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连载：大型电视纪录片《一寸河山一寸血》解说词

神州陆沉

                   一寸河山一寸血（29）



中国幅员广阔，山系绵亘交错，这些地理因素形成了天然的国防屏障，也为游击部队提供了生存与落脚的基地。在八年抗战期间，出没在山区的这一股武装力量牵制了日军120万正规部队，使之动弹不得，这是日本军阀侵华之初始料未及的事，然而中共同样运用了这些条件在八年间成长茁壮，最后终于扳倒了国民政府，这也是国民党始料未及的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共应该是抗战时期敌后游击战的最大赢家！



我们承认，无论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是凡游击战士在抗日战争中所付出的代价与其贡献都是值得肯定的，但单靠打游击企图去赢取整个战争则属不可能，因为游击战的属性本来是消极的骚扰、消耗与牵制，所以，两国交战，最后的胜利仍然决定于主战场硬碰硬的阵地决战，这个道理应该是十分显现的。几十年来，中共不断宣传对日抗战是八路军打游击赢来的，刻意模糊了国民政府在每一个主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的事实！更断章取义声指民国24、25年间蒋中正的“不能打”为“不肯打”、“不抗日”，这显然也是不公平的。



事隔60多年，多少往事都已过去，许多变化也已成定局，今天的中共已经壮大到有足够的实力去面对历史，亦当有足够的勇气把事实还给事实，让真相长白千秋，否则，我们将永远惭疚与不安。





                  第二十九集  历史的血迹



也许您还记得，“七七事变”后中共曾发表一篇“共赴国难宣言”，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贺龙等人联名上电蒋委员长，表达共同抗日的意愿，他们在电文中说：

“红军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家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地卫国之目的。”

8月22日，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命令，改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以朱德与彭德怀为正副指挥，下辖3个师分别为：林彪115师、贺龙120师以及刘伯承的129师，总兵力约45000人左右。

从表面上看，国共好像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了，但10月4日中共“人民抗日军政治部”却在他们编的“几个问题的解答”中把自己的立场交代的十分清楚，那本小册子说：

“红军的名义虽然改变，那是为了全国抗日的统一指挥，虽然在名义上是改变了，但实际上还是照红军一样的办法······，通俗地说，外面虽是白的，内面还是红的。我们改了名义，要他们发给我们军需粮饷，我们处处占着便宜，丝毫不曾变成国民党的军队，”

就这样，他们和国军不断地周旋着。



无可讳言，中共从清党之后便以打游击起家，在经验的不断累积中也确实发展出许多游击战法，毛泽东说：“游击部队不应久留一地，要像流水疾风一样，迅速转移其位置，兵力转移时，要秘密、取巧、欺骗、诱惑和迷惑敌人，例如：声东击西、忽南忽北、即打即离、夜间行动等。”显然，这些招数都是典型的游击战术，毛泽东利用这一套战法从1927年开始和绝对优势的国民政府部队周旋达10年之久，直到1936年才溃退逃到延安，由此可见游击战法难缠之处。



在华北，日军控制的点线多属城市和主要交通干道，对于这些地方他们多以重兵镇守，加上外围汪伪部队的把风，老实说，可游之机是蛮有限的，但是对于同在边区山区打游击的国民政府部队就不一样了，因为“蚕食”自己人要比打日本容易得多，所以在敌后国共之间的冲突不断，因而抵销了不少对日作战的功能。在上一集节目中我们提到了皖南中共的新四军和上官云相部队冲突的故事，在华北，这种情形更为严重，现在，我们来看看民国28年发生在冀察战区的一段往事：这个战区包括河北、察哈尔和部分山西地带，一共分为五个游击区，在这里面第一和第五是刘伯承部队的地盘，第二游击区是地方部队张荫梧的地盘，第三游击区是石友三的地盘，第四则是朱怀冰的地盘。石和朱原属西北军，以当时而言算是亲中央的地方军，但仍不脱划地为王的草莽本色，所以这三种背景不同的部队在表面上看起来是“合”在一起的，而实质上则各怀鬼胎，充分发挥“游击战术”算计自己人，象这年秋天，刘伯承就把朱怀冰的部队给吃掉了，石友三深感唇亡齿寒，于是发动了对刘伯承的猛烈攻击，当年服役于石友三部队的李振武回忆他亲眼目睹的一段闹剧，他说：

（60军特务连连长）李振武：“石友三一火，你知道这一火可不要紧喔，这一火可死的人可是太多了，冤枉死的人也不少哦，整个这么大河北的南半部包围了，缩小包围圈，一家伙缴枪了，缴谁枪呢，缴刘伯承。我们下了命令，光要枪、子弹，除了这以外什么都不准拿，身上不准搜身子，什么都不准拿，如果拿，回来就枪毙。这时候你知道谁来了？刘伯承，国共合作嘛。刘伯承喊口号了，说：‘石友三是民族救星”、‘拥护石总司令抗战到底’，贴了满地都是标语，一边走一边喊，一路喊道石友三这个···住的地方，一个大门，就在那儿上，石友三拉他进屋哩，进院哩，他一回头还说‘石总司令是民族救星’、‘拥护石总司令抗战到底’，他这样子的，所以我看得清楚得很嘛，刘伯承什么样我没大很看清楚，这是刘伯承，说是一个眼睛，就这样，没看清他是左眼还是右眼，没看清楚就这样子，真的，这是真的。进去以后，交涉，好，枪给他，兵给他，还了，走了，这可还他了，还他以后不要紧，标语就换了，‘石友三是汉奸’、‘打倒石友三’。”

这个故事可以说是当时中共打国民党的样板脚本，能屈能伸的多变本质使中共在天高皇帝远的华北有机会一步又一步地发展了起来。



是凡当年在敌后打过游击战的人都有过三面受敌的惨痛经验，他们必须在日本正规军、汪伪所谓的和平军以及中共游击部队的夹缝中求生存······

(四明山区游击指挥部特务长)赵如林：“那个时候是没有政府的军队，没有警察，没有什么人，三不管，有叫和平军的，和平军就是大概伪政府一类的，那么还有就是土匪，要嘛就是共产党。”

（29军161师）钱宝山：“我们那个打日本人啊，那时共产党啊他不打日本人，他反过来打国民党，你们不晓得。”

（暂编12师）乐永湖：“我们两边跑，北边我们跟共产党打，南边我们就打日本，不一定。”

（32军12师）陈扬庭：“合作，合作个屁合作，合作他要打你呢，他合作？”



国军以正规部队在敌后从事游击战，事实上从战争一开始便不断在进行着。民国28年的冬季攻势便是一次典型的全面游击攻势。严格说起来，在这个时候除了第五、第九两个战区由于地处敌前，多为正面冲突之外，全国其他八个战区约当150个正规师的兵力都在敌后以各种不同方式进行游击战，由此可见，国军不仅在各主战场担当守土保国的重责大任，在敌后还投注了十分可观的兵力从事游击战与敌人斡旋，中共为了政治因素而扭曲了整个战争的模样，令人遗憾。



民国29年8月22日，重庆，蒋委员长接到了来自冀察战区的一份电文，上款写的是：委员长蒋  钧鉴：，内容大意为：为打击敌人企图，配合晋南及华中友军作战，保卫西北······职部决以组织百团兵力对正太线进行大规模攻击战······百团大战已经历一月之准备，但恐电报机密不密，恐有泄漏，故未早报特此申明······。接着这份电文又将兵力部署、作战计划等作了扼要的叙述，最后提到：“请分电各战区、各友军部队，抑制当前之敌，以利大战之进展，仅电奉闻。”下款署名为：职  朱德  彭德怀  养（22日）。

军事委员会当局收下这份电文，确实有点讶异，一、动员百团作战，少说也要聚众50余万人，换句话说，中共部队在三年间竟然成长了十倍，其速度相当惊人。二、中央对中共在敌后游而不击乘机做大自己的行径早有所闻，这回居然自动请缨上阵杀敌，多少有点匪夷所思！但为了民族生存的共同目标，蒋中正仍然下令各战区留意日军动态并牵制其转兵北上，并电令第一战区司令官卫立煌派兵协助18集团军这次的百团攻击。



百团大战是中共军队在抗战期间所发动的唯一的一次大规模战斗。这场仗以突袭揭开序幕，一开始，“八路军”发挥了奇袭战术，打得日本人昏头转向不知其所以，但最后还是惹来了无尽的灾难，由国军与无辜的老百姓承担。有关百团大战的详细过程及其结果在国军战史上未见披载，中共战史则恐多失实之处，因此，连究竟出动了多少兵力发起这一次攻击都很难得到一个确实的数字，但由战后委员长对18集团军的嘉奖显示，中共这次是真的打了！

百团之战对正太、同蒲铁路沿线以及井陉矿区等所造成的破坏，可以由日本军方的事后处置看的出一些端倪出来，为了承担这次“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袭击的责任，日军华北最高指挥官多田骏被“体面”卸职，参谋长笠原幸雄降职回关东军，第一军司令官筱冢义男也因此退出了现役。但整个事件并未从此了结，冬天过后，日军纠集大军开始报复性的“扫荡”，这场天罗地网的强力扫荡战逼使中共部队纷纷向西撤退并造成了十分可观的伤亡。事实上打从开始毛泽东便不赞成如此“大干”的，但是为了一扫游而不击的不良形象，做点事给老百姓看看，才勉强同意彭德怀的建议，孤注一掷。大战初期，中共突袭成功，老毛确实也曾乐歪过，但等到日本人聚众前来报复，彭老总还咬住不放，并准备“反扫荡”，这下子可惹火了老毛了，他一直记恨心头，把损失20%“革命武力”的帐一股脑都算在彭德怀头上，这笔帐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还没算完。

“百团”过后紧跟着受打击的是卫立煌的晋南中条山游击基地，这个基地早在1937年太原会战之后便建立的，也是国军留在华北的最后基地。前此，日军曾经七度来犯都没有得逞，这次为了扫荡“八路军”，从上海调来了第37师团、武汉调来第33师团，实力大增，于是便结合了华北的部队，共7个半师团，展开了第八度进攻中条山的“中原会战”。



中条山脉位于山西南部，打横平躺约170公里长、50公里宽，东接太行山，西连吕梁山脉，南枕黄河确实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因此日军称之为“华北盲肠”。国军计有16个师据险固守这块防地，由西到东分别为：孔令徇的80军、唐淮源的第3军、高桂滋的17军，然后是43军、武士敏的98军、武庭麟的15军以及裴昌会靠东边的第9军。

民国30年5月7日，日军分北、东、西三个方向由8个集结点向我中条山基地发动攻击，攻击一开始日军就夹着优势火力以雷霆万钧之势猛轰我军阵地，不久，日军41师团从桑池、横岭关间隘道突破，直杀到了垣曲，中条山被切成两段了。西路日军第37师团、16旅团也穿越了80军和第3军在张店这一带的防区向东推进，21师团则由东向西打，当日，济源不守，这个时候垣曲的41师团左右开弓，分别于10日和12日与东西两军会师于五福涧和邵源，中条山守不住了。

从太原战后，国军在这个条件至为恶劣的山区已经苦守了4个年头了，由于运补不易、给养难求，日子本来就很艰苦，战斗一开始，四出通路包括黄河渡口又被封锁得死死的，所以这场仗过程十分惨酷，身经是役的国军袍泽回忆当时的作战状况说：

（40军）臧金锁：“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在中条山呢，大部分都是在山里头、山上边打，山上边打他战车上不去啦，都是炮，上边飞机下边炮。”

（17军84师）严忠发：“中条山有个山名字叫天台山，为了争夺这一个山头啊，双方拼刺刀拼得很厉害，那个时间我们的部队啊，就是···凡是到了拼刺刀之前啊，每一个兵都有一个‘飞刺刀’，什么叫‘飞刺刀’呢，就是一定有一颗子弹在枪膛里面，结果的时候啊，我都只顾着前边哪，左边来了一个人哪，他想刺我，我那个兵呢看到了，就一枪把他给打死了，那是最激烈的时候。”

（47军178师）廖兴如：“日本人包围着我们在中条山，补给不上，没有吃的没有穿的呀，没有办法啦。”

（9军24师）王常延：“（你说吃那个骡马肉啊？）嗯，（是吃死的骡马还是活的把它杀死吃的？）活的啊，没有办法，吃了，哪有吃的，40天没有吃饭嘛你看看，那新兵啊都是，连这个坡都上不去啊。”

（15军64师）王子健：“那时候我们上那个山攻击那个山嘛，日本人来的时候我们就···打不过日本人啊，讲实在话，那时候日本人凶得很那时候。”

（196师）张福昌：“整个一个步兵师整个都没有了，所以说我那个···我当了一辈子兵啊，这个地方实在我···最终的我···我的挂念是在这个地方，一生忘不掉的这个地方。”



就这样，我军还是在他们的防地里苦苦地支撑了8天，直到弹尽援绝，大部分只好化整为零，分别向太岳、吕梁以及南边的黄河夺路突围，少部分国军不愿意离开，又熬了4个月，最后捐躯于阵地之中。

在这场惨烈的战斗中我军有两位军长以及六位旅长以上的将级军官为国牺牲，他们分别是：

第3军上将军长唐淮源，于13日自杀殉国，年57岁。

98军中将军长武士敏，坚守阵地中弹殉国，年39岁。

12师少将师长寸性奇，云南人，三度负伤自戕殉国，年38岁。

70师中将师长石作衡，在重围中被炮弹击中，临终高呼‘亲爱团结，保卫国家，吾死而无憾！’年34岁。

27师中将师长王俊及少将参谋长陈文杞以下全师官兵全部战死，陈文杞年仅29岁。

205旅少将旅长徐积障，头部中弹壮烈殉国，年33岁。

215旅中将旅长赵锡章，负伤累累，裹伤再战，直至气绝，年36岁。

一场战役下来，阵亡的将级军官竟达八位之多，可见当时战况之惨烈！至于在“中条山会战”中团、营、连长等军官殉难者就更难以计数了。

反观整个“百团大战”，却仅有谢家庆和李林两位团长级军官阵亡，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游击战与阵地战付出代价不同的地方。



接着，日军开始在冀中、冀南、冀东、晋西北、太行、太岳以及山东等抗日根据地展开了长达两年的“治安强化运动”。如何强化呢？其实，所谓治安强化便是恶名昭著的“三光政策”，所谓“三光”便是烧光、抢光、杀光的意思。日本军人为了“维护”占领区的“安全”，在他们占领的点和线的周围制造一个无人的真空地带以为安全区，是凡原本生活在被他们核定为安全区内的房屋、人畜、作物，一律烧光、抢光、杀光。

日军执行这一项灭绝人性的行动十分彻底，在可怕的“安全区”内很难留下活口，控诉日军当年的罪行，只有执行“三光”的日本军人对他们六十年前的所作所为记忆犹新，他们回忆说：

（59师团）小山一郎：“当时的命令是将村落全部烧毁，如果有人抗拒就枪杀，至于有用的东西就系数搜刮，这就是所谓的包围歼灭战，其目的就是将那里制造成一个无人地带，东西都不准留剩下来，全部要焚毁殆尽，这便是中国人所谓的‘三光作战’。”

（影像资料）日本首相东条英机：“这是命令，是军队的命令，也是国家的命令。”

小山一郎：“更正式地来说是天皇的命令，而我们身为日本军人就是要绝对服从命令。在中国山东省那一带山区的房舍并不是砖瓦盖的，而是用茅草铺成的，因此火一点马上就会燃烧起来，我们一间接一间地点，有20间烧20间，有50间烧50间，一下子就全部烧完了。”

（59师团）铃木良雄：“我和其他少年兵奉命一起去烧毁一些残留下来的房子，那里边有几位刚生过小孩的妇女住着，突然间有一位老婆婆跑进来苦苦哀求：‘求求你们不要放火烧这里’，我一脚向那个老婆婆踢了过去，后来就把她还有一对夫妻和小孩子一起关到屋子里面，再放一把火把他们统统烧死。”

（59师团）矢崎新二：“部队一进去就去强夺老百姓的小麦，虽然说名称上是叫做收买，但实际上并没有付钱，更过份的是我们到了村庄去宿营的时候会将牛的脚砍下来一只来煮了吃，从老百姓们立场来看这是农耕用的牛，是多么的贵重，但是我们照吃不误。”

小山一郎：“我在中国前后待了5年，渐渐的也就习惯了‘战场’，虽然一开始会觉得可怜，但是后来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如果不这样做战争是绝对打不赢的，所以能够毫不在乎的就把人杀死，渐渐地改变从人性转化成魔鬼，就像中国人说的‘日本鬼子’一般，而事实上正是如此。”

（59师团）高桥哲郎：“日本的军队在中国做了许多难以尽数的残暴行为，可是在表面上日本的队伍是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的军队，我们是非常有礼貌，很会为老百姓着想的军队，像这样的宣传不断在进行着。”



战时，在沦陷区内被日本人戕害的无辜老百姓其人数很难估计，单就“百团”后的两年而言大约在两百万人以上，这些人是怎么死的呢？大概就如同以上那几位亲历其事的日本退伍军人所说的那样吧!虽然，迄今日本当局仍然否认他们的野蛮行径，但总有人难以释怀他们双手曾经造下的罪孽，而在晚年以文字记录下他们终生的梦魇。



面对此一滩滩被遗忘了的历史血迹，我们只能祈求自己的子子孙孙不再流血!

神州陆沉

                 一寸河山一寸血（30）





日本军人以仇恨为动力的杀人爆发力是惊人的，其杀人的方法更是令人不寒而栗！有关“南京大屠杀”和“三光政策”的悲惨过程，我们在节目中都有过翔实的纪录和血淋淋的报导，但是，您万万没有想到还有更惨绝人寰的杀人阴谋在日本人的策划之下悄悄地进行着，这个计划一旦成功，其危害人类之大将远超过“南京大屠杀”和“三光政策”，其实当这个计划还在实验的过程之中，中国人所受到的戕害就已经够骇人听闻的了。





                       第三十集  死亡工厂 731



“731”是日本一个以研究细菌、制造瘟疫来杀人的部队番号，总部设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方20多公里一个叫做“平房”的地方。1945年日本战败，这个占地36平方公里，包括150几座建筑物的“死亡工业城”被工兵部队用了3天时间夷为平地。

（“平房居民”）靖福和：“1945年8月15号的前几天，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销赃灭迹，就把这座细菌工厂呢全部的炸毁了，这炸的时候这个炮声在我们那个地方看得听得清清楚楚，火光呢冲天，同时呢把这个大量的动物全部放了出来。”

为了湮灭所有不可告人的犯罪证据，最后离开平房的日本员工两千余人被迫宣誓：

一、忘掉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一切，终生绝口不提。

二、同僚之间，从此老死不相往来。

三、今后不许担任任何公职。



至今，绝大多数731员工信守了他们的誓言并将秘密带进了坟墓，但仍有少部分日本人因为受不了良心的谴责，挺身而出为他们自己曾经犯下的过失作证。今天，有关“731”的研究报告、文献便是靠他们的证言和一些文字档案拼凑而成的，但这些人所知道的充其量仅只整个故事的百分之一，而真正了解、感受“731”恐怖的是3000多名中国人，其中包括少数的蒙古人和苏联人，只是他们都已在无尽的煎熬和凌迟中死去，没有一个人活着走出“平房”。



“731”事件丧尽天良之处不仅止于“平房”等地的一切残忍过程，战后，更因为强权介入的丑陋交易而使整个事件被刻意地遮掩、模糊、扭曲了30多年，直到近十几年来才逐渐地剥茧抽丝公诸于世。



在铁证如山的报告中，我们不得不相信以下不忍卒读的记载：

为了测验人类对瓦斯浓度的承受能力，一对白俄母女被送进毒气室，医生在玻璃窗外观察她们的反应过程，直到母亲趴在孩子身上企图挽救的努力中痉挛、抽搐、死亡。

为了研究冻疮，测试者被迫光脚站在零下40度的冰天雪地中，直到双脚敲起来锵锵作响为止。这是唯一曝光的一张冻疮实验照片。

他们也把病菌感染者和正常人同囚一室，观察、记录健康人如何感染的全部过程。

“活体实验”是“731”一切“研究”的基本手段，由于注射麻药会造成体内“生态”的变化而影响“研究”结果，所以许多人是被活生生的开肠破肚的。



“731”事件牵涉的层面十分广泛。战后，美、俄、日各国对这个案子的研究与追踪的报告可谓盈眶满颊。也许，我们很难在短短的时间内给您勾绘出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来，但无论如何您都要认识石井四郎这个人，因为他是日本细菌战的原始策划者、推动者以及执行者。



石井出身于千叶县加茂村的一个望族，这个老幺据说自幼聪颖，读书每能过目不忘，这可能是他后来考进京都帝大和逐渐形成傲慢刚愎性格的原因。

1922年大学毕业后，身高180cm的石井在强烈的国家主义思想驱使之下投身了军旅，成为一名军医，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尾声。

1925年，29个国家在日内瓦集会，基于人道精神，决定废止使用瓦斯与细菌武器，但美国与日本并没有参与这一项公约的签署。

石井的思维模式是“既然可怕，必然管用”，于是他更醉心于这项领域的“科学钻研”。

1927年，他终于拿到了帝大病理学和细菌学的博士学位，并且娶了校长荒木的女儿敏子。此后，石井自费考察了欧美近30个国家，当他目睹先进列强在国防科技上的成就时，更坚定了发展“独门生意”的决心，回国后便大力推销他的计划，并诿称西方列强无不秘密从事细菌战的研究，对日本而言，这更是穷人的原子弹。



研究战时中日关系和“731”专案的学者吴天威说：

“因为细菌战它因为效力最大同时最这个···省钱，最适合日本的国情。”



不久，他（石井）得到了陆军部军务局长永田和荒木贞夫的支持，在陆军军医学院的防疫研究室开始小规模的研究，地点就在今天的东京新宿地区。1992年，在同一地区发生了“早稻田人骨事件”，经过鉴定后，有人疑是石井早期人体实验的遗物，但他本人墓木已拱死无对证，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但是，“九一八”以后，石井在哈尔滨东北方背阴河设厂发展细菌武器的事，可是陆军部正式下的命令。在这段时间里，石井部队的对外名称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这个单位曾发明“石井式滤水器”，解决了部队的饮水问题，因此还得过“皇上”的褒奖。事实上石井终其一生“努力”的课题只有两个，那便是“疫”和“水”，其泯灭人性之处在于把正面的结果留给自己，而将负面的用于别人。

石井极力攀附权贵推销自己，到了1936年，也就是战前一年终于有了结果。吴天威说：

“到1936年，那个天皇，日本的天皇下命令，那么给那两个细菌部队改啦，一个是100部队，就在长春孟家屯，另外就是给扩大，在哈尔滨附近背阴河这个。”

其实，裕仁给的是25万日元，再后来曝光的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拨发这笔经费时关关卡卡所留下的公文旅行的痕迹。踩在这些殷红印鉴之上，石井展开了他的杀人事业。



这个对外声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单位，到1941年正式赋有“731”番号的时候，员工已达3000人。我们在东京访问到了原731部队队员筱冢良雄，他回忆说：

“我过去是731部队的队员，在那一年的5月12日来到了哈尔滨，地点是哈尔滨以南25公里处的‘平房’，那里被设为特别军事区，我们这个部队一般通称为‘石井部队’，后来又改称为‘加茂部队’、‘731部队’，虽然改成这样的名称，但对外一致称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可是事实上‘平房’是在不断大量制造病原菌，以及为了发动细菌战而进行病原菌繁殖的研究，后来更进一步实施的‘活体实验’。”



“平房”确实称得上是一座设施完善的“尖端科技”工业城，这里包括了庞大的R&D机构、制造工厂以及陆空运输设备，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第四部“生产”和第一部。

筱冢良雄：“第一部主要是负责‘研究’的部门，如同我所说，大部分的人都是大学里的，教授、副教授、讲师以及助教这样的人，将这些人集中组织起来。在那个部门曾进行过许多次的重大实验，这是绝对错不了的。”



据统计，从1938年开始，石井以军令征召了日本国内各知名大学的优秀科学家一千余人参与这项杀人计划。即使如此，石井的问题还是无法解决，因为“细菌可以致人于死命”是一回事，利用细菌杀人却是另一回事，他必须了解：哪一种细菌最为“有效”？如何培养？怎么包装、运送以及扩散成疫，进而达到“最佳”的杀人效果？这一连串的“技术”问题石井都从活体实验中“有效率”地得到了解答。他十分清楚这是违反人道的行为，所以称“平房”的四方楼为“秘密中的秘密”。

筱冢良雄：“那里面有两栋‘7号栋’和‘8号栋’两层楼的建筑物，中间有走廊，这个‘7号栋’和‘8号栋’就是我们所指的‘特别班’，那些被送到731部队的人连我们都完全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也不去问这些人的名字，来到731部队的人只有号码而已。”



筱冢的话在我们后来得到的“研究”记录中得到证实。画面左上方就是这个人的编号，图形在于说明细菌扩散的过程与状况，至于这些被编号的人呢？日本人称之为“丸太”，中文发音为“马路大”，

“MARUTA”也就是“原木”的意思，换句话说，“731”并没有把中国人当人，只当作一块可以任意切割的素材而已。

开始，“马路大”的处理是在十分机密的状况下进行的，姜树学说：

（沈阳医学院解剖学教授）姜树学：“1941年冬的一天，解剖实验室的一个技术员，（有个）日本人叫西村，叫他去焚烧尸体，他把这尸体就拖到焚烧炉去烧，回来以后他就问这个西村，就是‘尸体哪儿来的啊？’后来西村说是‘从宪兵队来的’，他说宪兵队来的，后来他又问‘宪兵队来的时候是活的还是死的啊？’他说这些人都是迷迷糊糊的。”

但是在1941年以后，“马路大”需求量大增，日本宪兵几乎可以任意抓人了，田中庆孝说：

“我是关东军的宪兵，1943年到大连宪兵队本部时，逮捕了中国的间谍和地下电台人员，总共逮捕了20多个人，被判‘特别输送’送到731部队。”

不幸被抓的人先送到“HOGOIN”保护院，这一“ＨＯＧＯ”就表示凶多吉少了，因为在这里甚至连口供都不问就被送去“平房”了。

（关东军大连宪兵队）三尾丰：“在哈尔滨火车站有专属７３１部队宪兵队使用的车子，那个车子是非常大的车子，是铁制的没有窗子。”

这里就是从哈尔滨到“平房”“死亡列车”的终点。“马路大”一旦进入这条通往四方楼的地下道，就表示将永远的消失了。



在“ＨＯＧＯＩＮ”被移送“平房”的名单中，我们找到了一个名叫刘万会的中国人，他的后裔证实了“731”残杀无辜的暴行：

（刘万会之子）刘忠勋：“4月5日被日本宪兵队逮捕的。”

（刘万会之孙）刘兴家：“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我的祖父这个历史搞清。”



四方楼是“平房”一切罪行的核心地带，而“特别班”更是核心的核心，即连“731”一般成员也不许进入，这里的“狱长”是石井的二哥刚男，三哥三男则负责动物的饲养。“特别班”的警卫几乎全是来自加茂村的同乡，由此我们当可想象四方楼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了。



“731”研究发展的细菌种类至少有15种之多，其“生产效率”之高更为惊人。

筱冢良雄：“那些被采集来的细菌利用石井制造的培养罐来培养，一个培养罐可以繁殖出10公克以上的细菌，以时间来计算的话，大约要30小时，当时有300个培养罐在‘生产’，每30个小时就可以产出3公斤的细菌了。”



细菌竟然以公斤论计，确实骇人听闻。据专家统计，假如“731”所生产的细菌都能“成功”为害的话，那么，其数量足够杀死全人类，但是当时石井还不能解决装运与施放的技术问题，这便是1939年石井第一次参与“诺门坎之役”（此役中石井第一次使用细菌战）未能“奏功”的原因所在。后来，他终于“研发”成功一种用陶瓷制成的“石井式细菌弹”，大致解决了细菌装载与扩散的问题。这个时候，他已经把细菌研究的范围锁定在三种最有“价值”的死亡媒介上，那便是伤寒、霍乱和鼠疫。有一次疫菌被送到了杭州，但却发生了意外，石桥说：

（731少年队）石桥直方：“到杭州的时候，开始搬运带鼠疫菌的跳蚤，这都是从哈尔滨运来的，可是在装机的时候不小心让那些跳蚤跳走了，因此赶快喷洒杀虫剂。”

由此可见，石井的“武器”还十分的简陋，不过为了省得麻烦，他们有的时候干脆把老鼠直接从飞机上扔了出去。

筱冢良雄：“这些被繁殖出来的老鼠身上都有跳蚤，被丢出飞机那些老鼠就摔死了，而跳蚤这种动物有个习性，就是会从死掉的动物身上逃离，这么一来，那些寄生在老鼠身上的跳蚤就会转附到人类身上或其他动物的身上。”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731”的“业务”发展更为神速，除了孙吴、大连支部以及长春的100部队之外，在北平有1855部队，南京有1644部队，甚至东南亚也遍布爪牙，“731”山西支部的成员汤浅回忆说：

（“731”太原支部军医）汤浅谦：“那些部队的军医为了学习盲肠、截肢、腹部解剖等手术的技能，就抓中国的俘虏来当实验品，我也很认真地教他们，在7次活体解剖中一共杀掉了14个人。”

汤浅的话证明“活体实验”已被广泛地用于训练，这么说，战后日本外科医术手艺精进就不无道理了。

残酷的实验显然不限于四方楼，在离“平房”5小时车程的安达就是个户外实验场。为了了解瓦斯在零下20度的低温中是否仍然有效，“马路大”被绑在木柱上围成距离不等的一个圆圈，并戴上了护具，以防他们被炸死而失去了研究价值，那瓦斯爆破点正是这个圆的中心。有一次正要引爆的时候却出了意外，目击者越定男回忆说：

（“731”第三部）越定男：“正好在要点火的前一瞬间，有一个人的结解开了，他就去解开别人一个个的结，一下子40个人就都被解开了，他们往四处零散逃命，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就开车过去将40个人全部压死。”



“731”的残忍实在难以尽述，但石井的“伟大计划”才刚开始，他一心一意，想以个人的“才华”创造奇迹，赢取战胜的光荣。



1944年，塞班岛之役，他的“部队”正式参战了，可是细菌还没上岸，船却被老美打沉了，他也曾空飘过200多个细菌气球到美国本土，但效果并不理想，为了改进缺失，使细菌战跨出理论的门槛，落实于战场，1945年，石井在“平房”日以继夜跟时间赛跑，还好，老天有眼，就在这个时候，日本投降了，这是石井万万料想不到的事，但参谋本部作战课朝枝繁春的电话却不容他迟疑，（朝枝繁春访问原音）：“请贵部队永久地从这个地球上完全消失，并请完美地将所有的证据湮灭掉。”

（“731”第四部）森下清人：“我奉了部队长命令，将‘马路大’用BAR-B-Q的方法烧死。”

吴天威：“很多的老鼠，感染的老鼠放出来了，造成鼠疫啊！造成这个22县所谓鼠疫这个灾区，一共因鼠疫而死的在东北这22个县总共有4万多人。”



在同一个时间里，石井的女儿春海曾经听到她父亲电告“731”新加坡支部增田知贞的一段话，春海说：

（石井春海访问原音）“队长！请你自杀，也把你家人杀掉，并把所有的证据湮灭。”

从这两段录音我们可以看出，日本人在处理“731”事件时的惊慌与彻底，不过，石井虽然下令别人去死，而自己却悄悄地假道朝鲜溜回日本，从此又呈现了他性格中的另一种龌龊。



战后第二年，也就是1946年的5月，同盟军在日本东京设立了国际法庭，提审战争中日本甲级战犯28人，但石井不在其中。石井之所以能够脱罪，是当时太平洋盟军统帅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一手遮天，在一个比四方楼更黑暗的交易中完成的。负责这项交易的“中人”是美国细菌学者桑德士。其实桑德士也受骗了，因为统帅部派给他的翻译官内藤正是石井的好友，因此大部分对石井不利的证据都被隐瞒了，相继而来的“调查员”汤普逊虽然使石井走上了法庭，但石井对自己的罪行一概否认，最后美国总统决定“放弃”调查，因为“得到这份资料比继续追查来得重要”。说的也是，有人送命、有人出钱、有人犯罪，你却捡到个便宜，还查什么查呢？



但苏联可不这么想，他们在东北也逮到了一干战犯，包括关东军总司令山田在内。1949年12月，“731”的真相终于在伯利城连续六天的审讯中真相大白了。当时，苏联把全案结果的报告译成12国语言公诸于世，这对老美而言可是一件十分尴尬的事。“还好”当时在自由世界中苏俄早已被塑造成“撒谎者”形象，所以这一次“放羊孩子”的呼喊不久便趋于沉静了。



那么，在整个事件中中国人在哪里呢？中国人利用“731”本部原址的一角成立了个纪念馆，在那里还保留了一些当时的遗物和遗址，参观一次门票并不贵。还有的话，大概只剩下那些“马路大”的家属永远流不完的泪和千呼万唤也得不到正义回应的无奈了。



至于“731”部队的那些人下场又如何呢？那些人后来有不少成了社会上的名流。至于石井，自从拿了美国陆军部“赞助”的4万5千美元退休金之后，日子过得很好，直到1959年因喉癌逝世，享年67岁。



也许您有兴趣知道，那些用几千条人命换来的宝贵的科学资料下落如何呢？这一点您可别担心，因为它被妥善地保存在美国马里兰州德崔克一个防疫研究中心的某一座大楼中，这栋楼的编号正是“731”。

神州陆沉

                      一寸河山一寸血（31）





历史学者汤恩比（A·J·TOYNBEE）针对近代史的形成曾经说：

“没有一个国家的历史，能由国内一切事物的变化，来说明一切······。”



假如我们从这个切点来观察中国在国际上的角色，当可发现无论当时国内情势如何变化，对中国而言都好不到哪里去，因为那个时候相去庚子拳乱才不过三十来年，在列强的眼里中国人根本没有什么国际地位可言。一个国家在国际间一旦没有实力，就没有了筹码，没有筹码，就会变成人家的筹码而被轮番出卖着，中国人，就是在这种状况之下扛起了一场不得不打的民族战争。那么，我们的胜算究竟何在呢?当时中国的一位著名军事学者蒋百里说：

“中华民族大文化的妙处，就是同化的攻势，和武力的守势，我们取攻势用不着杀人，我们取守势，却能拼命。”

显然，蒋百里所指的致胜之道是充分发挥民族特性，以无形的民族性去对抗大炮飞机，进行一场现代化的战争，是后人难以想象的悬殊局面，但在当时却鼓舞了全国民心。打从“七七”开始，中国政府便充分掌握了这一股精神力量，宣誓“持久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

克洛塞维茨说：

“真正是个完整的有机体，其活动须受唯一思想之指挥，向唯一之目标进发，政略乃指挥战争之大道，欲决定战争之方针当着眼于政略。”

我们的“唯一思想，唯一目标”便是“持久抗战到底，赢得最后胜利！”也许，当时相去这个目标还十分遥远，甚至渺茫，但我国的立场却十分坚定。

现在我们掉过头来，从同一个角度来看看日本的“政略”。严格地说起来，他们几可用“杂乱无章”四个字来形容。从“九一八”开始，日本天皇、五相会议、参谋本部和派遣军之间就一直存在着矛盾与冲突，毫无伦理可言。（战略学者）徐培根说：

“日本此次侵华战争，战略始终脱逸政略之指导，而政略始终追随战略······吾人由此可见其政略与战略之失调，军人不知将走入何道也。”

日方这种异常现象是如何形成的呢？历史学者唐德刚更进一步加以分析，他说：

“日本人他出不了希特勒，他也出不了斯大林，所以他弄得上一层分裂了，天皇是个虚的，他底下的军人，海军同陆军他们两个是从明治维新就发生摩擦，明治天皇还可以控制他们，到后来大正天皇、昭和天皇对他们没有法子掌握了，他们就两方面竞争很厉害。在抗战时期呢，他们要征服世界了他们海军有海军的办法，陆军有陆军的办法，陆军就主张北进打垮俄国跟欧洲结合了，海军就主张弄垮太平洋，他们的目标相同，他这个最后的归属是相同的啦，但是手段就不一样了。”

中日双方在政略执行上的优劣虽然最后验证了克罗塞维茨的理论，但在当时情况并非如此，因为作战并不只是思想与意志之争，它还要凭借着更残酷的实力决胜于战场，换句话说，任凭日方的决策是如何杂乱无章，我方是如何始终如一，但一旦我们撑不下去熬不到头，那么什么理论也都验证不了了，这便是中国政府当时心知肚明的重大压力，也是苦撑待变的基本动力。



民国30年，军令部长徐永昌对国军的战力曾经以数据做了以下的分析：

以攻势而言，在“武汉会战”前，日军占94%，我军仅为6%，到民国29年2月，日军进攻率衰退到56%，我军为44%，（民国）30年3月更提高到47%，快扯平了。

以日军侵占我国疆土的前进速度计，“武汉”，也就是民国27年10月以前，平均每天可向前推进4公里，但到（民国）28年底，一天只能推进200公尺。



显然，在战火连连的淬炼之中，国军先烈确确实实在血泊中为自己的国家打出了一片天地，凭此，使我们得能在残酷的现实、诡谲多变的国际社会中累计筹码，进以风云际会、扭转乾坤。





                 第三十一集  苦撑待变



1941·民国30年，是世界大局呈剧烈变化的一年，此一变动的震央在太平洋的彼岸——美国。



自从1939欧战爆发开打之始，罗斯福就料定美国远离战争漩涡已是不可能的事了，但是当时美国民间反战声浪高涨，一个民选的总统只好顺应民意保证中立“观火”的立场。在此期间，美国还扮演了“盟军兵工厂”的角色，多少发了一点战争财，其实，“盟军兵工厂”的武器不仅提供给盟军，象日本，只要付帐他们也照卖，在抗战初期许多中国老百姓其实就是丧生在Made in U.S.A的炮弹之下的，当然，美国也曾经给予某些盟邦一点援助，但并不包括中华民国在内。当时驻美大使王正廷任凭使了多大的劲也无法透过外交途径向美国银行借一毛钱，因为他们担心国民政府不知道什么时候垮台。民国27年，国民政府使出最后一张王牌，任命在国际学术界颇负盛名的胡适博士接任驻美大使。当时胡适人在欧洲，当他临危受命时写了一封信给傅斯年，他说：

“国事至此，除苦撑待变外，别无他法！”

这张照片正是当时留下的，后来“过河卒子”这句话便成了常被后人引用的名句。

在胡适“拼命向前”的努力之下，花了一年的功夫和陈光甫联手合作，终于借到了2500万美金，并以五年为期运出桐油22万吨，偿还本息。可怜的中国人在海岸线被悉数封锁的窘境之下，拼了老命想尽办法如期交货，生怕山姆叔叔生气，以后借不到钱。陈光甫曾经在日记中记载争取这笔借款时的困苦处境，他写道：“美国国务院暮气沉沉，只以保存个人地位为目标。远东司长贺伯克，此君老气横秋，以一动不如一静为妙策，彼对适之（胡适字），讲话有如老师教训学生，可见作大使之痛苦矣！”读罢叫人心酸。



当时，交战双方各国都眼睁睁地期待着美国的表态，英法希望赶快把老美拖下水，德国则想尽办法吓唬美国，希望他继续保持中立。



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签下了军事同盟条约，其目的便在把美国隔离于欧战之外，以便自己先好好收拾了英国佬再说。罗斯福接过这一招，马上就意味到了唇亡齿寒的危机。第二年，他击败对手威尔基，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连任了三届的总统。在就职典礼宣言中，他要民众审慎地思考：

“我们在历史上占了什么地位？再看一看我们现在可能扮演什么角色？如果我们不这么做，我们将因迟钝而冒真正的危险！”

显然，美国磨刀霍霍，准备“进场”了。



苏联方面此时也处于屏息观望静待其变之中。在远东，当初他也给了中国人一些援助，其目的在于寄望我国缠住日本，替他把紧后门。在张鼓峰和诺门坎两次日俄冲突中，苏俄感受到了自己的施舍所得到的回馈，因为日军确实在中国战场陷入了泥沼，现在他要面对的大敌是希特勒，虽然1939年德苏签过互不侵犯条约，但斯大林十分了解在国际上有些约是可以形同虚文的。

1941年，日本外相松冈洋右从欧洲经莫斯科东返，4月，苏联又和他签下了日苏中立条约，这么一来，在东方总算多了一份安全感。果然，不到两个月，德国大军就铺天盖地地朝苏联杀了过来。



早在1940年德国曾怂恿日本南进东南亚，希特勒的如意算盘是尽速解决英国在远东的势力，乘美国还来不及插手的时候就把西线的战局搞定，但英吉利海峡一水之屏障却救了英国佬，而使德国进攻英伦三岛的“海狮计划”迟迟不能实现，但是当希特勒掉过头来挥军北杀的时候，才发现北起波罗的海，南迄黑海，这一条横宽3000公里的战线实在够宽阔，因此，还不到一个星期他就急着想把日本拉进来，两头夹杀斯大林，换句话说，这回要日本北进了。

这一来，“北进？南进？”的老问题又在东京五相会议的台面上争执了起来。席间，主张“北进”最力的是刚和苏联签妥中立条约的外相松冈，他认为苏联是宿敌，为了保障“满洲国”的绝对安全，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假如，当年在五相会议的议桌上，日本决定“北进”，那么历史就可能要重写了，但其它人着眼的则是更现实的问题，因为“南进”可以取得橡胶石油等宝贵的战争资源，这正是现在他们当前亟需的东西，于是松冈输了。



接下来，横在日本人面前的还有两大问题：

一、“南进”如何不触怒美国？

二、中国战场的“摊子”怎么了？

解决这两个问题的钥匙都指向了美国总统罗斯福，于是，松冈训令日本驻美大使野村：

一、促成美日两国中立条约的签订。

二、极力推销“大东亚共荣圈”的观念，唆使美国对中华民国施压，逼使中国走向谈判桌。

为了这两项任务，野村前后和美国国务卿赫尔甚至罗斯福洽谈了40余次之多，但问题都卡在承认“满洲国”的原则问题和撤军、驻军等“技术”层面之上而迟迟未决。



民国30年9月7日，日方为了加多一点谈判的筹码，令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派神田师团从忠坊、西塘向我大云山阵地发动攻击，和杨森27集团军的欧震第4军以及孙度的58军守军杀了起来，在国军战史上称这一役为第二次长沙大会战。



今天，我们反思在抗日八年中，每一场战役事实上都在执行最高当局坚定的政略决策，虽然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正行进于历史关键之中，但确实是在千钧一发中一分一秒苦撑待变的英雄。首当其冲的第一线战士回忆是役的过程说：

（第4军102师）刘才喜：“你那个冲锋号一吹，那个当兵的都是上了刺刀端着枪的，你冲锋号一冲就‘杀···’一口气喊‘杀’那就冲过去了，你冲的过去就冲，冲不过你就退回来。”

（58军新41师）陆国保：“我当代理排长好几次，今天补充明天补充，都没有···没有人了，死太多了补给不到一个来。”

（第4军90师）杨国清：“守新墙河啊，我们一个师，两个师的预备队嘛，他猛一下就冲过来了，那就一个劲跟他打，他全部都退却了，他退却了就是战术了，让你，你进，你进，你进攻。我们两个···几个师啊完全退到那个大山里去了，又是···完全山多啦，我们占了便宜。”



杨森和神田在大云山旁厮杀了10天，让薛岳有机会从四面八方调兵遣将投入战场，象萧之楚的26军是从浏阳来的，李玉堂的第10军是从衡山来的，韩全朴的72军和王耀武的74军是从江西修水和万载来的，夏楚中的79军是从湖北六战区来的，邹洪的暂编第2军则是远从广东赶到的，一时“千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各路英豪齐集湘水之畔准备迎击来敌。但阿南也不含糊，他有鉴于上一次冈村采“分进合击”战术的缺失，这次改取集中兵力中央突破的战法倾巢而来，以期直拿长沙。上一次，日军备受交通破坏而寸步难行之苦，这一次他则强征了好几万民夫来解决行的问题。前日军藤冈证实了此一做法，他说：

“在我们步兵中队中，大约配给了30名左右的苦力民夫，主要作用是代替马、车用。”



9月16日，薛岳电杨森不必恋战，宜向东入山再伺机尾击来敌。杨森奉命后，部队纷纷撤进幕阜山。

9月17日，阿南兵分六路强渡新墙河，就像瀑布一样直泻汨罗江。日军不惜以两、三个师团的兵力猛咬杨森在此一战场的守军。杨森最后撤离战场的两个军是杨汉域的20军和欧震的第4军，他们边挡变闪，慢慢地向东转移，到了幕阜山旁又转过头来在杨林街和洪源洞侧击神田和天谷师团。



这次长沙之役，显示出国军机动与应变能力已大为增强。阿南虽然企图以大吃小，但国军仍能在伤亡极其惨重的状况之下保持队形未被彻底击溃，因而形成了敌人后方和侧面的强大压力。



9月20日，日军分从黄棠、浯口、长乐街。归义等集结点南渡汨罗江。在金井、福临铺、三姐桥等线和我守军陈沛的37军、李玉堂的第10军、萧之楚的26军以及傅仲芳的99军厮杀了起来，其中以第10军的伤亡最为惨重，因为李玉堂的3个师整补尚未完备，阵中大多是新兵，一上来就碰上了这么大的场面，难免手足无措招架不住败下阵来。

藤冈：“双方开始互相攻击，到天亮的时候对方阵地死了很多人，我看了一下他们的脸，大多15、16、17岁左右的少年兵，当时他们正在煮早餐，汤都还在滚着。”

从藤冈的回忆中充分显示了当时国军兵源不足的潜在危机，此一危机后来不断扩大，直到战争结束。



第二次长沙会战之役，日军是采中间突破的战术进行攻击的，因此，我军也可以集中兵力予以反击。这一战激烈精彩，留给参战的战士们难忘的回忆：

（99师99团）林伟年：“在二次会战的时候，我们99师295团第1营守湘阴城，日本人从这个···营田···汨罗江这边过江之后就开始攻击这个湘阴县城，打了2、3天啊，最后全营官兵牺牲，营长啊，负伤，被俘，日军要他投降，他不投降，最后···最后用火啊把他烧死的。”

（第4军102师）雷定康：“一个排上去，死光了，由第二个排上去，硬是一波一波上去，后面有督战，就这样子打，打到最后头呢，好了，师长差一点就被俘虏了，师长被一个人，被我们一个同事给他背走了，背出来了。”

（99军99师）孔庆云：“他部队一下被我们阻挡了，没办法前进了，没办法前进他飞机就来了。”

（26军32师）黄道清：“都是晚上，偷袭，白天都是他那个飞机炸，晚上就在那里偷袭，那真是死的可怜。”



9月26日，敌军丰嶋的第3师团绕过长沙东方，南下西旋直逼株洲。北野的第4师团还配合了伞兵部队，连越捞刀河、浏河两道防线直逼长沙。

27日下午，一小部便衣和日军先头部队甚至还窜入了长沙城。

（司令长官部特务团连长）蒋荣森：“长沙对面有个岳麓山，长沙的部队，守的部队，这个敌人攻得很厉害的时候，那个电话是不断地到来。”

（司令长官部特务团营长）陈寿恒：“岳麓山那个时间有6门大炮，这个功劳最大的，恐怕很多人不知道。”



这个时候，岳麓山上的重炮齐放，使日军先头部队慌了手脚，因为他们搞不清这些炮弹从哪里来的，攻势很快地就受挫了。



几乎在同时间，顾祝同的三战区，李宗仁的五战区都发动了牵制攻势，尤其是陈诚的六战区，更集结了25个师的兵力猛扑宜昌。战报纷纷传来，一时间阿南顾得了头顾不了尾，不得不抽兵回援，藤冈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本来要开往长沙作战，但因为后方遭中国军队包围，只好回过头来反击。”



岳麓山这方面，冷静沉着的薛岳看出敌人阵脚不稳，正表示“天炉”盖顶的时机到了，由是一声令下，外围的国军将士便排山倒海的缩紧包围圈，接下来头捶、脚剁、腰斩，把日军的“尾巴”越切越短、越零碎。

（37军95师）萧佩芝：“那个时间，敌人一近，我们部队朝两边撤了，日本人认为我们又跑了又···不打了呢，日本人一进来，进来我们在后头一捉，将日本人捉到里头了，捉到里头那一下子就消灭它4万多人，我们团长死···都死了好几个团长。”

藤冈：“这时在我旁边的中队长正打算用望眼镜看看前方，只微微起个身，‘呜···’就弯下腰来，‘队长！你怎么了？’从腹部到后背血就啪的一声喷出来。”

阿南这个时候才发现大事不妙，匆忙间下令全军后撤拔腿开溜，日军于9月30日起开始突围北窜。此时，我军乘胜追击，连砍了9天，日军才过新墙河逃回湖北的老窝，长沙第二次会战我军以全胜收场。



长沙这一役到底在国际上造成了多少影响我们姑且不提，但至少它让美国重新评估了这个穷“朋友”的份量，起码也不止当初所想象的那么单薄与脆弱，这一点至为重要，因为美日会谈还在华盛顿进行着。当然，这种结果对日本而言肯定是始料未及的，他们本来想拿长沙加注，没想到却在这里栽了个筋斗。



这一年的7月，日本获得法国维琪政府贝当的“同意”，进驻了法属越南。这对美国而言是极难接受的。显然，此一事件更窒抑了野村与美国谈判的斡旋空间，面对罗斯福一步又一步的对日制裁措施，日本外相松冈仍然一意孤行，以同样强硬的态度回应。

为了缓和美日关系，近卫首相不惜以内阁总辞的手段来摆平桀骜不驯的松冈洋右，但三度组阁的近卫已经无法掌握全局，只好于10月16日总辞。

18日，关东军出身的陆相东条英机出任阁揆。



11月1日，日本大本营进行了一次长达17个小时的联席会议，其结果经裕仁裁决。



12月8日，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投下了一子险棋——奇袭珍珠港。



苦撑了四年又六个月，中国在千辛万苦中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12月9日，中华民国对日本、德国、意大利正式宣战。

越晒越黑

有《国殇》吗？也是写的不错的。 [s:2]

神州陆沉

引用第33楼越晒越黑于2011-02-23 18:52发表的 :
有《国殇》吗？也是写的不错的。 [s:2]

有40集《国殇》视频，只可惜无法上传与大家分享。

神州陆沉

                      一寸河山一寸血（31）





历史学者汤恩比（A·J·TOYNBEE）针对近代史的形成曾经说：

“没有一个国家的历史，能由国内一切事物的变化，来说明一切······。”



假如我们从这个切点来观察中国在国际上的角色，当可发现无论当时国内情势如何变化，对中国而言都好不到哪里去，因为那个时候相去庚子拳乱才不过三十来年，在列强的眼里中国人根本没有什么国际地位可言。一个国家在国际间一旦没有实力，就没有了筹码，没有筹码，就会变成人家的筹码而被轮番出卖着，中国人，就是在这种状况之下扛起了一场不得不打的民族战争。那么，我们的胜算究竟何在呢?当时中国的一位著名军事学者蒋百里说：

“中华民族大文化的妙处，就是同化的攻势，和武力的守势，我们取攻势用不着杀人，我们取守势，却能拼命。”

显然，蒋百里所指的致胜之道是充分发挥民族特性，以无形的民族性去对抗大炮飞机，进行一场现代化的战争，是后人难以想象的悬殊局面，但在当时却鼓舞了全国民心。打从“七七”开始，中国政府便充分掌握了这一股精神力量，宣誓“持久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

克洛塞维茨说：

“真正是个完整的有机体，其活动须受唯一思想之指挥，向唯一之目标进发，政略乃指挥战争之大道，欲决定战争之方针当着眼于政略。”

我们的“唯一思想，唯一目标”便是“持久抗战到底，赢得最后胜利！”也许，当时相去这个目标还十分遥远，甚至渺茫，但我国的立场却十分坚定。

现在我们掉过头来，从同一个角度来看看日本的“政略”。严格地说起来，他们几可用“杂乱无章”四个字来形容。从“九一八”开始，日本天皇、五相会议、参谋本部和派遣军之间就一直存在着矛盾与冲突，毫无伦理可言。（战略学者）徐培根说：

“日本此次侵华战争，战略始终脱逸政略之指导，而政略始终追随战略······吾人由此可见其政略与战略之失调，军人不知将走入何道也。”

日方这种异常现象是如何形成的呢？历史学者唐德刚更进一步加以分析，他说：

“日本人他出不了希特勒，他也出不了斯大林，所以他弄得上一层分裂了，天皇是个虚的，他底下的军人，海军同陆军他们两个是从明治维新就发生摩擦，明治天皇还可以控制他们，到后来大正天皇、昭和天皇对他们没有法子掌握了，他们就两方面竞争很厉害。在抗战时期呢，他们要征服世界了他们海军有海军的办法，陆军有陆军的办法，陆军就主张北进打垮俄国跟欧洲结合了，海军就主张弄垮太平洋，他们的目标相同，他这个最后的归属是相同的啦，但是手段就不一样了。”

中日双方在政略执行上的优劣虽然最后验证了克罗塞维茨的理论，但在当时情况并非如此，因为作战并不只是思想与意志之争，它还要凭借着更残酷的实力决胜于战场，换句话说，任凭日方的决策是如何杂乱无章，我方是如何始终如一，但一旦我们撑不下去熬不到头，那么什么理论也都验证不了了，这便是中国政府当时心知肚明的重大压力，也是苦撑待变的基本动力。



民国30年，军令部长徐永昌对国军的战力曾经以数据做了以下的分析：

以攻势而言，在“武汉会战”前，日军占94%，我军仅为6%，到民国29年2月，日军进攻率衰退到56%，我军为44%，（民国）30年3月更提高到47%，快扯平了。

以日军侵占我国疆土的前进速度计，“武汉”，也就是民国27年10月以前，平均每天可向前推进4公里，但到（民国）28年底，一天只能推进200公尺。



显然，在战火连连的淬炼之中，国军先烈确确实实在血泊中为自己的国家打出了一片天地，凭此，使我们得能在残酷的现实、诡谲多变的国际社会中累计筹码，进以风云际会、扭转乾坤。





                 第三十一集  苦撑待变



1941·民国30年，是世界大局呈剧烈变化的一年，此一变动的震央在太平洋的彼岸——美国。



自从1939欧战爆发开打之始，罗斯福就料定美国远离战争漩涡已是不可能的事了，但是当时美国民间反战声浪高涨，一个民选的总统只好顺应民意保证中立“观火”的立场。在此期间，美国还扮演了“盟军兵工厂”的角色，多少发了一点战争财，其实，“盟军兵工厂”的武器不仅提供给盟军，象日本，只要付帐他们也照卖，在抗战初期许多中国老百姓其实就是丧生在Made in U.S.A的炮弹之下的，当然，美国也曾经给予某些盟邦一点援助，但并不包括中华民国在内。当时驻美大使王正廷任凭使了多大的劲也无法透过外交途径向美国银行借一毛钱，因为他们担心国民政府不知道什么时候垮台。民国27年，国民政府使出最后一张王牌，任命在国际学术界颇负盛名的胡适博士接任驻美大使。当时胡适人在欧洲，当他临危受命时写了一封信给傅斯年，他说：

“国事至此，除苦撑待变外，别无他法！”

这张照片正是当时留下的，后来“过河卒子”这句话便成了常被后人引用的名句。

在胡适“拼命向前”的努力之下，花了一年的功夫和陈光甫联手合作，终于借到了2500万美金，并以五年为期运出桐油22万吨，偿还本息。可怜的中国人在海岸线被悉数封锁的窘境之下，拼了老命想尽办法如期交货，生怕山姆叔叔生气，以后借不到钱。陈光甫曾经在日记中记载争取这笔借款时的困苦处境，他写道：“美国国务院暮气沉沉，只以保存个人地位为目标。远东司长贺伯克，此君老气横秋，以一动不如一静为妙策，彼对适之（胡适字），讲话有如老师教训学生，可见作大使之痛苦矣！”读罢叫人心酸。



当时，交战双方各国都眼睁睁地期待着美国的表态，英法希望赶快把老美拖下水，德国则想尽办法吓唬美国，希望他继续保持中立。



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签下了军事同盟条约，其目的便在把美国隔离于欧战之外，以便自己先好好收拾了英国佬再说。罗斯福接过这一招，马上就意味到了唇亡齿寒的危机。第二年，他击败对手威尔基，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连任了三届的总统。在就职典礼宣言中，他要民众审慎地思考：

“我们在历史上占了什么地位？再看一看我们现在可能扮演什么角色？如果我们不这么做，我们将因迟钝而冒真正的危险！”

显然，美国磨刀霍霍，准备“进场”了。



苏联方面此时也处于屏息观望静待其变之中。在远东，当初他也给了中国人一些援助，其目的在于寄望我国缠住日本，替他把紧后门。在张鼓峰和诺门坎两次日俄冲突中，苏俄感受到了自己的施舍所得到的回馈，因为日军确实在中国战场陷入了泥沼，现在他要面对的大敌是希特勒，虽然1939年德苏签过互不侵犯条约，但斯大林十分了解在国际上有些约是可以形同虚文的。

1941年，日本外相松冈洋右从欧洲经莫斯科东返，4月，苏联又和他签下了日苏中立条约，这么一来，在东方总算多了一份安全感。果然，不到两个月，德国大军就铺天盖地地朝苏联杀了过来。



早在1940年德国曾怂恿日本南进东南亚，希特勒的如意算盘是尽速解决英国在远东的势力，乘美国还来不及插手的时候就把西线的战局搞定，但英吉利海峡一水之屏障却救了英国佬，而使德国进攻英伦三岛的“海狮计划”迟迟不能实现，但是当希特勒掉过头来挥军北杀的时候，才发现北起波罗的海，南迄黑海，这一条横宽3000公里的战线实在够宽阔，因此，还不到一个星期他就急着想把日本拉进来，两头夹杀斯大林，换句话说，这回要日本北进了。

这一来，“北进？南进？”的老问题又在东京五相会议的台面上争执了起来。席间，主张“北进”最力的是刚和苏联签妥中立条约的外相松冈，他认为苏联是宿敌，为了保障“满洲国”的绝对安全，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假如，当年在五相会议的议桌上，日本决定“北进”，那么历史就可能要重写了，但其它人着眼的则是更现实的问题，因为“南进”可以取得橡胶石油等宝贵的战争资源，这正是现在他们当前亟需的东西，于是松冈输了。



接下来，横在日本人面前的还有两大问题：

一、“南进”如何不触怒美国？

二、中国战场的“摊子”怎么了？

解决这两个问题的钥匙都指向了美国总统罗斯福，于是，松冈训令日本驻美大使野村：

一、促成美日两国中立条约的签订。

二、极力推销“大东亚共荣圈”的观念，唆使美国对中华民国施压，逼使中国走向谈判桌。

为了这两项任务，野村前后和美国国务卿赫尔甚至罗斯福洽谈了40余次之多，但问题都卡在承认“满洲国”的原则问题和撤军、驻军等“技术”层面之上而迟迟未决。



民国30年9月7日，日方为了加多一点谈判的筹码，令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派神田师团从忠坊、西塘向我大云山阵地发动攻击，和杨森27集团军的欧震第4军以及孙度的58军守军杀了起来，在国军战史上称这一役为第二次长沙大会战。



今天，我们反思在抗日八年中，每一场战役事实上都在执行最高当局坚定的政略决策，虽然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正行进于历史关键之中，但确实是在千钧一发中一分一秒苦撑待变的英雄。首当其冲的第一线战士回忆是役的过程说：

（第4军102师）刘才喜：“你那个冲锋号一吹，那个当兵的都是上了刺刀端着枪的，你冲锋号一冲就‘杀···’一口气喊‘杀’那就冲过去了，你冲的过去就冲，冲不过你就退回来。”

（58军新41师）陆国保：“我当代理排长好几次，今天补充明天补充，都没有···没有人了，死太多了补给不到一个来。”

（第4军90师）杨国清：“守新墙河啊，我们一个师，两个师的预备队嘛，他猛一下就冲过来了，那就一个劲跟他打，他全部都退却了，他退却了就是战术了，让你，你进，你进，你进攻。我们两个···几个师啊完全退到那个大山里去了，又是···完全山多啦，我们占了便宜。”



杨森和神田在大云山旁厮杀了10天，让薛岳有机会从四面八方调兵遣将投入战场，象萧之楚的26军是从浏阳来的，李玉堂的第10军是从衡山来的，韩全朴的72军和王耀武的74军是从江西修水和万载来的，夏楚中的79军是从湖北六战区来的，邹洪的暂编第2军则是远从广东赶到的，一时“千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各路英豪齐集湘水之畔准备迎击来敌。但阿南也不含糊，他有鉴于上一次冈村采“分进合击”战术的缺失，这次改取集中兵力中央突破的战法倾巢而来，以期直拿长沙。上一次，日军备受交通破坏而寸步难行之苦，这一次他则强征了好几万民夫来解决行的问题。前日军藤冈证实了此一做法，他说：

“在我们步兵中队中，大约配给了30名左右的苦力民夫，主要作用是代替马、车用。”



9月16日，薛岳电杨森不必恋战，宜向东入山再伺机尾击来敌。杨森奉命后，部队纷纷撤进幕阜山。

9月17日，阿南兵分六路强渡新墙河，就像瀑布一样直泻汨罗江。日军不惜以两、三个师团的兵力猛咬杨森在此一战场的守军。杨森最后撤离战场的两个军是杨汉域的20军和欧震的第4军，他们边挡变闪，慢慢地向东转移，到了幕阜山旁又转过头来在杨林街和洪源洞侧击神田和天谷师团。



这次长沙之役，显示出国军机动与应变能力已大为增强。阿南虽然企图以大吃小，但国军仍能在伤亡极其惨重的状况之下保持队形未被彻底击溃，因而形成了敌人后方和侧面的强大压力。



9月20日，日军分从黄棠、浯口、长乐街。归义等集结点南渡汨罗江。在金井、福临铺、三姐桥等线和我守军陈沛的37军、李玉堂的第10军、萧之楚的26军以及傅仲芳的99军厮杀了起来，其中以第10军的伤亡最为惨重，因为李玉堂的3个师整补尚未完备，阵中大多是新兵，一上来就碰上了这么大的场面，难免手足无措招架不住败下阵来。

藤冈：“双方开始互相攻击，到天亮的时候对方阵地死了很多人，我看了一下他们的脸，大多15、16、17岁左右的少年兵，当时他们正在煮早餐，汤都还在滚着。”

从藤冈的回忆中充分显示了当时国军兵源不足的潜在危机，此一危机后来不断扩大，直到战争结束。



第二次长沙会战之役，日军是采中间突破的战术进行攻击的，因此，我军也可以集中兵力予以反击。这一战激烈精彩，留给参战的战士们难忘的回忆：

（99师99团）林伟年：“在二次会战的时候，我们99师295团第1营守湘阴城，日本人从这个···营田···汨罗江这边过江之后就开始攻击这个湘阴县城，打了2、3天啊，最后全营官兵牺牲，营长啊，负伤，被俘，日军要他投降，他不投降，最后···最后用火啊把他烧死的。”

（第4军102师）雷定康：“一个排上去，死光了，由第二个排上去，硬是一波一波上去，后面有督战，就这样子打，打到最后头呢，好了，师长差一点就被俘虏了，师长被一个人，被我们一个同事给他背走了，背出来了。”

（99军99师）孔庆云：“他部队一下被我们阻挡了，没办法前进了，没办法前进他飞机就来了。”

（26军32师）黄道清：“都是晚上，偷袭，白天都是他那个飞机炸，晚上就在那里偷袭，那真是死的可怜。”



9月26日，敌军丰嶋的第3师团绕过长沙东方，南下西旋直逼株洲。北野的第4师团还配合了伞兵部队，连越捞刀河、浏河两道防线直逼长沙。

27日下午，一小部便衣和日军先头部队甚至还窜入了长沙城。

（司令长官部特务团连长）蒋荣森：“长沙对面有个岳麓山，长沙的部队，守的部队，这个敌人攻得很厉害的时候，那个电话是不断地到来。”

（司令长官部特务团营长）陈寿恒：“岳麓山那个时间有6门大炮，这个功劳最大的，恐怕很多人不知道。”



这个时候，岳麓山上的重炮齐放，使日军先头部队慌了手脚，因为他们搞不清这些炮弹从哪里来的，攻势很快地就受挫了。



几乎在同时间，顾祝同的三战区，李宗仁的五战区都发动了牵制攻势，尤其是陈诚的六战区，更集结了25个师的兵力猛扑宜昌。战报纷纷传来，一时间阿南顾得了头顾不了尾，不得不抽兵回援，藤冈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本来要开往长沙作战，但因为后方遭中国军队包围，只好回过头来反击。”



岳麓山这方面，冷静沉着的薛岳看出敌人阵脚不稳，正表示“天炉”盖顶的时机到了，由是一声令下，外围的国军将士便排山倒海的缩紧包围圈，接下来头捶、脚剁、腰斩，把日军的“尾巴”越切越短、越零碎。

（37军95师）萧佩芝：“那个时间，敌人一近，我们部队朝两边撤了，日本人认为我们又跑了又···不打了呢，日本人一进来，进来我们在后头一捉，将日本人捉到里头了，捉到里头那一下子就消灭它4万多人，我们团长死···都死了好几个团长。”

藤冈：“这时在我旁边的中队长正打算用望眼镜看看前方，只微微起个身，‘呜···’就弯下腰来，‘队长！你怎么了？’从腹部到后背血就啪的一声喷出来。”

阿南这个时候才发现大事不妙，匆忙间下令全军后撤拔腿开溜，日军于9月30日起开始突围北窜。此时，我军乘胜追击，连砍了9天，日军才过新墙河逃回湖北的老窝，长沙第二次会战我军以全胜收场。



长沙这一役到底在国际上造成了多少影响我们姑且不提，但至少它让美国重新评估了这个穷“朋友”的份量，起码也不止当初所想象的那么单薄与脆弱，这一点至为重要，因为美日会谈还在华盛顿进行着。当然，这种结果对日本而言肯定是始料未及的，他们本来想拿长沙加注，没想到却在这里栽了个筋斗。



这一年的7月，日本获得法国维琪政府贝当的“同意”，进驻了法属越南。这对美国而言是极难接受的。显然，此一事件更窒抑了野村与美国谈判的斡旋空间，面对罗斯福一步又一步的对日制裁措施，日本外相松冈仍然一意孤行，以同样强硬的态度回应。

为了缓和美日关系，近卫首相不惜以内阁总辞的手段来摆平桀骜不驯的松冈洋右，但三度组阁的近卫已经无法掌握全局，只好于10月16日总辞。

18日，关东军出身的陆相东条英机出任阁揆。



11月1日，日本大本营进行了一次长达17个小时的联席会议，其结果经裕仁裁决。



12月8日，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投下了一子险棋——奇袭珍珠港。



苦撑了四年又六个月，中国在千辛万苦中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12月9日，中华民国对日本、德国、意大利正式宣战。

神州陆沉

                    一寸河山一寸血（32）





                    第三十二集  悲情·豪情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这是他们南进策略的前哨战，彻底摧毁位于夏威夷的美国海军基地，目的在于能够充分掌握西太平洋的海上军事优势，所以，早已做好了席卷东南亚美、英、荷各国属地的攻击准备。



同一天，酒井隆23军第38师团佐野的部队衔命从深圳南下，由九龙渡海直取香港。在这个战场，英国佬靠中国老百姓象陈策这种抗日志士的协同作战，总算撑了18天。徐亨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13号我们就听到这个···日本军队已经要占领九龙了，25号因为水也没有了，电灯也发生问题了，所以港督以为啊他非投降不可了，所以就准备从这个···20···25号下午就坐着小船啊，竖一个白旗子啊就过九龙，到这个半岛酒店，向日军投降。“



那一天正是1941年的圣诞节，而沙捞越的首府古晋也同时成了日军的圣诞“礼物”。

10日，日本空军击沉了停泊在马来半岛外海两艘远东地区盟军仅有的战舰——“威尔斯亲王”号和“却敌”号，清光了从南中国海到马六甲海峡这一线上的英国海上武力。

1942年元旦，从高雄南下的日军攻陷菲律宾首都马尼拉。

元月18日，日军在婆罗洲东南端峇里巴板登陆，日本海军顺便收拾了现在的印尼当时还是荷属东印度的舰队，一路势如破竹，就象切豆腐一样把英美荷在远东苦苦经营的“基业”一片片地吃掉。

到2月15日，日军攻下英国远东军总司令部所在地新加坡，前后仅仅65天。当英军总司令卜锡弗率7万多部队投降的时候，日本第25军司令官山下可谓踌躇满志，因为拿下新加坡比他预计得手的日期早了1个月。这个时候，日本梦想的“大东亚共荣圈”的“版图”眼看着即将形成了。



在这一轮海陆空联合猛攻之下，日军偶有遇到的抵抗除了香港之外，大概要算菲律宾了。在马尼拉南方巴丹半岛地区，指挥抵抗日军的美国将领正是后来被誉为大战英雄的麦克阿瑟。他在回忆录中曾经夸大地描述道：“巴丹半岛和克里几多岛，已成为全球抗日的象征······”好像完全不知道有中国战场的存在一样，而事实上他在那里也只不过打了3个月就奉召离开了战场。当麦克阿瑟到了澳洲北部的达尔文时，虽然讲过一句后来传颂一时的名言：“我将回去！”但当时留在巴丹的7万多美国部队不久之后便悉数投降。5月，菲律宾全域沦陷。



在太平洋早期战役中，英美将领都把战败的责任推给他们国家“重欧轻亚”的政策，由于此一政策，而使在亚洲的军队补给不继，物资缺乏，最后演成了失败的命运。其实，麦克阿瑟和卜锡弗完全不了解什么叫做“补给不继”，什么叫做“物资缺乏”，因为当日军攻占新加坡的时候掳获的英军步枪就达6万支之多，山炮300余门，高射炮100门，要塞炮50门和军用汽车1万余辆，这个数目比当时全中国的汽车总数要多出一倍有余。



珍珠港事变同日，日本向英美正式宣战，而一向担心美国过早“进场”的德国这个时候也骑虎难下，只好硬着头皮于12月11日向美国宣战了。



12月下旬，丘吉尔访美，双方军事首长在华盛顿取得了共识，他们一致认定：德国是轴心国家的龙头，擒贼要先擒王，所以打倒德国才是胜利的关键，从此“重欧轻亚”便成为同盟国的战略方针，虽然1942年元旦，中、美、英、苏等26个国家发表了“共同宣言”：“决心一致对轴心国作战，直到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彻底胜利。”但就当时而言，同盟国的重点仍然摆在欧洲，至于亚洲的仗，一时还帮不上忙，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还要硬着头皮自己撑着。事实上还不单如此，因为当时中国已身为同盟国之一份子，所以总得善尽国际责任帮亚洲盟军其他战场打仗，这个担子对穷困疲惫的中国而言，无异雪上加霜。



可见，我们虽然走进了国际组织，却走不出国际间冷暖的悲情，因为，从嗣后的发展显示，他们轻亚实在是轻过了头，但是中国战场上拼命的国军此时却依然豪气干云，在节骨眼上风风光光地在湖南赢得了一场胜仗，那便是扬名国际的长沙三度大捷。



1941年12月13日，东京，一个酷寒的下午。陆军总长杉山元很得意地向裕仁报告日军攻略香港一路顺风的捷报，裕仁问道：你们有没有顾虑到中国军队从广东反攻的威胁？这句话正是长沙第三次会战的由来。



事实上，两个月前长沙战后国军的部署是做了一番调整，王耀武的74军确实正往广西移动，而欧震的第4军也来到了广东。日军大本营警觉到这个动向，旋即下令阿南的第11军向我第九战区发动牵制性的攻击，同时从华北调来第9旅团归阿南指挥，加上11军原来的第3、第6和40师团以及直属部队，总共也不过6万余人，比起前两次的规模要小得多，因为在当时不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也好，阿南惟几也好，都没有打算攻取长沙城，其目的只是牵制国军而已，但后来由于阿南求功心切抗令冒进，最后才掉入了薛岳设下的陷阱，一步步被诱入天炉之中而成了挂炉烤鸭。



1941·民国30年12月14日，阿南命34师团在江西向南浔一线佯攻，24日“平安夜”，在风雪交加的天候中，日军徒步冰冷的新墙河向南推进，一过河就碰上老冤家杨森的部队挡住了去路。25日，阿南令第3师团投入战斗，守将杨汉域第20军的弟兄们和敌军杀得难解难分。其实，阿南大可不必打这场仗的，因为他动作太慢，已经延误了发动攻击的时机，到他过新墙河的时候香港那边的战斗已成定局，所谓的牵制任务事实上也失去了意义。同样，由于香港已经沦陷，原先驰援的国军部队很快的又奉命回防加入作战，因而增加了不少实力。不过，这个时候阿南心想好不容易才过了河，不打到汨罗江实在有失“皇军”的面子，于是便决定继续南行。



12月30日，蒋委员长电令薛岳：

“我第二线兵团应位置于战场较远地区，保持外线有利态势，以主动地位把握战机，使敌先攻长沙，乘其攻击顿挫，集举各方全力齐向残敌攻击！”

这次长沙之役便是忠于这个“脚本”确实执行的。事实上，薛岳对后退决战的战法已经运用的十分娴熟，所谓艺高人胆大。这次除了新墙河之外，往南直到浏河北，几乎没有什么“第一线”，原先在这一带驻防的37军陈沛部队只见日军一到，纷纷让路，消失无踪。日军过汨水，高奎元的99师和梁汉明的92师也只是稍一接触就闪开，等于让出一条路给日军通过，而把长沙城“孤零零”地呈现于敌前。拿长沙做“铒”着实有点大胆，但薛老总却有他的打法，原来他早把王陵基的30集团军从江西调到平江一带，罗卓英的19集团军也从上高调来浏阳，这两支队伍在长沙东方形成南北长达100余公里的侧击大包围圈。彭位仁的73军从益阳推到了湘江西岸的宁乡据高策应。奉命开闪的杨森和傅仲芳部队则等待日军主力南下过后再行集结，伺机从北往下压，这便是薛岳的“天炉”布局。外围各线并奉命于民国31年元月4日子夜前抵达第一波攻击线，至于炉中心，镇守长沙的大责重任则落在第10军李玉堂的肩膀上。



1941·民国30年最后一天，阿南和两年多前的冈村一样，顺顺当当地来到了捞刀河畔，可是，他远不如冈村那么聪明，因而未能正确判断自己的处境，加上擅自越汨水南下已经触犯了军令，很想拿下长沙戴罪立功，没想到这正是薛岳求之不得的事。



民国31年元旦早上11点，阿南在浓雾中发出第一颗攻势信号弹，丰嶋的第3师团分三路向长沙城的东南方直扑而来。守长沙的第10军计有三个师，分别为周庆祥的第3师，宋岳的190师和方先觉的预10师。在这三个师里方先觉的部队装备较佳，但在二次会战中伤亡严重，至今未获充分补充，因此兵员最缺，象葛先才的30团只有500多人，约当一个营左右的兵力，而他守的正是长沙南门主阵地，日军突破长沙东南角时对他的前哨据点修械所冲杀了11次之多，从元旦到4日这4天，30团弟兄大部分阵亡战死，只剩下58人，但30团还是拼死把住了南门。亲历这一役的预10师作战参谋臧肖侠描述了当时的作战情形，他说：

“那个仗打得是最激烈，最后，由于这个他的部队伤亡完了，师部里把这个担架兵，担架兵你知道卫生部队啦，还有输送兵，光是挑扁担的，那个时候没有部队运输靠人力运输啊，输送兵都给他补充上去。他这个号长在吹冲锋号的时候，大概给敌人把号都给打穿了，打穿了马上把他绑腿拿下来把打穿的那个孔又裹起来，再吹，那其他的部队看团部的号长在吹冲锋号，大家一起都跟着吹，可以说以这个冲锋号的威力啊，把敌人这个···抵住了。”



1月3日，神田的第6师团兵临长沙城下，当他从北边向城里突进的同时，湘江对岸岳麓山上的炮兵再度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一时炮声四起，炸得日军血肉横飞：

（第10军预10师）王文汉：“那个时候他为什么退呢？那长沙岳麓山那个炮啊，那个野炮啊太厉害很了，他死了两个师团来牺牲了。”

（司令长官部参谋处战史编辑）吴相湘：“我们在岳麓山湘江西岸啊有个炮兵阵地，是用德国制的45公分的榴弹炮，这个炮筒啊有一个菜盘子这样大，那时候我们发射500多发，等我们4天之后回到长沙的时候，那房子已经毁成平地了。那个时候日本人之野蛮粗鄙啊，他占领我们北门外这个···YALE IN CHINA 所谓雅礼学校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很多钢琴，他们居然就在钢琴···把那钢琴盖子打开啊在上面大便。”



这个时候外围各路国军已如预期抵攻势到达线，于是万枪齐鸣众炮齐发，朝着长沙向心围剿。



元月5日，阿南终于搞懂发生什么事情了，于是连忙下令在金井的40师团接应，协助第3与第6师团突出重围，但为时已晚，因为优势的国军已从四面八方涌进，一时多向夹杀，超越追击，造成日军极为惨重的伤亡。当时由于两军已混作一团，使日机搞不清该不该投弹，因而失去了“空优”。就这样，从浏河到新墙河，阿南前后被捆着砍了10天，最后，在19旅团营救之下才灰头土脸地于元月15日逃过新墙河。



自从开战以来，日军的惯例都要把战死沙场的袍泽尸体拖走焚化送回本土的，但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他们办不到了，因为，死得太多，逃得太狼狈！

（第10军190师）禹琪：“他撤退了以后很快他就···留下来尸首啊很多，尸首还是全的不是残缺的。”

（26军32师）汪中泉：“他的人和马没有一个存活的，都填在那个山沟里头，跟山差不多都平起来了。他来不及啊，他本来日本人要烧尸体，来不及烧啊，都是割一个耳朵拿走了，其他都没有。”

臧肖侠：“他另外有个习惯呢，万一尸首拖不回去要把左手剁回去，烧成骨灰带回去，就是连左手剁下来，我们看到他那个尸首里面左手给剁了二、三刀，没有剁下来他就跑掉了。”

（40师团）藤冈明义：“没有办法去将尸体扛回来，只有将他们小指切下，这小指就是遗物，只能取这部分。”

（司令长官部特务团营长）陈寿恒：“那么多的尸体啊，这清扫很难的，怎么办呢，怎么处理呢？所以过后啊，好像挖了个很大的坑啊，过后把那个尸体啊都把他埋下去，好像过后称呼这个‘万人冢’，冢就是坟墓啦。”



长沙这一役是中日开战以来我军最彻底、最丰硕的一次胜仗，也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所向披靡，甚至欧战开始以来，反侵略、反轴心的同盟国家第一次扎扎实实的胜利，当时全球各大媒体争先报道此一捷讯以鼓舞人心，其中以伦敦《每日电讯报》的标题最为传神，他说：

“际此远东阴云密布中，唯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



英美军事首长此时也都纷纷来电道贺，美国海军部长更发表一篇告中国人民书，指出此役是：

“所有同盟国的共同胜利！”



锦上添花可谓如雪片般飞来，可惜雪中送炭的人却音讯渺渺。



1997年，我们重返这一座当年的抗日名城。从北面南望去，湍湍湘水的右边就是长沙，赫赫有名的岳麓山坐落在城西，环绕于山南的建筑现在叫湖南师大，而远处的电视塔正是岳麓山巅。山上的景象虽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人事早已全非了。象这座古老的建筑，据说就是当年的薛岳指挥部，而现在却改作疗养院了。

拾级而上，可以看到一座73军阵亡将士碑。73军是彭位仁的部队，属王陵基30集团军的劲旅。这个部队前后参加过三次长沙会战，伤亡惨重。阵亡将士有一部分骨灰收藏在一个叫做忠义观的灵骨塔中。在幽暗的塔里，我们还可以隐隐约约看到单位名称，而那些骨灰罐子却在“文革”的时候被红卫兵捣毁而荡然无存，所以这空荡荡、阴森森的忠义观被临近湖南师大的学生称鬼门关。



今天，岳麓山已是长沙近郊的一处新兴游乐区，不过，游客们的聚点在山头的电视塔，那山后丛树杂草间被埋葬了的故事却依然相伴着万古寂寞与冷清。



1942·民国31年元月3日，中国战区统帅部成立，蒋委员长出任战区统帅。从此一刻开始，我国对日抗战也进入了决定性的第三阶段了。



委员长出任统帅后，电新上任不久的外长宋子文，请华府派一个战区参谋长来，以示合作的诚意与尊重。起先，他们找的是段澜中将，段澜建议从缅甸发动反攻，东进泰国，再下越南打通我国对外运输线，然后协助我国建立强大空军对日作战。这显然是一个攻击性的作战策略，史汀生表示赞成，但马歇尔却反对，因为他认为此时还没有大量援华的准备。这么一来，段澜不干了，后来，才找到史迪威。



根据史汀生的说帖，这个“参谋长”的角色与蒋委员长的原意有了很大的差距，其中出入最大的在“实施计划”部分四条中的第二条，其原文为：

“在委员长统辖下，指挥在华美军，以及华方拨给的部分中国军队，这些军队若在缅甸作战，则需听命英军统帅之指示，但由美军官指挥。”

假如，我国同意，那么：美国将协助我国扩建华南地区空军军力，并提供我方拨给该一美国军官指挥的中国军队全部装备······。

换句话说，他们派来的不是个参谋长而是个指挥官，而且军援也变成有条件的了，那意思是“你要东西，就得听我使唤”，姿态之高已完全失去了“租借法案”和“麦格鲁承诺”的基本精神。当蒋委员长收到这份说帖的时，立即去电宋子文，强调“联军参谋长须受统帅之命而行”的立场，并请美方澄清史汀生的说法，但宋子文竟然没有把此一重要指示转告陆军部，而史迪威却于2月12日就飞来了，此时他身兼六项重职：

一、美军驻华代表

二、在缅中、美司令官

三、对华租界总管

四、滇缅路监督人

五、在华美空军指挥官

六、中国战区参谋长

但是当他于3月3日在腊戌晋见统帅时，只提了前五项，直到委员长追问才补充说：“本人为钧座之参谋长，接受钧座之指挥。”状颇委屈。



我国与美军部对“参谋长”一职的角色与职权之解释不同，以及史迪威个人性格的倨傲，后来造成了彼此之间极大的困扰。蒋纬国就委员长与史迪威之间矛盾一事想起了一段往事，他说：

“那个时候是史迪威，有一天，他提出来说，‘我们每一次出去到战区去视察啊，都是坐着委员长你的飞机，这一次我们换换口味啊，坐我的飞机吧。’其实呢，是他们有一个暗算，上面准备了降落伞，那么那一次他们准备了一人一顶降落伞，唯有给父亲用的那一顶啊，是拉不开的。那说起来，你中国的高级将领连拉个降落伞都不会，摔死的是自己负责。没想到啊，等到从官邸出来预备上史迪威的汽车的时候，后面有一位参谋来请，说‘报告委员长，有一个紧急的电话’。”

据说，接过电话，委员长就改变了行程了。到底这通电话是谁打来的呢？至今仍然是一个谜，甚至整个故事的真实性有多少，我们也难以求证，但此一传闻当时在重庆却甚嚣尘上，由此可见，中美之间的关系是何等恶劣了。

神州陆沉

                  一寸河山一寸血（33）





                  第三十三集  一狼·二虎·“四强”





1942年元月，中国与美、英、苏为首的26个国家发表了对侵略者德、意、日三国的“共同宣言”，在国际上使中华民国国号破天换地与美、英、苏列强平起平坐，并号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盟国四强”。这对当时我国的民心士气是一大鼓舞，大家以为我们熬出头了。其实，所谓“四强”的组合，说穿了只是一匹狼、两只老虎和一个遍体鳞伤的“人”相处在一起而已。在那段与狼共舞伴虎入眠的岁月中，中国人所遭受的辛酸、委屈、挫折、但又不能说的苦楚，在当时甚至过后都是鲜为人知的。



蒋中正在这一段时期中的日记里写道：

“今而复知所谓同盟与互助皆为虚妄之言，美国亦不能外此例乎？幸而今日我国尚有一片土地，与相当兵力以图自存，而未为帝国主义者牺牲耳。”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一狼二虎是如何对待他的“盟友”的。我们先说苏联这匹狼吧。



苏联本为我国北方大敌，他们觊觎华夏疆土已非一日，远的不提，单就1942年并列“四强”后来说，就够“朋友”的。当时我国对外运补线尽绝，美国建议开辟一条从阿拉斯加经西伯利亚到新疆的航线，但是被苏方拒绝了。后来改提从伊朗经中亚俄境到新疆的陆路运输线，苏联说这还可以考虑，不过条件是“你们运多少吨物资，重庆就要付多少吨农产品”以为“过路费”。这一招等于戳穿了他们当初援华的假面具，因为在苏联眼里，日本偷袭了珍珠港即已造成了必败的命运，既然他的后门太平了，还要你重庆干什么？从此，苏联便全力扶持延安，而造成国共之间冲突的白热化。



再说英国，本来就是一个至为现实的帝国主义者，打从鸦片战争开始他就从未对中国友善过。此时由于自己正处于泥菩萨过江的困境之中，所以他亟力说服美国把全副精力用于欧洲，挽救英国的危亡。以当时世局而言，英美“重欧轻亚”的政策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欧”要“重”到什么程度呢？

陈香梅引用当时英国首相丘吉尔的一句话说：

“英国的丘吉尔，大家觉得他是英雄啊什么的，可是他一直不主张帮忙中国，所以他说：‘欧洲第一、欧洲第二、欧洲第三’。”

好吧，就算欧洲第一、欧洲第二，连第三也是欧洲，那么亚洲总可以排上第四吧？假如亚洲排第四的话，那么她的份量有多重呢？据统计，在1941年这一年当中，美国援欧与援华的比例为100：1·7，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这个数据足以表示英美在全球战略上对亚洲战场的轻视，但是他们却忽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问题，那便是日本人在武攻席卷东南亚的同时，也利用南洋诸国殖民地人民的心态发动“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驱逐英美”等心战攻势，象当时的印度就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所谓“不合作运动”，英印关系可谓空前恶劣，假如这种态势任其发展，日本有可能很快拿下印度直取中东，进而与德意在南欧东进的军队会师，如此一来，麻烦就大了。

为此，蒋委员长于1942年2月便有了印度之行。这位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希望以其自身的抗日经验和宏观世局的视野来影响印度朝野使其合作，共御敌寇。虽然此行未能挽救英印关系决裂的命运，但也充分表现了中国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诚意。

英国当局轻视亚洲的另一恶果是造成远东英军士气低落、无心恋战，但是当时中国战场的生命线——滇缅公路正在此地区，他们不打，我们不得不打。为了维护这条补给线的安全，为了一尽身为“同盟国”的一份心力，我国早在年前，也就是长沙之役正酣的同时，即已建议国军入缅协助作战，但是当时英军总司令胡敦认为让中国军队协同作战是英国人的“耻辱”，因而不同意。

到了元月20日，日本大军果然从泰国杀过来了，这个时候英国人才慌了手脚，允许国军第6军甘丽初的93师入缅护路，不过他们撂下了一句话说：“我们没有多余的粮食供应来自贵国的军队。”也就是说，是你们自己要来的，便当自立吧！

等到2月6日仰光失守时，他们才真的急了，于是便主动申请我军入缅作战，可惜这个时候已经延误了足足两个月的宝贵时间，参与入缅作战的远征军战士回忆这段往事说：

（第6军49师）黄宪：“那仰光还没失守嘛，仰光没有失守他不叫我们进去嘛，叫我们驻在那个···边界，驻在那个营房子里头，等到仰光已经失守了，才叫我们进去。进去的时候，一个55师，我们是49师，热死啦，我们进去的时候是穿着棉衣，到了把棉衣整个棉花给它搞掉，穿着只是那个···，那里也没有东西吃，吃什么？木瓜打汤、树叶，吃那些东西。”

严格说起来，英国人要求国军入缅其实是个陷阱，因为英国驻印缅最高长官魏菲尔明白地说：“在缅甸的军事行动以保护印度为目的。”所以当日军自仰光汹汹北上的时候，英军都往西边闪，而留下空旷的主战线给中国军队去守。象罗城以东这条长达1000多公里的战线就分给了甘丽初，可怜的第6军，一个士兵要管250公尺正面。国军更大的不幸是来自于他们的司令官——身兼六职的大红人史迪威，原来此君根本就没带过兵也没打过仗，而且还跋扈刚愎、自命不凡，因而把缅甸战场搞得一团乱。



话说1942年入缅的我国“远征军”，共有三个军，他们分别是杜聿明的第5军，甘丽初的第6军，张轸的66军，以及约当两个师的直属部队。假如您还记得的话，其中杜聿明的第5军便是（民国）28年底在桂南打下昆仑关的部队，由此可以看出这三个军实为当时国军中的精锐之师。



当第5军和第6军开进缅甸时，蒋委员长即明告史迪威，这两个军是国军精锐部队，宜以防守曼德勒为要务，因为曼德勒是滇缅路的重要据点。但史迪威的想法却要用第5军的3个师去协助英国佬反攻，所以打一开始戴安澜的200师就奉命直开东古以南的最前线。这个时候盟军的部署是这样的：右翼是英军，他们坐拥150辆坦克守普罗美，中路也是主战线由戴安澜守东古，再往东去就是左翼的第6军了。



200师只有9000多人，刚一到防就和迎面而来拥有2万多兵力的日军第55师团打了起来，这一仗整整打了14天，才奉命由廖耀湘掩护后撤到平满纳。至于右翼的英军，还没开打就纷纷北撤，没想到4月17日还是被日军第33师团包围于平河以南的仁安羌。史迪威不顾委员长禁令，急调驻守曼德勒的孙立人新38师驰援。



4月19日，孙部渡平河击破33师团日军防线，救出英军7千余人以及传教士、新闻记者和英美平民等500余人。



（新38师112团）杨一立：“那么113团就有命令，要去支援英军，英军在仁安羌被日军包围了。”

（新38师112团）李纯明：“记载上面是有1000···1112个人，但是在我知道的，他们那个113团真正上战场的只有700多个人。那么敌人那时···剩7000多，被围的英军也是7000多人，他们有战车、有大炮、有坦克，为什么让人围在那地方出不来，我们38师草鞋部队最大的炮就是···那个时候就是82迫击炮。”

杨一立：“以少胜多啊，这个战争（斗）实际上非常之奇迹，完全功劳在指挥官一个人这个···掌握之中啊。”

李纯明：“那个英国人一看到我们把大拇指举起来，有好多人就在流泪，有好多人来抱着我们那个兵啊，大家就是···在那里跳了。”

杨一立：“后来呢，为什么不能继续狙击敌人呢，因为友军的阵地啊，有第5军啊、第6军啊，还有这个···美支队啊、英印军哪，这些单位啊阵地都受到···不利了。”



4月20日，史迪威又把平满纳的200师调去乔克巴当支援英军，因而形成了主战线平满纳和曼德勒的兵力不足，让日军有机可乘终至全线溃败。

当重庆的统帅部得知前方吃紧的同时，立即电告史迪威将国军3个军的主力即速向密支那、片马方向移动，但史迪威置之不理而任由大军徘徊于曼德勒与西保之间。等日军56师团迂回切断后通密支那的铁路时，史迪威才发现大势不妙。



面对如此局面，他“玩”不下去了，于是便甩下中国人托付他的3个军精锐部队，自己一个人溜到印度去。直到6月3日史迪威在重庆露面的时候，我们这位司令官竟然两个月未曾给他的上司盟军统帅一份报告、一个电话。



5月，正是缅甸丛林山区多雨的季节，象孤儿一样被抛弃了的国军只有冒着恶劣的环境和强悍的追兵各寻生路了。200师师长戴安澜不幸在西保北撤的战役中受伤阵亡，使国军痛失一员悍将。当年流落中印缅边界的国军弟兄回忆那段艰辛的往事说：

（第5军200师）吴振泉：“远征军那个时候我们师长还是戴安澜啦，就是在云南和缅甸交界的地方跟日本人抗，在那什么叫高黎贡山，在高黎贡山上，那个山高的，上山要一天一夜，下山要一天，师长都阵亡了。”

（独立工兵营）何自如：“撤退还没撤退完，我们那个总司令哦，那时候是马总司令就堵到我们营长，就是要炸那个惠通桥，后头的都丢掉一部分人。”

（第5军装甲兵团）张国华：“好在我们的命大在前面走过去了，那在后···跑到后来的，惠通桥那个桥啊等于就是这头也有车，这头也有车，炸桥的时候就不管啦，没有办法啦，都下到河里面去了···在底下去了。”



在3个军里，第5军的命运最为坎坷，他们被打散了之后，有一部在淫雨浓雾中迷途而误入了野人山。

（新38师112团）杨一立：“22师第5军呢他们就苦了，向西走呢就可以到达印度，同时他们走的方向啊太苦，路线太苦，真的是那些野人山啊···一言难尽啊，那苦头真的是一言难尽啊，那吃草根吃蚂蚁蛋，煮香蕉树，那一段实在是没有补给那一段实在是···”



66军新38师孙立人的部队状况比较好一点，他选择直线西行进入印度的路线，但是当他带着两个团过印度过境的时候，英国军队竟然忘了仁安羌的救命之恩，要缴孙立人的械，李纯明当时就在国军的这个行列之中，他回忆说：

“就到那个英国人···第1军在守着印度边境，印度缅甸的边防，他要缴械。”

（新38师122团）杨一立：“孙立人将军的智慧非常之高，重要的兵力摆两边，不给他们缴械。”

（新38师122团）李纯明：“我们这个草鞋部队还是草鞋穿着啦，但是装备好好的，一班一排的行进得整整齐齐的。”

杨一立：“你来看，我们的部队撤到这里来了，我们是这样礼貌我们还非常之整齐，因为我们不像他们英军。”

李纯明：“到了印度啊，没有一个班是完整的，有好多是把皮鞋拿到枪上扛着，有好多是打着光脚就跑回去了。”

杨一立：“孙师长就跟他讲了，请你派车给我们运输到后方去吧。”

李纯明：“老百姓如果丢掉一根稻草我陪你一根金条。”

杨一立：“马上他就拨了汽车啊把我们整个一个师的主力部队啊就从英法尔运到迪布路加。”



总而言之，滇缅路这一役我们输得很窝囊，假如让我们自己来打，最起码也不致如此的狼狈，但是两个“盟邦”将领，一个不肯打，一个不会打，我们还能怎样！



在一狼二虎中平心而论，罗斯福还算是睿智的，至少他的视野比较宽阔。



1941年元月，罗斯福发表著名的炉边谈话：“美国要作民主主义的兵工厂。”表示美国将供应武器与战略物资给盟国。



3月，美国国会通过“租借法案”，明文该法案适用于中华民国。根据此一法案，外长宋子文提出了三项要求：

一、建立一支拥有一千架飞机的现代化中国空军。

二、协助装备训练30个陆军师。

三、巩固滇缅补给线。

罗斯福是批准了，但后来由于史汀生、马歇尔这些人从中作梗，使这个承诺迟迟未能兑现，加上英国的把持，在英美参谋团联席会议（CCS）中并没有我国的席次。CCS属下的军火分配委员会也没有邀请中国代表参加，以致当时罗斯福的承诺都成了虚言。



1942年，美国空军派个毕赛尔上校到重庆来担任史迪威的空军司令。毕赛尔新官上任就悄悄地进行一个空袭日本本土的伟大计划，意图表现一下。4月18日派空军中校杜立特率16架轰炸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空袭日本，原计划回航时降落浙江衢州机场，但由于事先并未知会我国军方，临头又联系不周，因而造成了十分悲惨的结果。前三战区前线日报社长马树礼回忆说：

“就是他们军事上的机密守得太过了，他们本来是要在重庆午夜12点钟告诉衢州飞机场开灯的啊，所以呢他们10点钟就到了，提早两点钟，这飞机场不晓得，三战区也不晓得，三战区长官部也不晓得，有美国飞机来降落他也不知道，让这飞机在天上转了，转了没有办法了一个个飞机就掉了嘛。”



由于史迪威、毕赛尔的狭隘而造成16架美军飞机焚毁和部分飞行人员伤亡固属遗憾，但更倒霉的是东南沿海一带的中国老百姓，因为日本人当时还咽不下本土被炸的“耻辱”，于是便于4月下旬由日军第13军泽田中将纠集了5个师团以上的兵力向我第三战区进行报复。



第三战区在全国战略上本属次要地位，民国27年后的作战多以游击为主，但面对此次日军大举来犯。战区司令官顾祝同仍率其所属竭力抵抗。在金华、兰溪都有激烈的战斗。5月底，日军已进抵龙游。



6月3日，蒋委员长下令放弃衢州。在近3个月的战斗中，日机先后空袭此一地区达600次之多，军民伤亡人数达25万余人，这便是中国人为杜立特空袭日本本土所付出的代价。



当然，在战时真心诚意帮中国人忙的美国人也并非没有，像陈纳德就是个例子。



陈纳德早在1931·民国20年就应聘来华协助国军建立空中武力，可是中日开战不久他就在日本人的逼迫之下被调回了美国，直到1940年才应委员长之邀再度东来。后来他和毛邦初一起到华盛顿去，极力促成“美国空军志愿队”来华协助作战的计划。



1941年4月，罗斯福“秘密”的批示了陈纳德的计划，准许后备空军官兵加入此志愿队。



1941年8月1日，“美国空军志愿队”在缅甸东古的开道机场正式开训。

陈香梅：“当时人数很少，100多人，100多人也是他们要从空军退下来，就是说辞职才可以到中国来。”



当时，我国向美国买了100架P-40型战斗机，这是他们唯一家当，因为没有零件可以补充，但这些热心的美国朋友并没有因为物质条件差而稍减他们旺盛的战斗意志。从1941年12月20日昆明升空首开纪录为始，到1942年7月为止，志愿队先后出动500架次之多，击落日机达299架。这群“老百姓”在空战史上写下了全胜的纪录，而在各战役中为中国战争付出宝贵性命的队员也达20余人。

陈香梅：“人家说英雄流血不流泪，这个不是真的，英雄也会流泪的，人都是有感情的，不过他···当然不是很容易流泪，可是牺牲了···每一次他这个飞行员出动的时候，他饭也吃不下去，他一定要等他们安全回归，可是有时候当然有一部就没有回来了，常常有这种事情，这种事情他就躲到他自己办公厅里面门关起来，他就···他不愿人家看见他流泪。”



也许因为陈纳德的表现还是隶属系统而引起了史迪威的不满，因此他不断施加压力要撤销飞虎队的番号，毕赛尔甚至以不归并即不许作战相逼迫，使得志愿队只好于1942年7月4日宣告结束。



1995年，我们在美国加州圣地亚哥的一个航空博物馆里看到当年叱咤于中国领空的P-40，这里严格说起来其实只是飞虎队的纪念馆，里面完整的保存了飞虎队的战史、参与人员以及阵亡名册等等。50多年过去了，张着鲨鱼大嘴巴的P-40仍不失其英挺。我们觉得这些遗物代表着的不止是一架老飞机或几面奖牌，而是人间难得的正义与友情。



今天，在桂林近郊还遗留着飞虎队当年使用过而早已荒废了的老机场，在一个久雨新霁的午后，我们从桂林出发，经过二十分钟车程来到了这里。同样面对着的是桂林山水，但心头却是异样的感受，回想那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艰苦岁月中，残酷的国际现实之下，在这里所呈现的一丝人间温暖与希望。



而今那万马奔腾似的引擎呼啸已远去了，那视死如归、豪情干云的容颜也已老去，只有后人在岩壁上刻下的标记让我们知道这个荒山僻壤、不起眼的山洞曾是左右多少人命，甚至决定国家存亡和扭转历史的关键地方。



虽然这些圆石砣砣一直都在这里，但年轻的放牧人却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他们从没有想过如何去搬动，当然也没有想过多少人才搬得动它，但是在长一辈人当中却有人知道这些圆石砣砣的来历，那是一页辛酸的血泪史，纪录着多少写不尽的家破人亡和绝处逢生的故事，遗憾的是它们无缘陈列于战史博物馆前而任其闲置于荒郊。

神州陆沉

                一寸河山一寸血（34）



战争行为本来是经济社会的一大杀手，其破坏力之强、摧毁面之广是成长于承平时代的后人难以想象的，这种影响对交战国双方并无二致，所以到1942年，也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中日双方都面临到了无以为继的严重危机，这个时候彼此拼的好像已是持久的能力了，换句话说，谁撑的久谁便是赢家，不过，就当时的情势而言，可以说我们阶段性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这话怎么讲呢？试想当年我们本来是在万般无奈之下才被迫应战的，因为以双方国力而言，我们几无胜算可言，为了求存，唯一的选择只有“拖”，用我们幅员广阔的土地来换取时间拖垮敌人，至少把他拖到同一个“立足点”、同一个“起跑点”，然后再拼，这便是我们对日“持久抗战”的基本国策。



由于打一开始全国上下都有了苦撑下去的心理准备，所以当我们面对灾祸与横逆时，还能坚此百忍，默默承受。



反观日本就不一样了，他们本想三个月就把我们撂倒的，没想到摇摇晃晃的对手竟然死缠了他们达五年之久。此一“意外”逼使他们在焦躁。恼羞、与疯狂之中终于和我们一样的陷入了无尽的战争痛苦。



经过五年漫长的岁月，现在大家总算要扯平了，但此一结果毕竟不是最终目的，因为我们要的是赢，问题是我们还熬得下去吗？我们还挥得出决胜的一击吗？照常理推断，其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因为我们已经山穷水尽了。



形成战时经济金融状况恶化的原因太多，但最根本的还是来自战争、来自敌人。日本深知只要把我国经济搞垮，这场仗就不用打了，因此他们分从物资掠夺、金融破坏、和经济封锁三个方面一起下手，企图扼杀我国的生存命脉。老实说，任何一个国家一旦被这三把刀卡在脖子上，几无存活的机会可言，但在当时，日本虽然很确实地做到了以上三点，但中国人并没有因此而弃械投降，由此可见我们在经济战线上的搏斗是何等的惨烈了。





                第三十四集  黎明前的黑暗

                    我军重输新血·日军一号作战

                     民国31年9月——33年6月





有人认为，中国之对日抗战所以能获得最后胜利，是拜美英等列强之“赐”，是“西瓜往大的一边靠”而得到的结果。这话不仅不公平，而且对我国在孤军苦撑、血拼五年的岁月中那些战死官兵的英灵与全国上下不屈不挠的意志构成了莫大的诬蔑与不敬。试想，若不是我国坚决的抗战到底，在中国战场上陷128万日军于泥淖而无法抽身，美国在西太平洋战事的结果如何就很难料想了，至少他们将要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这笔帐是不容一笔勾消的。



战争一开始，我国确实希望以苦撑待变的行动来博取友邦正义的声援，直到珍珠港事变，中国战区正式成立，照讲这一番期盼已经如愿以偿了，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由于美英列强全球战略重欧轻亚之故，我国不仅所得至为有限，而负担却增加了许多，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视此一时期为始战以来最为艰苦与黑暗的日子。象杜立特轰炸日本本土而惹来了浙赣之役，日本人为了报复大肆轰炸，使20余万老百姓因之死于非命；象滇缅路之役，我们固然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补给线而战，但仍有一尽“既为盟友”之责的意味协助英军，不幸的是冒出个盟军“将领”史迪威来，最后，这条路不仅没保住，反而丢了3个精锐军。



老实说，我们不是怕打仗，事实上从“七七”开始我们天天都在打，光是“会战”在“中期战役”也就是“武汉会战”到珍珠港事变这段时间，除了节目中曾经提过的“南昌”、“随枣”、“长沙”、“桂南”昆仑关之役，以及“枣宜”、“晋南”中条山之役而外，（民国）30年元月有“豫南会战”，3月有“上高会战”，在“珍珠港”之后的“后期战役”中，则有民国32年的“鄂西会战”，都是动辄十数万人的大战役，事实上这些仗我们都达到了战略目的。换句话说，仗，本来是要打的，但要打得有意义，要清清楚楚为什么打，怎么打，它的胜算如何，而非胡打。但当我们成为同盟国一员的时候，在这个层面上乱了，因而增添了无尽的困扰与负担。



事实上，史迪威的麻烦还未了，此君自从滇缅路那一役“处女作”出师不利之后，便耿耿于怀，自忖有失出身维吉尼亚军校的面子，所以一心一意想“就地”捞回来，但中、美、英三国对他的“反攻缅甸”计划各有立场，可谓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很难交集，其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与发展我们留在以后再谈。但是当日军得知我国将南下远征的讯息时，便“先下手为强”，在常德发动了一场猛烈的攻势以为牵制。



民国32年11月，这个时候武汉日本第11军的司令官已由横山勇接任，他率领澄田的藤兵团、赤鹿的镜兵团、山本的幸兵团、岩永的京兵团。佐久间的桧兵团，以及直属部队共6万余人，于11月2日从洞庭湖西北方长江南岸的华容与弥陀市之间全面发动攻势，向常德推进。

（桧兵团）原孝藏：“公元1943年的11月，常德作战的途中,以中国的军营为目标进行攻击，大炮一发都没有射击，随着天色渐亮，大家都能看得清楚，逼不得已只好乱糟糟地瞎打一通。”



常德属第六战区的防地，驻守国军有冯治安的两个军，王缵续、周碞、王敬久的各率两个军，以及吴奇伟江防军所属的三个军和直属部队，总共约等14个军的兵力。这一役由孙连仲代司令长官执行作战任务。



14日，日军在汉奸带路之下突破王敬久和王缵续两个集团军的防地，过暖水河南下。

16日，伞兵空降桃源，岩永的京兵团同时陷澧县进逼常德。



常德守城部队74军的57师，师长余程万仅以一个师的兵力和两个师团日军力拼苦斗，坚守城池血战了11昼夜，全师官兵伤亡殆尽，直到友军来援冲出重围时，只剩300余人，没有一个不挂彩的。



12月5日，常德陷落。



常德被围时，74军其余各师连同六战区的第18军、73军、79军、100军，以及九战区的第10军、99军和来自江西的58军纷纷赶到战场，对常德敌军形成了反包围。方先觉的第10军一马当先，于11月29日攻占德山，直扑常德公路南站和敌人展开猛烈战斗。日军炮弹与毒气弹齐发，战况惨烈。

（第10军190师）蒋志远：“两个师打（190师、预10师），头一天在观音铺啊打个胜仗，大家都高高兴兴哦，追击哦，一追追到像这个···我们荣家这个大坝子啊，两个师团在那里歇营，好，那给围的我们水泄不通。”

就这样，足足打了6昼夜。预10师师长孙明瑾于是役身中五弹，壮烈殉国。



好在此时各路援军都已各就攻击位置。12月11日，我军突入城内，和日军展开近身巷战。敌人补给线被我军后续部队节节切断，欲振乏力，终于13日撤离战场。临走，“731”的细菌战部队散播鼠疫，造成事后这个地区瘟疫蔓延。陆军则沿途烧杀以泄满腹恼羞之气。

（藤兵团）秋原隆：“要回去的时候，经过一个个的村庄。因为是夜间行军，所以一边放火一边行军。有一次在点火的时候，有一位老太太突然起来要将火弄灭，我们两个人把她手脚抓着就把她丢进火里，她大叫着东洋鬼子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就死了。”



国军尾随残敌追杀了20多天，于民国33年元月5日双方又恢复了原来的态势。这一仗除了预10师师长孙明瑾而外，还有两位师级指挥官为国捐躯，一为44军150师中将师长许国璋，战死于常德西北方太浮山防地，年37岁；一为73军暂编第5师中将师长彭士量，殉国于桃源、石门一线，年38岁。



（18军11师）韩长生：“打常德也是打了一个多礼拜，把队伍集中起来就在前面攻啊，指挥部队，日本人来了跟他硬打，结果把他打退了。”

（58军新11师）陆国保：“常德30多里路都打平完了，我过河轻机枪架后面，你不过也不行，要过河打···唉呦！好多金子钞票丢，到处丢，满天丢，没有人要的。”

（27集团军）刘建忠：“整个都炸平了，那个常德都成了焦土了，两边炸，飞虎队的飞机来炸，那个日本就是那个打垮的嘛。”

（72军新13师）李西田：“炸惨了，他那个师团也可以说就是在那里全军覆没了，我们十来个军在常德跟他会战哩，那时候打得差不多了，可是我们也是伤亡很惨啊。”



常德会战可以说是中后期我国对日作战历程中的典型战例，国军坚守猛攻、前赴后继的英勇事迹令人感佩，而空军在这一役中也有了相当优异的表现，这是“武汉”以后我空军最为庞大的一次编队出击。



陈纳德的“飞虎队”于1942年7月归并于第10航空队23战斗大队，可以视为美国对华空援化“暗”为明的分水岭。当时史迪威开出支票说，这个新的大队将有100架飞机以代替志愿队的任务，但在23大队接手的当时，他们实际上只是一个番号而已，美国陆军部并没有把我们买的飞机以及通讯配备、维修器材等装备及时运到远东来，所以尽管23大队后来成为中国战区功勋彪炳的“空中杀手”，但在当时他们却只能靠“志愿队”留下的51架老飞机过日子。



至于我们自己的空军，虽然在“武汉”以后能打仗的飞机凑不足几架，但番号依然存在，后来向老俄买了100来架E-15III、E-16III型的战斗机，但性能远不如新出炉的日本零式机，上天等于送命，所以那段日子可谓我国空军史上“急死人”的灰暗时期。直到民国31年春透过美国租借法案，我们才零零星星的弄到一些P字号的机种，而飞行和地勤人员也有了出国接受训练的机会。

（空军14期留美学员）郭汝霖：“这也是很···相当突然的事情，我们原来根本就没有想到还有这种机会，因为当时我们训练的环境啊，已经是到了几乎是山穷水尽这种程度，飞机让日本人给差不多打光了，后来拼几架飞机出来给我们训练用，汽油呢，那都是一小桶一小桶的，5加仑的桶啊，现在大家都没见过5加仑的桶。”

（第三大队留美学员）刘绍尧：“在美国受训差不多两年的样子，我们在那个地方就开始···也是从头来起，开始在那里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然后这个OUT训练（实战训练）。”

郭汝霖：“他并不教你太深奥的东西，所以先把你基础打好，你该知道的东西他一定让你知道，让你学，让你学会，这是很重要的，很实用。”

刘绍尧：“那我们在那儿这个P-44训练完了之后就到印度，这个训练了个时期就回到昆明了。”



这便是我国空军在常德会战中能出动1700余架次的原因所在。空军虽然艰苦，但他们毕竟熬过了一段青黄不接的痛苦岁月。那么陆军呢？也许您还记得民国31年滇缅路那场“乌龙战役”，最后孙立人带着他新38师协械昂步开进印度的往事，这支队伍便是抗战期间我国陆军改头换面的种籽。

（新38师112团）杨一立：“我们从缅甸退到雷多，从雷多转到蓝加的时候，最初是我们38师。”

（新38师112团）李纯明：“蓝加整训的时候，开初这个美国人派了300多军官来，他准备军官是由他们来当，我们孙先生不同意，他说不管你讲哪样东西，我们不会比你差。”

杨一立：“接到说重庆方面委员长啊也派来一个指挥部过来，这个时候指挥部里面有一个处长，就是景云增，他到了印度就是一手把这个···组成驻印军，景云增将军把这个新1军就组成了，当时的新1军只有22师跟38师这两个师。”



蓝加训练营更重要的任务其实是训练教官。

杨一立：“在国内的这些团长以上的官，带兵官都要调到印度去训练。”

李纯明：“一种新武器到那个地方他给我们教两个钟头，我们拿回来照样的教我们的部队。”



由于他们把在此地学到的新观念和新战技带回国内去，后来便成为云南新军训练的主要干部，而中国陆军也从此开展了另一新页。



1942年5月，虽然日军在“南进”途中一帆风顺凯歌四起，但东京大本营并未忽忘中国战场上无法自拔的困境，他们深深地体会到，中国战事不能结束，西太平洋的奏捷便有如无根之花。



5月10日，大本营陆军部参谋次长田边专程飞抵南京与畑俊六商讨“解决”之道，这便是“五十号作战”和“五十一号作战”的开始。所谓“五十号作战”，预定当年9月以5个师团的兵力渡黄河“歼灭”我国胡宗南的主力，尔后南下进迫四川。“五十一号作战”则以鄂西为攻击出发点，并拟于（民国）32年春寒过后，从宜昌动用8个师团大军，配合500架飞机溯长江西上直杀重庆，其最终企图为两路夹击陪都，以置我于“死地”。



这个计划于6月份被中国派遣军参谋会议修正，因为这些人都有过与我军交锋的实战经验，他们认为只是如此规模想攻略四川是没有胜算的，所以他们将地面攻击部队增加到42个师团，其中15个师团外带14个独立旅负责治安并对付敌后游击战，另以18个师团的主力从宜昌全力仰攻，“直捣”重庆，同时将这个计划改称为“五号作战”。



9月，经裕仁批准，但到了10月份，日军在太平洋的战事开始逆转，大本营发现已无力支援如此庞大的攻击计划。



12月，此一开战来最“伟大”的“百万远征”被迫中止。“五号作战”就象泡泡一样还没吹呢就破了。



随着美军在西太平洋的节节反攻，日本的海上霸权在屡遭重创之下开始“家道中落”了，这个时候他们尝到了我们的同样痛苦——海上运补线被切，加上民国31年之后我国空军重生日益壮大，西南一带机场遍布，眼看着制空权就要易手了，怎么办？于是便产生另一个孤注一掷的自救的计划，那便是民国33年春发动的“一号作战”。



简而言之，所谓“一号作战”的目的，其一为打通我国包括平汉、粤汉等路的南北纵贯铁路线，企图与东北、朝鲜的铁路网衔接，以维持南洋资源陆上运输的畅通；二，控制我国西南要点，摧毁盟国空军基地，进而攻略四川。



对日军而言，“一号作战”是志在必得的存亡之战，而国军呢？此时则处于另一个青黄不接的当口，因为庞大的训练计划正在云南进行着，以致各线国军都面临着兵源短缺的严重问题。



在日军雷霆万钧的压迫之下，“一号作战”的头端许昌、洛阳纷纷陷落。粤汉线上首当其冲的长沙也遭到了空前的威胁。

（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战史编辑）吴相湘：“日本人把驻在东三省的所谓关东军的主力都调来的，把驻在日本国内的近卫师团都调来打长沙，因为长沙经过三次会战啊，这一回他采取另一个战略了，因为他每一次打长沙失败是因为岳麓山，湘江西岸岳麓山，高地在我们手上，我们的炮可以打他。他这一次先用海军把湘江水里的水雷扫光，然后先占领长沙西岸，这样一来呢，中国这个国军的炮啊不能打。”



显然横山远比阿南来得聪明，他完全汲取了前三次失败的经验，除了利用海军的优势之外，在陆路进攻方面也有别于前，他以华容、益阳、宁乡和崇阳、平江、浏阳这两条外线来包抄长沙，构成一个比天炉更大的炉子。在压倒性火力支援之下，这回，薛岳输了。

（72军新13师）李西田：“就绕路，过了长江以后，他转到岳麓山背后，这时间我们的炮兵呢，还正望着前头望着长沙呢，可是日本人在后头来了，这一次失败了。”

（第4军102师）刘才喜：“因为我们四面八方就都日本人围到的啦，我们整个一个师在城里头，还有一个90师也在城里头，我们过不了河，过不了长沙河，那时候涨大水，没有办法，结果部队在城里头匐到，匐到以后呢就到那个美国医院啊，长沙叫湘江医院，北门外突击，那时候就硬打硬用刺刀，拼刺刀拼出来的。”

（37军60师）萧年晶：“长沙一失守，就一直就到了株洲，株洲就到了茶山，茶山就到了衡山。”

刘才喜：“那一次死的人不少啊，我们一个师最后整个下来编制一个团。”



长沙失守令人惋惜，其间值得我们反省之处太多了，但在战场上奋不顾身冲刺奔杀的勇士们则是永远令人景仰的，因为在第一线他们从不问自己是生是死，也不问这场仗是赢，是输，



张家山、肖家山、枫树山，其实只是衡阳城南的一带丘陵地，也是衡阳保卫战中战斗最为惨烈的地方，当年白天霖炮击日军师团长佐久间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近来，附近的老建筑多纷纷拆除，只留下一座古老的土地庙，应该是国军预10师和日军68师团老兵们还可以辨认的地方。再往西走，原先厮杀惨烈的汽车西站原址还在，只是早已废置了，没有人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

市中心的老中央银行被围在一层层参差不齐的建筑物内层，这里就是当时方先觉的指挥所。在这幢建筑物里，方先觉在不可能的条件之下，以他的意志死守衡阳，苦撑了48天。



跨越湘江，是日军68师团先进部队进袭衡阳的途径，也是老鼠过江的地方。当年湘江大桥已经毁了，只留下残缺不全的桥墩还在呜咽的江水中矗立着。当局在原大桥南约一公里处另建了双层铁桥，上层走汽车，下层走火车，熙熙攘攘好不热闹，这也许是人之可贵之处吧，因为，他们能创造。

神州陆沉

                      一寸河山一寸血（35）





1944·民国33年6月18日，长沙沦敌。



横山勇的第11军马不停蹄乘胜南压，企图在6月份以内下衡阳、取桂林、直杀柳州，结束“一号作战”。没想到光是衡阳这一役，就杀得“大日本皇军”灰头土脸，颜面无存，使他们在“一号作战”中遭受到了空前的挫折与尴尬。



当时日军在西太平洋诸岛的战事节节失利，败象尽出，加上中国战区战情胶着，使权重一时的东条首相深感无力挽回颓势，而于7月18日宣布垮台。



1944年6月，全世界的目光都聚集在欧洲。6月6日，盟军登陆诺曼底成功之后，此时正向柏林一步步进逼之中。在国际上，大家正以兴奋的心情迎接欧战胜利，没有人注意到中国湖南的这一战役的，但对中国人而言，这一役却是后期战役甚至整个抗日战争中极为艰苦壮烈可歌可泣的一场殊死搏斗。





                 第三十五集  惊天泣鬼保衡阳





对日作战已跨进第八个年头了，但在国内战场国军经由美国租借法案得到的军援仍十分有限，而大批军需物资此时正羁留于印度被史迪威把着，作为他协助英军反攻缅甸的筹码，即连陈纳德的14航空队也面临一滴汽油一滴血的困境。在长沙陷落衡阳受困的这段日子中，史迪威在国内战场上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是在6月21日撤走了桂林的外侨，他罔顾中国人的民心士气，直认为“较早放弃桂林实属必要”，总算林赛准将还有点良心，在紧要关头给了衡阳几门炮，这几尊炮后来在守城防御上发挥了不少作用。



再说我们自己。事实上在第四次长沙会战时即已呈现了至为严重的兵员缺额的问题，加上精锐师南调支持滇缅战场，所以当时长沙守军的实力是难以与二、三次会战时相比拟的，这至少是长沙失守的主要原因之一。



反观日本，横山这次可是创下了中日开战以来的空前纪录，一共纠集了150个大队倾巢来犯，显然他们要的还不只是长沙。



当日军占领长沙兼程南下时，国军似已无力在渌水与衡山间做有效的抵抗，因为在长沙一役中，我军被绝对优势的来犯之敌“冲”散了，在一片混乱中，重建指挥系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王陵基和杨森的部队在茶陵和醴陵这两条线上和敌人都有过激烈的战斗，但仍然挡不住日军锐利的攻势，衡阳终于被围了，国军这些部队从此便被隔绝于日军的包围圈之外，一直未能向守城部队伸出援手，而使衡阳形同一座孤城。



衡阳位于湖南省东南方平原地带，北屏南岳衡山之南麓，东临湘江，是粤汉与湘桂路的交汇点，称得上是湘省中南部的交通枢纽，也是大西南的门户，因此，在军事上、经济上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长沙既失，衡阳之战在所难免，守城司令方先觉为能放手一搏，于6月中旬下令撤退衡阳城30万居民。

（第10军预10师29团副营长）李文秀：“我在衡阳西站疏散老百姓，我们希望距离开战地30华里，就是战争范围内30华里，就···不管你怎么走法，老百姓一大群，在战争中真是可怜，看他们逃难，难民嘛，那大路小路都···车子火车上都趴得满满的，上下都是满满的，没有车辆，车辆很少。”



30万居民是为了避免可预期的惨烈兵燹而奉命撤离的，但另一个大迁徙则早在一年前就开始了······

（第10军预10师迫炮连长）白天霖：“有一天外面人大伙儿的街上人都叫‘赶快来看，赶快来看’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啊，那个老鼠啊，所有的老鼠一下到江边集合了。”



有关老鼠过江的故事，衡阳居民罗先生证实说：

“这个老鼠过江由那个下面过去，就是那个下面的河边过去的，（那大概过了多久？）过了多久啊，过了差不多有个把小时，尾巴咬尾巴，接着前面一只后面一只咬着这一只尾巴，再后面再咬这一只尾巴，它咬着的等于一条线一样啦，（游泳过去的？）嗯，游过去了。”

白天霖：“一想啊，对，所有的轰炸都在江西岸，轰炸都炸掉了，想一想哎，老鼠一个也没有了，老早就搬了家了，这叫老鼠搬家。”



衡阳城横宽500公尺，南北纵深约1600余公尺，是个长方形的小城，除了东倚湘江外，城北还绕着一条草河，至于西边，不是鱼塘就是沼泽，对日军的机械化部队而言，这三方面都不是攻击的好途径，剩下来的就只有城南了。城南从江西会馆顺着铁路往西走，包括枫树山、张家山一直到汽车西站，这一路属丘陵地带，日军只要过湘江右旋便可以直扣衡阳了，所以双方都将南门外列为必争之地。



方先觉把最精锐的预10师葛先才的部队部署在这里，190师在右翼负责东起泉溪到湘江东岸五马归槽和橡皮塘一带阵地。第54师防区偏北，守耒河西岸冯家冲之线。第19师则管城西，他们的防区北起高家塘南迄汽车西站。军指挥所设在城内的中央银行。



第10军原编制辖三个师，其中190师为后调师，只有干部没有兵员，后来又把原来守城的部队第54师拨了过来，但这个师只有一个团的人。合着此时第10军虽然有4个师的番号，但实则只有7个团的人，连同直属部队统统加起来也不过1万7千余人。方先觉先觉到了自己的人员不足与弹药有限的弱点，所以把防卫圈缩得很小，他甚至放弃铁道以南原有的国防工事而退距城边，这种不留后路，向心凝聚的做法，可以说明他打一开始就下定了不准备活着走出衡阳的决心。



在工事设计方面，方先觉很聪明地在城南丘陵地带相接处的鞍部两侧配置机枪据点，而构成了严密的火网，他又把山坡的一侧挖成直角，就象座峭壁一样，逼使进攻的日军只有两种选择，一为用云梯攀登峭壁，一为匍匐前进靠运气过火网，显然此二者都将使敌人付出惨重的代价。

（第10军直属工兵营营长）陆伯皋：“47天前快20到25天就把这个工事啊，就是防御工事要做好，于是乎把肖家山、张家山、141高地这一面是最南边把它削成绝壁，削多高呢，6公尺，一个梯子爬不上去。湖南啊是一个池沼地带，把它想法子连系起来，所以我们尽量的把它挖宽挖深，东边不讲了，南边和西边啊就是这样，南边就是削绝壁，北边就是连络水系。”



事先，横山勇并没有把衡阳看在眼里，他只用佐久间的68师团和岩永的116师团大约3万多人沿株洲南下进袭衡阳。6月23日，68师团从株洲过衡山，杀到了衡阳的东南郊区泉溪。6月26日黄昏，日军第68师团在湘江西岸与116师团会合，正式开始了衡阳的攻防战。

（68师团）北川升：“6月26日午后6点，我在衡阳打出的第一发子弹，衡阳会战就此展开。”



在猛烈的排炮轰击掩护之下，日军开始冲了，他们没想到守军能挨得起如此密集的炮击，直到潜进阵地才发现情况不妙，但还来不及会意就在我军火网之前纷纷倒下去了。

（68师团）山内礹：“进攻时日本军啪哒啪哒的一个接一个地倒下来，后来我们的小队长最先到达最前面的碉堡，后来我也到了，在我之后5公尺附近的士兵都不断啪哒啪哒地倒下去。回去后我们这个中队中队长以下几乎全灭，还活着的大约只有30多人。”



28日，师团长佐久间忍不住自己跑到高地上去看个究竟，就在这时候突然飞来几发炮弹，佐久间和他几个参谋登时应声重伤倒地躺在血泊之中。这一排炮弹是从枫树山我军28团迫击炮阵地打过来的，当时迫炮连连长白天霖还不知道自己“中奖”了，他回忆说：

“就在正前方8、9百公尺7、8百公尺的地方，叫欧家町，起码7、8个人，30个人都有，我一看这是好目标，怎么会一个地方有这么多人向我们阵地侦察呢？这证明到这不是个团长喔，我看到以后马上下决心各发一发，结果一下8发炮弹打出去以后啊，一下就命中了这个人，那才过瘾呢看着。”



68师团不止师团长挂彩退下阵去，攻城的士兵显然也遇到了相当的麻烦。

（68师团）北川升：“当时我们要徒步走几百公里，弹药又很重，所以就没有把弹药带着一起走，以为支援部队会跟在后面过来，可是支援部队的物资在途中却被中国的军队夺走，所以说攻击衡阳时弹药也逐渐殆尽。”



至于国军这方面，虽然也有弹药不继的问题，但他们坚守看不见不打、瞄不准不打、打不死不打的三不主义，所以在守城之初还可以应付，但“看得见”、“瞄得准”、“打得死”则必然是近距离的搏斗，由此我们当可想象战况是何等惨烈。

（第10军直属搜索营连长）臧肖侠：“我就向后面申请这个迫击炮射击，等了很久很久，天都黄昏的时候啊，唉!一个迫击炮的排长来了，他打了7、8发停止了，喂！我说你迫击炮怎么这么打呢？他说‘报告连长，没炮弹了’。我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他说：‘我这个···你要这个什么炮弹？我这个炮是81炮，81炮弹老早打完了，这是82炮还剩余的炮弹啊，由我们军部的幕僚人员把它用石头给它磨去了1厘米装上去打的。你说这个东西他们一天能够磨几发啊，这个军部幕僚人员手都磨破了。’”



从6月26日开始，日军等于是用68和116两个师团的兵力来打我们一个师的，血战了7天7夜，敌人除了在我阵地前留下遍地横尸之外未获任何战果。7月2日，横山只好鸣锣收兵。



自从日军攻城开始，日机即展开了密集炸射，小小的衡阳城未几就成了废墟了。

（第10军预10师司令部军医）汪恕涛：“每天晚上日本人的飞机来轰炸，轰炸就来烧啊，那么能跑的人，在外面能跑的，能可以走动的人，那么就可以走出来了，那不能走动的人统统就不能走了，就···就没有了，所以到以后，战到以后啊，所有的病人啊没有往野战医院送了，没有送病人了，伤的人没有了，为什么那么打仗没有伤的人呢？所有伤的人他就不要向后方跑了，自己也知道，我反正是死了，我死我也要跟日本人死在一起。”



在此期间，原先派驻城外的部队纷纷夺路退回城里，他们投身火窟共赴生死的袍泽之情使守城的部队斗志更加昂扬。



7月11日，日军又卷土重来，发起第二波攻击。守军的弹药本来只够10天的份，如今困守孤城已达半个月了，状况自然越来越恶化，因此，他们只有选择更近的距离用手榴弹和敌人拼搏。

（68师团）北川升：“敌人的数量很多，其中最可怕的是手榴弹，敌人的手榴弹是三个一捆地丢，我们日军只是偶尔丢一发，另一个更可怕的是火箭筒，这种武器在发射时不会超过100公尺，可是因为是近距离作战，只要能够投掷到50公尺就足够了。”



7月中，战况更形激烈，日军的攻击甚至已经不用云梯了，因为沿着峭壁的这一边尸体已堆积如山，他们只要踩在阵亡友军的身体上就可以逼近我方阵地。

臧肖侠：“那个时候我看只有那个堡垒啦，那我这个连长最后的时候没有办法，没有人来补充，我只有跟这个堡垒共存亡了，我就拿一挺机枪就跳进去，跟那个···跟他一起打，他在那里在···在那里这个打，我一进去他说，他一面打一面说‘哎，连长，你来干什么，这个地方不是你来的地方啊，你要在你的连指挥所，你要指挥全连。’我说：‘好啦，全连都没有啦，只剩你这个堡垒了，我跟你一起共存亡。’我们那两个射孔，他打一个我打一个，我看那个堡垒，到堡垒里面才看到啊，堡垒前面那个敌人的尸首真是堆积如山，他已经挡住射孔啊，已经妨碍射线没有办法了，要把敌人那个尸首给他打碎、打烂了以后才能看到前边。”



40年后，生还的68师团残员组成了一个“战友会”，他们根据记忆，集资聘请名家把当年衡阳城南的战斗用油画画了下来，这幅画存实了当时血拼的情景，也让后人通过具象的画面去感受一场惊天泣鬼的战斗。



7月18日，衡阳攻城已进入第25天了，而日军仍无法突破我城南阵地，在沉重的伤亡压力之下，横山勇不得不再度下令中止第二波攻击。

（68师团）山内礹：“在衡阳攻击的地方第一个是出入口的高地、学校的校地、高处的烟囱，结果在到出入口的高地前就被击退，共持续了40几个小时，每天就不停地进攻，然后又被击退。”

（68师团）北川升：“半夜的时候，因为没有可发射的子弹，就用拍手的方式，大家一起看手表，一到半夜1点时就几百人一起啪啪地拍击，敌人就更猛烈地回击。”



畑俊六为日军迟迟攻不下衡阳甚为光火，而长沙的横山勇更是一筹莫展，此时他不得不加派3个师团南下增援，以5个师团外带直属部队几达11万余众来对付1个军的中国部队，在中日战史上这还是空前未有的事。



8月3日，衡阳守城第42天，日军增援部队58师团已兵临城北，40师团过了草河，13师团也开到了湘江以东。他们密集的炮火就像撒豆子一样猛轰衡阳，但仍无法摧毁守军将士的意志。有道是“一只麻雀被打了三枪，胆子都下壮了”，反正豁出去了，谁怕谁呀？！



8月6日，57旅团向打线坪市民医院我军阵地发动攻击，预10师第8团迫炮连发出了最后的8发炮弹，日军旅团长志摩源吉于是时应声毙命。第10军官兵在弹尽援绝的逆境中苦守衡阳已经45天了。这一天日军第58师团从北门找到了一条路突入城内。

（第10军190师568团团附）禹琪：“8月8号的拂晓的时候，那个时候日本已经有一部分突破我们第一线。”

当天夜里，方先觉用他唯一可对外通话的电台向重庆报告：

“敌人今晨已由北门冲进来，城内已无可用之弹、可增之兵，危急万分，生等只有一死为国，来生再见！”



8月8日，衡阳城破，方先觉被俘，他本拟举枪自戕，但被身旁的几位师长抱住了，这件事他一直耿耿于怀，以至终老。



北川升：“我们这115大队共有1350人，第44天8月8日当天早上，我们的桥本大队长就要大家清查一下，还有多少人还活着，清查的结果当时只剩下67个人而已，”



根据日军战史记载，是役日军伤亡人数为1万9千余人，事实上当不止此数，而以衡阳城破时被俘国军官兵仍有1万3千3百余人计，阵亡者当不及5千人，这在中日战史上也是个空前的纪录。



抗战于衡阳之役后的一年胜利了。胜利后葛先才重返战场，把阵亡袍泽的忠骨一具具捡了起来，共得3千余具。他含泪清洗整理过这些骨骸之后，予以合葬于城南的张家山。



虽然方先觉先后在长沙、衡阳都给过日本第11军重创，显然他仍然是敌人心目中值得尊敬的对手。当时日军把衡阳之役誉为另一次日俄战争中的“旅顺要塞之战”。



40年后，昔日老战友更联袂来台和他们钦佩的第10军旧属相聚，彼此煮茶寒暄。40年前的往事犹历历如绘，可惜此时方先觉已经谢世了，他们只好在方将军的墓前留下了一束鲜花，以表示永恒的崇敬与悼念。战争究竟是什么？这一束鲜花值得人们深思。



1997年，制作单位为了寻找当年葛先才安葬三千忠骨的遗址而来到了衡阳，然而，今天的张家山上景物早已全非，昔日硝烟弥漫的决死战场大约就在这座气象观测所的附近，经老年人的指认，这片青青草地可能便是葛先才的埋骨之处，由于没有任何碑记，我们无所辨认与查考，但这些仿佛已不是最重要的了，因为他们的英勇事迹已长留青史，象碧绿的芳草永驻天地之间。



衡阳保卫战是后期抗战中一场重要而悲壮的战役，但在衡阳城中却鲜有故迹可寻，只有岳屏公园中的一座纪念碑，上面什么也没有，只刻了“抗战”两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