人失望，而他们又渴望炫耀财富，于是军官们与停留在克里米亚的意大利商人进行交易。为了在交易中换得大量的商品货物，蒙古人允许意大利人带走许多欧洲俘虏，尤其是年轻人，并将他们作为奴隶在地中海沿岸贩卖。这样就在蒙古人和威尼斯、热那亚商人之间形成了长期的利益纽带，这些商人在黑海建立贸易点、开辟新市场。蒙古人赋予意大利人在地中海市场贩卖斯拉夫人的权利，作为报答，他们为蒙古人提供加工的货物。

　　贩卖青壮年人口的协议，将会给蒙古人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意大利人把奴隶卖给埃及算端，算端将奴隶编成军队，二十年后，蒙古人注定与这支多数由斯拉夫人和钦察人组成的军队相遇，这些人已经获得了与蒙古人作战的大量经验，被贩卖之前，他们甚至在许多场合中学会了蒙古语言。这场未来的遭遇战，发生在位于现代以色列的加利利海沿岸，与双方初次在俄罗斯平原上的较量相比，其结果将完全不同。




  







                              
      

  忽必烈汗和新蒙古帝国



　　全球的觉醒（1262－1962年）

　　亚洲正吞噬着我们，

　　鞑靼人已君临天下四方。

　　——托马斯•曼恩：《魔山》

　　无论是从臣民的数量、领土的面积还是财富的多寡来说，这位大汗都是最强势的。--马可•波罗

　　忽必烈的智慧源于他对时局的认识：不管他的军队如何强大，武器怎样精良，单凭武力是无法征服全中国的。忽必烈甚至没有他祖父那样的军事才能，但他却比家族中的任何人都要智胜一筹。忽必烈具有一种敏锐的战略家天赋，这不仅要有好的构想，而且必须正确地执行之；他运用这些才能来经营管理自己的领地，更重要的是，用它们来实现向南方的扩张。最后的事实证明，以惯用的政治手腕，忽必烈取得了他祖父通过暴力所无法取得的成就——征服并统一了全中国，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他听取公众意见，认为军事威力虽然重要，但不是唯一的因素，并把这些意见付诸实践，从而争取了民心。他建造了一座汉式的都城，给自己取了汉名，创立了一个传统式的中原王朝，建立了一个汉式的政府。由于他比汉人更显得汉化，至少比南宋更汉化，因此他成功地控制了传统中国。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拥有高度发达的文明，但却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当受教育的精英分子分享着同一种书面语、经典课本、艺术风格和其他文化形式时，由于版图的经常变动和王朝、统治家族的不断更迭，普通人民却说着各种完全不同的语言。精英们坚守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所有人民都在一个政府的统治之下。有时，一位领袖或一个家族暂时先将几个地区松散地联合起来，然后急切地希望再一次实现全国的统一。在这些短暂的分裂期间，“中国”的观念经久不衰，它以一个理想或浪漫的形象存在于诗歌、书法和知识分子的文集中。

　　此前还没有一个领袖能像忽必烈汗那样，为这些知识分子提供良机去实现民族主义的诉求。尽管忽必烈出身于草原野蛮民族，但事实证明，他比南宋统治者更有能力去实现那个久远的梦想。他所做的一切似乎都要使汉地人民坚信，上天已经明白无误地授命于忽必烈一人，古老的宋王朝不久将寿终正寝，因为它已失去生存的活力。

　　忽必烈汗似乎意识到他面临的主要问题，与他祖父在最初统一草原部落时遇到的一样，即如何把大量不同类别的人民组合成一个有内聚力的单一政治实体。成吉思汗面对的是一大群部落，其中每个不到十万人，而忽必烈汗面对的是众多地区，其中每处就有数百万人。就像早两代的成吉思汗一样，忽必烈汗开始了围绕核心种族特征去建设国家的艰难历程，但对他而言，这个核心文化特征是汉族的，而不是蒙古的。他必须要赢得汉地人民的忠心拥护，而且在许多方面，他必须重建或另创各种制度，将不同类别的人民统一为一个具有生命力和强大创造力的整体。

　　1260年，在与阿里不哥争夺最高权力时，忽必烈采用了传统中国年号，它是相应蒙古语的汉译，但是1264年他又改年号为“至元”，意为“全部的开始”，稍后在1271年，他以此年号为基础，建王朝的国号为“大元”，意为“伟大的起源”或“伟大的开始”，这样，这个蒙古王朝就名正言顺地纳入了中国的历史。这个国号不仅对汉地百姓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而且对蒙古臣民来说也标志着一个新的开端。忽必烈不再是成吉思汗，但他正在从事的事业所面临的风险却不亚于他祖父。

　　作为新王朝的开国皇帝，忽必烈努力使自己的形象汉化，不仅要让自己被汉地人民接受，而且要使自己对他们更具吸引力。1263年，忽必烈下令为自己的家族修建宗庙。他委托大臣负责主持崇敬祖先时的传统中国礼仪，而蒙古人一贯忌讳接触与死有关的事物，可能是为了表明这一点，他自己就不参加这些仪式。接下来他又为自己的祖先树立传统中国式的碑铭。1277年，在宣告新蒙古王朝建立后，他以中国式名号追封死去的祖先，建造了一座有八个房间的大庙：一间给家族的创始人——也速该•把阿秃儿和诃额仑，一间给成吉思汗，四间分别给成吉思汗的四个儿子，两间分别给贵由汗和蒙哥汗。在家族历史的新的正式版本中，完全承认术赤是正统的家族成员，因为他的家庭是忽必烈系最忠诚的盟友。就像蒙哥提升他死去的父亲拖雷为大汗一样，忽必烈又授予拖雷为中国皇帝。他命令以汉人形象来描摹这些人物的肖像，以至于他们看上去更像汉地的圣贤，而不像蒙古的武士。

　　忽必烈认识到维持一支强大军队和进行有效宣传的作用，但是他战略中的第三个因素却来自于良好的政府和政策。没有必要遵循儒家原则，虽然它对汉族上层有很大的吸引力，但对普通百姓来说并不重要，忽必烈努力创设一套有效率的政府制度，能帮他赢得广泛的支持，并淡化其统治的外族色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任命宣慰使，去恢复与新征服领土内汉人的友好关系，这些宣慰使开始医治战争创伤，修建以前被忽视的公共建筑，如庙宇、神祠，还有许多寄托人们感情和具有象征意义的建筑物。

　　为了表现得像一个权威的中国领袖，忽必烈需要一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宫廷——它要在一座真正的城市中，而不是一个帐中宫廷，也不是建在上都（今内蒙古境内）的临时建筑物。上都对忽必烈有特殊意义，因为最初宣布他为大汗的忽里台会议就是在那里召开的，但它没有明显的有利条件。这座都城不仅位于游牧地带，让汉地人民觉得那里是外族和野蛮人的地区，而且它还是忽必烈祖父准备袭击和抢劫中国城市前的传统集结地。忽必烈决心要与那段不光彩的历史决裂。

　　在保持上都为夏季行宫和禁猎地的同时，忽必烈下令建造另一座城市，一座真正的中国式都城，它位于上都以南一个的地方，那里沿着黄河有大量农田，非常适于耕种，他选择的这个地方就是原金朝的首都中都，此城在1215年被成吉思汗征服，那一年正是忽必烈的生年。1272年，忽必烈命令建造新都城，并通过运河将它与黄河相连，蒙古人称此城为“汗八里”，意为“大汗之城”，汉地臣民称之为“大都”，即“伟大的都城”，它后来就发展为今日的首都北京。忽必烈使用穆斯林建筑师和中亚工匠，以一种新的风格设计他的都城，它更多地调和了草原游牧民和定居文明之间的关系。

　　那个时代大部分中国城市中，都爬满了蜿蜒曲折的小路，让人眼花缭乱，与之相比，忽必烈的都城有宽阔笔直的街道，它们以南北向轴线形式直通到底，与东西向的街道互相垂直；一处城门的卫兵，其视线可以穿过整座城市，与对面城门的卫兵对视。他们还从皇宫开始修建林荫大道，以便于更好地容纳蒙古的换防马队，而不只是为了中国劳工的独轮车或手推车通过。万一当地百姓起来反对他们的外族统治者，那么军队就要去镇压，林荫大道延伸得非常宽阔，可以让九个一排的骑兵并肩飞驰着通过都城。

　　为了增加蒙古人在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利润，忽必烈汗在都城为中东人和蒙古人指定居住区，同时也为来自今日中国各地的人安排居住区。来自远方的意大利、印度和北非商人被当作主人一般，在都城受到招待。马可•波罗非常详细地指出，因为许多男人在都城逗留，所以大量妓女也聚集在各个城区内陪他们寻欢作乐。学者和医生从中东赶来，在这里重新开始他们的事业。罗马天主教、聂思脱里派和佛教的传教士们，与已在中国生根的道家和儒家同行们一起生活。穆斯林的牧师、印度的神秘主义者和一些地区的犹太法师也加入了这个混合共同体，在这个帝国之中，各种各样的人聚集在一起，各种各样的思想在到处传播。大都要比哈剌和林庞大得多，但它与哈剌和林一样，存在着许多共同的国际法准则，它是一个真正的世界大都会，适合作整个世界的首都。

　　最后，在都城的中心地区，忽必烈却建造了一处蒙古人的休息所，只有极少数外国人和汉人能进去。在高墙之内，有蒙古武士把守，皇室家族继续以蒙古人的方式生活于其中。在城市中划出一块宽大开阔的场地饲养牲口，这在中国文化中是没有先例的。紫禁城构成了一个微型草原，镶嵌在蒙古国首都的中间。在蒙元时代，紫禁城的整体布局非常复杂，里面充满了毡帐，宫廷人员很喜欢在那里居住、用餐和睡觉。怀有身孕的大汗妻妾们坚持要让她们的孩子在帐中出生，长大时在帐中接受正规教育。忽必烈和他的继任者们在公开场合坚持像中国皇帝那样生活，而一旦处于紫禁城的高墙之内，他们就继续以草原蒙古人的方式生活。

　　当方济各会教徒鄂多力克在1320年代访问元朝时，他描述汗八里的紫禁城说：“在该皇宫的区域内，有一座非常美丽的山，上面种着树木，由此得名‘青山’，一所高贵奢华的宫殿屹立在山上，在很大程度上说，大汗是常驻在那里的。”鄂多力克的一段文字，看上去与以前关于哈剌和林的描写相近，他说：“在该山的一侧有一个很大的湖，上面是一座最雄伟的大桥，湖中有无数的鹅、鸭和各类水禽；山上的树木生长茂盛，成群的飞禽走兽栖息于此。”

　　忽必烈汗建造的木制宫殿，其基本轮廓与哈剌和林的宫殿相似。他在殿中安装了机器孔雀；它们伸展尾翼，摆出一副大声号叫的样子，这不禁令人回想起，当年哈剌和林宫殿中银树上那个由纪尧姆•布涉制造的天使。忽必烈可能把那棵华丽的银树从哈剌和林带了过来，至少他把银树的一些部件安装在汗八里了。正如马可•波罗所描述的：“大厅中，在大汗餐桌旁边的一个地方，放着一件庞大而美丽的手工艺品，它一只方方的箱柜，也许是餐柜，每条边约三步宽，箱子上面精致地雕刻着镀金的动物图案。”里面的装置也很像银树：“中间是空的，置有一根纯金的大导管……每个导管的端口都差不多大小，伴有各种美味和珍贵香料的葡萄酒或饮料从前端流向后端。”

　　在紫禁城内，忽必烈和他的家人在穿着、讲话、食物、运动和娱乐方面仍然表现出蒙古人的特征。这就意味着他们还是豪饮大量美酒，大声地啜食羹汤，并在吃饭时用刀切肉，这让汉人感到厌恶，因为汉人只是在厨房准备饭菜时才这么做。由于豪饮狂欢在礼节上的重要性，朝廷的场面变得有些混乱，所以个人主义的蒙古人试图模仿中国朝廷上那种繁琐而庄严的礼乐仪式。依中华帝国的传统，朝臣是根据他们的官阶等级来站列的，与此相反，蒙古人往往无秩序地挤在一起，不过，最让汉地民众感到不安的是，蒙古女人竟然毫无拘束地与男人们混在一起，即使在非常重要的场合也是如此。蒙古朝廷上的各种礼节仪式十分紊乱，有时大汗的贴身护卫不得不用权仗摒退簇拥在一起的官员和宾客。

　　与他的祖父一样，忽必烈认识到，制定一部明确而强制性的法典作为管理民政的依据，是很重要的。创立和执行新法律，是草原部落首领、也是中国统治者，在臣民心目中树立自己正统地位的传统手段。在制定法典的过程中，忽必烈没有用蒙古法律取代中国法律，甚至也没有修改中国法律使之与成吉思汗的法令一致，这样他就同时赢得了蒙古人民和汉地追随者的拥护。法律是忽必烈争取臣民忠心和支持的法宝，也是他最终战胜对手南宋的重要武器。

　　忽必烈汗的政府确保地主的财产所有权，降低赋税，修建道路、改善交通。为了进一步收揽民心，蒙古人减少了宋朝严酷的刑律。他们减少了中国近一半的罪名数量，从两百三十三条减少为一百三十五条。即使对保留下来的罪名，忽必烈汗也很少允许使用死刑。他在位三十四年，有四个年份没有死刑记录。死刑数量最高的年份是在1283年，共两百七十八例。最低的是在1263年，仅七例，四个年份没有死刑记录，可能是因为那几年根本不存在死刑的刑罚。在忽必烈三十多年的统治中，共有不到两千五百名罪犯被处死，每年的死刑数大大少于现代国家，如中国或美国。

　　忽必烈全面建立了一套比宋朝更稳定的刑法体系，它也要比宋律更温和、更人道。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他规定可以用罚金来代替体罚，他制定各种程序，准予特赦那些悔过自新的犯人。同样地，蒙古当局也试图根除酷刑，或者说至少是严格限制其运用。蒙古法律详细地指出，当一个人犯了重罪，需要用酷刑来迫使其招供时，官员必须在这之前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而不能仅凭怀疑。1291年的蒙古法典特别强调，官员必须“首先要理智地分析和推断案情，而不应该滥施酷刑”。与此相比，就在蒙古人尽力限制使用酷刑的同时，欧洲的教会和国家通过法律，将酷刑的使用范围扩大到更多的罪行，而且是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其他国家存在着种种血腥的肉刑，如在刑架上将肢体扯裂、用大轮子碾碎身体、钉尖桩或各类火刑，蒙古人则不然，他们仅限于用藤条抽打。

　　蒙古法律的温和性和草原文化的习俗以一些奇特的方式表现出来。传统中国官府经常将罪行刺在罪犯的前额，以致于使犯人永远地带着罪行的标记。由于蒙古人认为前额是灵魂之所在，所以他们坚持认为，即使是罪犯的头也不能这样被随意伤害。蒙古当局允许在已经实行的地区继续刺字，必须说明的是，犯第一、二等罪的刺在上臂，犯第三等罪的刺在脖子上，但绝不刺在前额。蒙古人不允许将这种刑罚扩展到新的地区或那些还没有实行过的少数民族身上。蒙古当局不是把将罪行写在罪犯身上，而是喜欢写在罪犯家前面的墙上，以致于所有居民都能对罪犯保持小心警惕。他们也实行假释制度，被假释的囚犯必须一月两次向当地官府报告，以便官府督察他在此期间的行为。与蒙古的群体将功补过的原则相一致，从某种意义上说，囚犯要获得自由，就应该自觉充当执法机关的助手，用自己的知识协助官府逮捕其他犯人。犯人，有时还有他的所有家人，必须将罪行供词写下来，把对审判的异议或不满也写出来。为了保存这些文字记录，他们还必须按上手印。在任何时候的司法实践中，蒙古官府总是希望让最低层组织去解决尽可能多的案件，而官员则不加干涉。一个家庭中的罪行可以由家庭解决；一群有共同信仰的僧侣中的纠纷，可以由那个宗教中的僧侣解决；一个行业中的罪行可以由该行业的公务会解决。

　　与解决纠纷有关的是，蒙古当局鼓励印刷犯罪学方面的书籍，以便让公民个人和小型行会受益于正确的法律指导。在刑法条文中，他们也规定了对官员的最低要求：去犯罪现场搜集、分析和汇报证据。条文中还规定了为搜集尽可能多的有用信息而搬动和检验尸体时的注意事项，规定书面报告必须一式三份，包括描述伤口位置的图案。蒙古式的程序不仅提高了执法的效率，而且也符合蒙古的基本方针政策：所有人民——不仅是受教育的精英阶层，都将知法，而且能以法律来行事。对蒙古人来说，法律更是一种化解矛盾、加强统一和保持安定的手段，而不只是判定罪行或实施惩罚的工具。

　　蒙古人没有用古典诗歌和书法艺术来教育官员，他们注重通过各种方式来提高官员的实际行政能力。对于从媒人、商人到医生、律师的各行各业，他们都设置了最低的学问标准。蒙古人在每个地区的政策似乎都是一样的。它们确保有广泛的个体人员能从事这些行业，并在服务中得到好处，同时，这些政策也力图规范和提升行业的水平。

　　以这么少的蒙古人要统治中国境内这么多的人，忽必烈汗好像不得不接受通过传统官僚选拔制度——它需要一个学习和考试的漫长过程——而组成的政府，但是实际上他拒绝了。他没有让古老的制度永久保存下去，而是废除了考试，为了能有助于行政管理，他把目光转向大量的外国人，特别是当时他可以随时调遣的穆斯林，当然还有欧洲人，如马可•波罗。忽必烈的祖父发现，受教育的穆斯林行政官员非常精通“法律和城市税收”，像祖父一样，忽必烈从弟弟治下的波斯引进了大量的穆斯林。他一再要求教皇和欧洲的国王们派一些学者和有知识的人过来，但却没有得到回应。

　　然而，忽必烈也注意到防止对个别民族或种族集团的过分依赖，于是他倾向于使不同人们之间互相制约，他经常将汉人和外族人混合起来组成一套行政班子，其中包括西藏人、亚美尼亚人、契丹人、阿拉伯人、塔吉克人、畏兀儿人、唐兀惕人（西夏党项人）、突厥人、波斯人和欧洲人。蒙古人在每个部门中规定了种族的名额，主要是三部分人：中国北方人、中国南方人和外国人，这样，每位官员的周围都有不同文化或信仰的同事。就像成吉思汗基于才能和功绩、而不是出身，能从社会的最低层到最高领导层中去选拔人才那样，忽必烈的政府部门也经常从最低级的职业如厨师、看门人、抄写员和译员之中搜罗人才。低层人员得到提升，进入新的部门，这增强了他们对蒙古最高统治者的依赖和忠诚，削弱了他们与被统治人民的联系。

　　管理地方的官吏没有固定的官阶级别，忽必烈汗强化了成吉思汗的决策体制，即通过大型集会和政务会及经常性商议作出决定。不管其可能性如何，也不管其水平怎样，蒙古人用模仿草原小型忽里台会议的政务会取代了官僚机构。地方政务会天天召开，任何新措施必须至少有两名官员的同意盖印才能通过。政务会必须讨论焦点问题并达成多数一致；所有决议都要由集体决定，而不是一个官员说了算。按照传统中国的标准，只要由一位官员决策而人民遵照之就行了，相比之下，蒙古人的制度显得毫无效率和不切实际，它花费了过多的时间和精力。蒙古人还以各种方式提高了其他小型公务会的利用率。对医疗服务不满的病人，可以从由医疗界代表和非医疗界的官员代表组成的公务会上得到赔偿；包括从军人到音乐家的各个行业，纷纷成立类似的组织，用以解决各种争端。

　　然而，蒙元以前的旧有行政制度依靠的是学者型官僚，许多人需要这些官僚提供帮助或盖印批准，于是官僚们就靠榨取这些人的钱财为生，蒙古人雇佣职员来处理日常琐碎的行政事务，付给他们薪俸。蒙古人统一了境内的薪俸标准，而在这之前，因生活费用不同而产生了许多的地区差异。

释三昧

　　成立自愿参与的公务会和雇佣带薪的公务员等制度没有在中国扎下根，它们在蒙元王朝实行的时间不长。明朝统治一建立就马上回复到了传统的官僚体制，放弃了上述有助于统治的公务会。这种共享行政管理权的经验再也没有在中国尝试过，直至二十世纪，共和政体的奠基人和共产主义的创始人才努力地重新引进地方政务会、讨论会、带薪公务员和公民参政等做法。

　　为进一步促进帝国境内商业的快速安全发展，忽必烈竭力推广纸币的使用。至马可·波罗来到时，这一制度正在全面起作用。他描述，纸币是用桑蚕丝、以我们熟知的纸的形式制成的，而这种东西对欧洲来说仍是个巨大的谜。纸币被裁成各种尺寸的长方形，在它的上面标明价值，并盖上朱红色的印花图章。与笨重的铸币相比，纸币主要的优点在于使用时更便于携带和运输。马可·波罗写道，纸币在整个帝国被广泛接受：“拒绝使用将被判处死刑”，但大多数人“非常乐意接受纸币形式的付款，因为他们能用它买到任何东西，包括珍珠、宝石、金子和银子”。波斯的蒙古政府也试图建立纸币制度，但却失败了，因为纸币观念不为当地商人所容，在一个时期里他们对此的不满情绪已使他们接近起而造反，而当时蒙古人还不能确定是否要使用武力镇压，当局不愿意继续冒失败蒙羞的危险，最终取消了纸币。

　　哪儿有纸币流通，哪儿就更有可能发生信贷和金融危机。在一项试图适应市场、包括扩大信贷范围的重要改革中，蒙古法律规定可以宣布破产，但为防止利用它来逃避债务，不允许商人或消费者超过两次宣布破产，在第三次宣布破产时，他们就可能面临死刑。

　　当蒙古人坚决抵制部分中国文化如儒家学说和缠足时，精简的货币制度显示出他们十分欣赏中国文化的其他方面。可以看出，忽必烈是愿意在中国历史中探根寻源、汲取那些有实用价值的思想和制度的。为发扬某些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忽必烈建造学校，恢复中国的翰林院，它由这个国家中最富智慧的学者组成。1269年，他创建蒙古字学，随后又于1271年在汗八里设立蒙古国子学。他增设新机构、任命学者去记录当代事件，编写和再版老课本，整理档案文件。

　　蒙古朝廷供养着了解各类语言的抄写员，不仅有懂蒙古语的，而且还有懂阿拉伯、波斯、畏兀儿、唐兀惕、女真、藏族、汉族语言的，还有的抄写员精通一些很少有人懂的语言；当然他们在使用各种语言时，还是遇到了许多令人困惑的难题。蒙古人发现，仅仅使用蒙古－畏兀儿字母表，难以记录他们所需的、来自于这个庞大帝国的所有行政信息。在每天的行政管理中，官吏们都不得不拼写各种各样的名词，如中国的城镇、俄罗斯的王公、波斯的山脉、印度的圣人、越南的将军、穆斯林的传教士和匈牙利的河流等等名称。因为蒙古帝国的臣民使用着大量不同的语言，所以忽必烈汗就努力进行革新实践，这在知识史和行政史上是个创举。他试图找到一张专门的字母表，它能用来书写世界上所有的语言。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藏传佛教的喇嘛八思巴，1269年八思巴向大汗呈上了一套派生于藏文字母表的字母符号，共四十一个。忽必烈汗将八思巴的字母作为整个帝国的标准书写符号，但并不强迫每个人都使用，他允许汉人和其他臣民继续使用他们自己的书写方法，当然他希望新的文字符号能凭本身的优点来最终取代以前的旧文字。汉族学者极为喜爱自己古老的语言文字，绝对不允许它们被剥夺，而去使用一种明显是属于野蛮人的新书法；一到蒙古统治衰落时，大多数的被统治人民也都最终放弃了蒙古的这一书写方式。

　　农民们照例还是拜倒在各级政府官员的脚下，后者支配着与农民日常生活最密切的方面。蒙古人颠覆了旧的基层行政划分，他们将农民组织起来，以五十家为一个单位，叫做“社”。这些基层单位对农民的生活负有广泛职责，具有足够权威。他们督劝农事，负责改良田地，管理水利和其他自然资源，提供粮食储备应对饥荒。总之，他们以基层政府的形式发挥作用，将成吉思汗时的十进制组织因素和中国农民传统结合了起来。

　　社也有责任为农民的孩子提供某些方面的教育；蒙古人把提高整体文化水平作为改善个人生活的途径。忽必烈汗设立公共学校，让所有儿童接受普通教育，包括农民的孩子。在这之前，只有富人才有时间和金钱去教育他们的孩子，所以他们才能一代又一代地维持对文盲的农民阶级的统治。蒙古人知道，农民的孩子在冬天有时间学习，教师不是教他们古典汉语，而是用通俗语言为他们讲授更实用的课程。档案记录显示，在忽必烈汗在位时期，蒙元王朝共建了两万零一百六十六所公共学校，尽管官方为提高记录而有可能夸大了这个数字，但蒙古人的成就仍然令人瞩目，因为此外没有一个国家为普及教育而付出如此巨大的努力。在西方，一个世纪以后，作家才用通俗语言写作，将近五百多年以后，政府才担负起为普通大众的孩子提供公共教育的责任。

　　在传统的儒家社会中，文学艺术只关注于具体的某一类作品，因为它要在国家考试制度中用到，这就意味着文学作品往往落于官僚制度及其相关方面的窠臼之中。然而，蒙古人允许创作各种类型的作品，他们鼓励作家要用大众通俗的语言，而不要用仅为学者型官僚衷爱的古典语言写作。蒙古人的口味更接近于普通大众，而不是少数精英，他们融合民间文化和宫廷文化，创造出新的、更振奋人心的娱乐形式。

　　从1206年庆祝成吉思汗的登基大典开始，蒙古人每到一定的时候，就要举办有数千人参加的、场面壮观的礼仪性戏剧表演，一连持续好几周。1275年，他们通过一出由军队表演的礼仪性戏剧，展现了蒙古人的战争历程，该剧共六幕，象征着从成吉思到蒙哥汗——蒙古帝国创建时的重要阶段。

　　戏剧演员可以吸引观众的目光，塑造一个备受欢迎的形象，所以忽必烈热情地支持戏剧——这种被传统中国文化极为忽视的艺术。他时常叫人在皇家场院中演戏，蒙古臣僚们酷爱戏剧，里面充满了杂耍的动作、动人的音乐、鲜艳的化妆和华丽的服装。很像欧洲的威廉·莎士比亚，蒙元时代的剧作家创作出娱乐性作品，同时也寻求现实问题的素材，如权力与道德的关系。据说——但可能无法证实——在忽必烈统治时，任何戏剧都不需经过审查。结果，戏剧变成了中国文学中不朽的精品，而蒙元时期也成为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元代上演的新剧本总数估计在五百个左右，其中保留至今的约有一百六十个。

　　在传统中国，演员和歌唱家等表演艺术家，与妓女、小妾和其他低级职业一样，不被尊重、受人歧视。蒙古统治者提升了他们作为职业艺人的社会地位，并划出了专门的剧场区，使戏剧表演不再局限于市场、妓院和客栈。中国戏剧和蒙古人所喜爱的乐曲互相结合，为京剧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为了使自己和大众尽情娱乐，蒙古人青睐通俗文化，同时他们仍然厌恶流血文化。虽然他们喜爱摔跤和剑术，但他们不举行角斗和当众杀人等为罗马人所痴迷的游戏，也不举行欧洲传统的以兽斗兽或以兽斗人活动，前者如纵犬斗熊和以狗斗狗，后者如斗牛。蒙古人严禁将处死罪犯变成一种公共的娱乐活动——如欧洲城市中普遍存在的斩首和绞刑。蒙古人也不以焚烧活人为公众的娱乐活动，而这在西欧却经常发生，基督教会在任何地方都有权这么做。

　　忽必烈不是以权宜之计去赢得人们一时的支持，他一直有系统地贯彻着一个近二十年的长期政策，以赢得整个大陆文明世界的效忠。蒙古人把自己描绘成强有力的领导者，上天助其统一中国，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南宋领导层的衰败离析，他们沉迷于颓废奢侈的生活，炫耀自己拥有的巨额财富，远远超过其对军事能力的重视。尽管在许多方面与蒙古人存在差异，但汉地民众发现，在生活习性和思想感情方面，他们与蒙古人的共同点比他们与宋廷官僚的共同点要多得多。

　　每年都有大量士兵、官员和农民离开南宋投附蒙古人，或者帮助蒙古人接管自己的家乡。更多的商人愿意和蒙古人做生意，更多的教士和学者发现，投奔蒙古人可以获得保护和更大的自由，最后，南宋的将领和整团整团的士兵、水手都跑到了蒙古人的阵营之中。南宋的崩溃不是突然的沦陷或被征服，而是慢慢地被侵蚀直至瓦解。

　　通过这些活动，蒙古人保持着对南宋的军事压力。每一次小的胜利都增强了这样的观念：上天已把未来委付于蒙古人，他抛弃了宋朝。忽必烈汗把注意力放在加强与公众联系的活动上，而不是军事上，他把军事托付给手下那些能征善战的将军们，其中一位名叫伯颜，他非常擅长与宋军作战，这种情形与当年速不台横扫从俄罗斯到匈牙利的欧洲军队一样。1276年，蒙古大军终于攻占了南宋首都临安（杭州），接下来没几年，他们就消灭了地方上的小规模武装抵抗力量。通过耐心的宣传和正确的策略，忽必烈汗成功地完成了成吉思汗单凭武力所无法完成的使命。为保持自己作为中国道德化身的形象，忽必烈很好地照顾了守寡的宋朝皇太后，准许大多数宋皇室成员居住在豪华的宫殿中，那里摆放着他们惯用的各种奢侈品。为了防止宋朝废帝将来成为反叛的中心人物，忽必烈送小皇帝去西藏学习，1296年，他在那里出家为僧。

　　对于汉族的学者和文人来说，战败的宋朝成了黄金时代的美好回忆。诗人谢翱在一首名为《过杭州故宫》的诗中寄托自己的怀旧思愁：

　　禾黍何人为守阍，

　　落花台殿暗销魂。

　　朝元阁下归来燕，

　　不见前头鹦鹉言。

　　忽必烈汗明白，在征服南宋首都、俘获大量官员后，他得到了一批极为珍贵的人才。他们代表着中国文明的最高水平，多年前，忽必烈努力保存这些人才在改革和发展宋帝国时所取得的成就。正如日本学者冈田英弘所写的那样，“蒙古帝国留给中国的最大遗产恰恰是中华民族本身”。蒙古人不仅统一了所有说不同汉语方言的地区，而且他们还将毗连的西藏、满洲、畏兀儿及许多小王国、部落民族与汉地合为一体。这个在蒙古人治下的新国家，其面积约是所有说汉语地区的五倍。已形成的中国主流文化当然不单是蒙古的，但它也不全是汉族的。忽必烈汗制造了一个融合物，通过他的努力，这种文化将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其广度和深度使人难以预料。

　　忽必烈的统治几乎已延伸到陆地上的所有地区，于是他不得不面向大海去寻找新的土地进行征服。通商使团驾着帆船，从远方带来了详细信息，是关于那些盛产香料的岛屿的，如爪哇、锡兰（斯里兰卡）和更北面的日本诸岛。忽必烈想把它们并入不断扩大的蒙古帝国。1268年，他遣使去日本，要求其投降，但日本人拒绝了。那时忽必烈正忙于对南宋的最后一战，无法发动对日本的攻击，因此他只能继续派更多的代表去说服日本归降。

　　忽必烈把战败的南宋水师编入自己的队伍，他获得了所需的人员和技术，以便攻打这个目中无人的岛国。他复兴和扩充了原南宋水师，设法使它从仅用于守卫沿海沿江地区的水军转变为一支真正的海洋舰队，能在公海从事商业和军事活动。他把朝鲜半岛变成了一个大型的造船工场和海军基地，企图从那里出发去征服日本。虽然这些舰船在当时世界上是最大的，但造船的速度却影响船只的质量。考古学证据揭示了当时造船的捷径，不是切割成单块石头，而是将两块巨石绑在一起做成一个锚，这样的锚比原来的更加稳固。蒙古人在船上装载了食物、盔甲和弹药，包括大量西瓜大小、填满火药的陶制手榴弹和用来轰击日本守军的榴霰弹。

　　忽必烈派出更多的使节去劝说这个岛国接受蒙古的统治，但是日本幕府当局每次都拒绝了。到了1274年，忽必烈聚集了一支由九百只战船组成的舰队，用来运送由二万三千人的高丽、中国步兵和数量不明的蒙古骑兵组成的军队。11月，他们启航出发进入一片充满危险的水域，它有一百一十英里宽，将朝鲜半岛和日本分隔开。蒙古人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横卧于海峡中间的对马岛，然后进占靠近九州的壹岐岛，舰队驶入博多湾，部队陆续登陆。

　　日本武士想单打独斗，他们不断冲击蒙古军，但蒙古人保持了队形；与以往一样，蒙古人以一个整体，而不是各自单独作战。蒙古人没有出去决斗，而是用炸弹轰击日本武士，他们用箭将炸弹倾泻在敌人军中。蒙古人屠杀有名的日本武士，剩余的日本人从内陆沿海退入要塞。蒙古军没有深入腹地追击败逃的日本人，因为他们缺乏关于那些地区的可靠情报。于是他们离开了得胜后一片狼藉的战场，重新把士兵、战马和粮饷装上船。蒙古人的计划仍然是个谜：他们打算过几天再来追击日本人吗？在赢了这场战斗后，他们是想沿海岸远行去攻打另一个地方吗？他们只是被派来试探日本人的反应和策略的吗？他们是因为在战斗中元气大伤而撤退吗？

　　到了夜晚，当入侵者全部在船上时，一场恐怖的秋季风暴突然刮来。这场后来被日本人称为“神风”的风暴，在海面上卷起汹涌的波涛，把许多仓促建成的船只砸向岩石和海岸。在努力逃生的过程中，有一万三千入侵者死亡——大部分是溺死的，致命的海峡使他们无法到达朝鲜半岛的安全海港。历史上最大的舰队遭遇最惨烈——但很大程度上没有流血——的海上集体大毁灭。

　　统治者有时会编造一些最终连他们自己都会相信的借口，在这些虚构的辩解中，忽必烈和他的朝臣们仍然坚持赢得了这场战争，因为蒙古人在短暂的登陆战中就击败了日本军队；至于后来的大量伤亡和近乎整个舰队的全军覆没，似乎并不重要。因此，到了第二年，忽必烈再次遣使去日本，要求天皇立刻亲自来蒙古首都，清楚地表明自己的投降之意，然后忽必烈将重新授权他成为日本的统治者。尽管在陆战中失利，但日本人同样也认为自己已最终获胜，所以他们拒绝了蒙古的要求。他们对自己充满信心，也认为众神保佑着他们，所以日本人还是决定与蒙古人对抗到底。他们处决了蒙古使者，将其头颅砍下，使其鲜血流尽，然后再把面目全非的头颅示众，供人们嘲讽。

　　忽必烈准备再次远征。日本人开始建立一支小型舰队，用来与入侵者进行水战，他们还沿着海岸修筑了一堵石墙，以阻止蒙古士兵和战马登陆。1279年，忽必烈派出更多的代表来到日本，日本人将他们全部处死，于是双方都着手准备即将来临的战争。这回蒙古人将带着一支高丽舰队——其规模与上次相差无几，从两个方向出发进攻日本。主力舰队将紧随其后从中国赶来，它由三千五百艘船组成，配备了六万名水手，要运送十万名士兵；这次他们将在夏天出发，而不是在秋天航行。

　　1281年5月底，高丽舰队启航，尽管遭遇日本人的强烈抵抗，但在几天以后，他们再次占领了海峡中的岛屿。然而，蒙古人在海上的计划不如在陆上那样精确和容易执行，中国舰船遇到了许多困难，被迫耽搁。高丽舰队驶入博多湾，期待南方的中国伙伴前来支援，但是他们未曾到来。日本人修筑的石墙成功地阻止了敌人登陆，入侵者只能簇拥在船上，而六月的酷暑又不断袭来，于是不知名的疫病爆发，很多人变得虚弱不堪。晚上，日本人在夜色的掩护下，驾着小艇去偷袭敌人的大船，对方现在已经陷入恐慌和混乱之中，没有意识到即将遭受致命的军事失败。高丽舰队既不能登陆，又不断受到夜袭的骚扰，他们于6月30日退至鹰岛，等待南方舰队，而后者在两周后终于到达。这时候整个舰队一片混乱，疾病流行，而且在海上呆的时间也大大超出了预期时日，食物供应不足，元军在8月中再次驶向日本。但一股风暴又一次席卷海面，将元军船只倾覆、砸碎，可能有十万多人丧命。根据有关此次灾难的故事，几乎没有船只幸免。

　　忽必烈对日本的进攻失败了，但它对日本的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推动了日本在文化上的统一和军人政府的建立。与此同时，蒙古人放弃了日本，假装失败从未发生过，转而从别处去寻找他们希望中更容易对付的目标。

　　蒙古人陆上的征服战争还在继续。尽管遇到了热带高温和地形不熟的极端困难，蒙古军还是在缅甸、越南北部的安南、老挝取得了胜利。一些东南亚王国，包括越南南部的占城和印度沿海的马八儿，都主动地屈从于蒙古人的统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投降行动更多的是一种形式，而不是实质性的，蒙古缺乏人力去管理它们。然而，这些新臣民却开始向蒙古朝廷上贡物品，包括大象、犀牛和据说是佛祖本人的牙齿。双方互相交换贡物和礼品，表面上是一种礼节仪式，而实质是进行商业贸易，其数量和价值也逐步增长。

　　蒙古人不仅建立了一个统一的中华国家；同时他们对周边的小国也施加了同样的影响。早些时候，蒙古人努力使有着共同文化、但却经常争斗的朝鲜半岛各国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同样，在蒙古直接管理之外的东南亚，蒙古军队制造了许多新的民族，他们为越南和泰国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蒙古之前，在今天的泰国、老挝、越南和柬埔寨地区，其文化完全是印度化的，遵循的是印度式的建筑风格和宗教信仰，流传的是印度教的神话故事，蒙古人带着中国移民在这里创造了一种新的混合文化，他们就是后来有名的“印度支那人”。

　　蒙古人在今天印度尼西亚的岛屿上没有取得多少胜利。1289年，忽必烈遣使去爪哇，还是要求附近的王国归附蒙古，但是爪哇国王担心，蒙古人可能是要夺取爪哇在摩鹿加群岛的香料贸易权，因为其获利颇为丰厚。爪哇国王挑衅性地在使者的脸上刺字，然后把他送还给忽必烈，于是，正如在日本发生类似事件后所发生的那样，忽必烈下令准备一支舰队去占领爪哇，并向其国王报复。1292年，由一千艘船艇组成的新舰队，载着两万名士兵和一年的食物储备开航了。舰队于1293年到达目的地，蒙古人势如破竹，不久便杀死了那个桀骜不驯的爪哇国王，并轻松地占领了该岛。但是随后他们却落入圈套。蒙古将领以为爪哇人在新国王的带领下准备举行投降仪式，于是他们被诱入了伏击圈，许多将领被杀死，剩余的部队狼狈地撤出岛屿。

　　忽必烈未能把成功的蒙古战略很好地运用于海上。马上猎手的古老技术被他祖父用来作为陆战的基础，但这些技术却没能转化为海战的基础。从前，罗马和雅典的海上霸权仅局限于地中海的狭小范围，相比之下，蒙古人使中国获得了一种真正的海洋权，从这点上讲，蒙古人预告了一种新型帝国权力的来临，它是基于海军舰队实力的，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西班牙、英国和荷兰掌握了这种权力。

　　然而，忽必烈在日本和爪哇的一时失利却划出了蒙古帝国的东面界线，此后帝国再未跨过这片水域，甚至也没有到达附近的台湾岛和菲律宾群岛。在忽必烈即位之初的1260年，蒙古人败于埃及玛木鲁克人，由此确定了帝国的西南边界，同样地，再往前二十年，蒙古主动放弃了波兰和匈牙利，从而确立了帝国的西北边界。这样，在1242年至1293年间，蒙古的扩张达到了极限，四场战争标明了蒙古世界的外部边界——波兰、埃及、爪哇和日本。处于这四个极点之内的地区遭受了破坏性的征服战争，经历了剧烈的调整之后，适应了与以往明显不同的统治方式，但是，随着商业、技术和知识的大发展——不同于以往任何历史时期，他们将享受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和平世纪。

　　每年春天，群群仙鹤掠过北中国，不断向北飞行，它们是要到蒙古的河湖浅滩上繁殖，此时，忽必烈汗正在乡间等着它们，在四头大象——它们是从缅甸带来的战利品——的背上，安装着一间美丽的镶金亭子，忽必烈就仰躺在亭内一只覆盖着虎皮的丝椅上。他因身体太过肥胖而无法骑马，并为痛风病所困扰，象背上的亭子是专门为他精心设计的，他就坐在这个舒适的地方打猎的。当准备打猎时，忽必烈就将亭顶后翻，只见灰白的仙鹤在头顶密集地飞翔，它们像片片白云紧贴在清新的蓝天之上。忽必烈一发信号，数百养鹰人就在大象两旁列队，并掀去他们猎鹰头上的皮头罩，于是矛隼、游隼和老鹰都飞窜出去。它们在仙鹤后面紧追不舍，一个接一个地将仙鹤叼走，把它们送到主人手中。

　　虽然忽必烈的祖父把蒙古人只在冬季打猎而从不在春季打猎的偏好编入了法典，但是忽必烈不喜欢在寒冷的冬天打猎，所以就改变了法令。即使穿上白鼬皮外套，盖上黑貂皮毛毯，并在周围的地面和墙头铺上虎皮地毯，忽必烈还是觉得温度不适、寒风刺骨；因此，他把打猎季节推迟到天气更宜人的早春时节。

　　在打猎的队伍中，士兵们骑在马上。骆驼驮着各种货物，还有大象装载着小型的私人帐亭备用，万一大汗在追逐猎物时需要经过一些狭窄的地方，而四头大象上的行宫不能适应时，他就到这些备用帐亭中去。车队紧随着忽必烈的御旗而行，它们挂饰着用鲜艳的彩绸扎成的花彩。整个车队包括捕猎用的老虎——蹲在由壮牛牵引的笼子里，还包括伏在马后背上的豹子和山猫——它们或是独自趴在马背上，或是坐在驯兽师的后面。当猎物出现时，忽必烈就放出这些自己驯养的食肉兽，将猎物杀死。狗是用来捕食熊和较小动物的，豹子是用来捕食鹿的，老虎是用来捕食大型野驴或野牛的。如果猎物逃脱了食肉兽的捕食，那么列成密集方阵的射手们就会射杀他们的主人忽必烈所需要的任何猎物。

　　穿行乡间的忽必烈的打猎队伍中，包括许多占星家、占卜者、蒙古萨满巫师、西藏喇嘛僧，我们从成吉思汗在战斗前使用萨满巫师的隐约记载可以推知，这些人的职责是消除乌云、雨水和其他妨碍大规模打猎活动的恶劣天气。动物们感觉到了这支庞大车队发出的声音和气味，有了足够的警惕，并乘机逃跑。由于动物很难被出其不意地抓获，因此忽必烈的车队就必须像传统的蒙古军队那样继续前行，以围捕它们。皇帝及御前人员和兽群在车队的中央，他让一支万户军（名义上有一万人，但这里可能要少些）在左前方行进，另一支在右前方行进。为了显示他们作为两翼的角色，一边穿成鲜红色，另一边穿成深蓝色。根据马可·波罗所说，两翼的士兵分别朝两个方向围猎，直到离目的地只有一天的路程为止。忽必烈的家臣带着猛犬和猎鹰，在后面将猎物赶往两翼的中间，当大象驮着行宫中的忽必烈到来时，这些猎物已经完全被困在里面了。

　　打猎的随行人员在象背上劳累奔波了一天，为了迎合他们的需要，先遣的仆人事先为他们建立了营地，就像一个临时的城市。那里最大的亭子可容纳一千宾客，他们是来参加喧闹的蒙古庆典的。毗邻的帐篷是供就寝的地方。一个剧团跟随打猎队伍前来演出，有歌手、杂技演员、变戏法者和柔体表演者登台亮相，他们让整个行宫享受着各种乐趣。

　　在每晚的庆祝会上，每个人穿着同一式样的迪尔，而且天天都要换一种颜色；但是为了避免人人平等，就用一定数量和价值的宝石、珍珠镶嵌在服饰上，以象征等级和权力的层次。他们披着金腰带，靴子上镶着银器。在所有庆祝会上，驯养的老虎步入亭内，从宾客中慢慢地走到大汗面前，向他鞠躬，然后整晚坐在这位君王的身旁。膳食盛在金碟和银碟中。每个仆人戴着一块镶金的餐布，作为口罩覆盖鼻子和嘴巴，主要的目的就是防止呼吸时污染食物。忽必烈汗进膳的菜谱至今还保存着，上面包括各类食物，但仍保留着蒙古人一贯的主食即肉类和乳制品。蒙古宫廷人员吃着许多美味佳肴，例如，将一条条肥壮的羊尾巴涂上面粉、撒上韭葱烘烤后再吃；公牛的睾丸在沸油中煎炸，再涂上干藏红花粉，撒上香菜；羊肉与豆蔻、桂皮放在水里一起煮，拌着稻米和鹰嘴豆一起吃；幼嫩的茄子中塞满羊肉块、肥肉、酸乳酪、桔皮和小矮糠。

　　就像真正的蒙古人那样，对于自己所喜爱的发酵马奶饮料，他们往往禁不住滥饮，不过这种马奶却来自于专门豢养在皇宫中的纯种白母马，它们在与纯种白牡马交配后怀孕，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奶，仅限于忽必烈和他的朝臣享用。到了夜晚回室就寝的时候，大汗就与他精心挑选的年轻美女共眠，她们都被检查过，确定不打呼噜，呼吸时没有难闻的气味，不会释放出任何恶心的体臭。第二天早晨，为了让大汗从过度的喝酒、饮食和纵欲中恢复体力，他的贴身医生和药剂师向他奉上一种茶，由桔皮、野葛花、人参、檀香和豆蔻制成，空腹饮用这种茶，可以保证消除醉酒后的不适之感，使大汗有力气在新的一天里继续打猎、饮食和喝酒。

　　就在几代人之前，忽必烈的祖先们将打猎作为获取食物的基本手段。他的曾祖父也速该带着他的矛隼外出打猎，就在那时他看见了新娘诃额仑，他把她抢来做自己的妻子。忽必烈的祖父成吉思汗，在父亲死后通过打猎来维持家庭的生计，他与同父异母的哥哥别克帖儿在猎获云雀和鱼的问题上发生口角，随后，在一次公开的争吵中，他杀死了别克帖儿。后来，成吉思汗在速不台和其他优秀猎手的协助下，将打猎时的大量策略、技术和武器移用于战争，把敌人看作被跟踪和被诱捕的猎物，由此他得到了这个庞大的帝国。

　　打猎，把忽必烈喜欢的娱乐消遣活动和帝国所需的盛大典礼、挥霍场面结合在一起。忽必烈仍然参加一些具有传统特色的蒙古打猎活动，享受其生活方式：注重箭术，驯养猛禽，品尝马奶，寝息帐幕，组织左右翼军队。但是他把这些活动转变为一种颓废奢侈的消遣，它为蒙古精英和忽必烈自己提供了代价昂贵却索然无味的娱乐形式。忽必烈那声势浩大的打猎队伍，更多的是表面的炫耀，而不是实力的体现，其主要意义在于它形成的这种大型的公共场面，以及它在臣民和外国来访者心中留下的印象。

　　如同蒙古草原上的营地在经常性的迁移时那样，忽必烈的车队紧跟着一个在前面引路的骑手，他手中举着忽必烈的“精神之旗”。但这面“精神之旗”却将忽必烈引入了娱乐活动的怪圈之中，这些娱乐活动毫无意义，又永无休止。蒙古帝国将延续到下一个世纪，但是，在建立后刚经过三代人，帝国就已经迷失了方向。任何人都清楚，成吉思汗的“精神之旗”已不再引领他的子孙和人民，尽管他们声称是他的追随者。















他们的“金光”



　　中国和巴黎的艺术家争着为大汗献艺。

　　——爱德华·吉本

　　在1287－1288年之际的一个冬日，正值弥撒期间，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从他的王座上站起来，向刚到的蒙古帝国忽必烈汗的使者列班扫马致意。一旦列班扫马到达英王的朝廷，他就可能成为历史上走得最远的官方使者，从蒙古首都开始，他在陆路上绕行七千英里，穿过中东的主要城市，经过欧洲诸国的都城。英王爱德华站在使者面前，没有向使者递交归附蒙古大汗的投降书，却从使者手中接过了作为基督徒共享的圣餐——面包。因为以前到蒙古的欧洲使者都是牧师，所以忽必烈汗也要派一个基督教牧师使者，于是他选中列班扫马，虽然他是亚述派基督徒，但他还是一个忠心的蒙古人。

　　列班扫马开始的使命是，从忽必烈汗的都城到耶路撒冷去朝圣，但是到巴格达后，他的上司让他改道去欧洲，时为1287年。除了拜见波斯的蒙古伊利汗、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皇帝安德罗尼古斯二世、罗马的红衣主教团、巴黎的法国国王菲利普四世之外，列班扫马一路到达爱德华的朝廷，这是他行程的终点。他把信件和礼物沿途分发给各位君主，在启程赴下一个目的地前，他总是在每个国家的朝廷中停留数周或数月。他利用这段时间到处观光，会见学者、政客和教会官员，向这些人介绍蒙古大汗和从属于大汗的伊利汗，传递他们想与世界各国和平交往的强烈愿望。在回来经过罗马时，教皇尼古剌四世邀请列班扫马用自己的语言举行弥撒；然后，在1288年的圣枝主日，教皇举行弥撒，并亲自将圣餐发到这位蒙古使者的手中。

　　欧洲的君主们在他们的朝廷上公开地接见列班扫马，但是，此前蒙古派出的许多使者都被教会和这些国家所冷落。据马修·帕里斯所说，早在1247年，贵由汗统治时期，就有蒙古大使来到法国宫廷；第二年的夏天，又有“两位来自鞑靼的使者，被他们的君王派来拜见主教大人”。然而，在早期的来访中，欧洲官方似乎害怕泄露关于蒙古人的任何信息。正如帕里斯写的：“他们到来的消息被教廷封锁得十分严密，连教士、公证员及其他和教皇交往密切的人都不知道。”还有一次是在1269年，当波罗兄弟——马菲奥和尼哥罗——从他们首次的亚洲之行返回时，他们带回了忽必烈汗向教皇发出的邀请，即向蒙古派出一百名牧师，他们可以与蒙古朝臣切磋学问。

　　由于整个蒙古帝国非常强调宗教信仰自由，因此，当列班扫马到达欧洲、发现只允许存在一种宗教时，他感到十分惊讶。特别让他感到奇怪的是，宗教领袖不但拥有比政府还要多的政治权力，而且还拥有这么多影响普通群众日常生活的世俗权力。因为自己本身就是基督徒，所以列班扫马很高兴看到他所信奉的宗教能独占鳌头，但是这一切却与蒙古帝国的情况形成强烈反差，在蒙古，许多宗教百花齐放，而且，它们在为自己打算之前必须先为帝国的需要服务。

　　尽管他的来访备受瞩目，在欧洲还得到了热情的接待，但是，与以前那些不被承认的使者相比，列班扫马却没有更好地完成使命；他没有与任何一个欧洲君主或教会官员达成某种协议。他的成功仅仅在于，他设法使教皇承诺，派有学问的人去蒙古朝廷，因为这已经是忽必烈所多次要求的。没有完成外交使命，列班扫马回到了波斯伊利汗的朝廷，讲述了他旅行的情况，它们被人用叙利亚文抄写下来，名为《蒙古诸汗派往欧洲之特使和全权代表——列班扫马行状》。列班扫马之行，特别是他送给英王圣餐和亲自从教皇手中接受圣餐，说明蒙古人自入侵欧洲五十年以来，是多么深刻地改变着世界。曾几何时，众多文明被孤立分隔在各自的小圈子里，很大程度上互不了解，现在它们融为一体，成为一个统一的洲际交通、商业、技术和政治体系。

　　蒙古人不再使用骑马的武士和可怕的攻城装置，他们现在派出恭顺的牧师、学者和大使。蒙古征服战争的时期已经结束，而蒙古和平的年代才刚刚开始。世界形势出现了和平与繁荣的显著变化，出于对这一现象的公认，后来西方学者把十四世纪命名为“蒙古强权下的和平世纪”，或“鞑靼统治下的和平世纪”。蒙古诸汗正通过和平的贸易和外交手段，努力发展与他国的商业和外交关系，这一切已不能用武装暴力来取得了。通过各种不同的方法，蒙古人前赴后继地去追求他们心中的神圣目标——将所有人统一在长生天之下。

　　蒙古商业的影响力要比他们的军队更深远的，在忽必烈汗统治时期，蒙古帝国转变为“蒙古公司”。在整个十三世纪和十四世纪初，蒙古人维持着横跨帝国各境的商贸路线，每隔二十到三十英里就修筑备有各种必需品的驿站，这些驿站提供作为运输工具的牲口，还有一些向导，他们可以引领商人通过险要地带。与列班扫马出使欧洲同时、生活于蒙古朝廷中的马可·波罗，以前在旅途中就经常使用蒙古的中继驿站，可能是热情过头而忽略了事实，他说，这些驿站不仅“华丽”和“宏伟”，而且陈设着“适合国王使用的丝制床单和各种奢侈品”。为了促进沿途的贸易，蒙古当局颁发一种具有护照和信用卡功能的原始证件，蒙古的“牌子”是一块比手掌大的金牌、银牌或木牌，它用一根链条穿着，戴在脖子上或系在衣服上。凭着这块金属牌和一些像老虎、矛隼那样的记号，不识字的人也可以确定旅行者的重要地位，从而提供适当的服务。“牌子”使持有者可以在帝国全境旅行，并保证了他的安全、住宿和交通，并使他免除当地的赋税或差役。

　　蒙古人拓展维护商路，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思想上真正重视商业交流，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成吉思汗时代蒙古部落组织内部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财产共有制度，每个宗亲各得一“份子”，即“忽必”（khubi）。就像每个孤儿寡妇、每个士兵都有权得到在战争中抢来的适量物品一样，每个黄金家族成员也有权占有帝国各地的一份财富。非蒙古官员得到的是支付的薪俸，而高级蒙古官员则不然，他们拿到的是多份货物，然后在市场上把它们大部分出售赚钱，或用来交换其他商品。作为波斯伊利汗国的统治者，旭烈兀仍然拥有在其哥哥忽必烈统治之下的2.5万户中国丝织工匠，他也对西藏的山谷流域行使所有权，他还可以得到北方草原的毛皮和猎鹰，当然，他还有牧场、马匹和分配给他的住在蒙古故地的战士。蒙古统治家族的每一系，都可以要求得到属于他们的天文学家、医生、织布工、矿工和杂技演员。

　　忽必烈拥有波斯和伊拉克的农场，还有成群的骆驼、马匹、绵羊和山羊。一队传教士穿梭于帝国，到一地去检查货物，到另一地去核实帐目。当中国的蒙古朝廷送给波斯瓷器和药物时，波斯的蒙古人要为其中国亲属提供香料、钢铁、宝石、珍珠和纺织品。作为搜集运送货物的回报，中国的蒙古人可以得到这匹货物的四分之三；不过，他们要输出相等数量的货物给其他地区的同胞。忽必烈汗引进波斯的翻译人员和医生，还有一万俄罗斯士兵，他们是用来垦殖首都以北的土地的，这些俄罗斯人呆在那里成了永久居民，他们的活动一直记录在中国的官方史书中，直到1339年最后一次被提及。

　　尽管家族各系之间为争夺大汗之位而产生政治分歧，但是经济和商业系统继续正常运作，只有短暂的中止或因零星的冲突而走了弯路。有时甚至在战争期间，对抗的双方也允许货物的流通。窝阔台汗的孙子海都，是中部草原的统治者，他经常反叛其堂弟忽必烈，尽管如此，海都也仍旧拥有中国南京周围的大量工匠和农夫。在反忽必烈汗大会期间，海都要求运回他在南京的货物，可能是出于交换，海都允许忽必烈从草原部落索取属于海都的马匹和其他货物。蒙古帝国的政治版图主要分成四个部分——中国、莫卧里斯坦、波斯和俄罗斯，这丝毫没有减少他们相互之间的货物需求。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政治分裂反而增强了他们维持古老的财产共有制度的愿望。假如一个汗拒绝把他人的份额交给其他家族成员，那么，其他人也将拒绝把各自境内属于他的份额送给他。共有的经济权益远胜于政治纷争。

　　经常性的财产分配活动逐渐使蒙古的战争线路变成了商业大动脉。通过不断扩大的蒙古驿站系统——“奥托”（ortoo）或“牙木”(yam)，马队或驼队把各种消息、人员和货物从蒙古送到越南，或从朝鲜半岛送到波斯。随着货运的增长，蒙古当局试图找到比旧有传统路线更迅速更便利的路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忽必烈汗于1281年发起一次重大的探险活动，以查明黄河（蒙古人称之为“黑河”）的源头并绘制成图，学者再用这些信息制成一幅详细的黄河地图。探险队开发出一条从内地通往西藏的线路，蒙古人以此将西藏和喜马拉雅地区纳入其邮路系统。在蒙古时代，这些新线路使西藏与中国内地在商业、宗教和政治上的联系空前加强，远远超过西藏与其他地区的联系。

释三昧

　　在军事战争期间，蒙古官员总是竭尽全力去寻找关于敌人营地或城市的精确地图、地图集和其他地理书。在忽必烈统治下，学者综合中国、阿拉伯和希腊的地理学知识，创立闻名于世的、最精密的绘图法。忽必烈汗引进很多阿拉伯地理学者，如著名的札马剌丁，在这些人的影响下，工匠们于1267年为忽必烈制造出地球仪，上面绘有欧洲和非洲，还有亚洲及相邻的太平洋岛屿。

　　尽管最初的商业路线是通过军事征服战争开辟的，然而不久人们发现，虽然军队依靠战马可以在陆地上快速穿梭，但数量巨大的货物还是以水运为便。蒙古人拓宽延伸大运河，使它连接黄河与长江，以便更远、更有效地把谷物和其他农产品运往北方地区。他们将中国的工程技术应用于新环境，在全国建造水利设施。在云南，蒙古地方官修建十几个与沟渠相连的堤坝和水库，它们一直保留到现代。

　　对日本和爪哇用兵的失利，促使蒙古人更多地关注造船业，在他们的军事努力失败时，他们就把这些知识用于和平的商业目的。忽必烈汗作出战略性的决定：主要用船把货物运进他的帝国，因为他意识到，水路运输依靠风和水流，所以成本低，更有效率，相比之下，陆路运输依靠人力和畜力，他们需要不停地喂养，而且速度慢。最初，蒙古人用船运送三千吨物资，但至1329年，运力已达二十一万吨。马可•波罗回国时从中国坐船到波斯，他描述说，蒙古船队有四艘桅杆大船，乘着三百船员，还有六个船舱中带着各类陶器的商人，其人数也差不多。根据伊本•拔图塔记载，为给船员们提供新鲜食物，有些船甚至还在木盆中种上成活的植物。忽必烈汗不断建造适于远航的大船，便于装载重负荷的货物，还修建港口，供货物搬运。蒙古人推广指南针在航海中的应用，学会制作精密的航海图。从中国南方的刺桐港（泉州）到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这条线路成为远东和中东的主要航线，被马可•波罗和伊本•拔图塔及其他人使用。

　　船队沿途还停靠在越南、爪哇、锡兰和印度的港口，每到一处，蒙古人员就会得到大量的货物，如蔗糖、象牙、桂皮和棉花，这些东西在蒙古国内是不易出产的。从波斯湾出发，船队进入蒙古势力影响之外的地区，继续与当地进行正常贸易，换取来自阿拉伯半岛、埃及和索马里的琳琅满目的货物。这些地区不受蒙古体制的影响，其统治者和商人没有采用共有制度来分配蒙古的货物；而蒙古当局却与他们建立起长期的贸易联系。正如蒙古在征服战争中表现的那样，在其卵翼之下的附庸国，成为蒙古在商业上的有力竞争对手，他们开始取得印度洋地区贸易的支配权。

　　为把贸易延伸到蒙古政治势力之外的新地区，蒙古人鼓励一些臣属地区特别是中国南部，向外移民并在外国的港口建立贸易点。纵观整个蒙元王朝统治时期，上千中国人离乡出海，到越南、柬埔寨、马来半岛、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岛的沿海地区定居。他们大多从事航运贸易，像商人一样往来于通向港口的江河上，但他们也逐渐地扩大到其他行业。

　　为更直接地通往欧洲市场，不再远距离绕道南方的穆斯林国家，蒙古人鼓励外国人在帝国边缘的黑海沿岸建立贸易站。虽然蒙古人最初袭击贸易点，但早在成吉思汗统治时期的1226年，他们就允许热那亚人维持克里米亚的贸易站卡发，后来又增设一个站点塔纳。为保护这些陆海贸易站，蒙古人不断追捕海盗和劫掠者。在1340年出版的一本商业手册《贸易实践》中，佛罗伦萨商人弗朗西斯科•白度西•佩戈洛蒂强调，通往蒙古契丹省的道路“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都是非常安全的”。

　　新贸易线路的开通，使因蒙古入侵而遭到普遍破坏的波斯、伊拉克的制造业联为一体，也为中国的制造业创造机遇。蒙古人征服中国所产生的破坏力，远小于他们在中东的军事行动，忽必烈迫切要求把传统的中国陶器输入上述市场，也需要将穆斯林和印度的技术广泛地引入中国。通过共享分配，蒙古皇族控制整个欧亚大陆的大量产品，但他们要依靠商人阶层运输和出售这些陶器。蒙古人从武士变成了食利者，但他们却没有使自己变成商人的能力和显著愿望。

　　蒙古精英阶层与贸易的紧密联系，表明他们与传统的明显决裂。从中国到欧洲，传统的贵族一般都鄙视商业活动，认为它们是有损尊严的、肮脏的，而且通常认为它们是不道德的；工商业的重要性被列在入仕和信教之下。而且，这一时期的欧洲处于封建社会，其经济观念就是，每个国家应该自给自足，还有，每个领主的领地应该尽可能实现自力更生。留在领地内的任何货物，不是为耕地农民换取其他物品，而只是为贵族家庭或教会购买珠宝、宗教圣物和其他奢侈品。封建统治者总是利用农民来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生产粮食、栽培树木、制造工具、纺织布匹，他们几乎不可能为农民去交易。在封建制度下，对输入物品的依赖，标志着一个家庭的破产。

　　传统的中华王国在数个世纪的抑商环境下运作。他们边界上的城墙，成为限制贸易的重要手段，事实上也是保持国家财富完整并将其留在城内的重要手段。对这些统治者来说，放弃商贸物资就等于向邻国进贡，他们企图尽可能避免出现如此情况。商人的地位仅高于盗贼，这是中国文化的偏见，蒙古人直接冲击这种偏见，他们正式把商人排在所有宗教和职业之前，仅次于政府官员。儒家学者的地位迅速跌落，蒙古人迫使他们从传统中国社会的最高层下降到社会的第九等，即在妓女之下，仅高于乞丐。

　　自成吉思汗时代以来，蒙古人认识到，在某地习以为常和理所当然的东西，在另一地就成了异乎寻常和有销售潜能的物品。十三世纪后期的几十年成为狂热地寻找新商品的时期，这些新商品能在不断扩大的蒙古商业网内出售，或者用来交换旧商品，再以新的途径将旧货销售。从染料、纸张和麻药到开心果、爆竹和毒药的每一样东西，都有潜在的买主，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而蒙古官员似乎必须找到那些可能成为买主的人及其居处。为适应市场的整体需求，中国的蒙古工场最终不仅要为世界市场生产传统的中国瓷器、丝织工艺品，而且还要为专门市场增加全新的品种，包括制作刻在象牙上的圣母玛利亚像和幼年基督像，出口给欧洲。

　　蒙古人促进贸易的发展，通过征收地方上的产品，并为它们找到国际市场，蒙古人引进许多新的纺织品。这些纺织品的来源仍可以从它们名称的语源上看出来。有一种特别平坦光滑的丝绸，在西方称之为“satin”（绸缎），它的名称取自于蒙元王朝的刺桐港（Zaytun,泉州），马可•波罗就是从那里启航回国的。还有一种高档的装饰布料，叫做“damasksilk”（锦缎），其名称来源于大马士革城（Damascus），大多数从波斯伊利汗国来的商队都要途经大马士革去欧洲。马可•波罗提到另一种产于摩苏尔（Mosul，今伊拉克北部城市）的精细布料，它在古法语中叫“mouslin”，然后在英语中称为“muslin”。

　　甚至许多微不足道的东西也可能产生高额利润。新商业促使纸牌游戏迅速流行，因为商人和士兵发现，纸牌很轻、容易携带，是一种有趣新奇的消遣活动。象棋和其他棋盘游戏需要带笨重的棋子，相比之下，士兵或骑骆驼者可以随身携带一大包纸牌。新行情刺激着更快、更便宜地生产纸牌的需求，而雕版印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此方法通常是用来印刷宗教经文的。纸牌印刷的市场要比经文印刷广阔得多。

　　历史上大多数征服性帝国把自己的文化强加于被征服地区。罗马人把拉丁语、他们的神，和他们对酒、橄榄油的偏爱强加在人们头上，他们甚至把小麦种在它无法生长的地方。从土耳其的以弗所到德国的科隆，每一座罗马城市的市内布局和建筑风格，从市场、道路到圆形支柱或门道的细部，都是一模一样的。在其他时代中，英国人在孟买盖起都铎式的建筑；荷兰人在加勒比海建造风车；西班牙人以自己的风格，在从墨西哥到阿根廷的地区修建大教堂和广场；美国人在从巴拿马到沙特阿拉伯的地区建立别具特色的居民区。只有对某处的实物遗迹进行研究，考古学家才能追溯印度、阿兹特克、马里、印加或阿拉伯等帝国的发展情况。

　　与此相比，蒙古人对被其征服地区的践踏要轻得多。他们没有给那些地方带去与众不同的建筑风格；他们没有把自己的语言和宗教强加于被征服地区，因为在更多情况下，他们禁止非蒙古人学习蒙古语；蒙古人没有强迫人们种植外来作物，也没有强行改变臣民整体的生活方式。

　　蒙古人擅长动员大量人员和利用新技术为战争服务，在蒙古和平年代，他们继续遵循同样的原则，将游牧社会的流动性应用于定居区的生活和文化。蒙古军队把搜拢的翻译人员、抄写员、医生、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分配给各个家族，他们还以相同份额分配了音乐家、厨师、金匠、杂技演员和画家。当局把知识工人分别立户，连同其他工匠、牲口，和经长途跋涉或海上旅行运来的货物分给各类匠户。

　　传统帝国将财富积累在单个的都城中。所有的道路都通向首都，所有东西的精品都聚集在那里。都城支配着帝国，像罗马或巴比伦这些都城的名字成为整个帝国的名称。蒙古帝国从未有过一个唯一的主要城市，在帝国内，货物和人民经常从一地流向另一地。

　　1261年，忽必烈汗设立劝农司，以一个最高长官统领，下面还有八名使员，他们要想办法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其生产效率。除了促进农作物的种植以外，劝农司通常还有责任保护和提升农民的福利。这个倾向于农民的政策，表明政府在其职能上的态度发生重要转变，此前的保守态度来源于蒙古人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对农民阶级和农业问题历来不够重视。在蒙古占领汉地社会之前，多数农民在所有小地区耕种一样的作物；作物是随大区域的变化而变化的，而在大区域内部都是一样的。蒙古人鼓励农民种植那些与气候、土壤类型和排水方式最相适的作物。这种转变使小地区的作物品种增加，生产率也得以提高。蒙古当局鼓励把中国传统作物如茶叶、水稻，推广到新的地方，尤其是推广到波斯和中东。蒙古人找到更好的生产工具，他们把一种改进后的三角犁从东南亚引入中国。

　　蒙古人一控制波斯，就马上设立一个机构，去鼓励和改进那里的农业。经过数千年的耕种之后，这个地区的土壤退化，严重影响生产率。蒙古人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就是，从中国大量进口种子，并在需要时引进他们最近培植的嫩芽、新枝和整棵树苗，建立农业试验站，以适应中东的气候和土壤。他们带来各种新稻、粟，还有果树和根用植物。在蒙古人到来之前，印度、中国和波斯种植许多柑橘类水果，但是蒙古人不停地移植和混种这些品种，使得每个地区的种类更多了。在中国南方的广州附近，蒙古当局建立一个种着八百棵柠檬树的果园，它们是从中东地域进口的。在波斯大不里士，蒙古人培植大片柠檬林和柑橘林，它们是从相反方向进口的，即从中国输入中东。蒙古人移植越来越多的品种，有豌豆、豆子、葡萄、小扁豆、坚果、胡萝卜、萝卜、甜瓜和各种叶类蔬菜，接着他们培育出新的种类和杂交品种。除供给人和牲口的粮食作物之外，蒙古当局一直对用于纺织的棉花和其他作物非常感兴趣，还关注着制成绳、染料、油类、墨水、纸张和药材的各种原材料。

　　由于纺织贸易有利可图，和它在对外贸易中突出地位，所以蒙古统治者对各种从牲口身上产出的毛织品一直特别感兴趣，还有农牧者制造的丝绸、棉花和其他纤维品。1289年，为扩大棉花的种植，蒙古人设立木棉提举司，并派官员前往新征服的东南沿海和长江沿岸省份。这个机构想方设法在北方小麦区种木棉，改进纺织加工技术。虽然丝绸在中国国内外享有盛名，但是木棉马上被证明是一种很有价值的新纤维作物。一个地区每一次的革新都有可能引起其他方面的许多变化。新作物需要用新方法去犁耕、种植、灌溉、修枝、系桩、收割、插条、脱粒、磨碾、运输、储藏、酿造、蒸馏和烹饪；全新或略微改变了的技术，需要使用新的工具和设备，接着又需要新的制造技术。

　　蒙古人使文化传播更加方便。只进行货物交易是不够的，为使用许多新产品，整个知识系统也必须交流。比如说，麻药并不是有利可图的生意，除非有大量关于它们用法的知识，为达到这个目的，蒙古朝廷将波斯和阿拉伯医生引入中国，同时又把中国医生送往中东。每一种知识都包含着推销商品的可能性。很明显，中国人有着丰富的药理学知识和独特的治疗方法，如针刺——将针插入身体的关键部位，灸术——用火和热作用于类似部位。然而，穆斯林的医生在外科上更富有经验，但基于解剖死刑犯的尸体，中国医生又获得关于人体内部组织器官和循环系统的详细知识。为鼓励医学知识的全面交流，蒙古人任用来自印度和中东的医生，还有中国的治病术士，在中国建立了医院和培训中心。为学习西医，忽必烈汗专门设立一个部门，并聘用一位基督教学者执教。

　　蒙古人在大不里士附近建立一所疗养院，它既是一所综合性医院，也是东西医学的研究中心和培训基地。1313年，在蒙古统治下的波斯，拉施特•哀丁出版首部在中国境外刊印的中医学名著，里面包含许多实际上来源于中国的图例说明。事实上，中国的针刺疗法在中东并不流行，因为以穆斯林的价值观念，此种疗法在将针固定在人体上时，会产生过多的身体接触和推拿；但另一方面，中国的脉诊在中东和印度的穆斯林中很受欢迎，因为在诊断病因和开药治疗前，它只需医师触摸病人的手腕，使用这种新式方法，医生就能在治疗女病人时不会损害她家庭的名誉。

　　在将全中国置于他的统治之下后仅数年，忽必烈就设立了掌管历法的司天监和大量印刷各种日历和年历的印刷机构。如果一个统治者因“天命授权”而统治人民，那么他就必须显示出划定时间、预测月相盈亏和季节变化的能力，而且，对于提升自己在公众舆论中的威望最重要的也许就是能推测日蚀和月蚀的时间。然而，蒙古统治者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就在于他们的历法。在只有一个朝廷和首都的传统帝国中，拥有一部官方的历法就足够了，而其他民族则继续保持自己原有的历法，两者无甚关联。蒙古帝国是“多头”的，每座都城相距遥远，为有效地调动军队和大量物资，就非常有必要使这些都城互相协调。东亚地区使用十二生肖纪年；而穆斯林国家采用累年递进的月历，这是建立在宗教基础之上的；波斯人把太阳运行时的昼夜平分点（春分或秋分）作为一年的开始，有些重大事件就是以恒星，或是行星尤其是火星和金星的运行来记录的；欧洲一般使用阳历，但宗教纪年日如大斋节、复活节、主现节等仍以阴历计算，甚至连基督教各派在这些节日的时间安排上都有分歧，所以尽管他们的历法经常调整，但仍无法一致。

　　当蒙古由征服性帝国发展为一个更大的商业性帝国时，拥有一部功能稳定的历法就日益重要了，它应该根据同一标准制定，并在全国通行。为能够根据各地不同的划时方法，协调好各类活动、管理好社会生活，蒙古人几乎每征服一个地方就建立天文台，以便精确测量行星和恒星的运行情况，这既是出于实用原因，也是出于宗教原因。他们很快就在大不里士附近建立一个天文台，但是中国需要建立一系列的天文台，因为它的国土面积太大了。蒙古地方当局得到中央政府的具体指令：在每个新征服地区搜寻天文学家和天文仪器、图表。许多在波斯和阿拉伯城市被俘的天文学家，被旭烈兀派送到蒙古故地，其中包括札马剌丁，他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天文学家之一；他随身带着主要天文装置的设计图和新的科学测量方法，这些东西对中国来说还很陌生。

　　在统治比自身文明程度要高的领土范围时，蒙古人需要处理和记录关于人口、牲畜和房屋的大量统计数据信息。每年他们都必须为来回运输的所有货物登记帐目，还要把牧群、士兵和商人的流动情况记录下来。农耕的新方式，天文学的要求，户口统计的制度，以及其他无数的行政管理问题，都难以靠那个时代的数学知识和运算能力来解决，蒙古人需要新的方法来处理这些数据。为了快速、高效地进行必要计算，为蒙古人工作的官吏们就开始依靠算盘，通过许多珠子的移动，他们可以机械地计算出大额的数值，这比心算或笔算轻松多了。

　　蒙古人一直就过分讲究数字信息，上亿人在这个庞大帝国中流动，所以他们想找到更简便的方法、捷径和手段，以便计算越来越大的数额和处理越来越复杂的数列。无数次的计算过程，需要通过编辑综合图表、协调不同国家的数量体系等新方法来保存这些结果。蒙古官员发现欧洲和中国的数学太简单、不实用，于是他们采用阿拉伯、印度数学中的许多实用的新方法。过去花剌子模帝国的城市中，都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数学知识中心；“algorithm”（运算法则）这个单词就源自于“alKhwarizm”（阿拉伯语原意为“来自花剌子模”）。蒙古人在整个帝国境内运用这些创新的知识，他们很快就认识到用阿拉伯数字来表示纵横位置的优点，并把零、负数和代数学介绍到了中国。

　　不仅是在数字和历法上，而且在许多层面上，帝国不同地区的生活必需要用前代不曾需要的方式协调起来。书写历史是非常重要的，每种文明不能只以自己的习俗和传统的语言习惯来写作。为保证自己在全体臣民面前的形象，蒙古人不得不采用当地的标准来书写与蒙古有关的历史。书面历史不仅仅是记录信息的方式；它更是一种使王朝统治合法化和大力宣传其伟大征服成就的工具。对蒙古人而言，书面历史也成为了解其他民族的重要工具，其目的就是为了征服和更有效地统治这些民族。1260年代，忽必烈汗建立了国史院，为符合中原王朝的编史惯例，他下令编纂金朝、辽朝，还有宋朝的通史，这可能是最庞大的修史工程，共耗费将近八十年时间，直至1340年代才完成。在蒙古治下的波斯，伊利汗合赞任命拉施特•哀丁——志费尼的继任者——编写这个地区的第一部史书。拉施特•哀丁统筹安排大量的工作，为编修中国、突厥和法兰克（蒙古人以此称呼欧洲人）的历史，他雇佣来自各地的许多学者和翻译人员。

　　在蒙古帝国内汇总的大堆信息需要通过新的形式传播。如果单凭双手去费力地抄写那些必需的资料，抄写员就无法完成整个工作任务。他们汇编档案，书写信函，把信息送给那些需要它们的人，但是他们没有时间抄写农业手册、医学论文、地图集和天文学表格。要大规模传播信息，就必须先大量汇总信息，为完成这个任务，蒙古人再次求助于技术——印刷术。

　　蒙古人很早以前就采用印刷术。除脱列哥那在她丈夫统治时期所提倡的印刷业之外，1236年开始，窝阔台还命令，在蒙古控制下的北中国建立一系列地区性印刷机构。活字印刷可能开始于十二世纪中叶的中国，但却是蒙古人在大范围地使用它，并将它的潜在功能与国家行政管理的需要结合起来。不是像汉人那样用上千个字符印刷，蒙古人使用的是一个字母表，里面相同的字母可以重复使用多次。在蒙古人管理下，印刷工不断地雕刻复制每一个字母，然后排在任何需要它们的单词中；每次印刷工想印新的一页时，他们不需要刻下该页的整篇文章，只需把雕刻好的字母按正确的次序固定排放，进行印刷，然后就等待，直至要印刷下一页时，他们将重新排放这些字母，然后再印刷。

　　在蒙元王朝时期，总体的识字能力得到提高，大卷的文字资料成比例地增长。1269年，忽必烈汗建立一个印刷机构，使政府的决议更广泛地在民众中传播，他还鼓励依靠非官方组织、从总体上来普及印刷业。除官方出版物以外，还包括宗教书籍和小说的印刷。已出版销售的书籍数量明显增加，其价格在整个蒙古统治时期一再下降。不久，蒙古帝国内所有的印刷机构就开始用各种语言印刷农业手册、历书、文件、史书、医学论文、新数学理论、歌曲和诗集。

　　无论是宗教宽容政策、创造通用字母表、维护驿站、玩纸牌游戏，还是印刷历书、纸币或天文学图表，蒙古帝国的统治者显示出一种持久性的普遍主义。因为他们没有把自己的制度强加于所有臣民，所以他们才会乐意采用和结合各个地方的不同制度。蒙古人在那些地区没有很深的文化优越感，因此他们采用务实的办法去解决问题，而不是以思想意识处理问题。他们寻找最有效的东西，一旦发现它时，他们就把它传播到其他国家。他们不在乎天文学是否符合《圣经》的训言，不在乎写作标准是否遵循中国官方规定的古典原则，也不在乎印刷和绘画是否得到穆斯林阿訇的赞同。蒙古人有能力——至少是暂时地—－强制实行技术、农业和知识的国际新规范，它们取代了对某个文明的偏爱或成见；如此一来，他们打破当地精英阶层对思想观念的垄断。

　　在征服过程中，蒙古人不仅使战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而且还创造许多全球文化和世界体系的核心区。在蒙古帝国终结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新的全球文化继续发展，通过几个世纪的持续发展，它变成现代世界体系的基础，这个体系包含早先蒙古人强调的自由商业、开放交通、知识共享、长期政治策略、宗教共存、国际法则和外交豁免。

　　虽然没有真正地被蒙古人统治，但在许多方面，欧洲得到了蒙古世界体系中的大部分东西。欧洲人在商业贸易、技术转型和全球觉醒中受益匪浅，而他们却不承受蒙古征服引起的损失。蒙古人在匈牙利和德国消灭许多骑士，但是他们没有破坏或占领那里的城市。自罗马帝国崩溃以后，欧洲人的主流文化被打断，现在他们急切地吸收新知识，穿上新衣服，聆听新音乐，品尝新食物，几乎在每个方面都享受着快速提高的生活水平。

　　马修•帕里斯和斯巴拉多的托马斯描写蒙古人在1240年后期的入侵，但欧洲人很快就将这些史家们歇斯底里的评论忘却。在间隔一个世纪后，蒙古人给欧洲人带来华丽的货物和奢侈的珍品。“鞑靼”（Tartar）这个词不再表示放肆凶悍之人的意思；意大利作家但丁、薄伽丘和英国作家乔叟用“鞑靼绸”、“鞑靼布”和“鞑靼缎”等词汇，作为世界上最精美衣料的术语。当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命令制造同其嘉德勋位最相配的150根吊袜带时，他指明要把它们染成“鞑靼蓝”。很明显，这些术语不是指蒙古人制造的纺织品或染料，而是指经蒙古人买卖或来自蒙古统治区的纺织品或染料。

　　技术创新一个接一个地传到欧洲。大多数劳动密集型行业，如采矿、碾磨和金属制造，几乎完全依靠人力和畜力，但是利用水流和风力，它们很快就变得更加机械化。鼓风炉改进技术也从亚洲经蒙古商业路线传到欧洲，它使金属制造工人获得更高温度，由此提高金属制品的质量，成为这个新的高技术时代中一种日益重要的原材料。由于蒙古时期全球的觉醒，在欧洲，木匠很少使用普通的扁斧，他们使用有特定功能的专门工具，并更快、更有效地发挥它们的作用；建筑工人使用新型提升机和起重机。那里有许多新作物快速传播，人们不费多少工夫就能让它们结果，产出以后也很少需要加工；胡萝卜、萝卜、水芹、荞麦和欧防风根成了日常饮食的普通食物。通过机械化的烤肉叉，翻烤变得更加容易，于是属劳动密集型的烹饪业也得到改进。新的工具、机器和机械装置，有助于人们更快更好地建造各种东西，从船只、码头到仓库、沟渠，就像以前蒙古人改进战争技术一样，改良后的大炮和火力能更迅速地将目标撕裂毁坏。

　　有些看上去简单的事情，如在牛皮纸或羊皮纸上着手做单页文件，也需要投入大批技术工人的劳力。除了饲养绵羊的牧人以外，还需要手艺熟练的剥皮工人，因为屠宰和剥皮对于制造高质量的书写材料实在太重要了。必须把兽皮清洗干净，并将外面的毛发和里面的肉刮除，按顺序浸泡在化学溶液中，铺展在一个不断调整的架子上，曝晒，按正确顺序交替地弄湿和晾干，剃削，最后按适当比例切成多页，这些工序要花去好几周时间。为把这些书页制成一本书，必须要利用一整套新工序：调制墨水，抄写文章，加入插图，上色，用皮革装订——皮革已经通过一系列皮革工场做好。

　　在蒙古时代之前，欧洲已经知道中国的一项创新——用纸张来代替羊皮，但极少使用，它需要单个工人掌握更多的技术，却可以省去很多步骤，这样，在全部的制做过程中，精力和劳力的消耗很少。造纸工将撕碎的破布和其他纤维材料煮烂，把一个木框浸入缸中，使其表面涂上一层纤维，用化学方法处理纤维，然后再晾干。

　　对纸张需求的不断增加促进了印刷术的传播。中世纪社会中最费力的工作之一就是抄写书稿和文件，所有这些东西都在修道院用双手完成，修道院起着书籍制造厂的功能，那里有抄写员整天在一个大文书房中仔细地抄写。除了供应他们少量食物和基本营养的费用外，整个劳动是无偿的，书籍销售后赚得的钱教会另有用途。1455年，约翰内斯•古登堡完成对两百个《圣经》版本的研究改编，并开启西方印刷业和信息业的革命。新技术使规模相对较小的制书业成为对公众生活最具影响力的行业之一，它刺激着古希腊名著的复苏，本国语言书写形式的发展，民族主义的兴起，新教改革的爆发，科学的产生，它实际上影响到从农艺学到动物学每个方面的生活和知识。

　　蒙古帝国的观念促使欧洲觉醒，产生出有价值的新思想。从马可•波罗的旅行笔记，到乌鲁伯格详细的恒星表，这些新知识表明，欧洲人原先接受的许多古典知识都是完全错误的，与此同时，它们又开辟出智力开发的新途径。蒙古帝国靠的不仅仅是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基于新观念和新方法，以此来组织安排公共生活，这些观念在欧洲激发出新思维和新实践。蒙古帝国的一般原则——纸币，国家高于教会，宗教信仰自由，外交豁免权和国际法等，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新观念。

　　早在1620年，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培根认识到，欧洲发生的技术变革将会带来重大影响。他把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定为三大技术发明，而现代世界就是在此基础上构建的。虽然它们“不为古人所知……但这三大发明却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状态；首先在文学方面，其次在战争方面，最后在航海方面”，比这些发明本身更重要的是，“从此，无数的变革都源自于它们”。培根很清楚地认识到它们的重大意义，他写道，“任何一个帝国、教派或名人的力量，都无法比这些发明更能支配和影响人类生活”。所有这些发明都是在蒙古帝国时期传播到西方。

　　在纸张和印刷术、火药和火器的普遍影响下，在航海指南针和其他海上装置的广泛使用下，欧洲人经历了文艺复兴，确切地说是新生，但它不是古希腊和古罗马世界的复兴：它是蒙古帝国的复兴，是欧洲人重新认识、变革蒙古帝国的遗产，使之适应自己的需要和文化的过程。

　　1288年5月，在会见列班扫马和接受蒙古朝廷的书信、礼物后不久，教皇尼古剌四世发出一道教皇令，要求在亚西西为他的方济各会建造一座主教堂。作为第一个方济各教皇，尼古剌四世，和他的追随者，似乎想要宣布方济各会时代的来临。他们要在这个工程中雕刻塑像，以此不仅想显示他们的优势身份地位，而且还要突出整个教派的丰功伟绩。方济各会与到过蒙古朝廷的欧洲团体关系密切。在这些人中间，修道士的代表有普兰诺•卡尔平尼——在贵由当选为大汗时他是第一个到达蒙古的使者，还有威廉•鲁布鲁克——在蒙哥汗即位典礼期间访问蒙古，他们都是方济各会成员。欧洲艺术家从由蒙古人引进的中国、波斯艺术中借鉴题材和手法，他们也很可能是从列班扫马本人带来的礼物中借鉴的。

　　绘画共同来源于乔托•邦多及其弟子的作品，它们似乎是亚西西方济各会修道院的绘画系列的一部分。虽然教堂壁画的内容有基督的一生——离蒙古帝国一千多年，或圣方济各的一生——时间上与蒙古时代短暂相接，但艺术家还是以蒙古人为作画的主题，或以蒙古的服饰和装束来描绘：“在壁画群中，圣方济各的生活完全被丝绸所包围——无论是布置房间，或是铺饰假想的小路，几乎每个场景都有彩色华丽的纺织物。”除了粗糙的丝绸之外，他们还描写到精美的锦缎，它们深为蒙古人所喜爱，并作为礼物赠送给教皇和国王们。艺术家们把蒙古人置于各种基督教绘画中，突出他们与众不同的服装、头饰和大弓。中国的素描画经过蒙古的商业活动而流行，以这种风格描绘的马，开始出现在欧洲艺术品中。这些画面表明，欧洲人在描绘多石峭壁和树木时受到亚洲风格的巨大影响。欧洲艺术，在整个中世纪都是平面化和线性化的，如今它成为一种混合物，既非严格意义上的欧洲风格，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亚洲风格；这种以深刻、明亮、纺织和骏马为主要特色的艺术，最终成为闻名远扬的文艺复兴艺术。

　　艺术家描绘世界各地人物的容貌，这些人物形象本身可能只是表现出艺术家们的一种新意识，但是在帕多瓦一幅1306年的“基督圣袍”画中，不仅礼袍是采用蒙古人的样式和布料制成的，而且其金色边纹也是用蒙古文字来描绘的，它们就是忽必烈汗钦定的、呈四方形的八思巴字。在同一所教堂中还有一幅“不贞的罪恶”，画中有一个戴着遮阳帽的妇女，而这种帽子又是忽必烈汗所喜爱的款式。在画中，《圣经•旧约全书》中的先知们，捧着多卷展开的古书，上面的正文难以辨认出是蒙古原稿，但字迹和衣服却是来自于忽必烈汗朝廷的，这就暗示我们：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和蒙古帝国之间的关系是不可否认的。

　　在蒙古人的容貌和手稿开始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艺术中时，同样地，蒙古的观念也开始出现在那个时代的文学、哲学著作中。蒙古观念和政策的本质集中体现在德国传教士尼古拉•库萨的作品中，他那篇写于1440年的散文《博学的无知》可能被认为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开端。在君士坦丁堡陷于奥斯曼土耳其人之手前夕，他还在那里花时间处理教会事务，他后来的作品揭示出，他非常熟悉波斯、阿拉伯和蒙古文化的观念。1453年，他撰写长篇散文《信仰的和平》，其中，他虚构出十七个民族和宗教代表人物的对话，讨论关于促进全球和平谅解的最佳途径。作者对蒙古宗教思想体系的认识绝不是表面上的，他引用鞑靼代表形容自己民族的话，那位代表说自己的民族是“一群数量众多而性格纯朴的人民，崇拜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对其他人举行的各种礼拜仪式感到吃惊，尽管那些人与他们崇拜同一个上帝。他们嘲笑基督徒、阿拉伯人和犹太教徒去除邪念时所采用的习俗：有些人在额头标上印记，有些人则接受洗礼”。作者也记录下蒙古人对基督教祭祀仪式和神学的疑惑，特别是“在各种各样的祭品中，有很多基督教的祭品，包括信徒提供的面包和酒，基督徒说这是基督的肉体和鲜血。在供奉之后他们饮食了这些祭品，这种行径似乎令人憎恶，因为他们吞吃了他们所崇拜的圣物”。

　　在辩论中，虚构的鞑靼人准确重复了蒙哥汗对法国使者所说的话——这是他在谴责世界各宗教之间有害的敌对行为时所说的：“遵守上帝的戒律是正确的。但是犹太人说他们已经接受了摩西的戒律，阿拉伯人说他们有穆罕默德的戒律，而基督徒说有耶稣的戒律，这里也许还有尊崇各自先知的其他民族，他们也声称手中捧着上帝的训令，如此一来，我们怎样才能达成和谐一致呢？”蒙古人回答说，真正的宗教和谐，只有在国家权力之下，通过包容所有宗教才能实现。

　　蒙古的来访使者如列班扫马，给欧洲人提供远方异地蒙古人的极不相同的观点。欧洲人不再感到蒙古人的威胁，他们开始把成吉思汗的帝国看成是另外一个充满吸引力的世界，与他们生活的社会并存。尽管作家们用“穆斯林”来表示欧洲人所轻视的一切事物，但他们却用美好世界——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的浪漫形象去充实蒙古人的传说。杰弗里•乔叟曾在法国和意大利各地奔走，处理外交事务，他比他笔下的众多人物具有更为开阔的世界眼光，1390年左右，他最清晰地描述蒙古人的伟大形象，在第一本英文著作《坎特伯雷故事集》中，他写了一篇最长的浪漫传奇故事，讲述成吉思汗的一生及其事业。

　　这位高贵的君王叫成吉思汗，
　　在他的那个时代威名远扬
　　任何地方的任何区域
　　都没有这样一位杰出的万物之主。
　　他得到了一位君王所应该得到的一切。
　　他出生于哪个教派
　　就发誓要维护哪个教派的戒律。
　　他也是一个勇敢、贤明和富有的人，
　　总是同情别人，匡扶正义，热爱一切；
　　他的话给人安慰，充满仁慈，令人尊敬，
　　他的精神成为中流砥柱；
　　他年轻有为、朝气蓬勃、身强力壮，渴望战斗
　　就像他帐中的所有侍从一样。
　　他为人公正，屡交好运，
　　一直保持着极其高贵的地位
　　世上没有第二个人能如此。
　　这位高贵的君王，就是鞑靼的成吉思汗。

  







                              

狼巢之主

伟大的成吉思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