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生理和心理
决定希特勒的性格和人格的主要因素有两个:生理缺陷和犹太血统。这两点比如何外部因素都更多地影响了他。德国在一战中的失败和耻辱无疑加强了反犹主义,催生了一代愤青,但这种影响也只有在希特勒身上表现得如此集中和强烈。对于希特勒的任何分析都不可能离开心理分析而局限于经济、政治、军事等社会问题。
希特勒在晚年有左半身颤抖的症状,加上左边睾丸缺失,使得一些医学专家认为他的大脑左半球发育不良,所以他不善于进行逻辑分析;他的右半球统治思维,所以他对于情感、音乐、艺术表现出特别的爱好甚至于偏执。他认为不懂音乐的人就不能当元首。
谈到希特勒的睾丸缺失可能是单睾丸,也可能是隐睾。无论如何,这个生理缺陷与他的狂暴性格有关。据医学专家Blos的临床研究,此类男童在青春期之前 (11-12岁期间) 常常会出现焦躁、好动、自卑、注意力不集中、学习困难、撒谎、臆想 (特别是阉割臆想) 和冒险行为。许多人还宣称自己是赋有特殊使命的人,对于时间和死亡表现出恐惧感。这些男童试图通过上述行为和臆想来证明自己的男子气,属于对于性缺陷的一种心理补偿。希特勒在这方面也不例外;他基本上具备上述所有的临床症状。Bell则认为此类男童常常在紧张的时候把手放在生殖器前面。无独有偶,希特勒的情妇布朗所拍摄的电影显示希特勒在紧张的时候也有同样的反应。他对于身体暴露的恐惧和拒绝医学检查的怪异行为也与他的生理缺陷有关。有人甚至于怀疑他有同性恋倾向和恋母情节,不过这一点很难证实。顺便值得一提的是希特勒据说有受虐待狂的倾向。他曾经叫一个女人在他的头上小便。至于这些变态与他的性格之间有什么关系就很难说清楚了。
希特勒对于犹太人的屠杀与他自己的犹太血统密不可分的。他说过犹太人就在我们之中 (Der Jude sitzt immer in uns),可谓一语道破天机—犹太人不是某个外敌,甚至于也不仅仅是某个少数族群,而是渗透到每个德国人血液里面的犹太基因。他希望把犹太的血带来的污染去掉,但是却无能为力。于是他宣布要杀死所有三代之内的犹太人 (即四分之一犹太血统的人),试图以此证明他自己没有四分之一的犹太血统。但是,在他的心灵深处,他清楚地知道他的四分之一犹太血统是无法摆脱的,这不但使他陷入永恒的痛苦,也是他决定不要小孩的真正动机。他宣称他不生小孩是因为没有时间尽父亲的责任,但这不过是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正是因为知道他自己的犹太血统,他剥夺了自己的生育权。为此,他除了报复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对于那些怀疑希特勒的犹太血统的人只要看一看他本人在1935年口授的法律就可以知道真相:德意志血统和荣誉保护法 (Gesetz zum Schutze des deutschen Bluetes und der deutschen Ehre) 明文禁止任何德国人到犹太人家里当佣人或者与犹太人性交。这个法律是用来防止他祖母的悲剧重演是毫无疑问的,也是他的自白书。他对于死亡的热衷也和他自己的犹太血统有关,他知道他按照他自己的定义也是一个犹太人,所以他必须以死亡来赎这个不可言喻的原罪,而他在自己死亡之前必须尽可能多地毁灭他的敌人。
他的最后方案是在1942年1月20日的会议上作出的。历史学家的分析指出这与他当时认识到侵苏战争无望取得胜利有关。在入侵苏联之前,纳粹德国的真正胜利其实只有一次,那就是入侵法国,其余都是属于吃豆腐之类,不管谁来指挥都没问题,包括你我在内。德国当时虽然在科技方面领先世界,但毕竟人力和自然资源有限,无法维持长期的消耗战。他原本希望在苏联重演闪电战的故伎,但是到了冬天德军也没有能够攻下两个主要目标: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在战线后面乃是无穷无尽的苏联领土,一直延伸到太平洋。这意味着他将面对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而希特勒深知德国已经无法赢得这场战争,而讲和不是他的性格和主义所能够接受的,所以他预感到了失败。军事专家通常喜欢说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是二战的转折点,其实真正的转折点是在1941年冬天的莫斯科保卫战。苏联一旦顶住了德军的第一波凶猛攻势,以苏联的人力、资源和幅员,战争的逆转是迟早的事情。希特勒比谁都更早领悟到了这一点 (相信苏军某些将领也意识到了),所以他必须趁早动手消灭内部的敌人。假如入侵苏联能够取胜的话,他的最后方案也许还不会被实施。他的种族灭绝是对于他在世界事务中的失败的一种心理补偿。
但是消灭犹太人也进一步破坏了他自己的战争努力,因为德国顶尖的物理学家都是犹太人,最早发现 (或者说正确解读实验结果的) 铀裂变的Lise Meitner就是犹太人—她有先见之明,及时逃走了。没有了他们高科技研究就难免受到损失,原子弹造不出来,国内劳动力短缺数百万。这还不够,德国还要把短缺的资源用于运送犹太人去集中营。可以说,希特勒对于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加快了第三帝国末日的到来。
作者介绍:Robert George Leeson Waite (1919-1999),出生于加拿大马尼托巴,明尼苏达大学硕士,哈佛大学博士,任教于著名的威廉姆斯学院。他以弗罗伊德的心理分析方法研究希特勒与纳粹德国历史,强调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可能对于外部因素的影响估计不足。他所创立的心理历史学方法对独裁者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