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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十八师副师长葛南杉散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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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4-3 10:55:1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一、其人其事













   南杉是苏州洞庭西山葛家坞人。


   葛南杉有少将军衔,是法国圣西尔步兵专门学校毕业归国的从戎书生。在孙立人从淞沪战场撤下来重新建军时,担任缉私总团第三团团长,后成为孙立人手下的得力将领,曾率远征军赴缅抗日。还担任过新一军政治部主任。因孙立人兵谏事件没了前程。




   正如萨苏文中所描述的一样,葛南杉将军是典型的儒将,一表人才,满肚墨水,单是看他毛笔字和法文书写稿就让人钦佩。


   1938年2月,孙立人将军伤愈后从香港返回武汉,由于历来和财政部关系密切,孙找到孔祥熙部长。鉴于原税警总团已在淞沪会战中损耗殆尽,财政部有意重组直辖缉私武装,孙立即成了重组的最佳人选。孙立人自留美回国以后一直很得财政部的器重,却对中央陆军颇为不以为然,有此良机自然马上辞去第八军为他保留的“高参”职务,立即赴往长沙,利用清华内迁后的旧校址招兵买马,重组财政部拟名的“缉私总队”。


  8月,国府放弃武汉,尚在组建中的“缉私总队”内迁贵州都匀,此后许多原税警总团的“老”人都希望重温老总团的风光,纷纷再投孙立人麾下,如象后来的李鸿中将、贾幼慧上将、唐守治上将等人,又恰适老军长黄杰因归德之战失利正在吃官司,便先后离开第8军来到都匀报到。


  很快,缉私总队的主力骨干配备齐全,四个团的架子搭了起来,孙立人又把原清华的同窗,美国诺维奇军校海归的齐学启将军从溃散的上海保安总团中拉过来当副手。


   1938年12月,财政部正式委任:孙立人为财政部缉私总队总队长,齐学启为副总队长,贾幼慧为总队第一团团长,唐守治为第二团团长,葛南杉为第三团团长,李鸿为第四团团长。


   虽然孙立人和财政部关系密切,但一直怀有杀敌报国的壮志未酬之懑,压根心底里对大头绿衣吹哔哔(哨子)之类的缉私警务毫无兴趣,因而继承了老总团拿着警察薪饷、干着陆军勾当的传统,以纯粹的步兵野战课目调教这支“缉私”总队。也许财政部考虑到国难当头,因而对孙将军从一开始就“不务正业”的训练装聋作哑,不闻不问。逐渐,这支部队又扩建到六个团,训练素质也逐渐恢复到步兵的精锐之师。


   张义栻回忆:“1938年,由于原税警总团已在淞沪会战中损耗殆尽,财政部任命孙立人将军为总队长,在长沙重组缉私总队。我于是从宝鸡赶赴长沙参加缉私总队,在工兵中队第二队任上士小队附,负责训练士兵。当时总队参谋长是第一次入缅作战时以新三十八师副师长身份亲帅一一三团取得“仁安羌大捷”的齐学启,总队附是后任全国政协常委的赵君迈,贾幼慧任一团团长,唐守治任二团团长,葛南杉任三团团长,李鸿任四团团长,老上司彭克立任三连连长,在长沙期间我还曾到他家吃过饭。”


   在兰姆伽,新三十八师司令部设于雷多军区的卡图,在一宽阔平坦阅兵场的东侧有一片乔木树林,其中隐约可见一约200平方米的高拱木质建筑物,这就是孙立人将军发号施令的所在,也是他与其主要助手的住地。

  在木质建筑物的东侧有一条南北走向、蜿蜒向前,宽约50公尺的大河,河对岸是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隔河远眺,群猴戏耍林间,别具一番情趣。显然,孙将军选择这样一块地方建立的司令部,是便于他亲自督导其部队从事武装泅渡的训练。


  孙将军的司令部组成与其他"国军"没有什么不同,其区别在于,他用人唯才,延聘有专门学识者,为其左辅左弼。例如:他的两位副师长唐守治与葛南杉(兼政治部主任)出身黄埔,军事素养深厚,追随孙将军多年,久经考验;正、副参谋长何钧衡与张炳言都毕业于陆大,熟谙参谋业务;英文秘书衣复德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在美学习,获哲学博士学位;高参谋谭展超是出身于意大利军校骑兵科的归国华侨;军法处长是清华大学毕业的潘伯坚;军需处长张明信、军械处长能懋绩、副官处长张其礼都是跟随孙将军多年,专业知识非常丰富的老战士;军医处长薛庆煜出身于北平燕京大学和协和医学院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政治部副主任孙克刚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文学系,是一博学多才之士;无线电通讯专家云镇,是西南联大的首届毕业生,他专业知识渊博,在第二次缅战中给新一军解决了许多通讯难题。此外,司令部还有20多位响应号召,投笔从戎的大学毕业生所组成的翻译室,主任是潘申庆中校。他们个个精明干练,勇于任事,年轻有为,朝气蓬勃,给司令部带来了不少生气;还有归国华侨,同仇敌忾,集拢于抗日救国的义旗之下,也给新三十八师增添了不少力量。从这点看孙将军既尊重知识,也重视人才。



   所谓孙立人部下一个半“法国人”,半个,指的是1936年毕业于法国圣西尔军校的廖耀湘。


   中国驻印军改编为新一军的时候,下辖两个师,正是孙、廖的新三十八师与新二十二师。而孙立人除了担任新三十八师师长以外,还担任新一军副军长,恰好比廖耀湘高了半级。


  于是,廖耀湘见到孙立人也只好敬礼。


  这个上下级关系时间既短,也更多是形式上的,所以,廖耀湘只能算新一军的“半个法国人”。


  新一军里一个半法国人减去半个,还有一个,指的是后来担任新一军政治部主任的葛南杉。


  葛南杉,留法归国的从戎书生。从留法时间算,是廖耀湘的后辈。在孙立人从淞沪战场撤下来重新建军时,担任缉私总团第三团团长,后成为孙立人手下的得力将领。


  有趣的是,新一军中有这样一段顺口溜——“我军要发扬,两个大姑娘,一个葛南杉,一个孙克刚(孙立人的侄子,后接替葛为新一军政治部主任)。”


  这是因为,孙立人“书生气”选中的两任政治部主任,都安静文雅,与军中剽悍粗犷之风很不一致,故此当兵的将这两位嘲笑为“大姑娘”。其实,葛、孙外表文气,打起仗来却一点儿也不文气,都是敢于顶到一线的猛将,倒是没有辜负孙立人的信任。


  葛南杉也因为孙立人的事情没了前程,但他的儿子葛熙熊后来也在军界发展,做到台湾防空司令、中将,可能是新一军后代中硕果仅存的一个了。












    二、芒友会师





   


   南坎克服后的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半,前线上空出现了几架战斗机,接着有三架“空中吉普”着陆,载来了索尔登,魏德迈,戴渭斯三位将军:索尔登将军戴着一顶大舌头的中国军帽,营长以上的官佐,大概都认识他;魏德迈将军老是住在重庆,这还是第一次到缅北前线来,驻印军官兵除了极少数高级将领之外,都是只知其名,未见其人;戴渭斯将军是美陆第十航空队司令,他的部队一向是在天空中协助我们作战,性情豪爽的有些象儿女英雄传上的邓九公,口里老是欢喜嚷着孩子们长孩子们短的。他们匆匆的在军部吃了午饭,就和孙立人将军一道向遮放而去,大家都意识到“中印公路快通“了。


   十八日,何总长派了代表来慰问驻印军。十九日,孙将军从芒市回来,表示马上可以和滇西国军会师。从十七日起,新三十八师将南坎河套之敌肃清后,即节节向南压迫,至十九日,已将色兰,般鹤,般叉来,南叟拉,卡孔,墨哥,色纳等二十几个据点攻克,推进六十余里,二十一日,前锋逼近旧滇缅路进出的咽喉---芒友,并将芒友西北外围据点开阳,曼伟因和苗斯攻克,与滇西国军前哨会师。敌五五联队伤亡过半,退据六千公尺以上的老龙山区核心阵地,和由滇西退至芒友的五六师团残部互通声气,企图夹击我军,不料我军又以迅急手段,由东北山地缝隙突出将形成芒友西南外围屏障的南拉,腰班,约拉等一带高地攻占,残敌为挽救其所处的不利形势,迅即纠集主力,一路由芒友突出,一路由芒友西北南下,一路由曼康北上,三路反扑,来势汹汹,我军站在不败的有利地势,一一将其击溃,并乘胜占领丹山,直逼公路,控制着芒友和滇缅公路上敌军一切可能的行动。


   二十一日下午,孙立人将军带领着李鸿师长,葛南杉副师长,张柄言副参谋长,到了离苗斯约莫还有六七里路的一个小村中,那里便是王团的指挥所。不久,史说参谋长,唐守治师长和龙国钧参谋长跟着赶来,他们刚刚到村口,附近忽然格格的响起机关枪来,史龙两参谋长才一下车,坐在他们背后的卫士大叫一声从车上率了下来,其余的人赶快的卧下,没有受伤,发枪的地点,离停车处还不到一千步,王团长立刻派出部队包抄过去。枪声停止了,大家爬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尘,在回头看看倒在地下的那个卫士,不知已在什么时候死去了,大公报记者德润君顽皮的向孙将军说:”这回可算是新一军遇险了!”大家都跟着一阵大笑,似乎忘记了刚才惊险的一幕。


   二十二日,南坎河谷的沃野,沿在初春和熙的阳光中,山里还有零星的炮声,驻印军和滇西远征军相约在苗斯举行一个会师典礼,这算是芒友大会师前的一个预行演习。


   一面收获,一面耕耘,于苗斯会师同时,新一军发动三路进击芒友的猛烈攻势,一路由丹山切断芒友敌后公路,一路由正面公路南下,一路由西侧山地侧击,三面总攻,一鼓而入,芒友就在二十七日被我军全部占领。










   三、在广州








    新一军1945年7月在广西南宁集结,准备开赴广州湾对日作战,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新一军开赴广州途中在广西贵县接到蒋介石的命令,指定开赴广州受降。当即决定新三十八师尽快由玉林、北流、容县、梧州公路推进到梧州集结待命,军部及其余的两个师在贵县集中,侯船运梧州待命。这时军长孙立人召集各师师长在贵县开会,商定受降措施,并令各部队快速运送。


   8月中旬,新三十八师全部由玉林向梧州推进,经过六、七天,全部到达梧州上游15公里的戎圩小市镇上,等船待运。那时新一军军部已经在梧州设立船运指挥所,封征船只,军属的其它两个师及直属部队则仍集中在贵县,因船只太少,还没有启行。新三十八师在戎圩镇等了三、四天,就分批上船向广州进发了。第一批船载着新三十八师的第一一三团及师属通讯营、师指挥所等,由师长李鸿率领,于9月7日首先到达广州,以后师属各部陆续抵达。


   新38师老兵张义栻回忆:


   1945年8月日军投降。我们从缅甸乘飞机至广西南宁。回国之后,师长李鸿接到命令,率领我们新三十八师沿南宁至广州湾的公路向广州急行,在广州接受日本投降,并接管广州城。8月25日,孙立人、贾幼慧、李鸿、唐守治、葛南杉、陈鸣人等新一军将领,在广州参加了受降典礼。师长李鸿率领我们新三十八师军容整齐,全师官兵身着黄卡其布军服,头戴钢盔,脚穿皮鞋,打黄呢绑腿,一律美式装备,以军乐队为前导,在广州市大街上步伐整齐地高歌前进。广州市民像潮水一样拥在入城队伍经过的大街两侧,手持国旗,燃放鞭炮,欢声雷动,把一束束鲜花投向队伍,许多人激动得热泪盈眶,高呼口号,欢迎我们驻印新一军新三十八师凯旋。新一军进行了休整和扩充,成为国军五大主力之一,号称“天下第一军”。




   新一军第五十师师长潘裕昆将军作为驻香港国军最高指挥官,于12月5日由广州乘广九车抵达九龙,随同行者有师部官佐多人,路局特备专座为潘师长乘坐,车抵油麻地车站,潘师长即偕随来之副师长杨温及官佐,前往九龙塘营地休憩及视察,之后被安排在半岛酒店居停。12月7日上午,偕同丘兆□将军赴虎豹别墅拜会胡文虎先生,由胡先生亲自接待,彼此畅谈。下午又应夏悫总督之邀请,为督辕聚会之嘉宾,潘师长自抵港以来,倍受港府当局之优遇。


   新一军军长孙立人将军及政治部主任葛南杉少将为加强香港同胞对抗日战争胜利的认识,表示政府对同胞的关爱,及感谢香港同胞对抗战的支持,在解除广州地区日军武装完成之后,特组织慰问团来港慰问各界人士。慰问团12月6日抵港,7日即开展活动,分别访问了国民党港澳总支部、华南总会等团体。


  《星岛日报》民国三十五年一月十二日报道:


  “南国佳丽在新一军官兵眼中最活泼可爱。他们多数生长在北方,年来辗战各地,多是穷乡僻野,少见都市尤物。光复以后突然来到繁华的广州,目然一新。据非正式统计,在三数月间,新一军官兵在广州结婚的有四百余人。”


  《星岛日报》民国三十五年一月十八日报道:


  “新一军新三十八师师长李鸿将军,今(十八)日假沙面该师俱乐部与徐玉梅小姐举行婚礼,徐女士与李师长为同乡,最近始由湘南来,查李师长为新一军之嫡系人物,战功彪炳。史迪威将军赞誉之为长胜将军,与女士相知甚久,早有白莒之约,惟李师长以‘寇患未除何以家为’。今抗战成功,李师长乃践‘可以为家’之□,与徐女士完成‘英雄美人’夙愿。”






   孙立人将军行馆位于屏东市中山路与成功路口,台湾领土年代末的建筑型式,研判可能是1937年太平洋战争时期所建。当时是日本第八飞行联队队长官邸。行馆占地1017坪,建物有112坪,园内古木参天绿意满庭。


   台湾光复后,行馆由国军接管,民国36年孙立人将军担任陆军训练司令,选择作为行馆,民国44年5月孙立人将军的部属郭廷亮涉及匪谍罪被捕,孙将军遭受牵连(其实是功高震主,被蒋中正罗织罪名),1946年迁居台中遭到软禁,也就是着名的「孙立人事件」,原有在屏东的行馆也改为空军招待所。隶属屏东第六联队(即现今空军439联队),供宴会场所或招待少将级以上将领住宿。


   除当年陆军总司令孙立人在现族群音乐馆的行馆住过外,包括其兄孙伯亨、部属李鸿、葛南杉及其子等,都曾在此住过,之前陆军官校校长宿舍也在此,此外艾靉、汤曜明、黄幸强等历任校长也都住过,还有台儿庄战役中扬名中外的罗文浩、曾任台南师营区的张其中、陆德耀等多位知名将军,都是住户。孙立人将军在逝世多年后才获得平反,只留下屏东行馆供人凭吊,民国86年移交给屏东县政府管理。


   葛南杉将军的堂兄叫葛延麟,时年92岁的葛延麟记忆犹新地回忆道:葛南杉是我的堂弟。1936年从法国圣西尔军校毕业,年仅18岁他就投笔从戎,回到祖国,参加了国民党财政部缉私总队。当时总队长是孙立人。他跟着孙立人一起在淞沪战场抗击日军。你们别看我堂弟外表斯文,一派儒雅风度,但他打仗勇敢,不怕死,总是冲锋在第一线。所以在1938年他就因工作出色,被孙立人提拔担任了缉私总团第三团长,后来又被提拔担任为国民党新一军政治部主任,还当过新六军参谋长,担任过新一军新三十八师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在缅甸抗日打仗时,他曾带兵解救被困的英军,穿越印度野人山,在与日寇作战时奋不顾身、冲锋在前,险乎牺牲在战场。他不但是孙立人手下的一名得力将领,更是一个名符其实的抗日名将。


   2007年10月1日,深圳建筑师,抗日名将潘裕昆的外孙,中国远征军文史顾问晏欢先生放弃自己的休假机会,特自费从广东省深圳市经香港,亲赴台北市的忠烈祠访古问史,向台湾相关部门提交了第一批《大X陆黄埔及国军遗族台北忠烈祠寻亲名录》。


   当晏欢先生在台北拜访新一军李鸿将军的公子李定安时,李定安一眼就认出了其中一张晏欢随身带去的老照片上的葛南杉:“这张照片是在印度蓝姆枷训练中心拍的,右边的就是葛南杉伯伯。左边的就是《缅甸荡寇志》的作者、孙立人的侄子孙克刚。”原来,后来由于新一军的将领赴台湾后,李鸿将军因政治原因身陷囹圄,但他的家人仍然受到了葛南杉等叔叔伯伯的关照,李定安与葛南杉两家始终保持着患难相交的友情。使晏欢喜出望外的是,他一直寻觅中的《缅甸荡寇志》作者孙克刚的形象,这次意外地在李定安先生这里得到了指证。  


   当时,李定安拨通了他儿时的朋友、葛南杉的小儿子葛熙勤先生的电话。于是,俩人立即一起前往高雄,与在那里工作与生活的葛熙勤相见。
因葛熙勤先生之前已在网上看见宴欢先生贴出的有关其先父的图文,所以他在高雄车站迎接晏欢一行时,早已备好三大本有关他父亲的相簿。这些珍贵的老照片,着实让晏欢开了眼界。其中一张是1946年1月葛南杉送给潘裕昆留念的照片。据查证,只知道葛南杉时任新一军政治部少将主任;再根据照片背面所书时间推断,潘裕昆当时正率新一军第五十师驻九龙深圳一带,五十师师部在香港九龙的九龙塘一带。


   在这张照片上,葛南杉等四位将领伫立在车站前,身后有一停留着的火车;照片背面有着葛南杉亲笔题写的“1946年1月,玉昆兄留念,葛南杉”的字样。可见这是潘裕昆将军生前收藏的珍贵纪念物。


   临别时,葛熙勤先生还把葛南杉将军的戎马生涯影像刻录成的一套三张光碟赠送给宴欢先生。从其中一张由葛南杉将军当年亲笔题注的照片上进一步确认,他当年确是从法国圣西尔军校毕业的。


  “我军要发扬,两个大姑娘”


   我军要发扬,两个大姑娘:一个葛南杉,一个孙克刚。这是一段一度流传在国民党新一军中的有趣的顺口溜,与葛南杉和撰写《缅甸荡寇志》的作者孙克刚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支颇有儒雅之风的中国远征军中有许多读书人,与该军军长、人称“中国远征军灵魂”的孙立人不无关系。因为孙立人本身便是清华大学1923届毕业生。除孙立人外,新三十八师副师长齐学启和新一军副军长贾幼慧同样如此,他们的经历和孙立人也十分相似:都是毕业于清华大学,随后考取官费赴美留学生,入美国普渡大学;到了美国后三人又一起投笔从戎,最后共同指挥远征军作战。


   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孙立人在部队中选拔干部时总是先看学历,一如今日大公司招聘高级员工,这在当时的国民党军中绝无仅有。令人不得不佩服的是,孙立人这种干部选拔法很有效验:经他手提拔的儒风洋溢的将士,后来几乎都成了“上马杀贼,下马露布”的优秀将领。此外,部队中还有大批投笔从戎的热血青年。例如执笔撰写《缅甸荡寇志》的作者孙克刚,便是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


   至于葛南杉将军,在一部由作家萨苏所著的《尊严是有代价的》一文中也有这样客观的描述:“葛南杉将军是典型的儒将,一表人才,满肚墨水,单是看他毛笔字和法文书写稿就让人钦佩。”由于孙立人选中的葛南杉与孙克刚这两任政治部主任,个个安静文雅,与军中剽悍粗犷之风很不一致,故此当时当兵的将这两位嘲笑为“大姑娘”,并在当时的新一军中流传开了这么一段有趣的顺口溜。


   其实,葛南杉和孙克刚外表儒雅,打起仗来却一点儿也不斯文,都是敢于顶到一线的猛将,他们都没有辜负孙立人的信任。如今,葛南杉的儿子葛熙熊也在军界发展,升任台湾防空司令、中将,他可能是新一军后代中硕果仅存的一个了。













   四、太湖孤岛走出去的一位儒将
















  2013年第三期《钟山风雨》“人物春秋”栏发表一篇题为《孙克刚与〈缅甸荡寇志〉》的文章,不由想起了从苏州太湖西山岛上走出去的儒将葛南杉。《缅甸荡寇志》是一本书,是一部记录关于中国远征军远赴异国它乡缅甸荡击日军的历史纪实。此书记叙了号称中国远征军的新一军在抗战中远赴缅甸英勇作战的动人事迹。六十年代后期,还在求学中的我就曾偷偷地阅读过这部书。几位也暗中阅读过此书的同学先后悄悄地告诉我说,这部作品中多处记录与描述的新38师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的葛南杉,就是我们苏州人,是从太湖西山岛上走出去的一位将领。由于我们苏州历来是儒雅绵软的文人之乡,我还从没听说过有领兵在外打仗被记载史书的武将呢。


  在该书的第二十章中《芒友会师》一节中有这样的记录:“二十一日下午,孙立人将军带领着李鸿师长,葛南杉副师长、张炳言副参谋长,到了离苗斯约摸还有六七里路的一个小村中……”


  在该书第三十章中《活跃印缅的政工》一节中这样描述道:“伤员是经过医师许可的,便可以去看戏,大家扎上绑带,拄着拐棍,高高兴兴地坐在前面。又为着替负伤将士输血,医院里办了一个‘储血银行’,新三十八师政治部制就许多漫画和标语,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蔡南杉将军首先倡导,亲自跑到医院里输了三百七十五个CC,于是输血运动立即开展了。有一个时期,每天都有大卡车载着自愿输血的官兵到医院里去,输血过后,护x士小姐微笑着亲切地把一枚银色十字纪念章,挂在输血人的胸前。”


  惜乎当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葛南杉的英名与事迹,在他的家乡知之者不多。但是,葛将军的手足亲友们是知道的,只是同样囿于政治原因,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没人敢说罢了。不过,通过“百度”搜索,倒可见葛南杉将军的一段简历:“葛南杉:抗日名将,少将军衔。江苏苏州洞庭西山葛家坞人,法国圣西尔步兵专门学校毕业归国的从戎书生。在孙立人从淞沪战场撤下来重新建军时,担任缉私总团第三团团长,后成为孙立人手下的得力将领。还担任过新一军政治部主任。因孙立人兵变事件没了前程,但他儿子葛熙熊后来做到台湾防空司令,中将。”


  我的挚友金旭歧,曾于2011年专程慕名前往上海市拜访了葛南杉将军的堂兄葛延麟。时年92岁的葛延麟记忆犹新地回忆道:葛南杉是我的堂弟。1936年从法国圣西尔军校毕业,年仅18岁他就投笔从戎,回到祖国,参加了国民党财政部缉私总队。当时总队长是孙立人。他跟着孙立人一起在淞沪战场抗击日军。你们别看我堂弟外表斯文,一派儒雅风度,但他打仗勇敢,不怕死,总是冲锋在第一线。所以在1938年他就因工作出色,被孙立人提拔担任了缉私总团第三团长,后来又被提拔担任为国民党新一军政治部主任,还当过新六军参谋长,担任过新一军新三十八师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在缅甸抗日打仗时,他曾带兵解救被困的英军,穿越印度野人山,在与日寇作战时奋不顾身、冲锋在前,险乎牺牲在战场。他不但是孙立人手下的一名得力将领,更是一个名符其实的抗日名将。


  寻觅英雄留下的容貌身影


  2007年10月1日,深圳建筑师,抗日名将潘裕昆的外孙,中国远征军文史顾问晏欢先生放弃自己的休假机会,特自费从广东省深圳市经香港,亲赴台北市的忠烈祠访古问史,向台湾相关部门提交了第一批《大X陆黄埔及国军遗族台北忠烈祠寻亲名录》。


  当晏欢先生在台北拜访新一军李鸿将军的公子李定安时,李定安一眼就认出了其中一张晏欢随身带去的老照片上的葛南杉:“这张照片是在印度蓝姆枷训练中心拍的,右边的就是葛南杉伯伯。左边的就是《缅甸荡寇志》的作者、孙立人的侄子孙克刚。”原来,后来由于新一军的将领赴台湾后,李鸿将军因政治原因身陷囹圄,但他的家人仍然受到了葛南杉等叔叔伯伯的关照,李定安与葛南杉两家始终保持着患难相交的友情。使晏欢喜出望外的是,他一直寻觅中的《缅甸荡寇志》作者孙克刚的形象,这次意外地在李定安先生这里得到了指证。  当时,李定安拨通了他儿时的朋友、葛南杉的小儿子葛熙勤先生的电话。于是,俩人立即一起前往高雄,与在那里工作与生活的葛熙勤相见。


  因葛熙勤先生之前已在网上看见宴欢先生贴出的有关其先父的图文,所以他在高雄车站迎接晏欢一行时,早已备好三大本有关他父亲的相簿。这些珍贵的老照片,着实让晏欢开了眼界。其中一张是1946年1月葛南杉送给潘裕昆留念的照片。据查证,只知道葛南杉时任新一军政治部少将主任;再根据照片背面所书时间推断,潘裕昆当时正率新一军第五十师驻九龙深圳一带,五十师师部在香港九龙的九龙塘一带。故而葛熙勤估计此照拍摄地点是九龙油麻地车站(也有可能是九龙某车站)。


  在这张照片上,葛南杉等四位将领伫立在车站前,身后有一停留着的火车;照片背面有着葛南杉亲笔题写的“1946年1月,玉昆兄留念,葛南杉”的字样。可见这是潘裕昆将军生前收藏的珍贵纪念物。


  临别时,葛熙勤先生还把葛南杉将军的戎马生涯影像刻录成的一套三张光碟赠送给宴欢先生。从其中一张由葛南杉将军当年亲笔题注的照片上进一步确认,他当年确是从法国圣西尔军校毕业的。


  “我军要发扬,两个大姑娘”


  我军要发扬,两个大姑娘:一个葛南杉,一个孙克刚。这是一段一度流传在国民党新一军中的有趣的顺口溜,与葛南杉和撰写《缅甸荡寇志》的作者孙克刚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支颇有儒雅之风的中国远征军中有许多读书人,与该军军长、人称“中国远征军灵魂”的孙立人不无关系。因为孙立人本身便是清华大学1923届毕业生。除孙立人外,新三十八师副师长齐学启和新一军副军长贾幼慧同样如此,他们的经历和孙立人也十分相似:都是毕业于清华大学,随后考取官费赴美留学生,入美国普渡大学;到了美国后三人又一起投笔从戎,最后共同指挥远征军作战。


  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孙立人在部队中选拔干部时总是先看学历,一如今日大公司招聘高级员工,这在当时的国民党军中绝无仅有。令人不得不佩服的是,孙立人这种干部选拔法很有效验:经他手提拔的儒风洋溢的将士,后来几乎都成了“上马杀贼,下马露布”的优秀将领。此外,部队中还有大批投笔从戎的热血青年。例如执笔撰写《缅甸荡寇志》的作者孙克刚,便是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


  至于葛南杉将军,在一部由作家萨苏所著的《尊严是有代价的》一文中也有这样客观的描述:“葛南杉将军是典型的儒将,一表人才,满肚墨水,单是看他毛笔字和法文书写稿就让人钦佩。”由于孙立人选中的葛南杉与孙克刚这两任政治部主任,个个安静文雅,与军中剽悍粗犷之风很不一致,故此当时当兵的将这两位嘲笑为“大姑娘”,并在当时的新一军中流传开了这么一段有趣的顺口溜。


  其实,葛南杉和孙克刚外表儒雅,打起仗来却一点儿也不斯文,都是敢于顶到一线的猛将,他们都没有辜负孙立人的信任。如今,葛南杉的儿子葛熙熊也在军界发展,升任台湾防空司令、中将,他可能是新一军后代中硕果仅存的一个了。


  太湖西山岛,留有英雄根


  葛南杉的故居,是江苏苏州市吴中区太湖中西山岛上的金庭镇消夏湾东蔡村?葭河头,一称为“澹宁堂”的古民宅。


  今日的澹宁堂老屋中,住着葛氏后裔两房:东为葛砚生,又名颜荪、纯坚,与其父葛松盛同住;西为葛铁生之子、砚生之侄葛杭麟。葛铁生,又名葛纯寿。当年他也曾随葛南杉步入国民党军界,在军需处工作;其妻秦菊仙,96岁寿终于上海;其母陆阿云,其父俗称小四。澹宁堂新屋和南楼,住葛铁生的近房葛玉生,俗称阿玉,其子葛绍基,其孙葛建刚,从事药业;近房还有葛培生,其女葛月华。令人惋惜的是,南楼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因起火被毁。但新屋的堂楼、天井花坛、方竹假山保存完好。房主现已另易主张先生。


  葛氏半堂门,住葛少川,其子葛士尊,次子葛士彝,又名昌熙(与熙元、熙熊相联),其孙葛安基(安基、绍基两人名字相联)今健在,住上海。从事社会保障业。


  葛南杉之长子葛熙熊,2010年78岁。他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在台湾军界为中将,先后任空军参谋长,防空司令、空军防空炮兵指挥部指挥官。在抗战胜利后,有一段时间葛熙熊住苏州某巷。其时葛坤林曾仔细采摘葛家坞产的乌种杨梅一勾篮,专请其舅父蔡巧生(葛家坞人)送至其家让他品尝。


  从上述简介中不难可以看出,葛南杉将军确是我们苏州太湖西山岛上走出去的一位抗日英雄,而且家族兴旺,事业发达,后继有人,其祖宅故居也大部分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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