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的改造

秦泽

  前：这只是一个粗糙的想法，也可以作为一个大纲。

  儒家旧伦理观已经破产，这毫无疑问。作为儒家人道价值观的具体体现，古代中国的守望相助，老死不出其乡，重农轻商，忠君孝悌社会伦理观在近代束缚着经济、政治的转型，从而导致了清末普遍化的贫穷。另一面，儒家的人道观念却维持了普遍贫穷前提下清代三百年的政治秩序。

  如果说自耕农的生产方式和家庭结构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那么这种硬性的适应的动力必然是首先从文化上着手。

  在读中国近代史时我心中一直存着疑问：既然洋务派是被扭曲的历史镜像，那么反对洋务派的所谓“清议腐儒”有是否存在不为人知的隐情呢？印象最深的便是一位大臣说国之根本不在奇器，而在于人心。这句话并没有错，甚至可以说这种论点是人类真正的普遍价值观。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伯利克里在演说中就有只有人是最珍贵的论述。今天恰好读到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所著《作为方法的中国》最后一章便是介绍一位清末的腐儒刘锡鸿。这位著名的反洋务运动据说和他的反目成仇的好友郭嵩焘一样臭名昭著——反对洋务和支持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竟然会在不同的的历史阶段被赋予不同的历史含义，这种现象着实令人惊异。在清末郭嵩焘下场悲惨，清末以后刘锡鸿的生卒年清史稿也不曾记载，也没有专著记载其人其事，百年以后更鲜为人知。

   刘锡鸿做过驻英副使，后来又是驻德国大使，期间详细的考察过西欧强国的政治、经济、交通、教育、民生，可以说是一位欧洲通，但他却反对郭嵩焘的洋务运动。他认为欧洲的器械发展是建立在欧洲的文化前提上，强行移植到中国将会发生意想不到的灾难，其中较为详细的就是反对大规模的修建铁路。他认为修建铁路一是财政无法支持，京广铁路的预算是七千万白银，而当时清廷的岁入是四千万白银。第二个是民间集资的困难，由官方主导的集资因为腐x败官僚的缘故，往往无法兑现回报利息，并举例洋务运动官办工厂集资时承诺的四分利息，最后只有四厘，进而引起民愤。<某君云川路运动是导致清末宪政的失败的原因>，第三个是当时的中国因为普遍贫穷，铁路这类公共财物及其容易引起盗匪的破坏。<这一点沟口雄三认为刘锡鸿是察觉到了中国在当时文化上的落后——也就是现在情绪化“知识青年"口中的——劣等民族.此处当存疑，因为这并非文化上的“落后”，要注意古代中国对“公共"的界定.对于村民来说公共财物只限于本村或者本乡，这是受制于自耕农的社会结构的。另一方面，夺取公共财富是正是因为文化束缚力的减弱，贫穷的压力导致的恶习，儒家的“先富后教”就是针对着此类现象，也就是说并不是儒家文化导致了自私自利的民族性格，而正是儒家文化的衰弱释放了这种农耕社会的劣习>。

  刘锡鸿一方面在游历欧洲时称赞铁路对改善民生好处，另一方面又在国内反对修建铁路，他的动机绝非是所谓“腐儒清议”。

  这是两难的矛盾，对刘锡鸿这一类反洋务官僚的重新认识并不能又让我们重新开始唾骂洋务运动。一方面是亡国亡种的危机促使有责任心的士大夫急于保国保种，而国内沉珂弊病不得不让人们将眼光望向欧洲，学习洋人的制度和技术。但中国又是一个地域如此广大，传承如此久远的文明古国，古老的儒家伦理深入到了这块土地上的每一个角落。拿来的欧洲制度和技术如何与古老陈沉旧的中国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有人认为暴力革命打碎了儒家伦理，为全盘西化<也就是情绪青年们为之向往的变身成文明的“先进人种”>，但事实真的是这样么？种种政治运动并没有消除人们对儒家伦理的依赖，相反，经过政治灾难以后人们更加不相信新的事物，宗族人情作用反而得到了加强。而儒家伦理的核心——人道观念，却被真正的付之一炬。

   韩国、日本、台湾都隶属于汉字文化圈，也可以称之为儒家文化圈。但是在与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结合的过程中都产生了不小的问题。譬如日本的攀比风，在日本经济迅速发展时期，国民争相购买汽车，造成了严重交通负担。这种现象在中国大X陆、韩国、台湾都较为明显，而其原因就是在于旧的儒家伦理观在与市场经济结合时产生的不适症。譬如在旧的儒家伦理中提倡“厚葬”，原因在于农耕家庭的财富积累毫无用处，就像一个王朝的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会引起贫富差距，进而造成动X乱，通过礼节性的消耗，能将维持较为稳定的社会秩序。这类儒家伦理观的社会功能还表现在其它许多方面。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产生于这里，儒家的人道观念式微，而追求现世幸福的观念却得到了继承。于是产生了东亚特有的现代社会现象：攀比成风、损坏公共财富，缺乏创造力诸如此类。只是程度上较为不同，我们将会发现对儒家核心观念继承越是健全的地区这类程度越轻，而中国大X陆却继承了两千年的儒家公共伦理观，但儒家文化却最为衰弱，所以程度也最为强烈。

   先秦中国的各国是成点状分布，因此塑造了独特的中国社会形态。当儒家伦理成为一种力量时，信奉它的人们也根据它提倡的社会形态改变自己的生活，赣南的宗族现状就是很好的说明——不同的大家族选择一块小平原聚族而居，与其它大家族相互分离，所以人口分布密度大而散，在这种现实状况下发展市场经济的阻力更大。人们要离开自己的故乡去寻求工作的机会，而另一方面家乡却在交通不便的地区。即使缓慢的一个地区一个地区连续的发展市场经济，也将是十分庞大的工程——聚集人力资源的成本太大，而单个区域可消耗的能源太少，这也是日本面对的问题。

    所以中国的问题是"观念""地理“以及“观念塑造的社会”的问题，也就是农民的问题，这是费孝通《江村经济》开篇的第一句话。那么农民转型的关键是什么呢？我相信政治、经济、文化都是关键所在，而更为困难的却是一种隐形的而又强大的力量，那就是旧的儒家伦理观。毁掉它的运动已经失败，因为人们依赖它生存，如何将儒家文化内在的符合人类普遍价值观的传承与现实相结合，在旧的儒家伦理中创造出一种新的伦理观，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

    顺带说所谓儒释道，其实佛家和道家都不存在所谓的社会观，因为他们提倡的乃是不可实践或者部分实践社会观，所以必然只会是个人的文化观念或者部分的文化观念。

暴风影音

又是那个感觉，一看标题就估计是你，果然。

珀尔修斯之弓

儒家的伦理建制是基于先秦封建社会的小共同体基础上的。说实话并不适于推广到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帝国。
所以秦始皇之后的两千多年直到今天，都是法家编户建制在起决定作用。

就如同雅典民主只适合于城邦社会，到了近现代的民主国家，都要采取代议制变通。而保留人民主权的核心。

同样，儒家思想也许应该发掘其中的民本思想，和西方思想结合，来反抗早已过度的大一统强权。以构建新的文明伦理。

秦泽

珀尔修斯之弓 发表于 2014-8-25 20:50
儒家的伦理建制是基于先秦封建社会的小共同体基础上的。说实话并不适于推广到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帝国。
所以 ...

在历史事实中，中央集权制也是和地方“自治”所共存的。不必说汉代较为明显的封建与郡县制度之争，魏晋隋唐的门阀之争，即使是在皇权专x制的顶峰明清两朝，皇权也只能有限的触及到州县一级。中央权力的最基层是州县官，乡村基本依靠乡绅耆老里长之类的与州县官协商管理。

所以中国古代社会并不是一种单一的超稳定的形态，地方与中央集权，也就是儒家提倡的德治与法家提倡的“法治”两种力量的共存。而刘锡鸿在考察英国政治、教育、公共福利时所使用的词汇就是正统儒家的德治语言，认为英国的代议制符合儒家的德治观念。因而可以看见，尊崇忠孝的等级制度并不是儒家的目的，而是为了实现德治、民乐的手段。这是从政治层面来看待儒家伦理

问题在于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看待欧洲制度和儒家伦理，也确实存在各种各样的腐儒，包括反儒的人。他们认为儒家的伦理始终是为皇权服务，将忠孝等级观视为儒家思想的核心。

诚如珀弓所说，需要挖掘儒家的民本思想，不过我认为更应该挖掘儒家德治观，明末的儒者已经注意到儒家伦理改造的需要，着手创造乡村自治的“乡约”<王阳明>，李卓吾提出了富民阶层的社会地位的重新划定与对皇权的质疑。

或许有人会认为五百年的历史，太遥远了。但事实是，中国人内心对绝对权力的崇拜与官僚组织的臃肿庞大与明清并没有多大不同。人们，要认识到中央集权的目的并不在于所谓“换个人做宝座，继续统治天下”而是秩序的维护的需要，并且它不应是绝对和唯一的，为地方自治提供源自于中国文化本身的法理依据这便是改造儒家伦理观，延续未完成了明末思想转轴，便与欧洲政治制度相结合产生的真正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与联邦制度”

秦泽

换言之，就要以中国自身的语言来阐述“民主”“宪政”“人权”这些带有西方色彩的名词，使得国人真正接受人类普遍的价值观，这是改造中国社会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权力崇拜观念的关键所在。

这与牵强附会的说西方文明与中国文化同根同源有明显不同，在用中国自身语言来解读人类普遍价值观时，第一个需要对中国文化的含义单独的理解，由中国文化本身自我生长，最终在结果上与西方文明的价值观不谋而合，而不是在一开始就用西方的社会形态来判断中国文化，无论得出的结论是优劣都必然不是客观的。

这样，东方西方的对抗就能自然地消融，而中国的社会依然是中国社会本身，不存在扭曲的结合，而是更加合理的的中国社会

秦泽

用中国自身的语言来解读人类普遍的价值观，就是如同像费孝通博士那样实地调查中国切实存在的问题，并追溯这些问题的根源，从文化、政治、经济上解读社会功能的建立与失效。而不是简单暴力的使用”劣等“”落后“”不欧洲“这些以欧洲为天堂标准的不切实际情绪化的判断，在这类前提下移植西方制度，无异于一个肺部感染的人看到一个肝病患者服用了医治肝病药物痊愈以后便也寻找这类药物服用，盼望健康，结果却是肺部越来越严重，肝脏也出现问题，便只好大骂自己父母生了一副弱身躯给自己。

秦泽

儒家伦理中的”德治“观并不是道德洁癖，因为依照先秦儒家的观点，天下有德者居之，也是皇权的法理之一：将皇帝视为道德纯洁者，上天的在人间的化身。这里所说的要挖掘的”德治“观就是合议制，德治的对立面是”法治“，而法家的法治虽然有”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徒不避免大夫“的论述，但其前提不是皇帝的道德纯洁，而是皇帝的两面三刀，驭人之术：也就是首先通过权谋之术获得统治地位，然后由这种权力来制定维护自身权力的法律，进而实现儒家的百姓各安其份的理想<注意这是农耕时代的儒家理想>。所以法家的核心是权谋，在法家自身的逻辑中，中央集权制度就是通过权谋手段制定维护统治的法律，而绝对权力则只受“水亦可覆舟”的权力危机意识的束缚。

但在“德治”的逻辑中，首先最为明显的是反对苛刻的律法，最大程度的希望社会建立起以“道德教化”为基础的自我调节功能，这就使得权力受到了一种束缚，而如果引进西方的法治制度，那么这种束缚便成为了强制性社会调节。而不是中国法家的刑罚之术。

德治再进一步的演绎是，有德者有议事之权，这就是乡村耆老乡绅议事权力的“法理依据”。

有人说德治很虚无，可是真的如此么？德国公法学家也曾说过任何一个政府都需要证明自己对理想的侍奉，将自己的统治与公民的认可结合在一起。那么道德本身除了自我约束的功能以为更具有一种公共的社会功能，那就是凝聚的功能。人之本性认可正直的人，因为正直的人不会损害他人的利益<当然是真正的正直>，人们选举领导者的时候，品性、才能都是重要的选择性。只是各个地区、时代对'道德“的定义不同而已，不要忘了克林顿是因为性丑闻而下台的，在西方婚后生活的贞洁观相当被人们重视，而婚前性行为却不会被视为不道德<当然也有少数人认为不道德>

暴风影音

珀尔修斯之弓 发表于 2014-8-25 20:50
儒家的伦理建制是基于先秦封建社会的小共同体基础上的。说实话并不适于推广到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帝国。
所以 ...

这是扯淡，我贴过陈独秀的《孔子与中国》了吧，儒学第一版就是封建社会瓦解是为了转向前资本主义中央集权时作的理论和制度准备。春秋战国时的各家都是，脱颖而出的儒学。

封建社会小共同体？还不是直接照以前的鬼话，说儒学复辟奴隶社会干脆。

珀尔修斯之弓

秦泽 发表于 2014-8-25 21:48
在历史事实中，中央集权制也是和地方“自治”所共存的。不必说汉代较为明显的封建与郡县制度之争，魏晋隋 ...

秦晖先生主张不要过于相信官府不下县和乡绅自治的错觉。

魏晋南北朝时，确实有较为充分的宗族共同体自治。
但到了唐代以后，就是中央强权对于基层的全面控制了。

在普遍中国古代社会考察中，里坊保甲和吏权这些中央权力对于基层的控制，经常被研究者无视。
其实这些吏权代表的中央权力，对于被里坊保甲化的编户齐民，有着深刻的影响。

士绅对于基层事务的话语权，更多的来自于其和中央官权千丝万缕的关系。

南方沿海地区宗族力量的兴起发展。反倒是近代西方势力东渐，中央权力对于沿海地区控制力削弱的结果。

即使是汉代的郡县地方权力，也是中央权力的授权行为。实在不能高看X中X国帝制社会的自治力量。

唐朝帅的一比

儒家在实证运用上实际上是一种人际关系，这是现代中国怎么也无法根除的，大到一个国家，红二，红三把持政权，奥巴狗狗那样的人物永远在中国出现不了，小到一个民营企业，也都是儒家宗法家庭控制式，国有企业也同样如此，依靠人际关系分配，这里面的确很有儒家道德的风范，官场就更不必说了，其实理论这东西在实证运用上很容易会跑偏，老子说的好，窃钩者诛，窃国者侯，道德这玩意有时就变成了一个小范围的宗法势力，就像在政府办事，如果你有人一路绿灯，如果没人，那你有的跑了，就是这个道理，如果说按照儒家实行自治，结果有且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天下四分五裂，汉朝已经花了三百年历史证明了，想要建立类似欧洲的那种城邦民主，那得有社会契约论，社会契约论文化来自于基X督文化，如果按照这种思路，恐怕中国得皈依基X督，让普罗大众信奉基X督教，花个200年时间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