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十八师一一四团团长彭克立

萨沙

    一、征战缅北丛林








   一一四团团长彭克立，湖南长沙望城区雷锋镇袁家冲人。彭克立1910年04月16日出生，2003年10月9日病逝于长沙，享年94岁。




   张义拭回忆：“我从学兵开始，经过半年的工兵技术训练，1937年就调到工兵营一连当班长，后升任新三十八师少将副师长的彭克立是我的直接领导，时任工兵营少尉排长。当时正值抗战前夕，我奉命跟随部队到山东省日照县岚山头沿海一带修筑国防工事，为防止日军登陆做好军事准备。
   上海失守后，工兵营撤至陕西宝鸡归建，改为四十师工兵营。1938年，由于原税警总团已在淞沪会战中损耗殆尽，财政部任命孙立人将军为总队长，在长沙重组缉私总队。我于是从宝鸡赶赴长沙参加缉私总队，在工兵中队第二队任上士小队附，负责训练士兵。是后任全国政协常委的，总队附赵君迈，贾幼慧任一团团长，唐守治任二团团长，葛南杉任三团团长，李鸿任四团团长，老上司彭克立任三连连长，在长沙期间我还曾到他家吃过饭。
   在长沙三个多月后，因武汉失守，缉私总队移防至贵州都匀。刚到贵州不久，我就被送入干部教练所军官队，在都匀县王家司接受半年的军事训练。因为在训练中表现出色，毕业时孙立人总队长还亲自找我本人谈话，向我逐字讲解“义勇忠诚”四个字的含义，“义勇忠诚”后来也成为了我们新三十八师的师训和新一军的军训。毕业后，我仍然回到原部队任准尉小队附，负责训练士兵。1940年3月，我在都匀县中山纪念堂集体加入国民党。同年，税警总团建制正式恢复，孙立人任中将总团长，齐学启为少将参谋长。6月，工兵营扩充为学兵团，李鸿任上校教育长兼学兵团团长，彭克立仍任三连连长，我任三连少尉排长。1941年秋，部队到贵州兴义后改编为陆军新三十八师，从此不再是财政部的私人武装，成为国民政府的直属军队。学兵团也改为一一四团，团长仍为李鸿，彭克立任第一营营长，我仍在三连当少尉排长，在兴义训练士兵。
    1942年初，为支援英军在缅甸抗击日本法西斯、保卫滇缅公路这条最后的国际交通运输线，中国组建了远征军奔赴缅甸。自1894年甲午战争以来，这是中国军队时隔近50年的首次出国作战。出发前，我被调到一连任中尉排长，不久升任新三十八师一一四团一营一连上尉连长，当时只有24岁。
   1942年3月27日晨，我们新三十八师从贵州兴义徒步走到云南的安宁，再从安宁坐汽车到缅甸的腊戍。当时新三十八师隶属张轸的六十六军，师长孙立人，副师长唐守治、齐学启，全师下辖三个团，一一二团团长陈鸣人，一一三团团长刘放吾，我们一一四团团长为李鸿，副团长王东篱。一一四团共三个营，一营长彭克立，二营长李卓，三营长胡道生。我们一营共三个连，我是一连上尉连长（当时我们连有九十多人），二连长代荣（后为蒋又新），三连长许炳新于邦战役阵亡后由褚幼平接任。当时，我们一营主要承担守卫腊戍飞机场和保卫中国驻缅军事参谋团的任务。”




   1940年正式恢复税警总团建制，孙立人任中将总团长，齐学启为少将参谋长，不久成立税警总团学兵团。1941年夏，驻防都匀的税警总团学兵团团长王之调到国民党中央外交部工作，李鸿任学兵团团长。当时彭克立任第一营的营长。据他回忆：李鸿在到任后召集连以上军官开会，强调学兵要比一般的部队在精神，体力，战斗技能各方面都要强，要优越。一定要为国家培养出一支精锐之师。李鸿是这样讲，更是这做的。部队素质大为提高，后来学兵团改为新三十八师一一四团，成为在缅甸战场上的一支劲旅。


   1942年２月，通过军政部何应钦部长的协调，军委会决定将税警总团的第二、三、四团三个团改编成新编陆军第三十八师，学兵团和特务团一部合编为一一四团，李鸿担任上校团长。新三十八师隶属于远征军第六十六军序列奉命援缅。1942年初日军开始进攻东南亚等国，3月下旬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在缅甸仰光登陆，接着十八师团也到达仰光，准备切断滇缅公路，截断我国当时唯一的一条国际通路。经过英国当局请求后，中国政府决定派军队入缅协助英军保卫缅甸。新三十八师奉命于3月27日从昆明出发，急入缅。４月７日，新三十八师到达曼德勒。孙立人被任命卫戍司令，率领李鸿的一一四团第二、三营和师直属部队守城。一一四团一营在营长彭克立的率领下担任腊戍机场和中国驻缅军事参谋团的警戒任务。一一二团镇守纳曼德克，一一三团在乔克柏当。４月８日，蒋介石来到曼德勒，检阅了一一四团的部队，非常满意。邀请孙立人、李鸿夫妇合影。


   当时的曼德勒已经遭日军轰炸，满目疮痍。孙立人调集部队掩埋尸体，休整道路。


   李鸿更是身体力行，和部队一起清除瓦砾，修整工事，弄得周身泥土。史迪威将军微服私访，见此情景对李团长大加赞赏。


   ４月２０日夜，李鸿指挥一一四团在开赴前线途中，在坎特纳解救出了英军２００多人。但是这时英军已经决定放弃缅甸，新３８师奉命掩护英军撤退。４月２６日，新３８师撤到伊洛瓦底江东岸。２７日，回到曼德勒，掩护中国远征军向密支那撤退。５月２日，一一四团与日军在伊洛瓦底江激战。３日，全军过河后，一一四团开始向英多步行前进。５月１２日，一一二团在温藻被围，李鸿率一一四团奇兵杀到，消灭日军第三十三师团二一五联队８００多人，解救了被围的战友。创中英联军大撤退中唯一的大捷。亚历山大、史迪威、罗卓英等将军都亲电嘉奖。由于日军进展迅速，已经切断了中国军队回国的道路，鉴于当时的形势，孙立人没有听杜聿明的命令，随大部队回国，而是选择西渡钦墩江，撤往印度。正是这一决定救了全师官兵的性命。５月２７日，新三十八师部队进入印度，到达英帕尔以东的普勒尔镇。而杜聿明指挥的远征军其余部队在野人山损失惨重，几万官兵命丧他国，还不是死在战场上。


   当时撤入印度的英军大都溃不成军，但新三十八师却纪律严明。出乎英军军官的意料。到达印度后，新三十八师转到在兰姆伽整训。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兰姆伽以后成为举世瞩目的名城了。
   一一四团最先进驻，整理修建改造英军留下的营区，以后有人将李鸿誉为：“兰姆伽训练营的开拓者和奠基者”，这真是恰如其分。彭克立指挥第一营一直是团队的先锋部队。
   以后，国内的新兵和大批投笔从戎的学生陆续搭飞机从驼峰航线飞来，部队得到补充。经过艰苦训练，新三十八师的战斗力得到迅速提升。


   以后，中国驻印度军队成立新一军，郑洞国任军长，辖新二十二师和新三十师和新三十八师。这时候随参谋团撤回国的一一四团一营在彭克立指挥下才飞到印度归建。


　　新三十八师很快转移到兰姆加，接受美国武器，同时有很多美国军官到来，训练他们使用美国装备。短期训练后，新三十八师已经是战斗力强盛的队伍。


   中国新兵到来后。美国人把他们集合起来,带到一座特设的卫生清洁站,依次进行严格的卫生处理:洗澡、理发,清除污垢,打预防针,等等。脱下的衣裤堆在一起,泼上汽油烧掉。头发胡子一律不许保留,统统剃干净以防传播寄生虫。经过一番修理,新兵仿佛卸掉许多包袱,个个觉得轻松愉快。清洁毕,开始分发军需品,军需官按名册清点,逐一领取。
   很多人由于对美国人的物质奢侈感到极大惊讶以至于几十年后还能记得清清楚楚,这些物品计有:咔叽布战斗帽、钢盔各一顶;钉有铜钮扣的咔叽布军服(夏冬装)各两套;羊毛衫夹上衣一件;棉织内衣**两套;短袜、衬袜及呢绑腿各一副;帆布胶鞋、大头皮鞋各一双。还有毛毯、橡胶雨衣、橡皮垫褥、水壶、手电、遮风镜、防蚊头罩、毛巾、铝饭盒、行军背囊,等。当全副武装的学生兵唱着歌列队走出机场的时候,他们个个昂首挺胸,心中充满做人的尊严。

   一一四团在1942年年底，开到列多，准备开始反攻缅甸，同时保护美军工兵和许多民工，开始修建公路和油管。这时候的一一四团兵强马壮，仅彭克立的第一营就有七八百人。一营三个步兵连,一个机炮连;每连三排，每排三个步兵班,一个轻迫击炮班。



   时任一一四团第一营长的彭克立回忆：


   1942年4月，我新三十八师奉命出兵缅甸援英抗日，我营担任全师的先头部队，当到达缅北腊戍时，奉中国远征军参谋团之命，担任参谋团和腊戍机场的警卫、警戒任务，师部和一一四团主力部队则奉令卫戍曼德勒。因通信设备缺乏，从此我营就无法与师、团取得联络了。由于英国方面出尔反尔，一再拖延中国军队人缅布防的时间，在日军的强大攻势下，英军望风披靡，节节败退，造成缅甸战场无可挽回的败局，曼德勒和腊戍相继弃守。我营因与师部、团部断绝了联络，乃随者中国远征军大部队向云南边境撤退。
   在这次缅北大撤退中，我营因远离师、团，孤军无援而历尽艰辛，先后在腊戍和新维两地，被友军新二十九师马师长、新二十八师刘师长指令担任他们部队的后卫，掩护他们撤退。在新维掩护刘师长撤退后，我营也就相继撤退。我是跟着最后撤退的连行进的。当我一出山口，就看到先撤下来的部队，正沿着公路向贵街行进，我即派传令兵并要他跑步去告诉先头部队，立即向左侧森林中行进，防敌战车追来。跟随我们最后撤退的这个连，一出山口也即向左侧森林中行进.当我们全部都已进入森林后，就听到发出隆隆之声的坦克也从山中出来了。如果那时全营都在公路上行进，则全营覆没的惨剧则在所难逃。至今思之犹有余悸。
   当我营撤至龙陵时，新二十八师刘师长派参谋找我去，见面后对我说：“你们三十八师，已到达印度了，你这个营短时期无法归建,就留在我这里吧。一切补给，由我师照发…”我虽不愿意，但我久闻刘师长的为人，飞扬跋扈，心狠手辣，故不便当面拒绝而且还说：“谢谢师座对我营的照顾。”至于他要我这营留在那里，是想我为他效力，还是想吃掉我这个营都很难说。不管他打的什么主意，我决不会留在他那里的。
   当我回到营部后，特别思念师长孙立人、团长李鸿和新三十八师这个精诚团结的大家庭，我一方面和刘师长虚与委婉对待，一方面多方设法向六十六军军长张轸(当时新三十八师、 新二十九师、新二十八师均隶属张轸指挥)报告我营处境，表示我营回归新三十八师建制的强烈要求。后来又多方设法与师部设在昆明的留守处取得联系，留守处立即电告师部。当团长李鸿听到我营消息后，喜不自禁。通过师长孙立人命令我营到贵州马别桥与师补充团一同整训待命。
   1942年12月，我营由昆明空运印度，到达蓝姆伽中国驻印军训练基地。当李团长见到久别的第一营兄弟时，他用浓厚的湖南口音向大家说：“一营兄弟们，你们独立执行任务八个多月，历尽艰辛，胜利归来，是我们一一四团的骄傲,我代表全团的弟兄向你人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慰问！。”这几句话，说得我们这些辗转归来的铁血男儿心里暖暖的。
   我营归还建制后，全营官兵都感到非常高兴，犹如回到了娘家，休息数日，整理营房后，开始接受森林作战的教育和训练。同时班长以上的干部，都要轮流到“中美森林战术训练班”学习，之后回到部队加强森林战术教育训练，为即将反攻在野人山中对敌作战之用。同时在这几天里，李团长曾找我去，询问有关我单独执行任务和大撤退中之详细情况。听取我的报告后，李团长认为一切处置适当，尤其看到归来的官兵身体健壮，精神饱满，使他最为高兴，因此对我慰勉有加。








    二、晋升一一四团团长










   1943年12月21日，孙立人带领李鸿的一一四团经二十多天的行军到达于邦，经过七昼夜激战，毙日军第十八师团第五十六联队长以下1600余人，解救了被围的一一二团一个营。日军第十八师团是日军中最精锐的部队，擅长森林和山地作战，遭此重创，很是震惊。史迪威将军得到“于邦大捷”的消息后，高兴的大喊：“李鸿真是好样的，真行。”立刻驱车到前线，找到李鸿，一见面就对孙立人师长说：“李鸿就是我的‘蒙蒂’！”从此，“李鸿是东方蒙哥马利”一词迅速传遍全军，连日军都知道了。


   我国军队挟胜利之余勇，于1944年1月以一一四团前进到胡康河谷中段的孟阳河。从１月11日到２月９日，大小５０多仗，一一四团消灭日军少佐以下６００多人。1944年２月，一一四团和一一三团合击占领大柏家，然后部队进入休整。1944年３月，一一四团与新二十二师会师卡盟。1944年４月，胡康河谷战役以中国军队胜利结束。随后，新一军挥师孟拱河谷，一一四团居中，向南挺进。渡过南密河，击退日军五十五联队，连克１０余处要地，直逼孟拱城。但这时候，进攻孟拱的一一四团突然消失了。原来，李鸿用兵善于出奇兵，他指挥部队转入杳无人迹的原始山林中，在孟拱的侧翼冲出，切断敌人密支那到孟拱的补给线，把外围的敌人都压缩到孟拱城中，一举歼灭。1944年4月23日，一一四团第一营长彭克立开始攻城，这时候，英军空降七十七旅请求由他们攻城，结果英军在日军的火力面前狼狈退回。无奈，英军只要请中国军队继续进攻，我国军队一战荡平倭寇，6月26日占领孟拱。因此役英皇特授予李团长金质十字勋章一枚。史迪威将军听到这个消息后，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看李鸿真是一位杰出的指挥官，堪当重任。”孟拱河谷战役后，新三十八师和孙立人，李鸿等威名远扬。８月５日，中国军队克密支那，反攻缅北的第一期战斗胜利完成。


   1944年8月，孙立人升任新一军军长后，推荐李鸿升任新三十八师少将师长，一一四团副团长王东篱升为一一三团长，一一四团副团长彭克立担任一一四团团长。


   彭克立回忆：


   一场反包围的恶战终于开始了.双方鏖战在胡康河谷的森林中。师长孙立人对此役作了新的部署，这就是印缅战场的血战于邦和大龙河。他要求总部派一一三团、一一四团和山炮营，迅速开赴前线增援孤军深人的一一二团。经过20多天急行军，到达于邦附近，准备攻击。这一场攻坚战交一一四团团长李鸿指挥。他沉着应战，亲赴前沿阵地观察地形，召集营长、副营长，山炮连、平射炮连、迫击炮连的各连连长分配任务。命令我第一营攻击于邦主要阵地。我们对敌人火力配置不了解，第一天即进行火力搜索，发动佯攻.以暴露敌人的火力。第二天则用八一迫击炮和山炮猛烈轰击敌人的主要火力点。 第三天从上午7时起以密集的炮火不停地摧毁敌人的阵地. 直至9时才由第一、第三两个连开始猛攻，待敌火力被我压制，乃一举冲入敌阵，此时轻重机枪、冲锋枪、火箭筒、手榴弹齐发，喊声震天，一举将敌人歼灭。同时派第二连向致人阵地两侧推进，狙击敌人的增援部队和逃窜溃散的敌兵。战斗至下午5时结束。我军在胡康河谷首战告捷。这是我 新三十八师自1942年一一三团仁安羌大捷之后，我一一四团与日军十八师团短兵接战的一次较量。它奠定了全军将士反攻缅甸必胜的信心，也充分显示了孙师长、李团长指挥若定的军事才能。我团在于邦稍作休整后，于1944年1月12日，沿胡康河谷南下，一一拔除敌重要据点数十处，与敌血战孟阳河，重创敌十八师团主力。3月9日，与一一二团。一一三团合力攻克瓦鲁班，使敌十八师团从此一蹶不振。5月下旬，我团与新二十二师会师卡盟，随后，挥师大龙河两岸，打迈克老缅至芒平的通过。我团驰骋数百里，所向披靡。
   中国驻印军的下一个目标是盂拱。敌人已经感觉到了，在孟拱布下重兵，增援部队和物资从密支那不断涌向孟拱。然而，进攻孟拱的新三十八师一一四团，在进军的途中突然消失了。夫兵，诡道也。常以奇兵取胜的一一四团，这次又出敌意料之外地在芒平至孟奴由中途，突然转入杳无人迹的崇山峻岭中，从原始丛林中昼夜潜行，伏道而出，在孟拱的侧背斩关夺寨，先克拉芒卡，切断敌补给通讯线，再夺丹邦卡、大立、卡当、登浦阳等据点。6月15日，我营夺取巴棱杜，我率部与敌激战8小时，敌不支，弃阵溃逃，我占领巴棱杜，完全切断了密支那至孟拱的铁路和公路的运输线。




   孟拱战斗后，主攻的第一营营长彭克立晋升一一四团副团长。他回忆：


  “英军空降第七十七旅求功心切，在我团攻占巴陵杜时，乘机进攻孟拱，被日军围困在孟拱东南日军阵地中，伤亡惨重，乃紧急向孙将军求援。李鸿团长立即率部昼夜急驰，时值大雨，我团将士冒着雨翻越孟拱山，抢渡南高江，出敌不意地攻入敌阵，英军之危顿解，我团乘胜扫荡孟拱外围日军备各据点，迫使日军向城内逃窜，孟拱外围阵地尽人我手。6月23日，团长李鸿下令我营于次日晨攻城，正在这时，英空降第七十七旅旅长温盖特将军求见，大概是为了争回面子，他请团长让他们这个旅来担任攻城任务。李团长说：“很好，我会令我们的炮兵协助贵军。”24日晨，我炮兵向孟拱敌阵猛烈轰击，约一个小时，英军发动进攻，被日军的强大火力一压，英军就狼狈退了回来。我炮火再次向敌阵猛轰，英军在炮火掩护下再度进攻，前进数百米，又被日军火力封锁在开阔地上，伤亡惨重，英旅长忙下令撤退，并连连对李团长说遗憾。李团长乃下令我营担任主攻，我率部从战壕中跃起，在炮火和机枪火力掩护下，向敌人阵地猛扑。我营将士动作战术灵活，或猿猴般匍匐前进，或猛虎般跃进冲锋，接近敌人后则杀声动地令敌胆寒。敌前沿阵地在我猛攻下顷刻瓦解，我营随即突人城内。英旅长温盖特少将看到我军如此气势，连连点头赞许，他还特别称赞我营第三连连长褚幼平的指挥才干。温盖特将军返国后，向英皇递交了一份特别呈请，在他请求下，英皇特授予李鸿团长金十字勋章，授予我和褚幼平连长银十字勋章。中国驻印军第一期反攻缅北战役宣告结束，孙立人将军提升为新一军军长，李鸿提升为新三十八师师长，一一四团副团长王东篱接任团长，我升任副团长。”
   “八莫之役，是李鸿师长指挥的一次陆空协同、步炮协同的现代化战争范例，一营担任攻城主攻。李鸿站在一辆美造指挥车上用无线电指挥进攻.先是美军战斗机群飞临八莫上空，轮番轰炸敌阵，约一小时；接着各种口径的火炮像沉雷和旋风一样席卷敌人阵地，由前沿向纵深一波一波地轰击：未等敌人喘息，信号弹升空，我军战车和坦克出动了。我带领一营迅速跳出战壕，在战车和坦克掩护下冲向敌阵，与敌拼死争夺每一道堑坏，每一个地堡。短兵相接时，靠刺刀、手榴弹，甚至徒手与敌搏杀，历时两小时，我团率先突人八莫市区，与敌展开巷战，城区争夺战更加惨烈。自11月15 日至12 月15日，我师完全歼灭八莫守敌，历时一个月。日军在八莫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从城区到外围修筑了坚不可摧的防御工程体系，日军最高指挥部计划在八莫与我军相持3个月，同时从日本本土和东南亚战场调集精锐部队，与我会战于八莫。我新三十八师在李鸿师长指挥下以一个月时间攻克八莫，粉碎了侵略者的梦想，写下了反攻缅北战史上辉煌的一页。八莫战后，我被提升为一一四团团长。”










    三、晋升副师长







   以新三十八师为班底成立新七军，李鸿任军长，陈鸣人任新三十八师长，彭克立任新三十八师副师长，李克己担任一一二团团长，曾长云任一一三团长，陆心峻担任一一四团团长。


   新三十八师只有一一四团基本没受到过损失，一一二团、一一三团都是补后重建的；暂五十六师是原伪满铁石部队改的，被消灭过几次，虽屡经补充，但实力在新七军中最差；暂六十一师也是东北地方保安部队改编，虽然从原新一军中派出很多军官和骨干到几个暂编师中，但是部队的战斗力肯定是不如以前了。再加上新七军指挥的其他地方部队，新七军有三万多人。新三十八师的两个团都被消灭过，虽经过补充，但实力也下降。


   新七军，蒋介石嫡系部队，美国机械装备。军长李鸿，副军长史说，参谋长龙国钧，下设三个师：
   三十八师，师长陈鸣人，副师长彭克立，参谋长李性常，下设三个团。
   五十六师，师长张炳言，参谋长刘大名，下设三个团。
   六十一师，师长邓士富，副师长宁伟，参谋长曾德辉，下设三个团。
   六十军，滇系部队，军长曾泽生，参谋长徐树民，下设三个师：
   暂二十一师，师长陇耀，副师长李佐，参谋长杨肇骧，下设三个团。
   暂五十二师，师长李嵩，副师长欧阳午，参谋长汤启圣，下设三个团。
   一八二师，师长白肇学，副师长任孝忠，参谋长杨正隆，下设五四四团，五四五团，五四六团三个团。
   长春守军以中央大街（后改称斯大林大街，现名人民大街）为界分为两个守备区，东半部归六十军，西半部归新七军，司令部设在中央银行大楼。以中央银行为核心，以坚固建筑物层层设防，并派新七军暂五十六师两个团，控制西门外大房身机场，派六十军一个师防守东郊城防工事外之战略高地。




   从1948年春到10月17日，长春被东北野战军包围十个多月，和新七军一起守卫长春的曾泽生的六十军准备起义。
   
   10月17日凌晨一点，六十军指挥所搬到五四七团团部，派人送信通知郑洞国准备起义。上午刘浩与李佐、任孝忠到五四七团团部，中午，曾泽生与刘浩会面商量起义后的事宜，下午3时，刘浩与曾泽生出城，会见唐天际、潘朔端，商定防务交接，包括交接防地时间、口令、办法，约定凌晨四时前完成交接。商定后刘浩与曾泽生回长春布置计划。17时通电起义。夜，接防部队解放军独立第六、八、九师入城接收东半部防区，12点，六十军撤出防区开往九台。六十军三个师共26000余人进行了“投诚”（解放军方称起义，国民革命军方称叛变）。


   10月17日夜，曾泽生接通郑洞国电话，并由刘浩与郑洞国通话，敦促其放下武器。


   10月18日，周恩来亲自拟电报给郑洞国，以黄埔旧谊敦促他“起义”，写道“时机紧迫，顾念旧谊，特电促速下决心”。


   晚11时，新七军李鸿派出六人代表团去和谈：三十八师副师长彭克立、暂第六十一师副师长宁伟、新七军军部炮兵指挥官王及人、新闻处副处长杨天挺、副官处副处长杨振汉、暂第六十二师政治部主任吴祥伯等人为代表，与解放军第一兵团参谋长解方商洽“起义”，达成协议。


   10月19日清晨，新七军参谋长龙国钧面见郑洞国，报告已经准备投诚。上午10时，新七军放下武器，解放军接收西半部防区。至此，长春全部被解放军占领，只有郑洞国兵团总部机关和特务团固守中央银行大楼。解放军没有采取武力攻占，郑洞国部下（一说杨友梅）与解放军联络，提出“抵抗”一二日后再投降。


   10月20日晚11时，郑洞国向蒋中正总统发出诀别电报。10月21日凌晨4时，在一阵朝天开枪后，兵团总部举白旗投降。


   所谈条件中有允许军官回到原籍。这样所有军官先是送到哈尔滨“解放团”学习，接着高级军官又被送到抚顺教育。1949年5月25日，四人被释放。陈回上海，李等三人回到原籍湖南。李鸿在长春时，娶吉林长白师范学院音乐系毕业生马真一，由于此时长江以南仍是交战区，路过北平时便将眷属寄住在其亲戚家。












    四、黄昏岁月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宣布恢复总统身份，就在这一天，3月1日，孙立人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二十二天后，3月23日，孙立人领导的女干部、英文秘书黄正，与英文组长黄玨，遭到逮捕，被诬告为匪谍，之后被监禁10年。


   1950年2月3日，李鸿与夫人马真一携女儿哈生，在长沙上了北京到广州的火车，到达广州后即赴香港，在香港等待去台。5月，孙立人派原新一军副军长贾幼慧赴香港，将李鸿和夫人接到台北，并设宴为其接风。不久，彭克立、陈鸣人、曾长云也先后从大X陆赴台投奔老长官孙立人。李鸿到台湾第二天，孙立人即带他去面见蒋介石。蒋介石对李鸿归来深为嘉许，语多慰勉，态度极为亲切，他说：“现有两个考虑由你选择，一个是准备筹建一支光复大X陆的新军----成功军，你去当军长；一个是军校校长，孙总司令说你长于训军，你去当校长。这两个考虑你三天内答复。”据袁子琳回忆，李鸿见过蒋介石之后，曾对他说：“总统很客气，还问我贵庚呢。”当时，孙立人已任命陈鸣人为陆军总司令部营务处少将处长，彭克立为二○六师少将副师长兼任团长，曾长云为三四○师步兵团团长。


   然而6月间，蒋介石不仅违背了诺言，还下令保密局将李鸿和夫人马真一逮捕投入监狱。6月至9月间，与李鸿先后至台的新三十八师将校级军官陈鸣人、彭克立、曾长云、潘德辉、胡道生、陈高扬、黎俊杰、吴颂扬、潘东初、孙蔚民、刘益福等十七人陆续被捕入狱。

   孙立人立即晋谒蒋介石，为旧部求情，愿以全家的性命保李鸿等人，但遭到蒋介石拒绝。


   李鸿等先在台北青岛路国防部军法局看守所押了八个多月，接受个别审问，不久，又被移押台北延平南路保密局看守所。李鸿、陈鸣人、彭克立、曾长云四人以“匪谍罪”立案，马真一、陈高扬、黎俊杰、吴颂扬、潘东初、潘德辉以“知情不举”连坐。第一次审问的内容是长春放下武器的经过，第二次审问则指定交代经过“解放团”训练，并受中共派遣来台从事策反孙立人活动的情况。在保密局看守所，李鸿、陈鸣人受刑最重，坐老虎凳、鞭打、刺手、槌腿，每次受刑时间长达八小时，他们两人最后一次受刑时间长的达十二小时之久。曾长云比李鸿、陈鸣人受刑次数稍次之，其他人至少被鞭打两次，但经历过滇缅血战九死一生的李鸿等人至死不认罪。


   孙立人在台湾重建征兵制度，也建立预备军官制度，为台湾训练出坚实的国防军队。蒋经国在军队中发展政战系统，以巩固国民党势力，孙立人主张军队国家化，对此非常不满，但无法反对蒋介石的命令。


   1950年3月22日，蒋经国告诉蒋介石，说孙包庇“共X匪女谍”黄氏姊妹，不肯遵令解缴。蒋介石闻之，“心怀不平，颇愤激”。4月17日，蒋认为黄氏姊妹实有重大嫌疑，她们与孙关系深切“可骇”。6、7月间，情治部门又在孙部发现“匪谍重案”，认为李鸿、彭克立等人受共产党指使来包围孙立人，以便响应攻台，蒋感叹孙“夜郎自大，粗浅糊涂，不知如何结果矣”。1954年蒋介石决定架空孙立人时，曾对其有一综合评价，认为“其性拖拉呆滞，好听细言，私植派系，用人复杂，心无主旨，受人愚弄，间接已受共产包围，环境险恶，对上阳奉阴违，有恃无恐。若再重用其掌握兵权，则后患难除”。


　　此外，孙立人与“国防部参谋总长”周至柔也有矛盾。1953年11月底，在“国防部”军务会报中二人冲突。事后，孙被蒋介石训诫，理由为“恃外凌上”，说这是“最卑劣之人格”，举二事为证，证明孙之“目中无人”，令孙向周至柔认错解释。孙之行为似乎时常被蒋与“恃外”二字相关联，不管孙是否真是出于“有恃无恐”的动机。


   1953年，黄杰与其军队由越南富国岛至台湾。1954年6月，蒋介石命任黄杰为陆军总司令，将孙立人调任至无实权之总统府参军长。12月3日中华民国与美国双方签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中美关系不再需要透过孙立人来连系。蒋经国属下的政战单位，开始调查孙立人的部属，锁定在步兵学校服务的郭廷亮。


   1955年5月25日，郭廷亮被捕，遭到严刑审讯，连续十天遭刑求。5月28日蒋介石召见孙立人，说他打仗不行，对他进行监管。6月，以孙立人与其部属少校郭廷亮预谋发动兵变为由，对孙实施看管侦讯。


   7月14日，因郭廷亮在刑求之下，仍然坚持不肯指控孙立人，保密局特勤室主任毛惕园，向保密局毛人凤提出建议，由毛人凤亲自审问郭廷亮。毛人凤向郭廷亮给予肯定与鼓励，并跟他说，只要承认自己是匪谍，就不会牵连到孙立人。郭廷亮写下自白书，承认自己是匪谍。总统府汇集情报局资料以及警备总部彭孟缉收集的证据，连同郭廷亮自白书，派遣局长黄伯度，送至当时被软禁的孙立人住处，希望他自行辞职。孙立人原本态度强硬，认为郭廷亮必是遭到诬陷，但黄伯度透过原副总司令贾幼慧、及侄子孙克刚等人转达孙立人，此事为层峰（蒋介石、蒋经国）的意思，孙立人如不肯屈服，将会株连更多旧属。孙立人于8月3日写亲笔信给蒋介石，请辞中华民国总统府参军长一职。


   8月20日，蒋介石批准孙立人辞呈。同日下令，正式拘捕孙立人，并由副总统陈诚为主任委员，与王宠惠、许世英、张群、何应钦、吴忠信、王云五、黄少谷、俞大维等组成“九人委员会”，负责调查实情。陈诚九人委员会在调查后，认为孙立人的下属涉嫌军事政变，孙立人应负责任。根据蒋介石日记，驻美大使顾维钧曾奉命向美国太平洋舰队指挥官雷德福上将报告孙案的侦查经过，美国雷德福上将的反应相当愤怒，认为孙立人是台湾最忠贞干练的将领，不可能叛变。因为美国军方的态度，蒋介石决定放宽处理。军事法庭判决，孙立人判无期徒刑，在家中软禁。郭廷亮被判死刑，随即由高层下令，改成无期徒刑，送往绿岛监禁。孙立人部属皆遭到情治单位的审讯，有300多人因此被解除职务，或获罪入狱。先前被拘禁的李鸿等人，在此时也正式受审，被宣判为匪谍，继续监禁。


   1955年5月，李鸿等孙立人旧部被军情单位正式指控为匪谍。1958年李鸿、陈鸣人、彭克立、曾长云被移押至桃园龙潭卧龙山庄囚禁。1968年7月，国防部正式寄送起诉书给李鸿，以匪谍罪起诉。1971年7月14日，宣判李鸿等人无期徒刑。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后，台湾“行政院”颁布减刑令，李鸿等4人被减刑为25年有期徒刑，而李鸿等4人已坐牢25年，于是“国防部”又发了一纸减刑裁定书，草草将李鸿案了结，以“怀刑忏悔，衡情尚可悯恕”为由，于1975年7月14日将李鸿、陈鸣人、彭克立、曾长云四人释放。


   李鸿案判刑十七人，孙立人案判刑三十五人，两案先后株连达120余人，受酷刑达数十人。许多人出狱后晚景凄凉，有的终身残废，有的住进了敬老所，有的扫大街甚至卖血维持生计，有的家庭因此妻离子散。
　　
   陈鸣人亦由家人接回家中，于1984年2月7日在台逝世。


   彭克立、曾长云在台湾无家，被当局送去台北市中和敬老所，过着形影相吊的晚年生活。幸有在台北的袁子琳、潘德辉等印缅战场的好友经常往来探视，聊解寂寞。


   1986年，曾长云病逝于养老院。  


   1988年1月，蒋经国去世，3月，孙立人终于恢复了自由，他与旧日战友见面时，总是一再询问李鸿的近况如何。当他得知李鸿已瘫痪在床时，即表示要亲自前往屏东探望，怎奈健康已不允许步履艰难、体衰气弱的90岁老人长途跋涉远去屏东。


　　4月中旬，彭克立回大X陆湖南长沙定居，临行，双手捧着曾长云的骨灰盒走上飞机，他要完成曾长云的临终遗愿，把他的骨灰送回故乡湘乡安葬。这时，李鸿病情日危，有人到台中看望孙立人，将李鸿卧病和彭克立上飞机的照片给这位老人看，孙立人泣不成声，悲愤欲绝地说：“李鸿他们何罪，一关就是20多年。他们长年征战，立了那么多战功，竟一笔抹煞，公理何在?”接着又连声说，“是我连累了他们，是我连累了李鸿，我为什么要召他们来台湾呢?我竟然相信了蒋介石的承诺！”8月15日，李鸿在屏东医院辞世，终年85岁。


   在台生活38年后，彭克立于1988年4月离台飞港，转道深圳回抵长沙定居。1989年6月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不久受孙立人委托，并取得省政协支持，具体经办了原新三十八师中将副师长齐学启之墓的重修。1990年5月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彭晚年积极向台湾的故交宣扬大X陆进步、繁荣、民主、自由之实况，为促进祖国统一出力。


   彭克立回忆回大X陆的经过：


    1975年4月蒋介石去世，台湾 “行政院”颁布减刑令，李鸿和我等四人被减刑为有期徒刑十五年，而我们己坐牢二十五年。于是， “国防部”再次戏剧性地向我们发了一纸减刑裁定书，决定于1975年7月14日将我等释放，恢复自由。
  1988年4月初，我回祖国大X陆探亲的申请获得批准，4月中旬我离台飞港，乘京广线火车回到阔别三十八年之久的故乡长沙。

    ——彭克立之所以回大X陆定居，是因为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几十年来一直在长沙生活，一直在翘首以盼。这是他的精神寄托所在。
   遗憾的是，就在他回大X陆之前几年，他饱经患难、尝尽辛酸的妻子生病去世。
   悲痛之余，幸好彭克立还有两个女儿和外孙们作为精神奇托。这也算是他的苦难人生的一点慰籍。
   1988年4月，当七十九岁的他回到长沙，和自己两个女儿紧紧拥抱的时候，两行热泪滑过他饱经沧桑的脸颊。

       回到长沙不久，湖南省政府聘请彭克立为参事。

   据现已回大X陆定居和两个女儿同住的彭克立少将说：我于1950年4月应孙将军之召到台湾，即被任为二0五师副师长兼六一七团团长，不久即遭拘捕，先后囚于台北军法看守所，延平北路看守所，桃园卧龙山庄，与健公[李鸿]、陈鸣人还有一位国大代表四人共处一室，健公是三十八师老师长，陈鸣人是继任师长，我是副师长，还有囚于他室的曾长云、潘德辉等三十八师团长、营长、参谋等十余人和以后被捕的郭廷亮等人。见此，那位国大代表不无幽默地说：卧龙山庄藏龙卧虎，简直成了你们新三十八师师部。彭又说，健公和我都没有受过刑，陈鸣人师长因一封原新一军副参谋长张炳言寄自大X陆的信件，军方逼他承认是匪谍，被陈拒绝，于是对他动刑，手指被竹签钉过，我们在卧龙山庄四人一居室，不审不问，只是软禁，不与外界接触，不许探视，房子内外无人看守，可以在小圈子内自由活动，一日三餐由专人供给，每星期打牙祭，虽然不审不问，但罪名早已被内定为“匪谍”和“策反孙立人”。


   一九八八年，曾心仪在《最后的活口——彭克立将军携曾长云骨灰返乡》写道：


   曾长云与彭克立两人是只身来台，从被收押后，就一直在一起。头几年，同案的人不能见面、交谈，直到被移送到龙潭保密局后，白天大家在庭院里可以见面、谈话。一九七五年被释放后，官方安排曾长云、彭克立一起住进台北市立广慈博爱院中和敬老所。陈鸣人的住处离中和敬老所不远。陈鸣人生前，常从家里走到中和敬老所和两位老难友闲聊。三位老人在中和市圆通路这里消磨他们的晚年。陈鸣人、曾长云在出狱后不为世人所知、静默地在病魔摧残中活了十多年，先后病死。


   曾长云的晚景非常凄惨。他患有眼疾、心脏病，还有其他各种毛病。眼疾开刀前，视力已经很弱，几乎失明。开刀后，视力情况一度好转，他就从医院搬回中和敬老所。不多久，又因眼疾病况转坏以及其他毛病常往医院跑。后来，眼睛全瞎了，使他极为惊恐，引起心脏病复发，住进台北市立仁爱医院。这一去，就没有再回到中和敬老所。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二日，他在医院病床上，孤独地在黑暗中消失最后的生息。
  彭克立在他去世前一天曾去看他，对他说隔天再来。彭克立再到医院病房时，才知他已死了，遗体移送到民权东路台北市立殡仪馆。彭克立为曾长云料理后事。曾长云遗体火化后，骨灰坛放在台北市善导寺。
   彭克立申请返乡探亲，他一边等着香港的签证，一边忙着办理手续将曾长云的骨灰带回湖南老家。
  彭克立年老体弱，装盛骨灰的大理石坛对他来说是很重的负担。他后来改用木盒装盛骨灰，这样提起来就轻多了。


   彭克立的“台湾之行”可真干脆，一九五零年，来台，两个月后入狱；二十五年后，一九七五年出狱，入老人院；七十九岁，离台、带着老战友老难友的骨灰离台。


   曾心仪写彭大将军：


   矮小衰弱，背部微驼。他背脊长骨刺，会痛。有风湿病，视力极差。他说，身上还有很多毛病。他走路时，有点摇摆不稳，即使他手持手杖，我也十分担心他会跌倒。他的身体看来是太衰老了，我实在很担心如果跌倒，骨头会散掉。


   我和他谈话，觉得他思路清楚，反应尚灵活。有些年轻人在思考和反应上，显得比他还迷糊多了！我不确知，他对很多事，人、地、名，记得颇清楚，是他的记忆力好呢？还是经过多年侦讯造成几乎可以背出很多事来？或是因为他的时间大都在牢狱中度过，因而把精力和记忆都花在那些过去的事情上？


   中和敬老所每个房间里，放了几张双层床。曾长云生前的睡铺，现在住着一位讲台语的老人。语言不通，对老人们来讲，似乎不成为很大的问题。老人家彼此谈话的机会并不多。我虽然很想和彭克立及其他老人多谈谈，但是他们谈话总是简短得一句、一句，谈话似乎会使得他们虚弱的身体容易疲劳，因此我也不太想干扰他们。


   彭克立的睡铺离曾长云的睡铺隔了两间房间。双层床的下层睡觉，上层摆个人的用品。每个睡铺、每个房间都显得拥挤、杂乱。似乎，每位老人毕生的随身物就只有这些简陋、陈旧、简单的东西……


   我用生硬的台语和现在睡曾是曾长云睡铺的老先生交谈。他对我的语言似懂非懂，我原担心他或是有其他路过的老人阻止我拍照。使我惊讶的是，看见我照相的老人几乎都没有反应。仿佛，他们的悲欢喜怒感情已经沉落到生命的底层。


   彭克立曾为香港签证迟迟未发下来而显得焦虑。他能否顺利出境，显然对我们的谈话有影响，也影响到他对透露他与李鸿等四人案的内情。当我得知他即将启程时，我去见他，向他道贺就要看到三十八年未见面的两个女儿（他的妻子于数年前在老家病逝）。我心里却没有真正的喜悦。他是李鸿等四人案中唯一活着能说话的人，却在离开台湾前没有为公开本案内情稍微再尽一点力。他告诉我，辅导员和另外两个人将开车送他到桃园国际机场搭飞机。我怀念和他谈话、相处的每一分秒。本文写作过程中，得知他已抵达湖南老家。在我为《孙立人研究》做采访工作中，彭老先生已是一位相当友善的受访者；虽然，他也像多数“孙案”受害人一样，仍有疑惧、有自我封闭的倾向。采访“孙案”所接触到的事实，以及采访工作所遭遇的困难和压力，在在都显示出：我们都是在这个腐x败大环境里生活。是什么摧毁了人与人之间可贵的情和义？是什么使感情自然流露变得困难、不自然，要抗拒看不见、无比的压力？


   我每想到彭克立要经过刻意安排，假装在火车站巧遇孙将军，用这种方式才能见到老长官；每想到两位老将军在人群熙攘、有着监视人员随侍的情况下见面，就忍不住热泪盛眶。


   将军行矣！










   修复齐学启墓






　　此后孙立人将军随国民党残余去了台湾，两岸则因一湾浅浅海峡而阻隔，1985年，孙立人义子揭钧从定居地加拿大返回台湾，拜见义父及老上司孙立人将军。


　　孙立人将军特别拜托揭钧，希望他前往大X陆寻找为民族解放事业而牺牲的知己好友齐学启将军墓。此外，孙立人又拜托老部下刘立忠和彭克立如有机会一定到岳麓山寻找齐学启将军墓。


　　刘、彭二人赶赴长沙，通过黄兴长孙黄伟民帮助，寻找到已在“文X革”中被破坏的齐学启墓。


　　知道齐学启墓被破坏后，身在台湾的孙立人将军寝食难安。因长年被软禁，孙立人将军身无长物。他通过旧部在台湾进行募捐，筹集6000美金，交由部下彭克立，务请赶紧带回长沙，为老友齐学启修墓。


　　1990年1月7日，墓园修复竣工典礼暨祭奠仪式在岳麓山举行。除相关政府工作人员外，齐学启将军的亲属袍泽共60余人参加仪式。

   遗憾的是，孙立人并没能回到大X陆，回到他希望亲临的齐学启墓地，向生死挚交致祭。但孙立人将军1989年撰写的《重修齐学启将军墓园记》则已铭刻于墓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