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史

蜀汉丞相

第五章 澳大利亚民族国家的形成
第四节　联邦运动和民族统一国家的建立

      　　

      　　一、工人运动与工党的创建

      　　19世纪80—90年代是澳大利亚政治上的大转折时期。强大的工人运动、工党的创建、联邦运动和民族国家的建立，都是这一转折时期的主要内容。

      　　随着澳大利亚农牧业与工业经济的发展，到70年代形成了近代无产阶级。近代无产阶级的出现是澳大利亚近代史上重大事件，为澳大利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石，是联邦运动的群众基础。


      　　澳大利亚工人阶级（包括城乡工人阶级）除了具有一般无产阶级的共同特点外，还有自己的特点。第一，由于澳大利亚是移民国家，因此有很大一部分工人是来自英国和其他国家，就是说澳大利亚工人阶级具有移民比重大的特点。第二，由于工人阶级中英国移民多，因此澳大利亚无产阶级受着英国工联主义影响大，因此工会组织十分发达。第三，熟练工人中很大一批是在19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到达澳大利亚的，他们受过欧洲革命的战斗洗礼，形成了工人阶级的斗争精神与斗争传统，而这种精神与传统一直保持下来，并成为争取民族独立与统一的动力。第四，这一历史时期的工人阶级因工业化程度低和国家经济部门主要是畜牧业和矿业，因此工人阶级主体是剪毛工人、矿工和运输工人。这些特点就决定了澳大利亚工人运动的发展趋势。


      　　在澳大利亚真正称得起的工人运动是1854年的尤里卡采金工人起义。在起义中，工人们完全按照欧洲工人运动的方式由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再由政治斗争转向武装起义，并采用了英国宪章运动的纲领和法国1848年工人的“共和国”的口号。由于这次工人阶级的斗争昙花一现，未能使澳国无产阶级因此而团结起来，但其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工人运动是在19世纪70年代兴起的，其特点由经济斗争逐步转向政治斗争，成为联邦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


      　　70—80年代，澳大利亚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按照英国工会模式建立起一系列的大型工会，如1873年建立的昆士兰印刷工人工会和农具制造业工会，1874年建立的悉尼海员工会和墨尔本海员工会，1872年建立的奔地戈矿工工会，1875年建立的维多利亚制造业工会，1876年建立的新南威尔士缝纫工会。1872年，澳大利亚一些工会还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并派代表参加了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据萨克立夫在《澳大利亚工会主义史》中记载，在1879—1885年间，澳大利亚又建立了许多工会，尤其在那些新兴的工业部门中。工会运动是早期工人运动的重要表现形式。


      　　在工会运动的基础上，1879年第一次召开了殖民区区际工会代表会议，从此开始了澳大利亚工人运动向统一方向发展的新趋势，这是澳大利亚80—90年代建立统一、独立的民族国家一个具体反映，因此这次代表会议有重要意义。1884与1885年又连续两次召开了这样的代表会议。这两次会议不仅讨论了工会联合的问题，而且确定了联合的原则与制定出联合的方案。


      　　在这一历史时期内，工会运动围绕着两个问题进行斗争：一是工会的法律地位，即工会合法化；二是8小时工作日制和劳动条件改善。

      　　澳大利亚首届殖民区区际会议提出了工会法律地位的问题，那时的工会被认为是不合法的组织，例如工会的基金不受法律保护、工会罢工按刑事预谋罪起诉等。因此工人运动的迫切的问题是取得工会合法化，只有合法化才便于展开有力的斗争。工会向政府提出制定有关工人合法地位的具体法律。经过多年斗争，新南威尔士（1881）、维多利亚和昆士兰（1886）等殖民区的议会相继通过了类似英国关于工会的法律。这些殖民区的工会争得了合法地位。


      　　80年代，在一些殖民区不少行业实行8小时工作日制，而这些行业的工人大部分参加了工会。同时，一些工厂劳动条件极其恶劣，工人身体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为此工会展开了使8小时工作日制合法化和改善工人劳动条件的斗争，最后迫使政府通过了劳动立法，工会的影响日益增强。


      　　由于工会在为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而奋斗，工会组织在80年代迅速扩大，逐渐向非熟练工人扩展，从1886—1890年，半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工会，尤其矿业和农牧业工人工会广泛建立，如1886年剪毛工人工会相继在巴拉莱特、伯克和瓦加等地建立。这些工会被称之为新工会。威廉·加里斯·斯宾斯是新工会的卓越领袖。他在矿工中进行过工作，曾担任维多利亚混合矿工联合书记。斯宾斯还努力创建全澳性的矿工工会，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在1886年建立了殖民区区际矿工工会联合会。该会到1893年有会员达23500人，在每个殖民区都有分会，甚至在新西兰还设立了分会，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强大工人团体。斯宾斯在剪毛工人中也很有影响，曾担任过全国混合剪毛工人工会主席。这也是一个强大的工人团体。1889年，它仅在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和南澳大利亚三个殖民区就有会员达22500人。此外，昆士兰剪毛工人工会在1890年也有8000名会员。全澳混合矿工联合会和全国混合剪毛工人工会是澳大利亚工人运动的两大支柱。这是与澳大利亚当时的社会经济以羊毛和矿产品为支柱相适应的。


      　　1888年，第五届澳大利亚殖民区区际代表会议在布里斯班举行。会上通过了建立全澳各工会联合会的方案，并委托布里斯班工会理事会筹办此事。这是澳大利亚工人运动史上另一个重要动向。代表会议的决议明确指出了不仅要进行经济斗争，还要进行政治斗争，如决议中提出了“消灭贫困、肃清贫民、提高道德风尚和智能、澄清吏治并把文化提高到更高水平”的任务。澳大利亚工人联合会创办了自己的机关刊物《工人报》，由澳大利亚著名工人领袖、新闻记者威廉·雷恩主编此刊物。1890年，澳大利亚工人联合会正式建立了，六个殖民区的工人阶级终于联合起来了。


      　　在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的同时，雇主也组织起来，著名的雇主组织是畜牧业联合会。这样，劳资关系日益紧张，尤其是在昆士兰。1890年，澳大利亚工人联合会昆士兰分会通知昆士兰畜牧业联合会开会要求商讨关于畜牧业主雇佣剪毛工人的问题，并且希望只就雇佣工会会员达成协议。但昆士兰畜牧业联合会拒绝了这一要求，并雇佣非工会会员剪羊毛。当剪下的羊毛从火车站运往码头时，码头工人响应工会的号召拒绝搬运。在这种压力下，畜牧业联合会被迫同剪毛工人工会开会，并就只雇佣会员剪毛工人达成协议。在这场斗争中雇主联合会失败了，工会赢得胜利。这场斗争揭开了澳大利亚90年代劳资斗争的序幕。


      　　1890年，爆发了世界性的金融危机。这次危机对澳大利亚打击很大，大批工人失业，从而加剧了劳资矛盾。1890年昆士兰畜牧业联合会的失败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并且震惊了畜牧业主。各殖民区畜牧业联合会开会商讨在金融危机条件下如何办的问题，会议决定建立全澳畜牧业主联合会理事会，以便同剪毛工人工会联合会相抗衡。


      　　与此同时，轮船船主也做出建立全澳船主协会的决定，以对抗海员工会。海员工会曾试图同船主协会就提高工资和改善待遇问题进行谈判，船主协会表示同意。但在开会前夕，海员工会加入了墨尔本职工联合会，目的是增强自己同船主协会谈判的力量，使自己居于优势地位。船主协会却以此为借口拒绝开会，除非海员工会退出墨尔本职工联合会。而海员工会通知船主协会，如在24小时内不改变观点，海员将举行罢工。雇主为打击海员立即在码头上贴出招募非会员工人的公告，从而激化了劳资矛盾，海员开始了大罢工。东澳诸港口的海员、码头工人、运煤工人都参加了这次大罢工。


      　　悉尼为保证罢工的胜利建立了工人保卫委员会，同时为了指导全澳工人罢工斗争还建立了以斯宾斯为书记的殖民区区际工人保卫委员会。为了反对罢工工人，畜牧业联合会和船主协会联合成全澳雇主联合会，其总部设在悉尼市商会。这样，罢工斗争就成了雇主与工人间的一场较量。为了声援海员——码头工人大罢工，煤矿工人和剪毛工人亦举行罢工。罢工高潮时，全澳有5万工人参加罢工，仅新南威尔士参加罢工的剪毛工人就有1.6万人。各殖民区工人以及英国工人纷纷起来声援，并寄来金钱。新南威尔士工人保卫委员会曾收到3.7万英镑的汇款，其中4000英镑是英国工人阶级汇寄的。又如维多利亚工人保卫委员会也曾收到3.5万英镑的巨额汇款。


      　　但这次海员和剪毛工人大罢工以失败告终。失败的原因有二：①资产阶级的破坏。他们利用报刊大肆攻击罢工者；还筹集资金来破坏罢工，如一个牧场主捐献5万英镑作为打击工人的基金。此外，船主和牧场主雇佣大批非工会会员来顶替罢工工人，并提供他们免费乘车证，甚至用步枪和手枪武装他们。②因长期罢工，工人及其家属断绝了生活来源，援助基金又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为了生活只好停止罢工。


      　　这次大罢工虽然失败了，但却极大地锻炼了无产阶级，并且显示出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

      　　在工会运动和罢工斗争的基础上，各殖民区都建立了工党。1891年4月举行了第七届澳大利亚殖民区区际工人代表会议，会上决定在全澳工人中进行组织工作。新南威尔士首先行动起来，悉尼职工理事会发起建立工党选举同盟。选举同盟的纲领既具有激进民主派的特点，也具有工联主义的倾向，规定凡赞成同盟纲领并缴纳会费的人便成为工党党员。新南威尔士的工党建立后，各地陆续建立了许多支部，并在此基础上又建立了中央委员会。工党在1891年大选中获得了36个席位，成为新南威尔士主要政党。


      　　1893年，澳大利亚工人联合会昆士兰分会通过了一个“战斗纲领”，其政策和方针雷同于新南威尔士工党，并在同年以工党的名义进行大选时获得了16个席位，昆士兰工党亦建立起来。在90年代，维多利亚、塔斯马尼亚、南澳和西澳都相继建立了工党组织。1901年各州工党组织进行了大联合，从而建立起统一的澳大利亚工党。澳大利亚工党的出现是澳大利亚工人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澳大利亚民族独立运动和统一运动的必然结果，反过来又推动了运动的向前发展。


      　　

      　　二、民族统一国家建立的曲折道路

      　　澳大利亚形成民族国家的条件早在19世纪70—80年代就已具备了，但是到1900—1901年才正式建立了民族国家。这说明澳大利亚民族国家形成经历了一条曲折的道路。


      　　19世纪60年代就已形成了七大殖民区。它们有三个显著特点：1.都是英属殖民地，其语言、文化、习俗、居民均相同；2.七大殖民区各有自己的政府、立法机构和法律，彼此互不隶属，政治地位平等；3.经济上发展不平衡，一般说来，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殖民区发达，其余落后，尤其是西澳和澳北区更为落后。前一个特点有利于国家的独立与统一，后两个特点不利于国家的统一。殖民区的这种状况就决定了国家统一的道路不可能是一帆风顺，而是曲折的。


      　　在澳大利亚民族国家形成的征途中要完成两项任务：独立与统一。所谓“独立”是指摆脱英国的控制，成为独立国家。所谓“统一”是指使七大殖民区联合为一个整体，建立中央政府，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完成这两项任务，困难之一是英国资产阶级不愿意看到一个独立与统一的新澳大利亚的出现，因为英国资产阶级所需要的澳大利亚不是独立国家，而是移民殖民地，是一个永久性的殖民地。英国资产阶级这种愿望充分体现在1891年6月18日《泰晤士报》刊载的一篇题为《大不列颠关税运动》的文章中，文章写道：“由于殖民地密密地围绕着我们，我们才能跻于世界列强之列……，如果没有殖民地，我们的地位定将下降到不过是一个欧洲王国而已，这种地位使英国缓慢地但必然地趋于灭亡。”因此，英国死死地抓住这块殖民地不放，从而阻碍了国家的独立与统一。


      　　障碍除来自英国外，还来自澳大利亚各殖民区的资产阶级狭隘私利和各殖民区的差异。新南威尔士建立较早，农牧业和工商业居于先进主导地位，人口多，文化亦发达。维多利亚虽建立较晚，但自发现金矿后其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都发展甚快，人口增长极速，到90年代超过了新南威尔士而居首位，并且出现了像墨尔本这样巨大而繁荣的城市。它和悉尼是澳大利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塔斯马尼亚和西澳大利亚虽建立较早但发展极慢。南澳大利亚属于农业区，其他如澳北区和昆士兰，不但经济不发达且人口过于稀少。这种经济上的差异性反映到政治上就是各自为政，不愿统一，或力争在有利于自己情况下谈统一。这方面最典型的是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


      　　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虽然都是发达殖民区，它们之间也有着极大的差异性。新南威尔士执行自由贸易政策，而维多利亚竭力推行关税壁垒政策。1860年，维多利亚为强力推行保护关税政策而建立“保护关税促进会”；1865年，维多利亚议会又通过保护关税法案。到1887年，在维多利亚的影响下，其他许多殖民区都相继采取了保护关税政策，进口税率平均高达25%。这样便造成了建立统一中央政府在经济上的困难，尤其在财政上的困难。


      　　各殖民区由于经济差异很大，怕对方通过经济渗透而控制自己的心理十分严重，采取种种措施加以防止，如采取铁路轨距不一，自己建立自己的交通运输体系，在运费上和税收上采取歧视对方的政策，等等。


      　　在政治上，各殖民区提出统一的苛刻条件，几乎使统一无法进行。一般说来，大殖民区如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互不服气，都企图似自己为核心来进行统一，并且还有借统一之机鲸吞小殖民区之野心。小殖民区往往提出与大殖民区在未来的澳大利亚联邦中拥有相同的政治条件，以防止被吞噬掉。因此在探讨统一的各殖民区区际会议上，经常发生激烈的争吵和讨价还价，致使会议时常中断。


      　　

      　　三、促进民族统一国家建立的因素的出现

      　　但是澳大利亚的独立和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各殖民区建立起责任政府以后，逐步形成了促进统一的因素。

      　　各殖民区取得了自治，这不仅有了统一的共同基础，更重要的是消除了英国这一大障碍。所谓取得自治，即取得对自己内部事务的管理权，实质上是完成了独立的任务，尽管完成得不彻底。这就为民族国家的形成创造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


      　　英国政府出于民族利己主义的考虑，主动放弃对其殖民地的部分防御责任，当然也包括对澳大利亚各殖民区的防御责任，把防御的任务交给殖民地当局，其目的是减少自己国防经费。1863年英国鼓励殖民地采取自卫措施，要求殖民地招募志愿军和建立民兵队、购买武器，如大炮和炮艇，以防卫沿海城市，免遭敌人袭击。1870年，英国撤退了驻澳各殖民区的英军。英国的这种防御政策就迫使各殖民区当局考虑自己的国防问题，考虑如何建立自己的国防军事体制问题，特别是那些弱小而落后的殖民区。这就在客观上促使各殖民区联合为一个整体以便建立统一的、强大的武装力量，以增强共同的安全。


      　　19世纪80—90年代，法国和德国加强了在南太平洋上的活动，它们相继在南太平洋占领了一系列岛屿，并大有进一步扩张之势。这就增强了澳大利亚各殖民区当局建立统一国防体系的迫切性。昆士兰、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三个最主要的殖民区，长期以来对法国人在西南太平洋的频繁活动一直惴惴不安，对德国人占领新几内亚北部以及与此相邻的一些岛屿更是惊恐不已。为要对抗德国人从北新几内亚南下，昆士兰及其他殖民区当局迫切要求英国兼并新几内亚南半部，即巴布亚，以便筑成一道地域防线，但是英国却要殖民地自己去处理。所有这些促使各殖民区去考虑主要依靠自己的联合力量来阻挡德法的扩张。


      　　上文提到，自19世纪70—80年代以来，工人阶级力量空前壮大，工人运动日益高涨，劳资矛盾日益尖锐，罢工斗争层出不穷，为此各殖民区的资产阶级亦迫切要求强化国家机器来镇压无产阶级的反抗。


      　　此外，还出现了一些使国家非统一不可的因素。19世纪50年代后大量移民进入澳洲大陆，其中有大批有色人种移民，如华人、印度人、印尼人和大洋洲黑人。有的殖民区极力排斥有色人种移民，如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有的主张大规模地吸收有色人种移民，如昆士兰，双方在移民政策上争吵激烈。又如在对外贸易政策上，新南威尔士主张自由贸易，而维多利亚等殖民区主张保护关税。制定统一的移民政策和关税政策，也是促进建立统一的国家的重要因素。


      　　到19世纪90年代，全澳形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形成了像墨尔本和悉尼这样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运输的枢纽。这在客观上亦迫切要求国家的独立和统一。


      　　所有这些因素体现了澳大利亚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政治经济发展的规律，从而极大地加速了民族国家的形成。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从80年代开始出现了联邦运动。


      　　

      　　四、联邦运动与联邦宪法的制定

      　　1880年，澳大利亚著名政治家亨利·帕克斯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建议：建立澳大利亚联邦议会。由于当时条件还不十分成熟，该建议未能立即产生反响，但对后来的联邦运动却起了重要作用。此后不久，发生了德国占领北新几内亚和法国人在新赫布里底群岛活动等事件，才使澳大利亚的政治家们在惊恐中猛然醒悟过来，开始重视帕克斯的正确建议，为此在1883年召开了各殖民区区际会议。会上制定了关于建立联邦议会的组织法草案。草案明确规定联邦议会是一个立法机构。经过帝国议会批准，联邦议会在1885年成立，1886年初便召开了首届联邦议会的会议。维多利亚、昆士兰、西澳大利亚和斐济群岛都派代表参加，但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殖民区——新南威尔士却没有派代表参加，这引起很大的震动。当时帕克斯在新南威尔士掌权，他表示他之所以改变了主意是因为他认为这样的联邦议会不会带来真正的联合。


      　　1889年，爱德华兹少将向各殖民区当局提出了一个国防防卫体系的报告，报告强调说，如果各殖民区不依靠自己的力量来防御，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帕克斯看到这个报告后立即于同年10月再次提出建立全澳议会和中央行政机构的建议。各殖民区立即响应，因而1890年2月6—14日在墨尔本召开了代表大会。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南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和昆士兰等5个殖民区各派二名代表参加会议，西澳大利亚只派了一名代表，新西兰也派了二名代表参加了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的召开表明澳大利亚民族最终形成了，因此这次代表大会在澳大利亚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会上，代表们一致同意建立全澳立法机构和中央行政机构；各殖民区派议员组成联邦议会，还决定在1891年在悉尼召开会议，起草联邦宪法。1891年3月如期召开了这样的会议，制定出联邦宪法草案，此即“1891年宪法草案”。这部宪法规定：1.建立联邦国家，国名定为“澳大利亚”①（南方大陆之意）；2.联邦议会分为参议院和众议院，参议院模拟美国，由各殖民区选出同等名额议员组成，众议院议员根据各选区人口多寡普选产生；3.中央行政机构成员必须由参众两院议员担任；4.联邦议会授权设立联邦最高法院，作为各州的最高上诉法院。


      　　但是，这部宪法首先在新南威尔士没有获得通过，没有通过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是新南威尔士内阁频繁更迭，无论是下台的帕克斯以及相继上台的迪布斯与里德，都未能在其担任内阁首脑期间认真对待“1891年联邦宪法草案”。塔斯马尼亚和昆士兰采取唯新南威尔士马首是瞻的观望态度，西澳大利亚亦采取了冷漠态度。这样，新掀起来的统一运动高潮又遭受了挫折。1891年宪法虽未获准而夭折，但它为后来的联邦宪法的制定打下了基础，同时为联邦运动向更高潮发展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澳大利亚广大人民一向支持并参与联邦运动，他们受到了1891年宪法的鼓舞便积极行动起来，如一贯主张建立统一国家的澳大利亚人协会在1893年举行会议探讨推动联邦运动的问题，并发出召开新的商讨建立联邦问题的代表会议的号召。墨尔本商会、制造商协会、进步协会和旅行推销品协会等群众性团体当即响应了号召，同年举行科腊瓦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上述组织的代表外还有维多利亚联盟和新南威尔士联盟的代表。会议的决议指出：“这些殖民区在人口、财富、资源发现和自治能力等方面，现已大大增长，其增长的程度足以证明，已有充足理由依据公正对待各殖民区的原则，在一个具有立法权和行政权的政府下，把它们联合起来。”科腊瓦会议的主要功绩在于推动了联邦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在科腊瓦会议推动下，1894年，新南威尔士总理乔治·里德致电其他五个殖民区总理，建议召开各殖民区总理会议。1895年1月，各殖民区总理会议在霍巴特召开，会上，总理们就召开国民代表大会达成协议。协议规定代表大会代表不由议会选派，而由各殖民区普选选出，每个殖民区选出10名代表参加；国民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是起草联邦宪法。协议还确定了起草的宪法先交由人民投票确定，如果三个或三个以上殖民区接受了宪法，则将宪法送呈英国完成立法手续，一旦完成立法手续即生效。


      　　总理会议后，各殖民区便开始选举代表，到1897年3月，维多利亚、新南威尔士、南澳大利亚和塔斯马尼亚选出了各自的代表，西澳大利亚的代表则由议会选出。昆士兰因内部分歧未能选出代表。1897年3月，国民代表大会在阿得雷德开幕，从而开始了制定联邦宪法的工作。为了制定出为各方面所接受的宪法，国民代表大会于1897年9月在悉尼和1898年1月至3月在墨尔本相继开会，大约花了一年的时间才制定出联邦宪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制定宪法的过程中遇到了下列几个难以处理的问题：一是关于征税；二是关于联邦政府收入余额的分配；三是联邦政府与州政府间的关系；四是大州与小州之间的关系。通过一年的辩论与协商终于达成了彼此可以接受的协议。


      　　参加起草宪法的人多是法律专家和资产阶级头面人物，其中有保守派，也有激进派。保守派的代表人物是巴顿，激进派的代表人物是迪金、艾萨克斯、希金斯、金斯顿和柯克伯恩。以党派言，自由党人居多数。工人阶级代表，严格说，一个也没有。有一位叫威廉·特伦威斯的代表，他虽系工会会员，但在政治上持自由党的立场，与工党对立。从继承关系上讲，一方面是1891年宪法的完善，另一方面它以美国宪法为蓝本，也是美国宪法的澳大利亚化。


      　　宪法制定后便交各殖民区举行公民投票表决。1898年6月，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塔斯马尼亚和南澳大利亚公民投票结果均是多数通过。由于新南威尔士赞成票是微弱多数，为此在1899年1—2月又召开了国民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对1898年宪法进行了修改。所谓修改，就是通过关于两院发生僵持、剩余税收分配、宪法修改程序、参议院的权力等问题的修正案。同时，这次国民大会就首都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联邦首都设在新南威尔士境内，但要与悉尼保持相当的距离。


      　　宪法修正案通过后，各殖民区再次举行公民投票，除西澳大利亚外，其余所有殖民区都举行了公民投票，并且都以多数通过了修正案。

      　　西澳大利亚之所以未立即举行公民投票，是因为它担心加入了联邦后丧失关税收入，而关税收入占该殖民区总收入的90%。后来西澳政府提出加入联邦的条件，即联邦政府必须修筑从卡尔古利到奥古斯塔的铁道。在联邦政府答应这一条件后，西澳才于1900年7月31日举行了公民投票，获多数通过。至此，所有殖民区都通过了联邦宪法。


      　　《联邦宪法》共八章，128条，八章的序列如下：第一章，联邦议会：参议院与众议院；第二章，联邦政府；第三章，司法制度；第四章，财政与贸易；第五章，各州政府；第六章，特别区；第七章，其他；第八章，宪法修改程序。


      　　澳大利亚联邦宪法有下列几点值得注意：

      　　1.联邦与各州基本上属于政治平等关系，如联邦有议会，各州亦有议会；联邦有司法机构，各州亦有；联邦有内阁总理；各州亦有。联邦的政治机构与各州的政治机构均有极大的独立性。这就是说，澳大利亚国家政体属于半中央集权制的联邦制。但根据宪法，殖民区改为州，而后来新建立的州，如澳北区、首都区，则直属中央政府管辖。


      　　2.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权限采取列举式，就是说，明确而具体规定各自的权限。例如联邦政府权限范围：邮电、国防、海关行政、进出口税、沿海灯塔、外交、发行货币、兵役、公海渔权、移民事务、国外贸易与州际贸易、岛屿管理。州政府的权限范围：土地管理、矿业管理、国民教育、公共卫生、社会救济、铁路公路、地方行政。


      　　3.联邦设总督，各州亦有总督，两者不是隶属关系，均由英王、英殖民部、联邦与各州商定，由英王指派。以联邦总督言，他是代表英王在澳大利亚执行国家元首职权，因此澳大利亚的真正国家元首是英王。故澳大利亚的政体是半君主制立宪制。联邦与州总督都有解散议会宣布大选和任命内阁的权力。


      　　4.议会与内阁。议会分两院。参议院议员每州6名，由直接选举产生，任期六年，每三年改选其中的1/2。众议院议员按人口比例直接由选民选举，任期三年。澳大利亚人无论男女21周岁才有选举权。澳大利亚中央政府与各州政府一般由在大选中获胜的政党出面组阁，无论是联邦政府的内阁成员或是各州政府的内阁成员均必须是议会议员。如非议员进入内阁者，进入后三个月必须当选为议员，否则必须辞职。


      　　5.各州和联邦虽都有法院，但联邦之高等法院乃为各州最高诉讼机关。

      　　修改后的宪法（即1899年宪法）通过后，由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南澳大利亚、昆士兰和塔斯马尼亚的代表去伦敦送呈英国政府批准。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从殖民主义立场出发对宪法文本提出不满意见：说没有规定从联邦高等法院上诉英国枢密院的权利。代表们同张伯伦经过讨价还价最后妥协，规定如果在联邦或州的宪法权力范围内发生纠葛，而高等法院认为有必要上诉，则允许由高等法院上诉英国枢密院。张伯伦代表英国政府同意了这样表述的宪法文本，并于1900年5月21日向英国下院提出了澳大利亚联邦宪法法案。他说批准这个宪法，不会损害和削弱大英帝国。英国议会无可奈何地通过了这部法案，7月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签署了这个法案，从而1899年宪法完成一切立法手续。


      　　根据宪法，1901年1月1日，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遂宣告成立。从此一个新的、统一的民族独立国家在南半球出现了，作为独立统一的澳大利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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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国名，是由亨利·帕克斯提议而定的。

蜀汉丞相

第六章 1901—1933年的澳大利亚
联邦的建立扫除了澳大利亚社会发展的两大障碍：国家的不统一和遭受英国的剥削与控制。从此之后，澳大利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新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社会经济，确立国家的基本法律和基本政策，调整对外政策，自我完善国家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澳大利亚基本上完成了上述任务。


      　　正当澳大利亚顺利地建设自己的国家时，1914年7月爆发了世界大战，由于它是英帝国的一个重要成员国，因而被卷入了这次大战。澳大利亚虽在战争中蒙受重大损失，但也取得了巨大进步。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日趋成熟了，这就为它战后的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战后，澳大利亚像其他国家一样投入到经济恢复和医治战争创伤工作中去，到1929年，经济不仅恢复到战前水平，而且还有多方面的发展。恰恰在这时澳大利亚受到了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但是澳大利亚针对其经济危机的特点，采取一系列措施，1933年就基本上摆脱了危机。然而1933年以后，国际政治风云又险恶起来，这个年轻的国家又不得不去应付新的国际局势。


      　　第一节　国家统一后社会经济的发展

      　　与“白澳政策”的确立

      　　

      　　一、大战前夕社会经济发展概况

      　　由于全国统一政府的建立，各州间关税壁垒彻底消除了，从而出现了一个全国性的统一市场，这有利于国内资金的统一使用和国内资源的统一开发。此外，国家在对外贸易中采取了关税保护政策，加速了国内经济的薄弱环节加工工业的发展。这样，澳大利亚社会经济呈现出较大幅度上升的势头。


      　　畜牧业在这一历史时期仍是国民经济的核心和支柱，它的状况影响和决定着其他经济部门的命运。其养羊业，到1910年，拥有羊只高达9688.6234万只，羊毛产量79839万磅。其养牛业也有了新的发展，到1910年，有牛1174.5万头，从而澳大利亚成了世界牛肉、牛油主要生产国之一。


      　　在国民经济中，农业逐步提高了自己的地位。播种面积大幅度增长，从1900—1901年度的881.4万英亩上升到1910—1911年度的1189万英亩，仅十年就扩大了308万多英亩。农业产值亦有大幅度增长，如1900年，农业产值为1230万英镑，1914年为2740万英镑，比1900年翻了一番还要多。粮食产量，以小麦计，1902年已达3900万蒲式耳①，1912年高达7200万蒲式耳，十年之内增长85%。进入20世纪后，澳大利亚成了世界重要产麦国之一，小麦大批出口，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


      　　采矿业是澳大利亚国民经济另一重要支柱。在1901—1914年间，澳大利亚采矿业仍以采黄金为主，但由于其他矿业部门的发展，采金业在整个采矿业中的比率有所下降。1910年，黄金产值为1156万英镑，是年，澳大利亚整个矿业产值为2303万镑，黄金产值占矿业总产值的50%以上。这时矿业产品结构发生了变化，逐步多样化，银、铅、铜、锌、铁、煤及其他矿业产品相继投入市场，并有了相当的发展，如铁矿产值，1910年是1901年的11倍，1910年的锌产值为1900年的32.5倍。经多年勘察表明澳大利亚是世界上煤铁蕴藏量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澳大利亚社会经济的发展，还表现在工业发展上。由于澳大利亚缺乏主要重工业部门，几乎没有机器制造业，尤其没有精密机器制造业。澳大利亚的加工业是以轻工业为主，主要限于食品加工业和其他初级产品工业，如羊毛洗涤业、制靴鞋业、肉类和水果罐头业、锯木业、制砖业、糖果业、面粉业、服装业，等等。但工业设备和技术十分落后，工厂规模亦小，并主要集中在悉尼、墨尔本、阿德雷德及其他州的首府。虽然如此，但工业产值仍有较大幅度的增长，1900—1901年度工业产值为6465.1万英镑，1913—1914年度上升为16398.4万英镑，提高了近1.5倍。


      　　澳大利亚的冶金工业虽然处于初创阶段，但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1907年产铁1.9万吨，钢6000吨，1910年分别为4万吨和8000吨，1914年产铁7.5万吨，产钢1.4万吨。钢铁工业的发展是澳大利亚经济振兴的重要标志。当时著名的钢铁企业是里斯哥钢铁公司。


      　　对外贸易亦有大幅度增长，其原因主要是：第一，大批农牧产品，如小麦、冷冻牛羊肉、羊毛出口增多。第二，黄金出口较19世纪末有较大增长，这是因为在西澳大利亚发现大金矿，澳大利亚因而又成了世界产金大国，同时铁、银、铜等产品开始有一定数量的出口。第三，由于进行工业化，引进的技术、设备日益增多；第四，进入20世纪后，澳大利亚大规模建造铁路，大量进口钢铁。1902年出口贸易额为1亿澳元，进口贸易额为7600万澳元。到1912年分别上升为1.5800亿澳元和1.2200亿澳元。这时澳大利亚是一个顺差国家。


      　　在1901—1914年间，澳大利亚发展交通运输业仍以建筑铁路为主，从1902年到1912年共建筑了4000英里①的铁路。从1912年开始修建横穿澳洲大陆的铁路，由奥古斯塔港至卡尔古利。1917年完成了这条长达1700余公里的铁路。这样，澳大利亚东部和西部，从悉尼和布里斯班经墨尔本和阿得雷德直达西部地区重镇佩思，从而有机地联结了起来。这条铁路的修通对澳大利亚社会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为了开发北部地区还修筑了从达尔文港至伯德姆长达320公里铁路。


      　　这一历史时期的澳大利亚社会经济，仍残存有殖民地痕迹，所谓“殖民地痕迹”主要表现在经济上对英国的依赖。工业资金、设备、技术都要靠英国提供。由于工业基础薄弱，因而在对外贸易上，出口农牧业产品和矿产品，而进口主要是加工业产品，从经济结构上看，农牧业和矿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较大，而工业所占比重则很小。以1912年计，国民生产总值为73300万澳元，而工业净产值仅为10830万澳元，占15%还弱，由此观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澳大利亚还仍是一个以农牧业为主的国家，但它已展示了由农牧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前景。


      　　1901年后，澳大利亚人口有所增长，如该年人口为377.2万人，1912年上升为457.4万人，净增80.2万人，较19世纪下半叶人口增长率显著地下降了，这是由于从1901年开始强力推行“白澳政策”所致。这一历史时期，澳大利亚人口结构却发生了巨大变化。澳大利亚出生的人口增多，几乎占全国总人口的80%；大约有1/3—1/2的人口住在城市中；有色人种人口的比率和绝对人数都在急剧减少。所有这些变化对澳大利亚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白澳政策”的确立与实施

      　　新建的联邦政府为使国家法制化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和政策，“白澳政策”则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政策，它是澳大利亚自建国以来长期推行的基本国策。所谓“白澳政策”是指只允许欧洲白人（主要是不列颠人和爱尔兰人），而不允许或限制亚洲人和大洋洲人移民到澳大利亚的种族歧视政策。澳大利亚之所以推行这样的政策是有其历史渊源的。“白澳政策”最早是在新南威尔士出现的。19世纪40年代，新南威尔士农牧业迅速发展，极感劳动力缺乏，而牧放牛羊和垦殖农田的犯人不仅不可靠，且日益减少，后来流犯制在这里遭禁止，因而便雇佣劳工，即有色人种来搞农牧业。当时澳洲人就产生了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有色人种进澳后势必和白人通婚，这既会混杂英人血统，又会降低白人生活水平。此种观点随着移入的有色人种的增多而日益明朗化。19世纪50年代，澳大利亚兴起“淘金热”，华人自印尼进入澳洲采金，多时达数万人。华人的大批涌入更加强了推行“白澳政策”的思想，因而在19世纪50—60年代多次发生排华暴行。一系列排华暴行的发生，标志“白澳政策”已初具轮廓。例如1857年，一个叫约·帕斯科·福克纳的人要求维多利亚立法议会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制定限制华人移入的法案，并且提出“有效地防止澳大利亚福地的金矿变成中国皇帝和亚洲蒙古人、鞑靼部落的财产”。白人采金工人亦对中国采金者无理地加以责难。


      　　从1863年起，在昆士兰的甘蔗和棉花种植业中广泛使用喀纳喀人（Kanaks），到1901年“白澳政策”出笼时约有6万这样的劳动力。他们是由所谓“黑鸟喂养者”（Blackbirders）的人贩子从太平洋岛屿上贩运来的。据考证，大部分喀纳喀人原系今瓦努阿图群岛上的居民。从种族上说，喀纳喀人属美拉尼西亚黑人。喀纳喀人在美拉尼西亚语中意为“男人”。他们是由人贩子用船运到昆士兰来的，第一批喀纳喀人是在1863年运来的。他们来后对开发昆士兰殖民区，尤其对这里的制糖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因为白人劳动力缺乏，而在热带和亚热带种植甘蔗和棉花，白人吃不了这样的苦。到20世纪，黑人的劳动已奠定了澳大利亚制糖业基础，白人对喀纳喀人的劳动不那么急需了，便用“白澳政策”来驱逐他们。为此，他们制造出种种理由，终于促使以民族和种族歧视为基础的民族利己主义政策——“白澳政策”的出笼。


      　　持“白澳政策”观点的人不仅认为有色人种进入澳大利亚会减少白人的就业机会和导致白人工资和生活水平的降低，而且还认为来自亚洲和太平洋岛屿上的黑人处于奴隶或半奴隶地位，来澳后会造成新的阶级矛盾，以致引起社会动乱。他们顽固地胡说什么引进有色人种，会使澳大利亚形成为多民族多种族的社会，因而形成民族矛盾和种族矛盾，导致社会动乱。此外还有一些宗教人士和人道主义者认为贩卖黑人和引进华工是人为地制造新的奴隶制，是不名誉的生意，是侵犯人权的罪恶行为，因此他们写文章，著书立说予以谴责。


      　　倡导这种政策最有力的是澳大利亚白种工人和工党。当时的《布里斯班工人报》曾写道：“澳大利亚一定要避免有色人种的祸害……，不然的话，它就变成一个杂种人的国家，因种族纷争而动乱不安，因工业竞争而受摧残，贫民充斥，并为律师、银行家、商业冒险家和金融冒险家结成的派系所统治。”当时很有影响的《新闻公报》甚至提出了“一个民族、一个政府、一个大陆”的口号。


      　　“白澳政策”并不是具体法律，而是联邦政府推行的一种理论原则，是用以作为制定法律的指导思想。早在殖民地时期，几乎所有的殖民地当局都制定过限制以至禁止非欧洲移民进入澳大利亚的法律，不过那时这些法律并不是非常有效力的，因为六个殖民区各自为政，法律也不统一。然而，澳大利亚统一后，其情况就不同了。在联邦第一届国会所通过的《邮电法案》、《限制移民法案》和《太平洋岛屿移民法案》中都包含了排斥有色人种的规定，这些法案使“白澳政策”具有全国性，并使之法律化。


      　　《邮电法案》是联邦政府在1901年6月首先通过的法案。在6月中旬第二读时，西澳大利亚议员斯坦尼福·斯密建议该法案应补充一条：凡接受联邦邮政补助金的船只，不论其是否在澳大利亚注册，只应雇佣白人劳工。这条动议被国会接受，即《邮电法案》中的第15条。不准雇佣有色劳工，这显然是“白澳政策”的具体体现。斯密是关税保护派的激进分子，又是最狂热的种族主义分子，后来加入了工党。


      　　1901年8月，联邦第一届国会又通过了充满种族主义的《限制移民入境法案》。该法案是政府制定的体现“白澳政策”的主要法律。它是由联邦总理巴顿起草的。他在起草该法案时，遭到了英国保守党人、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的批评。张伯伦热切地希望澳大利亚的这一立法，不要触犯帝国的其他成员国，尤其不应触怒印度人。他也希望不要因此而触怒日本人，因为英国正和日本谈判结盟的问题。虽然这样，但巴顿政府的一个重要成员迪金在向众议院提出《限制移民入境法案》时仍强调，这一法案将关系到国家的尊严、命运和性质。在众议院表决时，除两名议员投票反对外，其余均投赞成票，得以通过。


      　　巴顿在制定的移民法中，规定对任何申请入境的移民必须进行英语测试，在联邦海关局的官员监督下移民要默写出50个英语单词，不及格者不准许入境。这曾是南非纳塔尔殖民当局在1897年采取的办法，现在种族主义者把它引进澳大利亚。


      　　后来，怕这样的规定引起欧洲国家的不满，便又修改了移民法，新的移民法规定，凡申请进入澳大利亚境内的移民要测试一种欧洲语言。1905年再次修改《限制移民入境法案》，规定要测试的语言不仅是欧洲语言，而是指定的语言。这样，印度和日本的移民，诸如留学生、游客和商人可获准入境了，并把留居期限定为五年。澳大利亚政府之所以一再修改移民法，其主要原因，一方面是怕帝国的成员国、盟国和友好国家的强烈反对，另一方面也是怕帝国境内的黑人和美国黑人大批移入。


      　　这样，不断修改的《限制移民入境法案》成了主要是限制华人和黑人的法案了，因此中国政府一再向英国政府提出抗议和照会。澳大利亚政府在英国的压力下于1912年也允准中国人享有印度人和日本人同样的权利。


      　　在移民法一再修改的过程中，澳大利亚歧视有色人种的狂热分子持坚决反对修改该法案，其中著名的有工党领袖休斯和萨尔蒙等议员。总之，当时的一些工党议员是支持种族歧视的狂热分子。在议会中只有一个名叫阿瑟·布鲁斯·斯密的自由贸易派议员是反对种族歧视的，他支持修改移民法。


      　　“白澳政策”亦是针对太平洋诸岛土著黑人的。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国会以微弱的多数通过了《太平洋岛屿劳工法案》。法案规定，
      1904年后再也不引进喀纳喀人劳动力，1906年后，在澳大利亚的所有喀纳喀人都勒令遣送回原岛。由于很难找到每个喀纳喀人原来居住的岛屿，甚至不可能找到，因此害怕，如果遣送到不是原来居住的地方，喀纳喀人会有遭到虐待，以致被残杀的危险。加之，与制糖业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保守党人和那些投资农牧业的人都坚决反对这个法案。故一再修改《太平洋岛屿劳工法案》，规定凡属于找不到原岛屿的喀纳喀移民，可继续留居。


      　　“白澳政策”还包含在联邦国会所通过的其他一些法律里。1902年通过的《联邦选举条例》规定，任何居住在澳大利亚的本地土人、亚洲人、非洲人和太平洋诸岛上的土人（新西兰毛利人除外），不得列入选民名册。又如，1908年联邦政府颁布的《残废恤金和养老金条例》也对澳大利亚土人、亚洲人（在澳大利亚出生的除外）做了具体的规定：他们一律无权领取残废恤金和养老金。甚至新南威尔士州政府颁布的《剪毛工人待遇条例》规定中国工人和白种工人不准同住一室内。澳大利亚的工会章程明确规定不准亚洲人、混血儿和澳洲土人加入工会。这样，澳大利亚建国后就把“白澳政策”确定为基本国策。澳大利亚人口的增长是在这样的国策下进行的。


      　　自1901年推行“白澳政策”以来，进入澳大利亚境内的移民几乎全是欧洲人，来自英伦三岛的移民占绝大多数。移民数量和19世纪下半叶相比大幅度减少。1906—1915年，进入澳大利亚的移民计有19.4万人，1851—1860年的移民为60.14万人。而在这19.4万人中，竟有16.2万人是属于资助移民，占移民总数的83%。


      　　这时期的移民有下列特点：首先，移民中有不少富商巨贾，他们带来巨额资金，并投入到澳大利亚工农牧业中。其次，移民中熟练技术工人、知识阶层、企业家、工程技术人员所占的比率较前有很大提高，就是说移民的素质有所提高。第三，移民中服务行业、勤杂人员、非熟练技术工人所占比率较前相对下降。


      　　由于西澳大利亚发现了大金矿，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南澳大利亚等州有大批人口移入西澳大利亚淘金，因而出现了这样现象，东部广大地区人口急剧减少，而西澳大利亚的人口却大幅度增加，到20世纪初增加了两倍多。澳大利亚内部出现的人口大流动，使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极感劳动力的缺乏，从而成为澳大利亚政府大规模资助来澳移民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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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一蒲式耳（英制）=36升。　① 每英里=1.609公里。　

蜀汉丞相

第六章 1901—1933年的澳大利亚
第二节　联邦政府使国家法制化

      　　

      　　一、分权制与国家税制的确立

      　　联邦政府第一任总督是霍普顿（Hopeton）。他任命关税保护派领袖巴顿为联邦总理。总督、总理以及全体阁员于1901年1月1日在悉尼宣誓就职。同年5月9日，联邦议会在临时京城墨尔本开幕。澳大利亚就这样取得了独立和实现了国家的统一。


      　　巴顿内阁成员有艾尔弗雷德·迪金、威廉·赖恩、约翰·福莱斯特、詹姆士·迪克森、乔治·特纳、奈尔·刘易斯、理查德·奥康诺尔。他们都是当时澳大利亚著名的政治活动家。


      　　澳大利亚独立和统一后，面临的首要任务是使国家法制化，因而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和联邦议会制定了一系列法律，用法律来协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矛盾、各党派间的矛盾、政府与国民间的矛盾、对内政策与对外政策的矛盾、澳大利亚本国与母国英国的矛盾、劳资双方的矛盾、新旧移民间矛盾，等等。一言以蔽之，用法制来治理新建立的国家。


      　　之所以这样做，根本原因是国家独立了，原有的法律不少是宗主国强加的，极需废除，另立新的法律。国家是由六个殖民区组成的，原有的许多法律是属各殖民区的，急需制定全国统一的法律。国家独立和统一后又出现了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解决好这些矛盾和问题也得制定新法律，使之有法可依，有法可循。国家法制化主要是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的关系和权力范围问题；二是确立国家的军事、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教育的基本方针。这两方面问题的核心就是如何使宪法具体化。


      　　澳大利亚宪法的基本特点是分权，这是仿效美国宪法。但国家的统一和独立又要求中央政府集中一些大权。联邦政府为了解决这个矛盾而又不违背宪法，因而把联邦政府的职权限于若干种，而将其他的权力仍留给州政府。联邦和各州都有制定法律的权力，立法权是并存的。其原则有二：（一）双方制定的法律都以宪法为准绳；（二）双方制定的法律不能相互抵触。联邦政府的职权是处理全国性事务，主要为：国防、外交、对外贸易、州际贸易和商业、移民、邮电、海关与关税、消费税、银行与货币、超越州界的劳资纠纷的仲裁和税收。划归各州政府的职权范围，主要有：教育、司法、卫生、劳动就业、运输、乡村移民、捐税，等等。留给各州政府的权力是相当大的，但有关内政外交的大权却集中到联邦之手了。


      　　中央和地方在权力范围上的矛盾的解决，是当时澳大利亚建国后头等大事，对稳定国内政局，顺利开展对外活动有重大意义。在这点上，澳大利亚优于美国。在美国，解决中央政府和各州政府在职权范围上的矛盾，协调彼此间的关系是在建国后近一百年，而澳大利亚却一建国就解决了。


      　　制定什么样的关税政策，是巴顿政府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当时国内在关税问题上有两大派，即关税保护派和自由贸易派，从地域上说，以墨累河为界，该河以东以新南威尔士为代表主张自由贸易，该河以西以维多利亚为代表主张保护关税。自由贸易派得到农牧场主、批发商、零售商、进出口商的坚决支持。关税保护派得到制造商及雇员、民族主义者以及天主教教士等的支持。就全国言，拥护关税保护派的人占大多数。


      　　关税保护派认为只有采取关税保护政策，才能使澳大利亚的民族工商业得以发展，才能避免英、美、德、日、法等工业大国商品的竞争，成为经济上真正独立国家。自由贸易派认为，通过自由贸易来吸引资金和先进的设备与技术，只有这样才能开发澳大利亚资源，使国家富强起来。经过激烈的争辩，最后巴顿政府采取了折衷办法，决定进口贸易征收5—25%的关税。这样的关税率，每年国家可收入800万英镑左右。由于联邦承担了偿还各州之公债，自由贸易派只好在关税问题上让了步，因为如果实行自由贸易，偿还公债便无着落。


      　　1908年，迪金政府为更好地贯彻保护关税政策，联邦议会提出了新的关税法案，法案规定对440种进口物品课以关税。新关税法案实施后，关税收入较前增多了一倍。新关税法案还规定对英国货施以关税特惠权，凡货物从英国进口，一律只征收5%关税。当时澳大利亚从英国进口几达总进口的60%。由于实行关税保护政策，澳大利亚工商业得益匪浅。据联邦贸易委员会调查报告指出，仅五年，澳大利亚工业总产值增长62%，工厂数目增多21%，男工增长33%，女工增长24%。自此之后，自由贸易派再也不激烈地反对保护关税了。更重要的是澳大利亚自己掌握了海关，决定了自己的命运，国家经济进一步独立了。


      　　保护关税政策确立后，海关收入便成了国家收入的重要来源。依照宪法规定，全澳一切税收权属联邦政府，但联邦政府在十年内必须将其在各州征收的税额的3/4，按年拨还给各州政府，以补贴各州的行政费用。宪法还规定，联邦政府成立以前所欠之国内外公债，均由联邦政府偿还。实行关税保护政策，在税收中又多了关税。因此税收分配以及如何偿还公债等问题便出现了。这些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必然会影响到联邦和各州的关系，以致影响到整个国家的政局。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1908年召开了各州总理会议，经过多方协商，终于通过了《税收赢余法案》，确定了税收分配原则，即按各州人口多寡分配的原则。

      　　但是，随着联邦政府机构不断扩大，支出费用也不断扩大，社会事业费用、筹建海陆军费用、建造舰只费用和补贴本国工业基金，所有这一切支出都落到联邦政府的头上。这就导致联邦同各州在税收分配上发生了新的矛盾，因而1909年再次召开各州总理会议，商讨解决办法，最后达成折衷协议：①以人口计，每年每人以25先令标准，将税收余额发还各州，充作行政费用；②各州债务转交给联邦，由联邦统一负责偿还；③给经济不发达的州以特别补助金。得补助金的州有西澳大利亚和塔斯马尼亚两州。西澳大利亚在1909年得补助金25万英镑，以后每年递减一万英镑；塔斯马尼亚在1912年得补助金9.5万英镑，为期十年，每年也递减一万英镑。到1927年，联邦和各州签订了财政协定，才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


      　　

      　　二、建立国家军事防务体系

      　　澳大利亚在建国后深感作为一个国家必须有自己的国防军，牢牢掌握自己的国防大权。但是，那时国防大权仍操纵在英国人手中。政府和人民迫切要求建立一支澳大利亚自己的海军。下列因素促使澳大利亚迅速着手建立自己的军队：


      　　第一，德国在太平洋站稳了脚跟后，插足于距澳大利亚咫尺之遥的俾斯麦群岛和北新几内亚，时刻威胁着澳属巴布亚新几内亚以及澳大利亚本土。与此同时，日本崛起于太平洋。它在1894—1895年甲午战争中战胜中国，紧接着又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战胜了俄国，从此独霸东亚。日本的崛起更促使澳大利亚考虑建立正规军。


      　　第二，联邦刚刚建立时，就发生了英国侵略南非的英布战争（1899—1902年）和参加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英国要求澳大利亚派军队去参加作战。去南非作战的军队到战争结束时达1.5万人，几乎都是骑兵，作战英勇程度超过英国的正规军。在1900年，英国也要求澳大利亚派兵侵华，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和南澳大利亚共派出500名海军，充作英国镇压中国义和团运动。这些对于澳大利亚国防军的建立均有一定的刺激。


      　　第三，1905年9月5日建立了以工党领袖华森、休斯为首的全国国防同盟。几个月后，该同盟创立《号召》月刊，其目的是进行建立国防军的宣传教育运动，宣传义务兵役制和进行强制性军训，对于增强国民国防意识和观念有重要作用。


      　　这些因素逐步改变了澳大利亚政府在国防上依赖英国的观点，并树立起建立自己的国防军的观点。第一届国会和第一届政府对建立国防军毫无兴趣，不愿意采取任何实际步骤。当时的国民对此也漠不关心，只有退役的军官才表示支持。1902年，在伦敦召开的帝国会议上，与会国讨论了帝国的国防问题，英国主张帝国军事平时要集中管理，以备战时之用，总司令部应设在英国，各自治领设办事处。帝国海军也应由英国海军部统一管理，但各自治领要按年摊派建造军舰的费用。这就是说英国不愿意放弃对自治领国防大权的控制。然而，巴顿总理作为与会澳方代表竟然接受了英国的主张，答应每年向英国提供20万英镑的军费，招募四艘战舰的海军士兵，并设海军招募办事处，随时征召和训练士兵。回国后，巴顿遭到了全国的反对，他在帝国会议上的行为被认为损害了澳大利亚的独立尊严，因而被迫辞职。从此，联邦政府改变了在国防问题上的立场，开始接受工党的立场，同时，建立独立的国防体系的观念在公众中也逐步增强。


      　　1904年，迪金上台，他积极主张建立独立的国防体系。1907年，迪金在帝国会议上竭力主张自建海军和战舰，经费自己提供，指挥权也由澳人掌握。1909年初，德国宣布到1912年要完成13艘主力舰的建造。这一新闻狠狠地击中了英国的疼处。英国政府决定加速军备竞赛，因而表示同意澳大利亚建造海军计划，条件是在战时由英国海军部统一使用。澳大利亚联邦国会随即通过了《海军借款法案》，向英国借款制造军舰，到1914年共建造13艘各种类型舰只，其为重型巡洋舰1艘、轻型巡洋舰3艘、驱逐舰6艘和潜水艇3艘，形成了颇具战斗力的海军。这不仅是澳大利亚，而且也是大洋洲有史以来的第一支自己的海军。建造这支海军共耗资达369.5万英镑。


      　　同时，为了完善国防自立体制，1907年建立国防委员会，专门研究和制定有关巩固国防重大措施。1910年，国会通过了《海军法案》，并建立了海军局，该局由国防部长负责管理。到1913年，全国国防军（海、陆军）有三四万人，此外还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军事训练，接受军训人数达10.7万人。总之，澳大利亚建立了自己的军队，并培训出一批军事骨干，那时著名的澳大利亚军官有哈登少将和布勒基上将，他们对澳大利亚国防自立有颇多建树。


      　　

      　　三、制定“墨累河水系法案”及其他法案

      　　联邦政府还就利用和开发墨累河水系问题，同有关各州达成了极为重要的协议。墨累河水系在澳大利亚水利资源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的正确利用和合理开发，对澳大利亚的东南沿海地区的灌溉、航运以及农牧业有重大影响。因此，新南威尔士、南澳大利亚和维多利亚这三个最富饶的州都想利用和开发该河水系的资源，为此争吵不休，互不让步，严重地影响了墨累河水系的开发与利用。在国家未独立、不统一之时，没有可能解决此问题。联邦建立后，便有了由联邦出面着手解决问题的条件和可能。联邦政府所采取的根本办法就是在协商的基础上，通过国家立法解决这一水系的开发和利用问题。


      　　1913年，联邦总理召集三州的总理举行会议，进行协商，达成了《关于墨累河水利管理协议》。1915年，联邦政府再度出面召集三州代表参加的协商会议，这次协商后，国会便通过了《墨累河水系法案》，从而使开发和利用墨累河水利资源法制化。为了监督贯彻实施该法案，联邦政府在1917年还建立了墨累河管理委员会，从而彻底解决了墨累河水系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不仅促进了澳大利亚经济的发展，而且促进了国家在政治上的统一，增强了地方政府和联邦政府的团结，并提高了联邦政府的威信。


      　　联邦政府把大力发展澳大利亚的民族经济作为自己的基本国策，除采取关税保护政策外，还在1907年和1908年分别颁布了补贴性质的奖励金法案和鼓励制造业发展法案。前者是为了促进亚热带经济作物，后者是为了发展民族工业，根据1908年法案，钢铁工业得到巨额补贴金还颁布了残废恤金和养老金条例。


      　　此外，联邦政府为了取得全国金融控制权货币发行权，以利于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稳定，排除一切干扰，国会通过了建立《联邦银行法案》，从而建立了联邦银行。联邦银行利用自己强大的优势和国家的支持，在与地方银行和私人银行竞争中，逐步确立了自己的主导地位。


      　　为了使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法制化，历届联邦政府还颁布了许多法案，主要有：《政府地址采纳法案》、《高级专员法案》、《货币法案》、《母亲分娩补贴法案》以及建立澳北行政区法案、卡德琳铁路法案、仲裁法庭法案等等。


      　　

      　　四、政权建设与改革

      　　到1934年，澳大利亚各州普遍建立了基层政权机构，州以下设区或市，区、市以下设乡或镇。全国6州共有基层政权单位达1146个。市、区、镇、乡均设地方议会或自治委员会，作为地方的最高权力机构。无论是市长、区长、镇长或乡长均由各级相应的地方议会或自治委员会自行选举产生。各级地方议会的议员或自治委员会的委员均由当地人民直接选举产生。这样，澳大利亚从联邦中央政府和参众两院直到镇、乡基层政府机构和议会，形成一整套完整的国家机构。从国家角度说，其民主程度是相当高的。这说明澳大利亚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已基本上演变发展成一个独立的国家了。澳大利亚行政机构体制是模拟英美两国之行政体制而形成的。各地方行政机构实行高度的自治，有权支配本地区的财政收入，拥有对本地区行政管理权。


      　　澳大利亚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议员均通过选举产生，被选举人（候选人）多系由政党把持，选举时相互攻讦，彼此恣意诋毁，争权夺利，因人民对此向不感兴趣，故选民多逃避参加选举，选民参加投票率甚低，如1901年举行第一次大选时，选民参加选举参议员、众议员投票者分别仅占选民的53%和55%，可见选民参加投票率之低了。后来，政府虽采取多方鼓动、宣传措施，效果并不显著。如1922年，参加选举参议员投票者仅占选民的57%，参加选举众议员投票者也只有选民的59%。为了增多选民，联邦政府于1922年底进行选举法改革，以完善选举制度。改革的中心内容是采取强制参加选举办法，即所谓“强迫选举制度”。新的选举法规定，凡年满21岁之公民，无论男女，拒不参加选举者，一经查出，则处以两镑以下之罚金。经此改革之后，选民参加选举的人数迅猛增多，1925年选民投票人数高达91%，1934年又升至95%。最早进行选举法改革的州是昆士兰州（1915年），其次是维多利亚州（1926年）、塔斯马尼亚州（1928）、新南威尔士州。南澳大利亚与西澳大利亚在30年代一直未进行选举法改革。


      　　在选举制度上的另一项改革是采用了不记名投票制。

      　　1910年，中央与各州进行过财政关系的改革，规定按各州人口每人每年由中央政府拨给各州25先令，作为各州行政费用和建设的主要津贴。战时，因需集中财权于中央，以应付战争。战后，这种状况造成中央与各州关系紧张，要求予以改变，以适应新的情况，因此1927年再次进行改革。这次改革中心内容是关于各州国债与公债问题，主要有下列规定：


      　　1.各州所借内外债务一律交联邦政府处理；2.各州内外债务利息由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共同负责分摊偿付；3.偿还内外债务之准备金，中央与各州按比例筹集，但一律以联邦政府名义办理；4.此后举借外债与内债之事务交由中央政府和各州政府共同建立的公债委员会办理；5.建立联邦公债委员会，该委员会由联邦和各州各派一名代表组成，委员会主席由联邦政府所派代表担任。总之，1927年财政关系改革进一步理顺了中央与各州的财政关系，因而既有利于发挥中央与地方的积极性，又利于国家的统一与发展。


      　　

      　　五、文官制度的演变与1922年的改革

      　　澳大利亚在官员体制上基本上是官员恩赐制，直到19世纪80年代才开始发生变化，这是与当时澳大利亚正走向统一的国家相适应的。维多利亚殖民当局，首先进行改革，于1883年颁布了《文职人员条例》，建立起文官体制，接着1895年，新南威尔士亦颁布《文职人员条例》。根据条例规定要建立负责选拔、考核、评定级别的文官委员会。该委员会是独立于政府的权力机构，它对国会负责，而不是对政府负责，因此这样的文官委员会就有实权，不易被掌握政权的机构所左右。联邦政府于1902年以新南威尔士的《文职人员条例》为蓝本制定了联邦官吏制度的条例。二战后，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均发生了重大变化，为适应这种变化，对1902年的文官体制进行了改革。1922年，澳大利亚国会通过《联邦文官条例》，并且根据条例建立起新的“联邦文官委员会”作为考核、选拔、晋升、处理、评定文官的法定机构。其任务为：录用人员、负责配备联邦政府各部官员、规划官员的培训工作、检查各部人员的配备与工作状况……等等。


      　　联邦文官委员会有委员三人，副委员一人，其中一名委员任该委员会主席。委员和副委员均由总督遴选和任命，任期五年，可连选连任。委员会下设五个部：

      　　①管理体系与工作效率部。该部下设四个处：部级体系与咨询一处、二处，管理政策处与执行处。

      　　②部级人员编制部，下设五个处：部级机构一处、二处、三处、四处和发展处。

      　　③工作人员录用与发展部，下设五个处：人事政策处、人员发展处、人员配备一处、二处与同等就业机会处。

      　　④工资与工作条件部，下设就业条件一处、二处、工资政策处、劳资纠纷协调处和工资调查与辩护处等五个处。

      　　⑤计划立法与规划部，下设立法与议会处、计划研究与情报处和委任计划办公室等三个处室。

      　　根据《联邦文官条例》，联邦政府文官分为四级：各部秘书长为第一级。第二级为各部副秘书长、司长、副司长、处长等。第***为专业人员（工程师、医生）、行政人员、秘书人员。第四级为秘书助理、工人、司机、打字员以及杂役等。


      　　澳大利亚文官制度显然是以英国19世纪50—60年代的文官改革所确立的文官制度为蓝本的。澳大利亚文官一般不与内阁共进退，只有部长级的内阁成员才与内阁共进退。在1939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文职官员达67900人。1922年的文官制度的改革有利于澳大利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提高了行政效率。这适应了统一后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全方位发展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清除了殖民地时期在官员体制上遗留下来的殖民地痕迹。

蜀汉丞相

第六章 1901—1933年的澳大利亚
第三节　政党纷争与澳英关系的变化

      　　

      　　一、从迪金政府到华森政府

      　　早在19世纪下半叶，澳大利亚的政党已逐步形成，并且在各殖民区逐步形成了政党内阁制。从政党渊源上讲，各政党都是从“解放论派”和“排斥论派”演变而来。联邦建立后，各政党逐渐走向成熟阶段，其标志有二：第一，重新组合，形成领导核心，出现著名领袖；第二，由地方性政党向全国性政党发展，到20世纪20年代形成了几个全国性政党。从1901年第一次全国大选看，澳大利亚当时有三大全国性政党：以迪金为首的自由党（保护关税派）、以里德为首的保守党（自由贸易派）和以华森为首的工党。在“白澳政策”、限制有色移民入境、国防、分权政治、经济政策、外交政策、对宗主国英国的政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三大政党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任何政党都是反映一定的阶级的利益的，当然它们也不例外。一般说来，自由党的阶级基础是工商业资产阶级；保守党的阶级基础是农场主、牧场主和大出进口商；工党的阶级基础是熟练工人和爱尔兰移民及其后裔。还应指出的是，自由党和工党都属于关税保护派，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它们的观点和行动基本上是一致或近似的。保守党主张自由贸易。在关税保护派看来，只有采取关税保护政策和政府给以津贴，本国的工商业才得以迅猛发展。在自由贸易派看来，农牧场主的农牧产品的市场主要在英国，澳大利亚所需要的物美价廉的工业产品以及技术、设备也来自英国，国家的安危需要英国的保护，因此要求澳大利亚奉行自由贸易的方针。这样关税问题就成了联邦建立后党派斗争的焦点。


      　　1903年举行第二次全国大选，选举结果，工党在国会两院中的势力大大增强。在众议院中，自由党保护关税派得26席，自由贸易派得24席，工党得25席，在众议院中，保护关税派9席，自由贸易派13席，工党14席，三党在国会的力量旗鼓相当。谁想执政就得联合另一个政党。自然都作为关税保护派的自由党和工党很容易在国会中联合起来。自由党领袖迪金在工党支持下组织了内阁，从此开始了工党和自由党多次合作的局面。


      　　艾尔弗雷德·迪金（Alfred
      Deakin），1856年生，出身于小职员家庭，其父系一会计。他曾在墨尔本文法学校读书，后入墨尔本大学攻读法律。青年时代，他喜爱文学、哲学和历史，写过一些诗和散文，出版过一些小册子。他一生中坚持写日记，描述自己的“心灵生活”。在大学期间，迪金没有把更多的精力倾注于法律，而是倾注于写作，因而成为第一流的记者。他结识了著名自由思想家大卫·西姆，并受其保护。西姆在墨尔本主办《时代日报》，这是一份澳大利亚很有影响的报纸。西姆及其报纸几乎是使维多利亚转向关税保护主义的主要因素之一。维多利亚任何政府都是在西姆的认可下当政的，可见西姆的重要地位与影响了。迪金在西姆的支持下于1880年被选为维多利亚立法会议议员。他27岁时曾担任过维多利亚副检察长，此后相继任公共工程部专员和水利部长。迪金在任供水部长时，曾制定并实施了澳大利亚第一个大规模的水利灌溉计划。他一直是维多利亚议会议员，1900年被选为联邦立法机构的议员。


      　　迪金任联邦总理后，第一项重大措施就是制定仲裁法案，并提交给议会。工党领袖费希尔在1904年4月2日对仲裁法案提出修正案，把仲裁范围扩大到政府雇员。迪金政府对费希尔的修正案不满意，但在国会表决时，一些关税保护派议员和自由贸易派议员投票支持工党修正案，结果以38票对27票获致通过。迪金只好提出辞呈。总督立即召见工党领袖华森·令其组阁，因而华森出面组阁，这是工党第一届联邦内阁。


      　　约翰·克利斯蒂安·华森（John Christian Watson），
      1867年生于智利，后随父母迁居新西兰，在奥马鲁州立学校读书，后辍学去印刷厂当学徒，19岁到悉尼当排字工人。1893年，被选为悉尼劳工委员会主席，后不久成为澳大利亚劳工联合会主席。从1894年起，他一直是新南威尔士议会议员，1901年被选为联邦国会议员。1904年出任联邦总理兼财政部长，时年仅37岁。


      　　工党政府企图利用掌权机会扩大工人阶级权利，因此提出仲裁法庭法案，法案中规定仲裁法庭对工会会员予以优待。这项法案遭到自由贸易派和关税保护派的一些议员的反对，在国会表决时，以36票对34票，工党法案遭到否决。华森执政不到4个月便被迫辞职。华森内阁被称为“短命内阁”。继华森为总理的是保守党自由贸易派领袖雷德。


      　　

      　　二、迪金再度执政与自由党的建立

      　　乔治·豪斯顿·雷德（George Houston Reid）
      1845年生于英国，出身于一个长老派家庭。他7岁时随家庭来到墨尔本，13岁时当店员。1864年，在新南威尔士政府机构任公职，充任普通职员，后被提升为总检察长私人秘书。1875年，他出版《自由贸易论文集》，该著作获得哥布登金质奖章。后来又从事律师工作。从1880年起，雷德一直是新南威尔士国会议员，从1894年到1899年，在工党支持下，出任新南威尔士殖民区总理。


      　　1904年8月，在所有自由贸易派议员和在以阿兰·麦克里安为首的保守党议员（关税保护派）支持下，雷德出任联邦政府总理，从此也开始了雷德的艰难时期。艾萨克斯、赖思及其他关税保护派激进议员同工党立即结成政治联盟，提出尽快把雷德赶下台的目标。雷德—麦克里安政府艰难地维持到第二年（1905年）
      6月末而倒台。他下台的主要原因是反对派势力在两院中太大。

      　　1906年12月进行大选。在大选中，以雷德为首的自由贸易派大肆活动，竭力攻击工党。他把工党说成是“极端派”，是“社会主义老虎”，并令其同党打起了“反社会主义”的口号。经过一番苦战，自由贸易派在众议院中获得34个席位，取得了不小的胜利。关税保护派遭到失败，仅得17个席位。工党虽被无情攻讦，但仍保持了上次大选中的席位，得26个席位。这样，关税保护派和工党联合起来足以对付保守党人，因此雷德不敢出面组织内阁，迪金再次在工党支持下组阁。


      　　以迪金为首的关税保护派和工党的联合，通过了一系列有利于城乡工人的法律，如1908年颁布的《残废恤金和养老金条例》，条例规定：凡年满65岁本地出生的和归化的英国人，并达到在澳大利亚居住年限者，均可领取养老金。还规定，所有本地出生的和归化的英国人，如系残废并经证明丧失劳动力者，均可享受抚恤金。工党由于支持关税保护派和坚持民族立场，并利用自己的影响迫使政府通过了多少有利于劳动群众的法案，因而威信大增，获得了群众的广泛支持。这可从1908年新兴工业城市季隆大选中看出。该城市科里奥中心选区，工党击败迪金的关税保护派而大获全胜。这引起迪金的极度恐慌。他决定和自由贸易派保守党人进行合并的谈判，以此来抵制工党力量的增强。


      　　1909年5月，两党合并，正式建立了自由党。该党以迪金为领袖，并宣布了自己的政纲。自由党的纲领主要为：①坚持保护关税政策；②推行“白澳政策”；③进行普遍军训，建立本国海军和陆军；④由联邦承担偿还国债的责任；⑤建立民主政治。迪金以为这样就可以击败工党，使自己保持政治上的优势。


      　　两党合并后不到一年，1910年4月13日，澳大利亚进行大选，出乎意料的是，在这次大选中，工党击败了自由党而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在众议院中，工党夺得41席位；在参议院中夺得22席位，均为多数。自由党在两院中取得席位分别是31席和14席。


      　　

      　　三、工党政府的政策

      　　工党的胜利不是偶然的，有其内在的原因，概括说来有如下几个原因：①在澳大利亚的天主教徒约占总人口的24%，而这些人几乎都是支持工党的；②工党的民族主义立场，即不亲英的立场，深得澳籍爱尔兰人的支持；③在1910年大选时，工党领袖费舍首次提出征收联邦直接税，尤其是征收土地税。这一政策有利于打破“大地产制”，从而促进澳大利亚农牧业经济的发展，深得民心；④工党提出陆军和海军澳大利亚化；⑤工党竭力主张通过国家立法手续来改善下层劳动群众的政治地位和劳动、生活条件。


      　　工党的胜利迫使迪金于4月29日辞去总理职务，费舍继为总理。这是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一次在众议院出现一个党拥有多数席位而出面组阁。安德鲁·费舍（Andrew
      Fisher）
      1862年生，矿工出身，苏格兰人，1885年移居到昆士兰，仍从事采煤工作，不久被选为矿工联合会委员，1893年又被选为昆士兰议会议员，在1904年华森短命内阁中曾任铁路与公共工程部秘书。联邦成立后他被选为联邦国会议员。费舍是自学成才，他阅读过不少有关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著作。华森退休后，他越过休斯而被党内同僚推选为党的领袖。他出任总理兼财政部长，并得到全党的信任。


      　　工党执政后采取了一系列新政策，政绩显著。费舍通过了关于新首都地点的法案，确定了在悉尼西南有190英里的畜牧业中心—堪培拉作为新首都的所在地。工党政府采纳了美国建筑师沃尔特·伯利·格里芬设计的方案，因为该方案着重于美丽、壮观、豪华。为维护未来首都的良好社会风气，还宣布不准在那里销售烈酒。


      　　费舍在执政期间，象迪金一样为国家法制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政府通过并颁布了建立联邦银行法案、土地税法案、建立澳北行政区法案、母亲分娩补贴法案，等等。其中建立澳北区法案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根据这一法案，联邦政府从南澳大利亚手中接管了这一拥有100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另设立一行政区，这对巩固北部国防和开发这一地区有重要意义。因为直到1911年建立行政区时，澳北区人口仅两万余，其中土人1.8万人左右，欧洲人3310人。白人多系农场主、牧场主和采矿人员。


      　　1913年5月进行中期选举，自由党以一席之差，在众议院居于多数，但在参议院中却居少数，因而自由党新领袖库克上台执政。1914年6月，自由党内阁在两院中提出关于取消工会会员在政府机关中优先录用法案被否决，因而倒台。总督根据宪法宣布解散两院，重新大选。但恰在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澳大利亚立即被卷进战争旋涡，国内政局也因而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四、大战前的澳英关系的演变

      　　澳大利亚的外交和国防是受英国控制的。一般说来，在1918年以前，澳大利亚同其他国家的关系都要经过英国来处理。但是，不应忽视，自建国以来，澳大利亚历届政府力图在外交上有自己的独立要求，而这种要求日益增强。因而，澳英关系自这时起有了一定的变化。


      　　进入20世纪后，南太平洋的政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日本的崛起，德、法、美三列强积极插足南太平洋，相继占领一些岛屿。这些变化打破了太平洋原来的力量均势。迪金政府首先关注这些变化，因此违反惯例，他直接同有关国家谈判。例如，1904年和1905年，迪金亲自同日本驻澳总领事就《限制移民入境法案》和有关日本国民申请进入澳大利亚等问题进行谈判。这是澳英关系在外交方面发生变化的开端。澳大利亚的民族主义情绪，尤其是工党和澳籍爱尔兰人的反英情绪在促使澳大利亚取得某些外交权力方面起了重大作用。澳大利亚推行的“白澳政策”一向不为英国所赞成，英国殖民部多次对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施加压力令其放弃，但始终未使澳政府改弦更辙，只是在某些做法上有所变更。


      　　澳大利亚在帝国内部的独立地位，或澳英关系的另一重要变化表现在英国宣布把新几内亚的行政权转交给它管理。1901年11月，澳大利亚国会通过一项法案，法案主张联邦政府负起对世界落后殖民地的管理责任。1902年3月，英国宣布把新几内亚的行政管理权转交给澳大利亚。1906年，新几内亚更名为巴布亚。澳大利亚在帝国中的地位因此而显著地提高了。


      　　在任命巴布亚行政长官问题上，迪金受到来自工党极大压力。工党要求派本党工人问题专家、西澳大利亚参议员斯·斯密为驻巴布亚副总督。迪金表示异议，并于1908年11月委派胡伯特·墨累为副总督。迪金给他的工作指示是：“巴布亚是首先属于巴布亚人的。”联邦议会决定，每年提供两万英镑作为行政经费。


      　　在新赫布里底群岛问题上，也反映了澳英关系的演变。该群岛位于新喀里多尼亚东北约600—700公里处。19世纪40年代后，尤其是60年代后，昆士兰的黑人贩子在这里猎寻喀纳喀人，并将其运回昆士兰发展种植园经济。英国和澳大利亚的传教士也到那里传教。澳大利亚勃恩斯·菲利浦公司在那里经营干椰子肉、檀香木及其他产品。与此同时，法国人也侵入该岛。出于军事战略和商业上的原因，澳大利亚非常害怕法国占领它，因此强烈要求英国去占领。例如，迪金作为维多利亚殖民区的代表在帝国会议上发言要求母国立即占领。英国当时忙于瓜分非洲而无暇顾及，于1887年，英法两国就新赫里底群岛达成协议，两国海军联合维持该岛秩序，谁也不去占领。1906年，英法签订了共同管辖条约。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得知后十分恼怒，但除抗议外，别无它法。在新赫布里底群岛的英法居民称该岛为“英法魔鬼区”。


      　　联邦政府根据这些经验感到，应和英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派一位代表常驻伦敦，把澳大利亚政府的观点及时转达给帝国政府，并对其施加影响。1901年以前，每一个殖民区都委派一个代表常驻英国，作为总督的代表。联邦建立后，这些大使性的代表作为各州的代表仍留在伦敦，但联邦没有这样的代表。1909年9月，迪金联合政府决定派遣澳大利亚自由贸易派领袖雷德作为联邦常驻英国的外交代表，称之为高级专员。高级专员享有大使的一切外交权力。这表明澳英关系有了新的发展。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完全独立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外交问题，那是二战期间的事。

蜀汉丞相

第六章 1901—1933年的澳大利亚
第四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澳大利亚

      　　

      　　一、大战初期的澳大利亚

      　　1914年6月，澳大利亚自由党政府下台，总督宣布解散议会重新大选。这时，战争的乌云已经布满世界的上空了。6月28日发生了奥地利皇太子、军国主义分子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被刺事件。7月28日，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7月30日，俄国宣布总动员。世界的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必然影响到澳大利亚的政局。工党领袖费舍就战争发表谈话，他说：“澳大利亚坚决地站在祖国（指英国—引者）一边，协助她，支持她，直至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和最后一个先令。”8月4日，德军侵入比利时，同日，英对德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开始。德奥意为一方，英法俄为另一方。


      　　8月3日，看守政府总理约瑟夫·库克代表政府宣布在战争期间，澳大利亚的海军交由英国海军部指挥，并准备战争一开始就提供2万远征军。

      　　1914年8月4日午夜，伦敦向所有的自治领发出了电报，宣布了英帝国向德意志帝国宣战的事，澳大利亚立刻做出了坚决的反应，当即对同盟国宣战。8月5日下午，库克总理在墨尔本办公室召集报界代表宣布：“我已收到帝国政府发来的如下电文：同德国的战争已经爆发。”澳大利亚举国上下一致表示，同意给母国和其他盟邦以无条件援助。出乎意料的是，一贯持反英立场的澳籍爱尔兰人也表示支持英国对德战争。工党亦表示支持母国进行反德战争，其领袖休斯说道：“一个团结一致的民族正在迎上我们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澳大利亚各党在参战问题上没有真正的分歧。全国各在野党派纷纷表示愿全力支持母国，如新南威尔士州自由党领袖雷德向该州总理霍尔曼（工党）提出停止政党斗争以支持战争的建议。


      　　库克看守政府在战争爆发后没有几天便召开了各州总理和联邦政府各部部长会议，商讨战时防务、经济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等问题。

      　　这样，澳大利亚卷入了大战的旋涡。但是当时澳大利亚国内形势较乱，正值大选前夜，因此自由党政府在两方面进行工作，一方面做好大选准备工作；另一方面派远征军去欧洲参战。


      　　9月5日，全国举行大选，结果工党获胜。众议院中75个席位，工党得42席，自由党得31席；参议院中36个席位，工党得31席，自由党得5席；从而出现了工党再一次执政的局面。工党领袖费舍再度出任总理，工党另一领袖休斯担任总检察长，皮尔斯出任国防部长。休斯和皮尔斯是费舍内阁的重要人物，是工党政策的决策人，前者对战时初期的法制和组织方面颇有建树，而后者在国防方面贡献颇巨。皮尔斯曾在1910—1913年间担任过国防部长，推行过强制性军训。


      　　内政问题解决后，费舍政府就立即着手解决参战问题。政府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把国家从和平转向战争，使国家生活战争化。这对澳大利亚来说，这完完全全是新的问题，无任何经验可借。自1788年以来，澳大利亚从未发生过战争，一直处于和平时期，加之澳洲大陆远离政治中心，孤悬于南半球，四面皆茫茫大海，突然战争到来，而又要使国内生活战争化，确是一大难题。然而，工党政府为做到这一点，采取了一系列的有力措施。


      　　首先，在对德宣战后两个月，便派出第一批远征军去欧洲，其中包括一个轻骑兵旅和三个步兵旅，约2万人。且在宣战前一日（8月31日），联邦政府将其战舰连同海军士兵2万人交由英国海军调用。澳大利亚的口号是“拯救帝国，保卫澳大利亚”。第一批远征军全系志愿入伍。


      　　政府在参战后号召人民自愿报名入伍，报名十分踊跃、积极，很快达到数万人，且80%以上为澳大利亚出生者。把征募的志愿兵集中在悉尼附近的利物浦和墨尔本附近的布罗德来多斯进行军事训练，与此同时政府还大规模地制造各种军需品，如马车、马具、制服、枪支、弹药、船只，准备粮秣和医药品。


      　　到10月底，费舍政府决定把受军训的志愿兵集中起来，组成远征军团派往欧洲。为了集中士兵，动用了26艘澳大利亚运输船和10艘新西兰的运输船，把士兵运到西澳大利亚南海岸的英王乔治港，任命布里奇斯将军为远征军司令。布里奇斯是澳大利亚最早的职业军人之一，他曾随英军在非洲服过役，
      1909—1910年作为澳大利亚代表参加设在伦敦的帝国参谋部工作；澳创办了军事学院，1914年他被任命为澳大利亚军事总监。他的副手是怀特将军。怀特是一位很有才能的军官，澳大利亚军队每次重大改组都与他有关。经布里奇斯将军的推荐，怀特将军被任命为远征军的参谋长。怀特也曾在南非服过役，担任过澳军司令爱德蒙·赫顿将军的侍从武官，后来又在著名的英国坎伯雷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应英国军事当局之请，在英留居数年，回澳后任军事指挥官。布里奇斯和怀特两人的共同特点是拥有广博的学识、敏锐的观察力和无穷尽的想象力。


      　　1914年11月1日，远征军从乔治港出发，分两队驶向公海。为防止途中遭到敌舰袭击，派有军舰护航，护航的军舰共四艘：两艘澳大利亚巡洋舰“悉尼号”和“墨尔本号”、一艘英国巡洋舰“米诺托尔号”和一艘日本巡洋舰“伊布基号”。运兵船在军舰护送下经印度洋去欧洲。


      　　德军早已得知此情报，立即派海军去拦截。11月19日，德国海军军舰“埃姆登号”在印度洋上的可可群岛水域拦截并袭击澳大利亚远征军，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海战。护航舰逼迫德国战舰靠近海岸，从而澳大利亚“悉尼号”击沉德国军舰，为远征军扫除了前进途中的障碍，顺利奔向目的地。


      　　帝国总参谋部原拟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军队先集中在英国进行进一步军事训练，然后送往欧洲大陆战场作战，但是由于冬季，英国兵营无法容纳更多的士兵，更重要的原因是，1914年10月，土耳其加入德国集团，并在澳新远征军到达前几日对协约国宣战。土耳其军队在两方面威胁着协约国，在北面威胁俄国，在南面威胁着苏伊士运河，因此英军最高指挥部对士军的威胁十分不安。根据帝国军事部国务大臣吉青纳元帅的命令，决定把澳新军队派往埃及，在那里接受训练，等待命令。


      　　澳大利亚政府为了保障本国的安全，参战后不到一个月便出动海军去进攻德国太平洋舰队。这也是应英帝国参谋部要求，为制止德国太平洋舰队活动而采取的行动。德国为保卫它在太平洋上的诸群岛和德属新几内亚曾建立了一支战略性舰队。“澳大利亚号”为澳海军之旗舰。它负责南太平洋一带巡戈。该舰在击垮德国太平洋舰队方面发挥了威力，连续击沉多艘德国舰只，从而极大地限制了德国太平洋舰队的活动。澳大利亚舰队护送其陆军攻占了德国在南太平洋上的许多殖民地，如9月初攻占了德属新几内亚、俾斯麦群岛和所罗门群岛。在这之前，澳大利亚海军还护送新西兰军队攻占了德属萨摩亚群岛。与此同时，日本还攻占了太平洋赤道以北的德属诸群岛。这样，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势力遭到毁灭性打击。后来，德国太平洋舰队在福克兰（即马尔维纳斯）群岛海域为英国海军歼灭。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的国防得到了巩固，两国的安全有了进一步的保障。


      　　同时为保证国内安全与稳定，工党政府颁布了《戒严法》。《戒严法》主要有两项内容：一是新闻和出版物的检查；二是对在澳大利亚的敌国侨民，主要是德国侨民的防范措施。此《戒严法》几经修正、充实，形成了澳大利亚历史上的著名法律。澳大利亚也是应英国政府的请求而颁布了《戒严法》。战争一开始，伦敦方面要求澳大利亚把敌国侨民集中起来，1914年10月又提出拘禁敌国侨民的要求。同月，澳大利亚国会便授权政府颁布战时戒严法令。


      　　在澳大利亚实行这样的法令，有两方面的困难。首先，是没有经验，澳大利亚人具有民主自由的传统，现在要进行严格检查，甚感不便；其次，澳大利亚德国侨民较多，爆发战争时，德国侨民有3.6万人，主要集中在维多利亚小麦产区、昆士兰南部和南澳大利亚之巴罗萨地区。但为要保证防止情报、货物、金钱以落入敌国之手及防止敌国侨民滋事生非，还是毅然决然地采取了这一强硬的防范政策。


      　　根据《戒严法》，政府授权负责新闻、出版检查的机构以非常广泛的权力：有权处置报章、杂志、书籍中任何能被敌国利用的消息、资料或图片等。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成立了一个咨询委员会，同时还对各报刊主编、出版社主编以及有关人员进行耐心的说服工作，使之主动配合检查工作。对负责进行检查工作的人员严格要求，要求他们谨慎行事，故这项工作在整个战争期间进行得较好。


      　　《戒严法》颁布前后连续发生了几件侨民极端不轨的事，致使政府决心推行和充实《戒严法》。当局发现德侨聚居区将原来的一些地名均改为德国人的名字，如南澳大利亚，仅德侨住宅使用德国地名者达42处之多。又如在塔斯马尼亚有一德侨聚居区公然将该区命名为“俾斯麦区”，其他如维多利亚和昆士兰均有此事发生。这些反映了同情母国的德侨大有人在。有些德侨在自己门前书有德文横匾，以示不忘祖国之意。更有甚者，一些德侨利用各种场合发表不满、反对政府政策之言论，如查理·杰吉尔神甫，系一有名望之神职人员，为德国移民，9岁来澳，在澳长大，成为神甫后备受人们推崇，但自大战爆发后多次发表反对政府之言论。当局闻后立即派宪兵将其送往集中营，后又把他驱逐出境。最为严重的事件为土耳其侨民惨杀旅客的事件。土耳其于1914年10月投靠德奥集团后，其在澳侨民屡次图谋不轨，1915年元旦之际，两名土耳其人狂言对澳宣战，在布洛肯·希尔山用步枪袭击火车旅客，打死4人，伤多人。


      　　为了使国内安全和控制住敌国侨民，政府根据《戒严法》中“政府有拘禁妨害作战分子之权”、“政府有权取消敌国侨民归化之权”、“禁止用任何方法发表对大英帝国之不忠言论”、“禁止陈列或展览敌国徽章、标记与任何标志”、“禁止造谣惑众、影响社会治安”等规定，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首先成立了一个“改变德侨区命名委员会”的机构，将德文地名、住宅、标志、标记均进行涂改，并换新名，如将上述俾斯麦区改为“柯林斯区”，即其改名一例。其次，把公开不满分子及潜在危险分子加以拘捕，然后监禁于集中营，到1917年先后拘禁5400人。被拘禁的德侨，供以生活费用，其每月的生活费用较前线战士为优。大多被拘禁的德侨表示满意，但也有不满者，在他们煽惑下，集中营曾发生过暴动，死伤德侨多人。再次，对那些死硬分子，则驱逐出境，或处以死刑。


      　　总之，《戒严法》的贯彻执行，稳定了人心，消除了隐患，使战争得以顺利进行。

      　　战争在欧洲和亚洲激烈地进行，澳大利亚军队源源不断开往战场，因而兵源成了当时联邦政府面临的最大问题。澳大利亚没有推行义务兵役制而实行志愿兵役制，兵源没有根本的保证，使这一问题更为严重。可以说在整个大战期间，兵源问题始终是政府面临的最大而又最头疼的问题。许多在野人士建立了“兵役鼓动委员会”，号召适龄青年报名入伍，宣传义务兵役制的优越性。但当时执政的工党，一向反对义务兵役制。作为工党领袖的费舍，身为总理，当然对兵源问题十分头疼，也十分忧虑，但无可奈何。他深知，在兵役问题上作任何改变，均会招致工党分裂的严重后果，因此不敢擅自更改兵役制。当有人询问政府是否推行义务兵役制时，他只好违心地答复“政府决不推行义务兵役制”。费舍明知志愿兵役制不可能满足战场上每月必须补充至少5000人的需要。在进退两难之际，他于1915年10月毅然辞去总理，改任驻英国高级专员的清闲职务，工党另一领袖休斯继任总理。


      　　威廉·莫理斯·休斯，1864年生于伦敦，威尔士人，曾受过很好的中学教育，担任过中学教师。1884年移民到澳大利亚。昆士兰一所学校曾聘请他任教师，被他谢绝。在80年代，他在昆士兰和新南威尔士当过碎石工、牧场巡界员、海员、饭厅管理员、牛贩子、剪羊毛工、演员、货物核对员和管家。年轻时他吃过许多苦头，经历过许多磨难。1890年，休斯成了悉尼海边一家商店的老板，出售旧书、锁、雨伞之类的东西，接触不少码头工人。他这时开始研究工人状况和社会史，并加入了码头工人联合会。在90年代大罢工时，休斯积极参加，当选为码头工人联合会书记，在领导工人运动中表现十分出色，因而不久又当选为全澳码头工人联合会主席。他还是新南威尔士工党创建人之一。1894年当选为立法会议议员。1901年又当选为澳大利亚联邦国会议员。与此同时，他研究法律，卓有成效，于1904年成为英国王室的法律顾问。休斯于1952年去世，终年88岁。就才能而言，休斯远远超过费舍及其他工党领袖，是工党的权威智囊。他出任总理后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战争中来，忠实地执行了帝国战时内阁的旨意，被称为“澳大利亚小兵”。


      　　

      　　二、欧亚战场上浴血奋战的澳军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欧洲有西欧战场、东欧战场、巴尔干战场。在亚洲有西亚战场，在非洲和亚洲的其他地区也有一些战场，但主要战场在欧洲，而欧洲战场的主力军，除英法军外还有俄国军队。德军一开始严格执行“史里芬计划”，企图避免两线作战，但战争一开始，它得在几个战场上作战，“史里芬计划”破产了，小毛奇将军下台，法金汉将军取而代之。法金汉改变了先西后东的战略方针，即把东欧战场作为1915年的主攻矛头所向，因而俄军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尤其是土耳其对协约国宣战之后，俄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所受压力更大。


      　　此外，英法联军在制定1915年作战计划时，于1915年1月向俄军最高统帅部提出要求，要求俄军在东欧战场上采取积极行动，以减轻西欧战场上的压力。俄军最高统师部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并考虑到自己所承受的压力愈来愈大这一严酷格局，同时也提出了一些附加条件，基本点是要求英法联军必须在达达尼尔海峡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减轻自己的压力。


      　　实际上，英国最高军事当局早在1914年12月就制定了在西亚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其要点为：英法联军强行通过达达尼尔海峡，炮轰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目的是削弱土耳其的军力，解除对苏伊士运河的危险和减轻对俄军的压力，并打通通往巴尔干和俄国的通道和切断土耳其同德奥的联系。因此俄国的要求正中英军总参谋部的下怀。英法军事当局还认为，如果西亚战场进行得顺利的话，意大利会加速脱离同盟国而站到协约国方面来，这将是协约国的重大胜利。英法同俄国的这一协约在3月末4月初做出了最后的决定。


      　　在2月，英法就调集大批海军进攻达达尼尔海峡，从此开始了著名的达达尼尔海峡战役。英法两国参加的海军力量是：11艘战列舰、1艘战列巡洋舰、4艘轻型巡洋舰、16艘驱逐舰、7艘潜艇、1艘携带6架水上飞机的水上飞机母舰、21艘扫雷舰、1艘炮舰以及大量辅助性船只，其中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编为三个中队。该战役先由英国海军中将卡登指挥，后因卡登患病，改由海军中将德·罗比克指挥。


      　　达达尼尔战役从1915年2月起到1916年1月9日止，近11个月，整个战争进程可分为两个阶段：1915年2月19日到3月18日为第一阶段；3月18日到1916年1月9日为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中，英法海军强攻达达尼尔海峡，遭到惨败。澳新军队没有参加强攻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仍在开罗附近进行军事训练。在第二阶段中有两次大的战斗，一次是4月25日派陆军进攻加里玻利半岛，以便从背后占领土耳其的炮台，控制海峡，使舰队易于突破性地穿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马尔马拉海，占领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二是8月6日再派几个陆军师强行在苏拉夫湾登陆。这两大战斗，澳新军队都参加了。


      　　4月1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远征军接到停止一切休假的命令。这一命令是根据1915年1月，帝国战时内阁决定澳新远征军调往近东作战而下达的。4月3日，澳新军队乘火车到达亚历山大港，然后改乘船奔向达达尼尔海峡，参加了加里玻利登陆战，一直打到1916年1月9日澳新军奉命撤退，乘护航舰队的船只返回埃及。


      　　英国军事当局原拟把澳大利亚远征军分散到英军各部去作战，遭到澳军总司令布里奇斯将军的坚决反对，因而澳军保持了一个整体。不幸他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中阵亡，其职务由澳大利亚将军伯德伍德继任。伯德伍德担任澳大利亚远征军司令达三年之久，后受命担任英军第五军军长。在指挥澳军方面，怀特将军立有汗马功劳，对澳军的改组、作战计划的制定、指挥加里玻利登陆战以及后来胜利撤退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澳新军在达达尼海峡战役中，统一由英国名将汉米尔顿指挥。


      　　在近东战争中，澳军英勇顽强作战，可与英法军相媲美，因而牺牲颇大，澳军伤亡达2.66万人，新军也伤亡7500人。澳新远征军为帝国做出如此巨大的牺牲，但同时也锻炼培育出一支具有英勇善战传统的强劲国防军。不仅大大地提高了澳新军队的声誉和地位，而且还提高了澳新两国的声誉和地位。因此，加里玻利登陆日“4月25日”就成了澳新军团的纪念日。到这一天，澳新人民都要举行纪念性活动，甚至连英国人也都要在这一天举行纪念活动，因而“4月25日”就成了澳新两个民族的崇高的象征，称之为“安萨克日”①。


      　　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惨败，引起了英国国内和国际局势的剧烈的震动，首先导致了英国海军参谋长费希尔海军上将、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的辞职，因为他们，尤其是丘吉尔是这次战役的狂热的鼓吹者。在国际上导致了保加利亚决心加入同盟国（1916年10月14日），同时在意大利引起了支持中立观点的人的活跃。


      　　英法联军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中损失惨重，仅兵力，两国损失16.4万人，此外还损失多艘舰船。土军损失亦十分惨重，兵力损失为18.6万人，许多军事设施被摧毁。英法联军指挥部决定于1916年1月9日撤军。


      　　伦敦总参谋部决定把澳新军团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主要是骑兵留在埃及和亚洲，以打击土军，保卫苏伊士运河；另一部分，主要是陆军，调往欧洲西部战场，即调往法国，配合英法联军作战。实际上，达达尼尔海峡战役是澳新军队在后来欧亚战场大显身手的一个前奏曲。


      　　留下的骑兵先于1916年在肖伏尔将军统帅下参加了叙利亚——巴勒斯坦战役，后来于1917年又在艾伦比将军的指挥下参加了加沙战役。

      　　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结束后，德国最高统帅部决策人法金汉说服了土耳其统帅部首脑恩维尔，要他在1916年对埃及发动一次进攻，目的有二：一是把更多的英军牵制在那里；二是借机破坏苏伊土运河运输线，在经济上打击英国，切断它同南亚和澳新的联系。土军统帅部迅速组建了一支远征军，其中包括土军两个师和一个德奥技术炮兵队。英国为抗击土德奥联军和确保苏伊士运河区的安全，在这里布署了三个步兵师、澳新骑兵师和一个英军骑兵旅，此外还有9艘大型军舰和6艘驱逐舰。英澳新联军首先从运河区向东延伸15—30公里后采取了固守阵地的战略。


      　　土德奥联军由德军中校克雷斯指挥向运河区方向进攻，到1916年8月初便接近英澳新联军阵地。8月4日，克雷斯所部发起猛攻，遭到英澳新联军

      　　

      　　乘胜反攻，争夺焦点是阿什城，但进展缓慢。1916年12月28日，土军在强大的攻势下被迫撤离该城，英澳新联军遂取得胜利，史称“巴勒斯坦战役”。

      　　巴勒斯坦战役的胜利，鼓舞了英澳新联军。这时帝国军事当局企图于1917年在巴勒斯坦战场上占领更多的领土和进一步打击土军，故采取继续向前推进的方针，其战略目标是占领加沙市及其东南40公里的比尔谢巴市。英澳新联军曾在1917年3月26日至4月19日发动攻势，遭到土军顽强反击，伤亡很大，一度停止进攻。英澳新联军经过长期休整与准备后，于10月份又重新开始进攻。指挥新进攻的是新上任为帝国联军司令的艾伦比将军。经过艰苦战斗，11月1日，英澳新联军占领比尔谢巴市，11月17日又占领雅法市，12月9日占领加沙市，从而又取得了加沙战役的胜利。


      　　澳新军团在这两次战役中表现十分英勇，为保卫苏伊士运河区的安全与畅通，为最后击败土耳其军队做出了巨大贡献，屡立战功。在西欧战场上的澳新军队也做出重要贡献。


      　　1916年初，帝国总参谋部决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陆军调往法国战场。3月19日，第一批军队到达马赛，后又调往法国北部战场。澳大利亚部队由于英勇作战，一直被认为是协约国最有战斗力的部队之一，获得极高的声誉。驻马赛的英军司令在谈到澳大利亚部队时写道：“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桩行为不端或不守纪律的事件。”澳新军团参加了法国战场上许多著名的战役，如索姆河战役、伊博尔战役、帕斯什达勒战役、布耳库尔战役以及维累—布通诺、艾伯特等战斗。在突破兴登堡防线战斗中，这一兵团也表现了英勇善战和顽强精神。


      　　此外，澳大利亚海军也参加了欧战。“澳大利亚号”战舰与巡洋舰“悉尼号”、“墨尔本号”均被调往北海一带，在那里同英国舰队一起监视和封锁德国海军。在地中海水域也有澳之驱逐舰参加作战。此外，在印度洋上、马来亚海峡各地，澳大利亚的潜艇经常在那里出没，十分活跃，打击敌海军。


      　　澳大利亚国内的民兵发挥了保家卫国的作用，他们负责驻守沿岸，守卫码头，看管被拘留的敌国分子和保护军事设施，为维护国内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整个大战期间，澳军始终保持着五个师的编制，入伍士兵达416 809人，送往欧亚非战场上作战的人数达331
      781人。到战争后期，尤其是在1918年，几乎所有的参战国，兵源都已枯竭，而在各交战国又弥漫着厌战情绪，澳大利亚亦如此。在这样条件下，离战场有半个地球遥远，而人口不足500万的澳大利亚竟能派出33万多的部队到海外作战，并能坚持四年，这确实是澳大利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澳军伤亡的比例也是很大的，阵亡者为59342人，受伤者达152
      171人，伤亡合计是出发人数的64.98%，是帝国内各国军队伤亡人数比例最高的。澳大利亚入伍人数占男人总数的13.43%，英国为22.11%。

      　　从1914—1919年，澳大利亚耗用战费达3.64亿英镑，此外花费在年金、遣送归国费、伤员、战债利息以及归国士兵补助等项达2.7亿英镑左右，两项合计达6亿英镑，以500万人口计，战时财政损失人均近130英镑。这个数字是相当庞大的。


      　　

      　　三、大战时期国内的政治状况

      　　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澳大利亚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基本上是稳定的，但这不是说没有任何波动。政治上的主要问题是关于因征兵问题引起的种种政治问题。经济上由于联邦政府采取了一些与传统经济政策不同的新政策，使经济波动程度和范围不十分剧烈和宽广。比较而言，经济状况优于政治状况。


      　　到1916年，英军在法国战场上和近东战场上兵力损失巨大，几达百万，澳大利亚军队伤亡人数亦猛烈增长，同时德国海军进行无限制的潜水艇战，封锁了英国，切断了同其他国家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帝国内阁要求殖民地和自治领提供更多的兵力和军用物资，当时最突出的问题是提供更多的兵力。为此，英国政府邀请休斯总理访问英国和法国，以了解英法两国的实际困境。


      　　1916年3月，休斯出访英国。他在英国出席了帝国会议，英国首相还邀请他参加帝国战时内阁会议，复又选他作为帝国代表参加巴黎国际经济会议。无论在英国或法国，这位澳大利亚总理受到了热情的欢迎。休斯在法国视察战场时，英澳士兵亲切地称他为“澳大利亚小兵”。英国的这些做法，显然是要求休斯在兵力问题上给予更多的支持。


      　　同年8月，休斯返回澳大利亚，从他在阿得雷德登岸起，澳大利亚因征兵问题开始了分裂，首先是工党内部的分裂。他回国后极力宣扬效忠帝国，提出必需增加兵力、军需品和粮食。他认为每月必须提供16500名士兵，要达到这个数字必须实行征兵制，也只有做到这一点，在战后，澳大利亚才会有更多的发言权。


      　　但是，休斯领导的工党是一个一贯坚持反对征兵制的，反对澳大利亚士兵到海外服役，并视英国为帝国主义国家。因此，他深知推行义务兵役制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他回国后关于征兵制言论已开始引起其党员的不满。休斯提出一个办法：说服议会就义务兵役制问题举行公民投票，而不是利用议会的多数强行通过义务兵役制法案。他的这一行动立即引起极大的反响。首先，工党群起反对，当然也有不少的人支持征兵制。一些主张推行义务兵役制的组织纷纷建立，甚至一些头面人物出来为他的主张拍手称好，如新南威尔士州的天主教大主教凯利博士以及该州工党总理霍尔曼。报界也纷纷发表文章和消息支持征兵制。这鼓舞了休斯下决心就义务兵役制问题举行全国公民投票。促使他下决心的另一因素是，自1916年6月以后，志愿参军人员日益减少。


      　　面对这样的局面，休斯遂于1916年9月1日召集参众两院主要议员举行秘密会议，研究如何确定征兵政策。会上决定了两项：向国会提出义务兵役制建议；该建议经议会通过后再交付人民表决。他的这一行动又立即引起工党的强烈反时。工党议员在墨尔本议会工党会议厅举行了会议，会上议员劳利森攻击了休斯，他说：“总理作为党的领袖已不再享有党的信任，兹宣布主席的职位悬空。”休斯愤然离开会场，离开会场的还有4名阁员和26名党员，工党从此开始了分裂。在墨尔本出版的《守卫报》当即指出：“工党已经拔枪自杀了。”接着工党采取了最严厉的手段，将以休斯、华森、斯宾塞、皮尔斯这些著名的工党领袖为首的一批党员开除出党，并且号召人民投票反对义务兵役制。休斯等人退出工党后，率其同党在1917年1月同自由党领袖库克谈判，不久休斯及其同党与自由党遂合并组成澳大利亚一度势力最大的***。工党极大地削弱了，以后有十三年未能重掌政权。


      　　休斯政府不顾来自反对派的压力，仍按原决定举行公民投票。1916年10月28日举行全澳公民投票，要求18—44岁的男子都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在这次严重的非常状态中，你是否赞成为加强对外作战力量而采用义务征兵制？”投票的结果使休斯政府大失所望，投赞成票的为1087
      557人，投反对票的达1160
      037人，反对者比赞成者多72480人。投反对票最多的州有昆士兰、南澳大利亚和新南威尔士，即工党和天主教势力最大的那些州，仅新南威尔士一州，反对票比赞成票多177
      739张。同时还在前线将士中举行了公民投票，结果是：投赞成义务兵役制票的，为72399人，投反对票的，为58894人。支持者多于反对者。

      　　休斯政府既遭工党反对，又在公民投票中失败，面对这种局面，他只好辞职下野。澳大利亚总督考虑到自由党支持他，加之***在议会中居于多数党地位，故仍任命休斯组阁。在休斯新内阁中有原工党议员5人，还有原自由党议员6人，计11人。但到1917年5月又届大选，人们估计，此次大选，休斯领导的***会遭失败，但出乎意料的是，***大获全胜，工党惨败。究其主因，是工党著名领袖皆被开除，所余皆不孚众望，人们不敢贸然相信工党。


      　　第一次征兵问题举行公民投票失利后，报名参军人数锐减，以1917年为例，志愿入伍最多的是3月份，仅为4989人，最少的是12月份，只有2247人。这和当时帝国战时内阁要求每月提供16500人的数字，差距太大。同时，欧洲和亚洲战场上，澳大利亚军队伤亡人数猛增。当时招兵总监麦金伦虽然极力尽职，但收效甚微。帝国政府再三敦促澳再增建一个师，且又要求补充原有澳军之空额。加之，俄军在东线连连惨败，加剧了西线英法联军的困难。帝国政府要求澳政府每月至少要补充7000人入伍。


      　　到1917年12月，澳送往欧洲战场的士兵约30万人，因每月补充过少，不能维持5个步兵师的战斗力。澳军总司令伯德伍德将军一再向政府要求至少每月补充5500人，而实际上，1917年最多补充4989人，最少仅为2247人。欧亚战场上伤亡严重的消息时时传来。


      　　面对这种情况，休斯政府决定于1917年12月20日就义务兵役制问题举行第二次公民投票，要求回答的问题是：“你赞成联邦政府增援在海外的澳大利亚帝国部队这一提案吗？”投票结果再次使休斯内阁失利，投赞成票的为1015
      159人，投反对票的为1181747人，仍是反对票多于赞成票。休斯再度率阁员提出辞呈，但由于他是参众两院中最大政党的领导人，拥有多数席位。不久，他又奉命组阁，阁员仍是原班人马。


      　　后来由于世界性的厌战情绪的增长，各交战国兵源都已枯竭，更何况澳大利亚仍每月补充数以千计的士兵，基本上保持着五个步兵师的番号。进入1918年后，协约国胜利和同盟国失败的结局已十分明显了，因而征兵制问题，这一导致澳大利亚政局动荡的因素，不复存在。


      　　

      　　四、大战时期的经济政策

      　　澳大利亚的经济基础并不十分稳固，属于脆弱型，因为主要经济部门不是工业部门，而是畜牧业、农业和矿业，而这些部门的产品又主要依赖世界市场，它所需要的工业品也主要依赖国际市场。进出口贸易在澳大利亚经济生活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世界大战打乱了世界市场旧有的格局，必然对澳大利亚经济产生极大影响。加之，澳大利亚的进出口贸易要通过以万英里计的漫长而又危险的道路，其运输船随时有被敌舰袭击的可能，经济形势十分严峻。然而，澳大利亚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和政策，不仅使经济状况基本稳定，未发生严重问题，而且使农业、畜牧业和工业还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1.大力发展经济。

      　　在大战期间，无论联邦政府，或各州政府均十分重视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社会经济在大战的四年中间不仅没有停滞，相反却有了一定的发展。例如
      1913—1914年，澳生产总值为
      41210万英镑，到大战结束时，即1918—1919年，生产总值上升为52850万英镑，在五年中增长了28%强。以农业产值论，由1913—1914年的2740万英镑上升到1918—1919年的3500万英镑，在五年内增长近28%。从小麦产量上看，1914—1915年为2500万蒲式耳，而1915—1916年竟高达1.7亿蒲式耳，一年之内增产7倍。当时澳大利亚国内小麦耗用量仅为4000万蒲式耳，极需外销的高达1.3亿蒲式耳。再以畜牧业而言，1913—1914年产值为5340万英镑，到1917—1918年达10160万英镑，四年之内竟能增产90%以上。采矿业产值在1914—1918这四年中虽未有多大发展，大致在2000万英镑上下浮动，但澳大利亚冶金业却在这一时期有了相当的发展。


      　　大战对澳大利亚制造业起了促进作用。1914年以前，制造业只是有了初步的基础，英国工业品在澳大利亚市场独占鳌头。大战爆发后，正常的来源断绝，澳大利亚的民族工业从而迅速发展起来，到1919年，以前国内没有制造过而这时已制造的工业品达400种之多。还可从加工业产值大幅度上升看出来，1913—1914年为5550万英镑，到1917—1918年为6360万英镑。工矿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在1917—1918年已达17.4%。当然，澳大利亚的经济仍十分落后，仍是一个农牧业为主的国家，工业化程度很低。


      　　大战尤其促进了军事工业和钢铁工业的迅速发展，生产武器、弹药以及其他军需品，如军衣、军用靴等工业部门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为了发展军事工业，澳大利亚军需署建立了承包和供应委员会、联邦军事委员会等机构。政府竭力实现在武器和军用被服生产上能自给自足，为此建立了一些国营军需工厂，如专门制造步枪等武器的利兹戈大型兵工厂。


      　　钢铁工业在大战期间发展尤为迅速，纽斯卡尔成了澳大利亚的钢铁基地。著名的布罗肯希尔工业有限公司在这里建立了巨型钢铁工厂，并于1915年投入生产。该工厂到战后已能生产优质钢，并且能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竞争。生铁产量，1913年全澳为4.7万吨，至1919年已升至33.2万吨。巨型冶金公司除布罗肯希尔冶炼公司外，还有锌联合控股公司、全澳锌矿电解公司、五金制造公司等。战前许多冶金工业部门掌握在德国人手中，休斯政府根据《戒严法》从德国公司手中收回冶金权利，任命以前曾与冶金业关系密切的约翰·希金斯为政府冶金业顾问，并指示他“尽可能使所有矿石和金属在联邦境内冶炼或精炼。”


      　　联邦政府十分重视农牧业的发展，这是它的传统政策，在大战期间亦如此。大战期间，农牧业的主要是销售和运输两大问题。以小麦而论，1915—1916年待外销外运小麦高达1.3亿蒲式耳，待运待销数额如此巨大，不设法解决立即会给澳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羊毛也有此问题。为解决问题，澳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设置全国小麦管理局，各州派专人负责发展小麦生产事务。为促进小麦在英国销售，在伦敦设立了小麦销售委员会，该委员会工作由澳驻英高级专员主持，经常与英国政府有关部门协商销售、运输和储存等问题，为储运小麦，还聘请英国船运业协会有关人员与小麦运输商组成小麦销售运输顾问委员会。在整个大战期间，通过上述措施，澳大利亚往英国运送小麦高达4.47亿蒲式耳。全国小麦管理局还通过联邦银行和其他银行获得必要的资金，以预先支付给农民使其有生产的资金，同时还组织银行与小麦生产场主签订贷款合同。联邦政府为了促进小麦生产还颁布了奖励种植小麦的条例和办法。


      　　畜牧业方面，政府也采取了种种办法。1916年前，原毛采用拍卖方式出售，自1916年11月英国政府宣布以高于1913—1914年市价55%的价格收购澳大利亚的全部羊毛。澳政府接受此建议，因而设立了中央羊毛管理委员会，专门处理有关向英国出售羊毛一切事务，委员由牧羊场主、羊毛商人、羊毛厂家推举的代表组成，主席一职由政府派官员充任。羊毛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销售羊毛、评定等级、组织运输。


      　　羊毛和小麦的运销是关系到澳大利亚经济命脉，以至关系到澳大利亚国家命脉的大事，这两大问题的解决是澳大利亚在大战期间政治和经济稳定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


      　　2.举借外债、发行公债、开辟税源和增加税收。

      　　战争刚开始时曾争论过依靠什么来筹措军费的问题，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增加税收，既征课较高的直接税，又征课较高的间接税，这主要是工党的主张。第二种意见是举借外债和发行公债来支付军费。后来政府采纳了举借外债和发行公债的意见。到1918年6月30日，澳大利亚欠帝国政府的债务达4900万英镑，此外还欠帝国给澳军的给养费达4200万英镑，两项合计达9100万英镑。4200万英镑贷款系提供的现款与黄金，联邦政府利用其中的黄金作为发行澳大利亚纸币的准备金，因此，澳纸币信用极高，为稳定和抑制物价起了巨大作用。四年中，物价虽有波动，但不像其他交战国那样大。据统计，四年内，大部分商品上涨幅度在46%左右，只有医药品、建筑材料、煤、钢铁、棉织品上涨幅度超过一倍至两倍。此外，联邦政府还举借了大批国债，即发行公债券，先后共发行7次，总额达19408万英镑。


      　　从国家的观点来说，税收是国家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之一，在大战时期尤其如此。联邦政府为了增加税收开辟了新税源，如增收遗产税、所得税、战时利得税等，此外还提高了税率，如提高了土地税率、出口税率、娱乐捐税率等，因而国家税收在四年中成倍地增长。1914年全澳税收仅为64万英镑，1915年上升为380万英镑，1918年又上升至2120万英镑，1918年比1914年要高32倍多。


      　　3.联邦政府利用国家政权力量控制经济。

      　　联邦政府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来控制经济，使经济发展符合战时之急需，其具体做法如下：

      　　第一，1916年1月，联邦政府为使资金确实用于战争和生产便颁布了《投资法令》，根据这个法令，在四年内投资于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以及其他经济部门的资金达9430万英镑，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第二，管制物价。大战期间，影响政治和经济稳定与发展的是物价波动幅度的大小，因此，联邦政府在战争期间十分重视物价动向，为了抑制批发和零售商品价格的暴涨，特地成立了一个以前总理迪金为首的皇家调查委员会，调查和研究物价问题。1916年3月又成立了全澳物价调节局，首先将面粉及面粉制品规定全国统一价格，后又将一切日用品规定详细价格。为了使物价真正达到稳定，还严格限制水陆交通运费的提高。同时各州政府又建立物价评定局，派专员主持工作。由于采取上述措施，在四年大战期间，医药品上涨率为209%，建筑材料为144%，煤铁为119%，棉织品为131%，其余商品上涨率大致在21—47%间。以地区言，四年间粮食和水果在新南威尔士上涨率为35.5%，维多利亚为39.5%，昆士兰为44%，南澳大利亚为18.5%，西澳大利亚为13.5%，塔斯马尼亚为33.5%。这样的上涨幅度就是在和平时期也不是最高的。澳大利亚的战时物价管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国家控制重要物资。那时澳大利亚的主要物资是羊毛、小麦和矿产品，而这些物资的销售基本上由国家控制，为此建立了一系列机构，如羊毛管理委员会、小麦管理局、锌铜产品管理委员会、五金交易所。此外，国家还对诸如肉制品、皮革等产品予以统制。


      　　第四，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由于国家控制了重要物资羊毛和小麦，而这两项物资又主要在国际市场上销售，因此政府就可以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为了解决进出口贸易的运输问题，联邦政府努力增强交通运输能力，1917年2月建立航务管理局，统一管理国内外运输业。1916年7月，休斯总理亲自向英国定购15艘运输船。此外还大力发展本国造船工业。澳大利亚是一个外向经济型国家，运输问题的解决，有力地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


      　　在战时国家干预经济，澳大利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4.对劳工采取高压与仲裁并举的方针。

      　　随着工业的发展，澳大利亚工业无产阶级的力量增强了，工会组织也日益增多。据统计，到1916年，工会会员人数达546556人，1921年高达703009人。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还表现在工党连续在大选中获胜，并多次组织内阁。在大战期间，由于澳大利亚参加了帝国主义大战，损失最大，生活水平下降，物价上涨，因而厌战情绪增长，罢工斗争层出不穷，仅1916—1917年间，各种工人纠纷案件达952起，参加人数达17万人次，损失工作日达627.8万之多。为了解决劳资纠纷，联邦政府设立了特别法庭，以仲裁劳资纠纷。1916年煤矿工人大罢工就是特别法庭仲裁解决的，满足了工人的要求，这次工潮遂平息下来。1917年又发生了大罢工，先是码头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接着爆发了新南威尔士铁路工人大罢工，参加人数达10万人以上，损失工作日达400万，并有发展为总罢工的趋势。为稳定政局和解决劳资纠纷，政府采取了高压政策，首先建立自由工人服务社，雇佣志愿工、“忠诚工”来担任运输工作，以破坏罢工；其次，根据《戒严法》劳资法庭撤销有关工会注册的法令；再次，惩罚工人积极分子；最后设立工资调整局，规定最低工资标准。用这些高压与仲裁并举的方针缓和了劳资纠纷，致使这次大罢工失败。但是这次大罢工，在澳大利亚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联邦政府由于采取了上述政治和经济措施，使澳大利亚渡过了战时的困难，迎来了大战的胜利。

      　　

      　　--------------------------------------------------------------------------------


      　　① 安萨克，系英文ANZUK之音译，即澳新军团之意。　

蜀汉丞相

第六章 1901—1933年的澳大利亚
第五节　战后的恢复工作与1929年的大萧条

      　　

      　　一、战后的恢复工作

      　　大战结束后，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便全力进行经济恢复工作，在恢复的基础上谋求发展。经济恢复的首要工作是联邦政府帮助各州政府实施业已确定的目标。战时，联邦政府为了应付战争集中了过多的财政权力和政治权力，战后各州政府迫切要求改变这种状况。可是，整个国家一时难于把这种权力转移到各州去。这样就给各州造成了困难，特别是财政上的困难。各州甚感推进经济恢复与发展目标，困难重重，力不从心。那些经济上不发达的州，如西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亚和塔斯马尼亚，原来的条件差，基础薄弱，不像发达的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和昆士兰工农业经济发达，人口多，外贸收入亦多。虽然都受到战争的影响，基础好的州实现恢复目标无疑是会较快的。


      　　以经济和政治二者来说，主要的问题还是经济问题。战后，西澳大利亚和塔斯马尼亚立即向中央政府提出报告，要求提供巨款给予援助。两州的报告还指出，由于推行“白澳政策”和颁布船运劳工条例，禁止役使有色劳工，致使运费大增，而两州处于边远地区，其运费增长幅度更大，影响两州进出口贸易的恢复与发展。进出口贸易对两州更具有重要意义。


      　　联邦政府对两州的报告十分重视，立即建立了一个皇家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经过详细调查，委员会向联邦政府提出报告，报告建议划拨巨款予以援助，以解决两州在恢复经济中的财政困难问题。此外，中央政府还派出专家多人，去两州协助解决具体问题。在联邦政府大力支援下，西澳大利亚和塔斯马尼亚战后恢复工作进展顺利，采矿业发展尤为迅速。


      　　战后整个澳大利亚恢复经济工作亦进展顺利，如 1918—1919年，国民收入总值为3.58亿英镑，到 1928—1929年上升为
      7.68亿英镑。与此同时，国民按人口平均收入也有所提高，从1918—1919年度的86英镑上升至
      1928—1929年度的121英镑。再以畜牧业产值言，1918—1919年为10160万英镑，1927—1928年为1.12亿英镑，也有相当幅度的增长。农业总产值也有所增长，1918—1919年为5900万英镑，而1928—1929年为8950万英镑。


      　　战时服役军人数十万，战争结束后，复员和安置退役军人是一项关系国家政局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工作。联邦政府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决定由中央统一办理。澳大利亚采取了安置复员军人同垦殖荒原相结合的方针，即把安置复员军人同发展农牧业经济结合起来。首先将各州大批荒地分别划定垦殖区域，确定退役军人的具体去向，并在退役军人中进行鼓动宣传工作，鼓励他们去垦荒；其次，中央政府采取各种办法筹措安置经费，决定在安置工作上，不惜耗用巨资；再次为退役军人举办短期技术训练班，进行就业技术教育。当时每个士兵送往内地垦殖所需费用在1000澳镑以上，其中包括水陆交通、建筑房屋、技术培训、安家、购置生产工具、牧畜等费用。此项工作从1918年开始到1925年结束，共办理此种退役军人达34955人，耗资35001941澳镑以上。


      　　战时因耗资巨万造成贸易上入超甚巨，黄金与外汇几乎枯竭。加之，国家银行与商业银行所采取的外汇汇兑政策不一，影响了国家金融的稳定，损害了对外借款的信誉。这样造成了联邦与各州财政危机，严重影响了国家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联邦政府采取了有力措施以摆脱困境。第一，1924年颁布《银行法案》。法案明确规定联邦银行为国家的中央银行，统一对外汇兑政策。第二，鼓励农牧业生产，奖励各种产品出口，采取各种办法开辟国外贸易，以增加本国的外汇收入。这两项政策不仅促进了外汇收入的增长，而且招来更多的英国信贷，改善了国家财政状况，增强了经济实力，从而推动了战后经济恢复工作。


      　　战后，澳大利亚仍强力推行“白澳政策”，不仅如此，工党政府借口保证工人阶级较高生活水平甚至强烈反对大规模移民的方针，故战后移民速度十分缓慢，从1921年到1925年共移民172323人。到
      1930年，澳大利亚全国人口约 650万人。

      　　澳大利亚作为英属自治领，其移民政策深受英帝国移民政策的影响。一战迫使英国停止向海外移民。一战结束后，英国为减少过剩人口和维持社会安定，迫切要求向海外移民。早在1917年英国皇家自治领委员会就有关海外移民问题写过一个报告，报告指出，为了有效地利用帝国境内的资源，需要大规模地把劳动力从帝国的心脏地区移到帝国外围国家去，即自治领去。这时丘吉尔还提出“帝国人口再分布”的论点。1921年，帝国会议表示支持资助移民计划，并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1922年，英国国会根据1921年帝国会议的精神制定并通过了《帝国移民法案》。法案规定，英国政府和各自治领政府为实施彼此同意的资助移民方案，要平均摊派经费。在实施的第一年，英国提供150万英镑，以后每年提供300万英镑。各自治领要提供移民居留地和垦殖的土地。


      　　澳大利亚在执行《帝国移民法案》时采取极为审慎态度。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同英国政府达成协议，再和西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等州政府协商，同时对申请移入澳洲的人员的素质进行严格审查，如发现不合乎在澳大利亚垦荒条件者，则拒绝接受，不准其登船。经审查合格者，则颁布移入许可证，并按1922年《帝国移民法》规定给予资助。在1921—1929年间，资助移民总计20万人。经济危机使资助移民工作停顿下来，从而被迫放弃了资助移民方案。1938年曾企图恢复实施1922年《帝国移民法案》，但第二年就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恢复的可能性亦随之丧失。


      　　二、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对澳大利亚的影响

      　　正当澳大利亚经济恢复工作顺利进行时，1929年，爆发了世界经济危机，这次危机也波及到澳大利亚，使澳大利亚经济遭受一次重大打击。进入本世纪后，澳大利亚遇到过两次严重打击，一次是这次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另一次是在40年代因日本的南侵而给它带来的军事危机。


      　　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席卷了整个世界。1929年初，首先从东欧出现危机征兆，9月初在美国发生了经济危机，9月下旬，美国纽约市场出现大暴跌，危机很快波及到加拿大、日本、西欧、东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形成世界性大危机。这次危机延续到1933年，使资本主义世界损失达2500亿美元，较第一次世界大战损失还多800亿美元。1929年的经济危机对美德打击最为严重。


      　　英国也发生了危机，同其他资本主义列强相比，它要轻一些，但是它的对外贸易却遭到了沉重打击，减少了50%以上，第一次出现外贸逆差。这种状况必然要冲击自治领，首先要冲击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尤其在1931年英国经济危机达到高潮时。英国为摆脱危机采取了种种措施，其中两项措施对澳新有重大影响。第一项是“节约”政策；第二项是放弃推行近一个世纪的“自由贸易”政策，采取保护关税政策。因为澳大利亚在军事上依靠英国的海军保护，在经济上更要依靠英国，市场、资本和技术几乎90%要依靠英国提供，甚至劳动力的来源也在颇大程度上依靠英国的移民。


      　　澳大利亚这时仍是一个农牧业和矿业为经济主体的国家，而其主要农牧产品和矿产品主要外销国际市场，因此它的经济危机主要表现在出口上述产品数量锐减，从而造成对外贸易逆差过大。1929年头几个月，羊毛和小麦价格猛跌，澳大利亚出口总值几乎下跌了50%，接着爆发了世界经济危机，国际市场长期疲软。澳大利亚国民经济总值受到剧烈影响，由1929—1930年的72050万英镑，下降到1931—1932年度的55340万英镑，下降了23%左右。这样从1930年下半年起，澳大利亚开始了经济萧条，1931年则出现了经济危机。澳大利亚危机的特点是，因为农牧矿产品出口滞销而发生出口贸易危机，导致财政收入锐减而发生财政危机。


      　　三、工党政府为摆脱危机采取的措施

      　　当时执政的是以詹姆士·斯卡林为首的工党。工党政府为了摆脱危机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首先模拟英国采取了“节约”政策，其目的是解决财政困难。由于推行战后恢复目标，大量吸引外资，主要是英资，因而外债迅速增长，仅在危机前十年（1919—1929年）就增加了22500万英镑。经济危机发生后，出现外贸逆差，这不仅没有减缓外债增长速度，相反加速了外债的增长，更严重的是因出口滞销而又造成失业人数的猛增。为了偿还外债利息、减少失业、解决财政困难，便提出了“节约”的口号。


      　　所谓“节约”政策，就是压缩行政开支和降低工资。工党的传统政策是提高工资，扩大就业机会。工党政府为继续维持这一传统方针，就得增办政府企业、扩大公共工程，而要这样做，就得扩大政府开支。这是当时所无法做到的，因而改变了传统方针。斯卡林政府的具体做法是：


      　　首先是压缩政府开支，诸如停止军事训练、取消对英国移民的资助、压缩和禁止某些商品进口，等等。其次是降低各类人员的工资、压缩各种福利费用。再次，增加每周的工作时数。


      　　为了实施上述政策，减少阻力，1931年，工党政府通过联邦仲裁法院，下令将基本工资减少10%。同年，联邦政府以1930年政府开支为基准下令削减20%。又通过联邦借款委员会于1931年5月建立了一个由柯普兰教授为主席的委员会专门调查政府预算和推行节约方针的效果问题，并且提出了一个今后经济政策的报告。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同年6月，联邦政府召开了各州总理会议。会上以柯普兰的报告为蓝本制定并通过了著名的《州总理计划》。计划规定，以1930年6月份数字为准，将政府的所有开支削减20%；降低利率的22.5%，并在这一基础上兑换公债；降低银行存款和贷款的利率；放宽私人抵押；增加捐税，等等。


      　　在对外贸易上，联邦政府亦采取了措施，如扩大出口和提高关税率。在扩大出口方面，澳大利亚政府同加拿大、爱尔兰一起积极促进了帝国会议于1932年在渥太华的召开。这次会议重点讨论了英国放弃自由贸易，采取保护关税政策和帝国内部实行关税优惠制。所谓“优惠制”，就是英国同自治领以及自治领彼此间征收比其他国家较低的关税。这项协定尤其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摆脱经济危机起了积极作用，因为澳新两国的进出口产品90%以上是同英国进行的，而英国对非英帝国成员的国家采取高额关税政策，无疑扩大了澳新两国产品在英国的市场。根据渥太华协定，英澳两国就签订了大批小麦、羊毛及其他物资的购销协定。


      　　在1932—1933年间，澳大利亚基本上摆脱了经济危机，经济逐步趋于繁荣，表现为出口价格上升、工业复兴、财政收入增多而日趋收支平衡。1934年，国家预算和决算都出现了盈余。澳大利亚是从大危机中第一个摆脱出来的西方国家。


      　　

      　　四、战后政治结构的变化

      　　这一历史时期（1918—1933）从政治上说，澳大利亚发生了重大变化。澳大利亚最大的政党——工党，从一战末开始不得人心，丧失选民的信任，在1917年大选中惨败。从1917年到1929年这十三年中，工党在历届大选中均遭失败。造成工党失败的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因素有二：


      　　第一，工党内部发生了破坏性的分裂，失去了以休斯为代表的富有斗争经验和很高威望的领袖，从而导致了威信的急剧下降。第二个因素是工党的政纲不再强调民族利益，过多地强调本党的利益，对战后国防政策缺乏民族热情，这当然要失去大批选民的信任。


      　　虽然如此，工党仍然是澳大利亚政党中的大党，实力相当雄厚，在昆士兰、塔斯马尼亚、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这四个州内有很大的影响，大选中往往获胜而执政，建立本州的工党政府。这些州的工党领袖善于迎合选民的心理，提出一些有关社会福利的政策和措施，以取得支持。1920年，新南威尔士工党领袖斯托利提出了增加基本工资的措施和周44小时工作制，又如该州另一工党领袖杜里竭力使州议会通过《产妇基金法案》和提高富人所得税率的法案。昆士兰工党纲领中有力争扩大农田水利的措施。这些政策和措施深得选民拥护，他们认为这是“推进社会发展的政策”。应指出的是，在1929年以前，选民对各州工党的支持是有条件的，不是一贯的，有时就抛弃工党，因而还没有发生工党在全国范围的东山再起。工党内部的斗争仍很激烈，行政效率低，铺张浪费十分严重，换言之，工党在选民心目中的形象仍不很高大，甚至有时是十分渺小的。


      　　另一个政治上的重要变化是产业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和有组织的工人数量的增多。这是战后工业和农牧业发展的必然结果。1916年，全国工会会员为546
      556人， 1926年增为851 478人，1939年高达915
      470人。由于产业工人和工会会员的大发展，原来的工会组织已不适应新的形势，希望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工会组织。这个要求实际上早在本世纪初就已提出了，但没有实现。一方面是因为，各个工会都有自己的利益所在，尤其那些较小的工会怕因此被大工会吃掉。另一方面，几个大工会都想取得对即将产生的全国总工会的领导权，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十分激烈。加之，澳大利亚工联想方设法以自己为核心来建立工会，从而引起其他工会的逆反心理，致使全国统一的工会迟迟未能建立。但是，建立全国统一工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澳大利亚工人阶级的利益所在和要求，经过多年的斗争与协商，1921年各工会确定了建立全国统一工会的基本原则。1927年在墨尔本召开了全澳职工代表大会，会上正式建立起工人阶级的全国性工会——“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


      　　这一历史时期，澳大利亚工人阶级最大成果是其先锋队——共产党的建立。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在澳大利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马列主义开始传播，并且和工人运动密切结合。在这样的基础上，1921年10月30日建立了澳大利亚共产党。这是澳大利亚工人运动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该党建立后，立即投入到领导捍卫工人阶级利益的火热斗争中去。1922年，澳共加入了共产国际，30年代初领导了煤矿工人大罢工和失业工人的斗争。根据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澳共在1935年提出了“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反对战争”的口号，进行了在澳大利亚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工作，深得民心。为了援助西班牙革命和反对法西斯主义，它在1936年组织了澳大利亚志愿军，参加了援助西班牙人民革命的国际纵队，获得了极大的国际声誉。澳共的绝大部分干部担任各种工会的领导职务，因此它在工人中的影响日益扩大。


      　　1920年，“澳大利亚乡村党”正式建立。这也是澳大利亚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该党前身是1916年成立的“乡村党”，那时它是一个地方性政党，自称代表农村人口的利益，实际上是以农、牧场主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后来它的影响逐步扩大，各州都有了分支机构，其影响迅速扩大到全澳，在1919年大选中，获得巨大胜利，在众议院中得到11个席位。这说明“乡村党”已是一个全国性政党了。1920年元月正式取名为“澳大利亚乡村党”。


      　　

      　　五、布鲁斯—佩季联合政府

      　　进入20年代后，“澳大利亚乡村党”的势力进一步扩大，在1922年的大选中，它获得的议席上升14个，成了一个对全澳政局有举足轻重影响的政党。以休斯为领袖的***为抵制工党，提出了和乡村党联合执政的建议。但是，乡村党领袖佩季向***提出了要休斯辞去总理职务才考虑同***建立联合政府的苛刻条件。双方虽经谈判协商，但佩季仍坚持其条件。休斯从大局出发于1923年2月主动辞职。***第二号人物布鲁斯出任总理，组成了布鲁斯—佩季联合政府。内阁中，***有6名阁员，乡村党有5名阁员。可见这时澳大利亚乡村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了。


      　　布鲁斯—佩季政府所推行的内外政策，仍是***制定的政策，或者说由休斯内阁所确定的方针，诸如移民政策、销售农牧产品政策、保护民族工业政策、白澳政策、劳资仲裁制度、保护关税政策，等等。换言之，在联合政府内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及其领袖布鲁斯。


      　　斯坦利·布鲁斯于1883年生于墨尔本市，曾在著名的墨尔本文法学校学习，1905年毕业于牛津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一战爆发后参加英军，在加里玻利战役中负伤，返回墨尔本。1918年在国会补选议员选举中以***党员身份当选众议员。1921年末出任司库。厄尔·佩季于1880年生于新南威尔士，曾在悉尼中学学习，并毕业于悉尼大学医学系，毕业后从事外科医生工作而致富。1913年当选为南格莱夫顿市政委员会参事。在一战时参加澳大利亚空军，从事医务工作。从空军退役后从事政治活动，1919年当选为联邦议会议员，1921年当选为澳大利亚乡村党领袖。


      　　布鲁斯—佩季政府在执政期间取得显著的成就，为后来战胜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首先为发展澳大利亚农业做出了贡献，如开办农村信贷部，制定推销农产品措施，颁布了保证出口法，设立出口管理局，并且筹措了农村发展规划和资助向农村移民的资金。联邦政府还大力发展科学，建立了科学和工业研究委员会，拨出巨额经费予以支持，1926年一次就拨出25万英镑作为该委员会的基金，并把科研成果应用到工业生产上去。


      　　布鲁斯是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他指出“移民和开发”是澳大利亚的“两大基本问题”。提出以解决这两大问题为目标的建国方针，为此建立了专门研究这两大问题的机构——开发与移民委员会。1925年，澳大利亚同英国就向澳移民问题签订被称作“3400万英镑的协定”。根据协定，任何州需要移民，要向联邦政府提出申请并得到批准。布鲁斯当政期间曾批准了南澳大利亚提出的托德河开发方案，批准了新南威尔士提出的在拉奇兰河维安加地区修筑堤坝方案和昆士兰提出的一些开发计划。“3400万英镑移民协定”因1929年的经济危机和1939年二战爆发而被迫取消。但执行这个协定还是有一定成就的，如在1921—1929年间，获得资助的移民达21万余人。


      　　联邦政府竭力为澳大利亚农牧产品寻找国外市场，以促进国内生产的扩大和“开发与移民”工作的顺利进行。澳大利亚同加拿大签订贸易互惠协定，同东方诸国建立了奶油贸易关系。


      　　在发展工业方面，布鲁斯政府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为了促进本国制糖工业的发展，中央政府与制糖工业基地——昆士兰达成协议，规定砂糖零售价由政府决定；为防止国外砂糖的竞争，提高进口砂糖的关税。又如，为发展本国果酱工业供以廉价砂糖；为发展啤酒花工业，限制啤酒花的进口。此外对国内工业所需而又一时生产不出来的产品，则降低进口税。为了促进本国加工业的发展，从1924年起，联邦政府颁布并推行了出口担保法。根据该法令，政府建立了组织出口的若干个管理委员会，并授权管理委员会可要求银行预支付款项作担保，而担保的款项总额高达产品市价总值的80%。


      　　战后，澳大利亚卫生状况一度恶化，各种流行病和传染病经常发生，加之，各州政府对卫生工作重视不够。面对着这种情况，联邦政府设立了卫生部。新建的卫生部业务范围十分广泛，不仅贯彻执行澳大利亚建国以来的检疫法案，而且还要进行医学研究和公共卫生教育。1925年又建立国家医药委员会和联邦卫生委员会，1927年又提高卫生部在内阁中的地位，升格为内阁的一个正式部，其部长升格为内阁成员。到1930年该部发展成6个司。在医药卫生方面，联邦政府取得了重要成就，其中在工业卫生和热带疾病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最大。


      　　布鲁斯在执政期间的1927年，把澳大利亚首都从墨尔本迁移到新建城市堪培拉。根据1898年制定的联邦宪法规定，首都所在地要得到
      2/3的人民投票赞成，经各州批准方能确定。新南威尔士利用这一点坚决要求联邦首都设在他们的境内，否则不批准宪法，其他各州只好同意，条件是不能把悉尼作为首都。维多利亚州提出在新首都未建成前要以墨尔本作为联邦政府的所在地。由于这样的争吵，联邦宪法关于首都规定了这样一条：“（首都）将设在新南威尔士州，距离悉尼不少于100英里”。首都具体地点的选择由新南威尔士立法议会去完成，他们推荐了许多城镇，争论多年，最后确定在今堪培拉①。这原是一个大牧羊场，距悉尼飞行里程238公里，距塔斯曼海约112公里。首都占地面积1513平方公里。首都的建设于1913年3月13日正式举行开工典礼。首都建设总监是伯利·格里芬。经过十四年的曲折，1927年，首都基本建成，因而政府机构正式迁到这儿来。刚迁来时，该市人口只有5000人，到1947年时，也不过是1.6万人，人口增长得十分缓慢。50—60年代，孟席斯政府大力发展首都建设，于是人口迅速增加，约有10万人。1927年5月19日在新建的国会大厦前面，约克公爵②正式宣布堪培拉为澳大利亚联邦的首都。


      　　应指出的是，布鲁斯—佩季政府利用立法手段和国家机器严厉镇压那些被它认为是制造动乱的工人群众。1923年，维多利亚发生了警察大罢工，1925年发生了曾使沿海港口瘫痪的海员大罢工。布鲁斯—佩季政府镇压了这两次大罢工，对海员工人大罢工的镇压措施尤为严厉。总理命令警方把那些参于罢工的不是出生在澳大利亚的人强行押解出境。1927年，联邦政府决定彻底改革仲裁法，并于1928年修改了仲裁法。新的仲裁法规定了若干项处罚参于罢工的工会及其领袖的条款。因仲裁法过于严厉而又是针对工人群众的，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于是，1929年就这个问题发生了尖锐的党派斗争。


      　　与仲裁法有密切关系的是工资立法问题。斗争的双方是以政府，即***和乡村党为一方，以工党集团和休斯集团为另一方。布鲁斯政府要求把仲裁立法交由各州政府去管理和执行，联邦政府再不予以过问。反对派则认为中央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是不要仲裁立法。关于仲裁法问题在众议院进行了表决。投票结果，三位政府的支持者倒向以休斯为首的反对派，议长表示不参加投票，于是双方势均力敌。后来，由于***议员马克斯倒向反对派，于是政府失败了。


      　　在这场斗争中，工党重新团结起来，通过长期的斗争考验，工党培育出新的有威望的领袖斯卡林，因而工党便团结在这位新领袖的周围。这就是工党重新执掌政权的极为重要的因素。况且从1927年起，澳大利亚经济出现了不景气，1929年又被卷入世界经济大危机的旋涡。从1919年到1929年十年间，澳大利亚的外债增加了2.25亿英镑，这已引起国内各阶级的愤懑，镇压罢工又失去民心，因而1929年布鲁斯政府因仲裁法而在国会中的失败就成了它垮台的导火线。


      　　

      　　六、工党重新执政与内部分裂

      　　1929年，澳大利亚进行大选，在大选中，工党击败了***和乡村党的联合阵线，1929年10月22日重新执政，从而结束了十三年的在野党地位，斯卡林出任联邦政府总理。詹姆士·亨利·斯卡林，1876年生于巴拉腊特，出身铁路工人家庭，受正规教育甚少，靠自学成才，曾在杂货店当过徒工。1903年参加工党，1906年当选州议会议员，并且是澳大利亚工人联合会的组织者，1910年当选联邦议会议员。一战期间主编巴拉腊特《傍晚回声》，狂热宣传澳大利亚民族主义。1922年当选工党全国领袖。


      　　不言而喻，工党政府上台后的局面是十分严峻的，国际和国内都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以国内而言，失业人数猛增；国家岁入剧减，外债猛增而又无力偿付债息；生产一落千丈，对外贸易锐减，国际市场价格大跌。经济上的困难必然导致党派的激烈的政治斗争，政局不是十分稳定。


      　　上文谈到斯卡林政府在上台后的几个月内全力克服贸易逆差和解决财政危机，因而放弃了军事训练和大幅度提高了关税。但这些措施未能防止预算赤字和失业人数的增长。因此只好改弦更辙，1930年上半年，工党政府采取了所谓“节约”政策。同年6月，英格兰银行派代表奥托·尼迈耶爵士来澳商讨澳大利亚偿还英国债息问题。8月，尼迈耶应邀参加了墨尔本召开的总理会议。讨论偿还债息问题也是这次会议重要议题之一。会上尼迈耶提出，澳大利亚应模拟英国采取以降低生活水平为核心的“节约”政策。这样，斯卡林采取了“节约”政策。这样的政策违背了工党不断地提高生活水平的传统政策，从而引起了工党内部的不满和斗争。党内一部分人不承认澳大利亚被卷入了世界经济危机，顽固地认为经济萧条是资本家的阴谋。他们据此大肆攻击斯卡林政府的“节约”政策。攻击最强烈的是新南威尔士工党领袖、国会议员兰格。


      　　兰格打着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的招牌而赢得了工会会员的信任。他攻击斯卡林采取“节约”政策而偿还英国债息，使澳大利亚变成了英国债券人的牺牲品。这样，刚刚重新团结起来的工党又面临着新的分裂。党内反对派利用《工人时报》攻击坚决拥护斯卡林的政策的赖昂斯和劳顿，他们都是内阁成员。


      　　在这种形势下，1930年11月，工党举行幕后会议，以解决党内的政策问题。许多议员抨击墨尔本会议所确定的“节约”方针。工党幕后会议在争吵中通过了由联邦银行提供贷款支持联邦政府财政开支的决议和关于筹款2000万英镑兴办公共工程减少失业的决议。会议还赞成联邦政府制定法案，以便使到期的债券延缓一年。幕后会议的目的是通过统一党内政策而消除党内矛盾与斗争，相反却使党内矛盾和斗争公开化和尖锐化。来自新南威尔士的工党议员西奥多、奇夫利、麦克蒂南和布克果利在表决上述两个决议时都投了反对票。代理财政部长赖昂斯公开表示拒绝这两个决议。在伦敦参加帝国会议的斯卡林总理也公开表示拒绝幕后会议的决议，认为两个决议的通过损害了正在伦敦进行的财政谈判。为了避免党内大分裂，双方达成临时妥协，等待总理返回后再做重大决策。


      　　1931年1月，斯卡林回国，接着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缓和党内的矛盾和摆脱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但是工党毕竟是分裂了，分裂成以斯卡林、西奥多为首的一派和以兰格为首的反对派。同时，工党的一些重要人物，如赖昂斯等人退出了工党。他们退出工党后于同年5月同***合并，改名为“澳大利亚统一党”，赖昂斯并成为该党的领袖。工党的削弱和反对党力量的增强，对工党内阁十分不利，可以说工党内阁已处于四面楚歌和内外夹攻之中了。


      　　斯卡林从伦敦返回后就恢复了西奥多的财政部长，这样代理财政部长的赖昂斯和代理总理的劳顿也就离开了内阁。由于这两个重要阁员的退出，联邦政府不得不重新组建，在改组时，兰格派的人一个也未入阁，他们愤怒地退出了工党幕后会议。工党的分裂进一步加深了。


      　　

      　　七、赖昂斯联合政府

      　　1931年12月进行了大选，工党在选举中惨败，它在众议院的席位一下子减少了21个，仅取得14个席位。相反，澳大利亚统一党和澳大利亚乡村党组成了联合阵线，他们的席位由34个增加到54个，在众议院中居于绝对优势，因而两党联合组阁，赖昂斯出任联邦总理，内阁于1932年1月6日宣誓就职。约瑟夫·阿洛伊修斯·赖昂斯于1879年生在塔斯马尼亚一个贫苦人家，幼年生活十分穷苦。后被其姨母收养，助其读书，17岁在国立小学教书。1909年当选为塔斯马尼亚议会议员。1914年任州工党政府教育部长和铁道部长，同时在他主持下，在塔斯马尼亚建立了第一批中学。1917年成为塔斯马尼亚州的工党领袖。1923—1928年，任州政府总理、铁道部长和矿业部长。1929年当选为联邦议会议员。


      　　赖昂斯内阁仍是统一党和乡村党的联合政府，而工党则变成了在野党，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39年4月。政府党和在野党（工党）的斗争在这一历史时期主要围绕着两个问题。


      　　1932年1月，赖昂斯刚上台不久便接到联邦借款委员会报告，说新南威尔士总理兰格没有按着《总理计划》规定的数字“节约”开支。他对此十分不满，从而联邦政府同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发生摩擦。同时兰格提出的削减后的政府官员的年薪不得高于500英镑的议案被驳回，这种摩擦因而进一步加剧。同年2月，兰格向联邦借款委员会提出无法偿付外债利息的要求请予批准，而借款委员会却置之不理。这一连串的事件，导致联邦政府与兰格工党间矛盾尖锐化。联邦政府根据宪法采取了果断的措施，下令把新南威尔士州的财政收入和该州银行管理的资金全部冻结，并令其上交联邦，这样双方的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兰格作为州总理为了进行反击却不顾触犯联邦法律和新南威尔士州的法律，竟然将公款从银行提走，交付政府金库，并下令封锁金库。联邦政府对兰格如此胆大妄为只好诉诸联邦总督。总督以兰格违背法律为由将其撤职。这样，政府党同兰格工党的斗争，以政府党的胜利而告结束。


      　　第二个斗争焦点是关于给英国进口商品特惠权问题，即履行“渥太华协定”问题。这引起澳大利亚工业资产阶级不满。澳大利亚制造业协会认为，履行协定会导致英国工业品充斥澳大利亚市场，从而损害本国民族工业的利益。工党借机攻击政府，坚决要求保护关税和提高对英国工业品的关税率。赖昂斯政府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方针，坚决维护和履行了“渥太华协定”，并且降低了关税，不仅如此，为了扩大澳大利亚产品的国际市场，还同比利时等国签订了新的贸易协定。这样的贸易政策不仅没有导致本国经济萎缩，相反，缓解了本国经济危机，并加速了发展。到1934年，澳大利亚经济走出了危机，国家财政状况有了根本的好转，国家预算有了盈余。赖昂斯政府在这场斗争中又站稳了脚跟。


      　　

      　　--------------------------------------------------------------------------------


      　　① “堪培拉”一词是澳洲土人语言，其义有三：1.会面的地方；2.莫伦格鲁河河湾；3.女人的乳房。　② 即后来的英王乔治六世

蜀汉丞相

第七章 1934—1949年的澳大利亚
1934—1949年是澳大利亚又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这一历史时期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战前进行建设阶段（1934—1939）、进行反法西斯战争阶段（1939—1945）和战后恢复与发展阶段（1945—1949）。在这三个历史阶段里，主要是工党领导着澳大利亚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和在战后进行了艰巨的经济恢复工作。其他政党，如自由党（其前身为统一党）、乡村党和共产党都为抗日战争和战后重建工作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虽然它们的政治观点歧异和争论激烈，但在这两个重大问题上，在祖国危难与关键时刻，都表现出了高度的自我克制，都以国家与民族利益为重，从而保证了胜利的到来。


      　　在这一历史时期，澳大利亚在军事上、外交上和经济上最终摆脱了英国的控制，消除了殖民地痕迹，并逐步成为一个独立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战后的恢复与发展的巨大成就为澳大利亚在60年代进入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行列奠定了物质基础。


      　　第一节　二战前夕的澳大利亚

      　　

      　　一、二战前的经济建设

      　　澳大利亚在摆脱经济危机后，在经济上向独立国家迅速演变，到二战爆发时已取得显著成就。首先表现在澳大利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工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到1939年，各种工厂达2.7万家，工人总数达58.8万人，工业产品总值5.5亿英镑，占国民经济总产值（92010万英镑）的59%以上，基本上是一个以工业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国家了。工业固定资产总值达27458.3万英镑。初步形成了工业发达的东部与东南沿海地区，包括新南威尔士、昆士兰和维多利亚等州，出现了一批工业发达的城市，诸如墨尔本、悉尼、布里斯班……。以1935年的工业总产值为例，新南威尔士为15443.3万英镑，维多利亚为11689.3万英镑，昆士兰为
      4620万英镑。

      　　1931—1940年的工业发展状况，十分清楚地表明，澳大利亚工业发展十分迅速，详见下表：

      　　1931—1940年工业发展状况①

      　　年代　工业总产值　%　 1931　290 798 564　100　 1932　281 645 785　93　 1933　304 797
      865　104　 1934　330 134 060　114　 1935　364 912 421　125.8　 1940　644 794
      908　222　

      　　从1931—1940年这十年间，澳大利亚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22倍。

      　　澳大利亚工业发展的另一特点是：到二战前夕已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澳大利亚拥有多种工业部门：矿石、玻璃、化学、钢铁、纺织、制革、服装、制烟、制酒、木材、傢具、造纸、印刷、电气、橡胶，甚至还有乐器、珠宝、磁器，等等。且技术工艺水平和机械化程度亦显著提高。


      　　工农业的发展必然会给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带来动力。到
      1938年，澳大利亚已拥有铁路43828.7公里，是年货运量达3323.8万吨，客运量高达38486万人次。铁路职工人数为10万余人。此外还有四通八达的公路网，到1938年共有公路达775028公里，拥有各种汽车近90万辆。


      　　到二战前夕，澳大利亚在航空和航海方面亦有巨大发展。航空事业发展尤为迅速，如 1938年民航客运量
      147919人次，货运量达7865.4吨，邮件运量亦达3356.6吨以上。同时国内建立了较完整的航运网，民航机全年飞行路程近30万公里。国内各主要城市均通航，国外航空亦开辟，可远航至英国和美国。澳大利亚海岸线是世界上最长的国家之一，加之同母国远隔三大洋，往来全部靠航海，因此，澳大利亚民用航海事业一向发达。到1938年全国航海运输公司达30家，大小轮船167艘，沿海各重要港口均通航，并且还远航欧、亚、非、南北美各大港埠。


      　　农牧业在30年代亦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农业方面，播种面积增长幅度较大，1920—1921年度已达1507万英亩，当时人口在540万人左右，1930—1931年度，播种面积升至2516.3万英亩，这时人口在650万左右。后来有所下降，如
      1940—1941年度，播种面积下降到2111.8万英亩，人口在700万以上。农产品收获量甚高，1840年，小麦产量为8223.3万蒲式耳，价值达3836万英镑。其他农产品产量亦很高，大麦为713.3万蒲式耳，玉米为919.2万蒲式耳，燕麦为1019.9万蒲式耳，马铃薯48.3万吨，甘蔗552.3万吨，豆类59万蒲式耳。主要农产品总值达8393.86万英镑。


      　　牧业方面，羊只数目日益增长， 1921年有羊只 86 119 068只，产原毛327980吨。 1931年羊上升为110 618
      893只，原毛453600吨以上。 1941年更增至115 189 129只，产毛50万吨以上。
      1941年比1921年，羊数增长45%，原毛增长61%。

      　　澳大利亚畜牧业的发展还表现在牛、马、猪等饲养业的发展上。1931年养牛13 091 175头，马为1697 845匹，猪为1797
      821头，按人口平均，每人羊17只，牛 2头，马1/3匹，猪 1/3只，居世界之冠。

      　　畜牧业的副产品，如牛、羊、猪皮、牛奶，牛羊肉，乳酪业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例如经济危机后，牛奶产量平均每年达近54.1亿升，国内仅耗用20%左右（新鲜牛奶），其余制成乳酪和奶粉。牛羊肉除国内耗用一部分外，大部制成罐头。1939年，宰牛
      350万头，　3/4供国内耗用，　1/4远销国外。同年生产羊肉323409吨，73%供国内耗用，27%供出口用。1939年产牛油216120吨，产乳酪31601吨。


      　　

      　　二、采矿业的长足发展

      　　在这一历史时期，澳大利亚采矿业一度衰微，不如农牧业，尤其不如工业发展之迅速。在20年代初，新南威尔士州矿产委员会对此进行调查与研究，认为主要原因是：第一，成本高，产品质量低；第二，运费高，冶炼价格高；第三，机械化程度低，而工人工资亦低；第四，勘测工程缺乏政府资助，因而发现新矿过少。联邦政府接受了该矿产委员会的报告所提出的观点，决意纠正不利因素，大力支持发展采矿业，首先制定了“全澳矿业发展计划”。从1926年起，联邦政府连续颁布了几个奖励矿业勘测与开采的条例，如
      1926年矿床勘查奖励办法， 1927年石油勘测奖励条例、1930年黄金勘查奖励条例。此外还颁布了奖励研究土壤与发现新矿床的条例。

      　　进入30年代后，联邦政府仍大力采取措施促进采矿业的发展，特别重视探查矿业资源的工作。1934年，联邦政府颁布了“澳大利亚北部土地勘查法”，目的是促进对这一广大地区的土质与矿产资源的勘查工作。为了完成这项任务确定经费为15万英镑，其中半数由联邦政府提供。“澳大利亚北部土地勘查法”规定了北纬22度线以北至海岸线为勘查的地区范围，并确定了由西澳大利亚、澳北区和昆士兰三个州联合勘查。因此在经费方面，昆士兰和西澳大利亚两州均摊其余7.5万英镑勘查经费。勘查工作到1938年完成，勘查土地面积高达1.9万多平方公里。这是澳大利亚勘查资源史上的壮举。


      　　联邦政府在大力推进勘查工作的同时，亦大力促进采矿业的发展，如
      1934年拨出专款283750英镑资助各州的采矿业。各州分得此笔款项数额为：新南威尔士得款33200英镑，维多利亚得45700英镑，昆士兰得60500英镑，南澳大利亚得12800英镑，西澳大利亚得44400英镑，塔斯马尼亚得13400英镑。


      　　澳大利亚亦十分重视勘测与开采石油资源。1929年联邦政府为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寻找石油资源和开采石油曾拨出37万英镑专款予以资助。不仅如此，另外拨出近20万英镑资助私营石油开采与勘查公司。在政府大力支持下，澳大利亚出现了一系列石油企业，著名的，也是最大的是国家炼油公司，该企业实际上属公私联营企业。国家炼油公司为发展业务聘请著名地质学家作为该公司的顾问，并且派本公司专业与工程技术人员到美国、阿根廷等石油工业发达国家进行考察。


      　　采金业和煤炭工业亦有相当发展。从1931到1940年，全澳大利亚共采出价值达 1268.3万英镑的黄金。从
      1925—1934年这十年间采出黄金达596757盎司，居世界十大产金国之列。以产值论，除采金业外，采煤业是澳大利亚的第二大矿业。全澳各州均产煤，以新南威尔士和昆士兰产量最高，种类以黑煤为最重要，1938年产黑煤为1168万吨，棕煤为367.5万吨，两项合计产值高达754万英镑。最大煤区为悉尼煤区，占地达2.4万平方公里。


      　　其他，以采铁、银、锡等为重要，1938年，澳大利亚产银总值据不完全统计为379.9万英镑，产铁总值为260万英镑。

      　　由于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采取了有力的措施，澳大利亚的采矿业发生了改变，由衰微局面转向迅速发展的局面。以产值言，由1919—1920年度的1720万英镑，上升至1938—1939年度的2790万英镑，二十年内增长61%。


      　　澳大利亚二战前的经济和政治建设成就不仅大大促进了本国的经济繁荣和政治独立，而且为在即将到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德日意法西斯做出巨大贡献创造了条件。


      　　

      　　三、澳大利亚独立性的增强

      　　一战后，澳英关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一战中，英国作为主角而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靠自治领和殖民地的力量，靠世界其他国家的力量才取得的。以自治领言，它们向帝国提供了大批军队，大量的物资与金钱，如澳大利亚提供40万军队，新西兰提供11.7万军队，加拿大和印度提供的军队就更多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军队，像其他协约国一样同敌军浴血奋战，这必然造成下列后果：


      　　首先，澳大利亚等自治领在英帝国中的地位大大地提高，它们的军队同英军并肩战斗，从而提高了自己的自信心。

      　　第二，通过战争，澳大利亚建立了自己的陆海空国防军，并且培育出一批军队骨干，从而取得了自己管理本国国防的大权，打破了英国对澳大利亚，以至对整个英帝国的军事垄断权。多年来，解决不了的帝国防御体制问题，通过一战而得到了解决。这充分地表现在1917年帝国会议上。这次帝国会议，英国和各自治领基本上以平等的地位讨论了帝国国防问题。会后，澳大利亚和其他自治领参加了战时帝国内阁。


      　　第三，通过战争，无论是澳大利亚或是其他自治领，打破了英国对整个帝国外交垄断权。这是自治领取得民族国家独立的带有决定性意义的一环。在1917年帝国会议上，英国面对着自治领和印度在战争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不得不同意关于给自治领和印度以充分外交发言权的决议。所有这些都说明，澳大利亚和其他自治领同英国的关系在国防与外交两个关键的问题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在战后继续扩大与加深。


      　　在1918年召开的战时内阁会议上，澳大利亚等自治领在加拿大的领导下向英国提出它们有权作为独立国家和交战国派代表出席即将召开的和平会议的决议。这一要求得到英国的认可。后来，英国和各自治领的部长们都作为战胜国在凡尔赛和约上签了字。紧接着澳大利亚等自治领的部长们代表各自的国家加入了国际联盟。在国际联盟内，澳大利亚等自治领作为独立国家和其他国家一样获得了托管权，如澳大利亚是巴布亚新几内亚及其附近岛屿的托管国。从而自治领作为独立国家得到了国际上的公认。在以后的各种国际会议上，澳大利亚等自治领再不以“英帝国”或“英属自治领”的名义，而是以本国的名义与会或签字了。


      　　在这种背景下，1926年在加拿大、南非和爱尔兰强烈要求下召开了帝国会议，会上专门讨论了自治领的地位问题，最后以《鲍尔弗报告》的形式反映了这次会议讨论的结果。报告对英联邦及其内部关系做了极为明确的表述：大不列颠和各自治领及其内部成员都是“英帝国内部的自治共同体，地位同等，在它们的外交和内政事务方面都互不从属，但共同一致效忠英王，它们在英联邦中是自愿联合的成员国”。这样，澳大利亚等自治领平等地位问题被明确地提了出来。


      　　在1930年召开的帝国会议上正式地接受了《鲍尔弗报告》关于英联邦成员国地位平等的基本原则，因而为1931年帝国会议通过《威斯敏斯特法案》创造了条件。《威斯敏斯特法案》用法律的形式把英联邦成员国平等关系这一基本准则确定下来。法案还规定，今后英国任何法律都不能用于自治领，自治领的法律由自治领自己来制定。这是一战后英澳政治关系演变的总的背景。


      　　澳大利亚虽然取得了外交和国防的自主权，并有了自己独立管理的能力，但它还不能完全摆脱英国的影响和控制。一方面是独立国家，拥有外交与国防的独立权，另一方面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还受到英国的影响与控制，这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澳英关系的根本特点。尤其是在30年代国际紧张关系出现后，这一特点表现得更为突出。


      　　进入30年代后，战争乌云再一次在世界的上空密集起来。1931年发生了日本侵华战争，并开始把凶恶的目光投向南太平洋；1933年，希特勒上台；1935年，意大利法西斯军队侵入埃塞俄比亚；1936年德日签订“***产国际”协定；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同年德日意法西斯形成轴心侵略集团，1939年爆发了世界大战。在这些重大国际问题上，澳大利亚深受英国的影响。同时，这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不能不影响到澳大利亚的政局，同时也影响着英澳的关系。


      　　面对着严峻的国际形势，澳大利亚各党和联邦政府都在考虑自己国家的对外政策与国防政策。澳大利亚的政治家们在考虑这两个问题时是这样的两个事实为根据的：首先澳大利亚是一个有外交和国防自主权的国家；其次，它还是英联邦的一个成员国，在武器、市场，以至在许多重大对外关系上还得听从英国的决策。澳大利亚人认为，澳大利亚的国防不能同英国分割开来，澳大利亚的安全同英国的安全是血肉相联的。这就决定了澳国的军事计划必须是英国的一部分。


      　　在布鲁斯执政期间，联邦政府建造了相当数量的军舰，创建了空军。斯卡林当政时因经济大萧条废除了强制性军事训练，把军事预算压缩到微不足道的数目，以便执行“节约”方针。1933年赖昂斯上台，一方面经济危机已基本控制，经济状况和财政状况均有了转机，另一方面国际局势日趋紧张，日本南下方针已见端倪，因此便着手制定重整军备的计划。总之，所有这些都表明澳大利亚仅是一个有一定国防自主权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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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见骆介子《澳洲建国史》，商务印书馆出版，第182页。

蜀汉丞相

第七章 1934—1949年的澳大利亚
第二节　澳大利亚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

      　　

      　　一、战前各政党的对外政策

      　　国防与外交从来就是紧密相联的。二战爆发前夕的四五年间，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实际上是英国外交政策的影子，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澳大利亚的外交方针是以英国的外交方针为准绳，几乎达到了亦步亦趋的程度，如它虽然制裁过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的行径，但也支持过张伯伦的姑息养奸的绥靖政策，赞扬过慕尼黑协定。当1938年艾登辞去外交大臣时，澳大利亚舆论又抱怨张伯伦错误政策，但联邦政府从未公开与张伯伦为难过。


      　　工党这时的国标政策，可从1939年5月举行的工党年会的决议中清晰地看出来。决议认为“澳大利亚保卫了澳大利亚联邦不受侵犯就是在帝国防卫事务中发挥了充分的作用”，换言之，工党的国防方针是只顾自己的方针，从战略上是防御性的。当时有人就指出，工党的国防政策是孤立主义和中立主义。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这个方针是虚幻的。


      　　在当时，只有澳大利亚共产党提出的主张是正确的，他们主张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武装人民，保卫自己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完全证明了这一国防方针的正确性。


      　　由于国际形势日益紧张，各党对澳大利亚政府的国防政策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兰格工党领袖比斯莱在众议院辩论中提出澳大利亚退出国际联盟的主张。他的这一主张被人斥之为“孤立主义”。工党新任领袖柯亭亦反对比斯莱的孤立主义政策，他认为一方面澳大利亚不能从欧洲矛盾中抽身，另一方面他认为支持英国加入战争不能是无条件的，他的结论是：“依靠集体安全就是国家自取灭亡”。柯亭在1939年5月一次演说中十分明确地指出：“工党的纲领是：作为英联邦的一部分的我国，应以澳大利亚政府的政策和澳大利亚人民的努力作防卫的主要力量”。在后来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工党政府正是执行了这样的方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当时执政的是孟席斯政府，是统一党和乡村党的联合政府。这两个党的国防政策是追随英国的政策的，即奉行“集体安全”的政策和姑息政策，直到张伯伦下台，建立起以丘吉尔为首的战时联合内阁，孟席斯才改变了澳政府的政策。因此孟席斯在澳大利亚，就像张伯伦在英国一样威信扫地，失去了党内外的信任。


      　　战前，澳大利亚对德国纳粹党和日本法西斯的政策，也是模棱两可的。澳大利亚统一党一方面对德国大肆迫害犹太人和战争狂热而愤慨，另一方面又对德国***而高兴。工党内大部分人认为德意法西斯主义会危害工人阶级和工会，但党内那些保守分子和天主教徒却害怕因反对纳粹，而落入共产党的怀抱。


      　　对日本法西斯的认识，澳大利亚政界在战前也持浅薄之见。早在1905年日本战胜俄国时，澳大利亚就有人预言，日本有可能南侵澳洲。然而那时澳大利亚政治家认为日本南侵澳洲大陆是遥远之事，只要鼓动日本西侵中国，就会使澳洲免遭日军侵扰。1927年，“田中奏折”明确指出了日本南侵的动向，把澳洲列为日本“待征服地区”。澳大利亚人只是模糊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未采取什么重大的措施，只在1935年对日采取了贸易的歧视政策。各党对日政策也不一致。澳大利亚统一党认为光靠澳大利亚一国抗日是不可能的，主要依靠英国在新加坡的海军。乡村党支持这种观点。乡村党的主张是反映了牧场主的希望与要求。当时，澳大利亚出口到日本的羊毛和其他初级产品数额在增长，不希望澳日关系紧张化。工党虽然主张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其中包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但直到1941年日军大规模南侵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并没有制定出明确和有力的防日南侵的方针和政策。


      　　纵观1939年9月1日以前的澳大利亚整个政局，可以断言，它没有独立的外交政策和国防政策，充其量只是在严峻的国际局势面前开始思考这两个有关澳大利亚生死存亡的问题，而且认识是肤浅的，正因为如此，采取的措施是软弱无力的。这种状况是很容易被卷入国际战争，尤其易于被裹入世界性战争。


      　　

      　　二、二战初期的战争措施

      　　1939年9月1日凌晨，德国侵略者出动了150多万军队，2500辆坦克和2000架战斗机，从东北和西南两个方向侵入了波兰。波兰是追随英法大搞反苏的绥靖政策的国家。按道理来说，英法立即在德国西部用重兵进攻德国，开辟新战场，以缓和对波兰的军事压力。但是英法在向德国提出停止军事行动要求遭到拒绝后并没有这样做，只是在9月3日被迫对德宣战，没有采取任何实际重大的军事行动。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40年4月初德军大规模地进攻西欧为止。美国人称之为“虚假战争”（The‘Phoneywar’）时期。1940年4月9日德军进攻丹麦和挪威，5月10日进攻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与此同时大规模进攻法国，从而打碎了英法的“虚假战争”。“虚假战争”破灭之时也是张伯伦内阁灭亡之日。1940年5月10日，英国保守党主战派丘吉尔组织了战时联合内阁，取代了一贯推行绥靖政策的张伯伦内阁。


      　　欧洲局势和英国政局的大变动必然影响澳大利亚的局势。1939年9月3日英国对德宣战，澳大利亚和其他英联邦国家一样也立即对德宣战。总理孟席斯向全国正式宣布，由于希特勒德国侵入波兰英国已向德国宣战，对德战争已开始，澳大利亚因而处于战争状态。工党领袖柯亭立即表示支持澳大利亚和英联邦成员国一起为保卫英联邦而斗争。


      　　参战后，孟席斯政府立即做出了下列决策：向英国输送粮食和军需品；招募军队，建立远征师团；着手进行军火和军需生产；准备让国会通过镇压共产党人的法案。这后一项决策显然是违背民心的，甚至连丘吉尔都不同意他的这一决策。


      　　决策之后，孟席斯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实施上述决策。总检察长休斯是澳大利亚政界著名的老政治家，他利用自己的职权和丰富经验首先为澳大利亚国家的安全制定了两个国家安全法案，并在国会得以通过。国会还重申了一战时的国防法案和同敌国贸易法案仍具有法律效力。国防法案规定进行强制性军事训练，所不同的是这种军训人员服役范围扩大到新几内亚和巴布亚。根据同敌国贸易法案规定，禁止同敌国进行贸易，为实现这一法案，政府接管了小麦和羊毛交易市场。国会还通过了关于物资供给与生产的法案。为此，政府建立了战时物资生产与供给部和军需部，并委派澳大利亚著名的实业家布洛肯·希尔钢铁公司总经理埃星顿·刘易斯主持这方面的工作。


      　　澳大利亚宣布进入战备状态后，孟席斯深感过去追随张伯伦对法西斯推行绥靖政策不得人心，多次邀请工党参加政府，组成类似英国那样战时联合内阁，甚至他在1941年8月辞职前答应由工党领袖出任总理，他甘愿作一名部长，但都被柯亭一一拒绝。为此于1940年成立了一个军事咨询委员会，吸收在野党人士参加，其名额政府与在野党相等，以便讨论有关军事政策的重大问题。工党参加委员会的除柯亭外还有伊瓦特和比斯莱。这个委员会在二战中起了巨大作用。


      　　参战初期，执政党和在野党关于战争争执的问题主要有两个。第一是关于澳军重点是保卫澳国自身还是保卫英帝国的问题，换言之，是要不要派重兵去北非和中东作战的问题。工党主张应以保卫澳大利亚沿海安全为重点。不过那时澳大利亚人还未看清日本南侵的企图，也未看清英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防卫能力是十分薄弱的。第二是关于强制性兵役问题。这是澳大利亚的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工党仍坚持其反对强制性兵役制的立场。后来双方都做了退让，采取了双重兵役制：海外服役采取志愿兵役制；国内服役采取强制性征兵制。1942年，日本进攻日益逼近，这时工党已执政，柯亭劝说工党修改国防法案，允许强制性服役的军人到西太平洋地区服役一定期间。这是澳大利亚兵役政策的一个不小的进步。


      　　澳政府的另一项重要参战措施就是组建远征军。首先建立了澳军第6师，并任命陆军中将布莱梅为师长，1939年末被派往巴勒斯坦接受进一步训练。1940年4月又组建了第7师，亦被派往中东，后来相继建了几个师，如第8师和第9师。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澳大利亚陆海空军作为英联邦军队的一部分，由英国最高军事当局统一指挥。


      　　当时澳大利亚的空军力量薄弱，仅拥有164架战斗机，大部分是旧式的。澳大利亚人深知在这次战争中空军的重要战略地位，故十分重视空军的发展。早在1939年9月初，澳驻伦敦高级专员S.M.布鲁斯就已向英国政府提出关于制定帝国空军培训方案的建议。经商定以加拿大作为培训空军人员的中心，各国所要培训的人员均送往该国集中培训。因而，澳大利亚空军在二战期间得到了巨大发展。


      　　1940年，孟席斯在做了上述参战的种种准备之后重申澳对英要提供更多的军援，并声称他的政府已经武装起23万陆军和海军，其中18万人以及澳大利亚的空军可以到世界任何地方服军役。


      　　

      　　三、党派斗争与孟席斯政府下台

      　　但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澳大利亚几乎没有战争紧迫感，因而党派斗争仍十分激烈。乡村党领袖佩季强烈反对孟席斯任总理，甚至孟席斯领导的统一党内也有不少人反对他任该党领袖。澳大利亚工党在1940年4月也发生了分裂。这时党内出现了一个自称***产主义的澳大利亚工党，其中大部分人是新南威尔士的兰格的追随着。此外，在工人运动中还出现了一个“新南威尔士党”，其中大部分人是倾向进步的分子，其领袖为W.J.麦克凯尔。工人运动的分裂，对工党十分不利。


      　　1940年是澳大利亚大选年，并确定大选在9月21日举行。经过一番明争暗斗，大选结果对执政党不利，但工党也未获胜。在众议院，统一党得23席，乡村党得13席，工党得32席，兰格工党4席，无党派2席。这样，统一党和乡村党在议会中为36席，而工党和兰格工党合起来也是36席。无党派的2席：科尔斯通常是支持统一党的，威尔逊是支持乡村党的。在参议院中，联合党（统一党和乡村党）为19席，①工党为17席。在新政府尚末正式组成前，联合党分别召开了决策会议。乡村党决策会议斗争十分激烈，斗争结果，法登取代卡麦隆而为该党“临时领袖”。


      　　两党决策会议后，10月28日，新的孟席斯政府宣誓就职，新内阁主要成员是：财政部长法登、总检察长兼海军部长休斯、航空部长麦克伊文、内政部长H.S.佛尔、陆军部长皮尔西·斯宾德（无党派人士）。这几位部长是战时内阁的核心。令孟席斯十分棘手的是佩季仍是内阁成员，出任商业部长。


      　　新政府建立后不久采取的重大措施有三项：一项是建立了上文提到的军事顾问委员会，参加该委员会内阁成员有孟席斯、法登、休斯和斯宾德，工党有柯亭、福特、马金和比斯莱（实际上他是兰格工党的代表）。第二项措施是在1941年元月开始相继向美国、中国和日本派遣使节。这是澳大利亚历史上的空前创举。孟席斯委派澳著名政治家R.G.凯西为首任驻美大使，同年委派约翰·莱萨姆为驻日公使和委派弗里德利希·埃格莱斯顿为驻中国公使。第三项措施通过禁止共产党合法存在的法律，宣布共产党非法，为了打击澳共，把澳共和法西斯党相提并论。


      　　

      　　四、战争初期亚非战场上的澳军

      　　正当澳大利亚国内党派斗争激烈和进行大选时，国际形势进一步恶化。1940年9月30日，德日意签订为期十年的经济和军事条约。与此同时，向北非进攻的意军到达埃及沿海重镇西迪巴腊尼。澳海军配合英海军与意海军在地中海展开了激烈的海战。澳军舰“悉尼号”击沉意军舰“巴特罗米欧·考利奥尼号”。澳陆军和英军一起在尼维尔将军指挥下对进犯意军发起猛攻，把意军赶出了埃及和昔兰尼加。澳军乘胜追击，到1941年2月占领了班加西。在这次战役中，意军损失惨重，10个意大利师和1/6的空军被消灭，俘意军达12.5万人。希特勒为了挽救在北非惨败的意军，立即派隆美尔将军率德军进攻北非。英澳军队顽强抗击处于极大优势的德军。


      　　1941年4月，德军进攻希腊，目的是阻止英军楔入巴尔干半岛，以免妨碍它进攻苏联。澳军担任阻击任务，由于英军指挥部错误估计希腊战局形势，虽经顽强阻击，但终未能阻止德军占领希腊。德军在希腊得手后便向克利特岛进攻。当时岛上驻有英军、澳军、新西兰军和希腊军，仅英军就有28600人。德军采用空降伞兵袭占该岛，5月20日上午8时，德军向克里特岛一次空降3000名伞兵，接着陆续空降，岛上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英澳军伤亡很大，被迫于28日开始撤退，到31日撤退结束，仅撤出1.6万人，其中包括希腊军2000人，其余或战死，或被俘。此次战役，英澳希军均损失惨重，仅英海军死2000人，损失各种舰只22艘，包括一艘航空母舰。澳军死伤亦十分惨重，不少士兵活活淹死在大海中。德军死伤虽只有8000人，但系精锐的伞兵师，故希特勒对此次战役十分不快。


      　　1941年6月22日，德军背信弃义地进攻苏联和日军大举南下更加加重了国际局势的恶化，而国际局势的恶化则加剧了澳大利亚国内党派的斗争，尤其加剧了联合政府内部反对总理孟席斯的斗争。一些人批评他无能力领导政府，不少的人以他的绰号“生铁鲍勃”为口实说他象张伯伦在英国一样不适合领导一个民族进行反对法西斯的战争。他的同党和同僚都说他长期追随张伯伦大搞绥靖政策，不宜再居党魁高位。甚至一位年轻的议员比尔·麦克考尔在统一党内外进行反对孟席斯的活动。在压力下，孟席斯呼吁各党组成联合战时内阁，并且表示愿当一名部长。但这亦未能减弱反对的势头。1941年8月，孟席斯被迫辞职。8月29日乡村党领袖法登出任总理。在新内阁中，孟席斯任国防合作部长。


      　　1941年10月1日，新政府向国会提出预算案。这项法案规定强制性贷款和对低收入者征收所得税。这项提案不仅遭到工党激烈反对，而且也遭到一向支持政府的无党派议员科尔斯和威尔逊的反对，因而法登政府在国会失去多数，只好辞职。这样，法登政府只存在
      40天便倒台了。于是工党接管了政府，10月7日工党政府宣誓就职，柯亭出任政府总理。约翰·约瑟夫·柯亭，1885年生于维多利亚克雷斯维克，出身于警官家庭，12岁失学，曾在印刷厂和其他工厂工作。1906年参加维多利亚社会主义联盟。从1911—1915年任维多利亚林业工会书记，后在一战时任反征兵同盟书记，因此曾被逮捕入狱，但很快被释放。1917年2月去西澳大利亚首府佩思，任《西澳大利亚工人报》编辑。1927—1928年任联邦皇家儿童基金委员会委员。1928年当选为众议院议员，1935年继斯卡林为工党领袖。


      　　柯亭的主要助手是赫伯特·沃尔·伊瓦特，任总检察长兼外交部长，内阁主要成员还有福特，任副总理兼陆军部长，比斯莱任供给与发展部长，马金任军需部长，奇夫利任财政部长，德雷克福德任空军与民航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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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联合党是指乡村党和统一党，因它们长期联合执政，故名。　

蜀汉丞相

第七章 1934—1949年的澳大利亚
　　第三节　澳大利亚和西南太平洋战争

      　　

      　　一、严峻的国际形势

      　　柯亭政府的最大功绩是成功地领导了抗日战争。

      　　工党上台后不久，战争形势对澳大利亚来说日益严峻。1941年11月，澳大利亚主力巡洋舰“悉尼号”在印度洋被德国攻击舰“考墨兰号”击沉。“考墨兰号”袭击澳大利亚巡洋舰时佯装荷兰商船。“悉尼号”船上645名官兵全部遇难。这极大地震惊了澳大利亚，但对澳国震动最大的是日军大举南攻。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到1941年10月，已占领了中国最富庶的华北、华东、华中和华南大部分地区。1940年，德军征服法国、荷兰等国，日本趁机大举向印度支那进攻，从而威胁到英美在东南亚、甚至南亚的利益。为此英美做出了强烈的反应。1941年7月2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要求日军撤出印度支那，并于26日下令冻结日本在美国的全部财产，并停止供应石油。英国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日本试图通过谈判来打破美日关系僵局，使美国取消石油禁运。但美国的条件越来越高，不但要求撤出印度支那，而且要求撤出中国。日美的外交僵持，使日本决心实现早已制定的同美国作战的计划。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把同美国作战计划具体化为偷袭珍珠港的决策。


      　　日本之所以决心南攻还有下列因素：

      　　第一，1940年9月27日日本和德意签订了“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取得了德意的支持；

      　　第二，1941年4月，日本同苏联签订了日苏互不侵犯条约，减少了后顾之忧，日本可以至少抽调出11个师用来南攻。

      　　第三，日本消耗的石油，88％是靠进口的，主要靠美英荷进口，到三国对其禁运时，石油库存仅能维持一年半的战争耗用量，而对华战争，据日本军部估计得三年才能结束。因此石油成了日本能否进行对华战争的关键问题。而石油的唯一来源是荷属印尼群岛油田，换言之，爪哇和苏门答腊之油田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唯一希望所在。但要南攻，就必然和美英开战，尤其要和美国开战。美国在太平洋有两大海军基地：菲律宾和夏威夷，而夏威夷是联结美国本土和整个太平洋的关键性纽带，从战略上说，搞掉夏威夷这个纽带就等于摘掉美国太平洋舰队，因为美国的这一舰队的大部分舰只密集于珍珠港。


      　　经过近5个月的争辩，日本决策南攻并为此决策偷袭珍珠港美军基地，在偷袭的同时派重兵南攻，双管齐下。

      　　1941年11月26日，日本派出6艘航空母舰，423架飞机，此外用17艘战舰护航，由南云忠一海军中将指挥，从单冠湾出发，从北面直奔夏威夷群岛之珍珠港。12月7日，日本飞机轮番轰炸美军基地珍珠港，毁灭性地打击了美国太平洋海军力量，仅被击毁击坏的各种舰只19艘，各种飞机251架，美军人员伤亡为3435人。而日军只毁坏飞机99架和5艘小型潜艇。这次偷袭为日本南攻扫清了道路，同时也激怒了美国，迫使美英与之决一死战。


      　　

      　　二、日军大举南攻和澳美结盟

      　　在日本偷袭舰队驶向夏威夷群岛时，日本其他海军部队进入西南太平洋，几乎与偷袭珍珠港同时，日军分别在马来半岛和菲律宾群岛登陆。新加坡是日军进攻的大目标。12月7日，日本第15军在马来亚北部哥打巴鲁登陆，然后长驱直入，英军节节败退，几乎后退了六个星期，最后渡过柔佛海峡，退到新加坡基地企图固守。12月10日，即登陆后第三天，英国主力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在马来亚以东海域被日军飞机炸沉。这不仅给英军造成了重大损失，而且对澳大利亚亦造成严重损失，因为两舰是保卫马来亚、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的两个堡垒。堡垒的被摧毁使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完全暴露在日军进攻矛头前面。澳大利亚人开始怀疑新加坡是否是“不可攻破的基地”，英国能否保护住澳大利亚的安全。与此同时日军向西南太平洋地区迅猛推进，澳大利亚人不得不思考自己的出路问题。柯亭政府迅速做出两项重大措施。


      　　第一项是制定出联合美国抗日的方针。柯亭在1941年12月29日新年咨文中明确地向全国宣布了这一政策，他说：“我毫无保留地明白地指出，澳大利亚期待着美国，这对我们与联合王国的传统血肉关系无丝毫的损坏”。又说“澳大利亚可能垮台，但英国仍然能够支持下去。所以我们决心不让澳大利亚垮掉，我们得尽一切努力来拟定一个以美国为基石的计划，使我国有信心坚持下去，直至战争的形势转向对敌人不利的时刻。”


      　　这个新年咨文和在咨文中确定的新方针得到绝大多数人民的拥护与赞扬。普遍地认为英国自顾不暇，无力保卫澳大利亚了，已在日军进攻下没有任何力量自卫，相反，美国是新兴的大国，是太平洋战争唯一能抗击日寇的力量。但是一些保守的澳大利亚人，如孟席斯、休斯和斯宾德等人坚决反对“以美国为基石”的政策，认为这是工党政府的“大错误”，说柯亭的新年咨文是“危险的”，等等。


      　　美国非常欢迎澳大利亚的联合方针。美国人十分清楚，只有打败日本才能保证它在西南太平洋的利益。日军不仅在珍珠港严重地危害了美国的根本利益，而且在西南太平洋也危害着美国的根本利益。


      　　1941年12月8日，在菲律宾群岛的美国统帅部得知珍珠港惨状，立即作好—切战争准备。但是在强大的日军强攻下也是节节败退。从12月10日到第二年（1942年）4月9日，美军丢失了整个菲律宾群岛和损失了3万人，此外菲律宾军队约11万人也瓦解了。剩下为数不多的美军在总司令麦克阿瑟率领下退到了澳大利亚。共同的敌人和共同的失败，就把澳大利亚和美国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了。因此珍珠港惨败后，美国也迫切地需要澳大利亚。


      　　白宫主人罗斯福接受了柯亭的建议，命令美驻菲律宾部队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就美澳结成抗日军事同盟的问题与澳大利亚进行谈判。根据总统的指令麦克阿瑟将军于1942年3月由菲律宾飞抵澳国。经过谈判，双方决定建立美澳联合司令部，该部大本营设在墨尔本，4月司令部在墨尔本正式建立。麦克阿瑟将军为最高司令，澳大利亚将军托马斯·布莱梅为副司令，负责指挥全部陆军。另外两名美国将军分别指挥空军和海军。澳大利亚人十分高兴地欢迎第一批美军的到来，不久大批美国的海陆空三军陆续到来。这样，美国在西南太平洋虽然丢掉了一个菲律宾基地，但又很快找到了一块更大的基地。澳美军事联盟建立了起来，从而美国在澳大利亚取代了英国，大英帝国急剧地衰落了。


      　　柯亭第二项措施迅速从中东调回大部分澳军。1942年初，能保卫澳大利亚的军队几乎全是民兵，约20万人，其中受过军事训练的约有5万人，但无作战经验，其余大部分几乎没有经过军事训练。澳大利亚正规部队大部分在中东，即第6师、第7师和第9师；第8师在新加坡。因此要保卫澳大利亚和抗击日军，只有迅速调回上述军队一途。


      　　1942年2月15日，澳大利亚总参谋长斯图迪将军曾向战时内阁提出这样的建议，即尽快把在中东的澳军调回。柯亭政府赞赏这一建议，并把内阁的决定电告丘吉尔。然而，英国首相认为澳军第七师应调缅甸，因为日军派重兵进攻缅甸，而且那里守军十分薄弱。按传统，澳大利亚应服从，况且统一党和乡村党的领袖法登、休斯、孟席斯、斯宾德和麦克伊文他们都是军事顾问委员会的委员。澳政府驻伦敦的高级专员佩季按着柯亭政府指示精神，拒绝服从丘吉尔的要求，但丘吉尔仍坚持己见，甚至罗斯福总统也对澳政府施加压力。工党政府一再要求，丘吉尔只好退让，令英国海军护航送澳军回国抗战。这两次措施极大增强了澳大利亚军民和政府的安全和进行抗日战争的信心。


      　　

      　　三、太平洋战局从恶化到转机

      　　自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以来，日军兵分数路向西南太平洋地区大举进攻，先后占领关岛、威克岛、香港、英属北婆罗洲，新不列颠的腊包尔、荷属西里伯岛、马六甲、整个马来半岛以及菲律宾大部分岛屿。所在的英美守军，或战死，或投降，或被俘。被围困在新加坡基地的英澳军被迫亦于1942年2月15日向日军投降。落入日军手中的澳军战俘达15384人，即澳军第8师。后来，其中被杀害、被虐待致死、病死者以及受伤者达4783人。第8师师长戈登·本尼特少将和两名副官在投降后逃走。


      　　1942年1月23日和
      24日，日军攻打新英不列颠北部重镇腊包尔，然后南下。2月17日，日本空军轰炸位于巴布亚新几内亚南端的首府莫尔兹比港，2月19日又轰炸澳大利亚北部重镇达尔文港和西澳大利亚的布鲁姆。这样，战火烧到澳大利亚本土上了。澳大利亚政府和军民对澳军第8师的复灭、新加坡基地的失守、英军的节节溃败，尤其对日军攻巴布亚新几内亚和轰炸本土，十分震惊，举国上下一片慌乱。


      　　日军3月8日又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北部莱城和萨拉毛亚登陆，并沿着科科达山脉向莫尔兹比克推进。约在这前一周，澳大利亚巡洋舰“佩恩号”在爪哇海战中被击沉。4月，另一路日本远征军在海军掩护下从特鲁克岛向整个所罗门群岛进攻，拟以所罗门群岛作为进攻莫尔兹比港的跳板。日军不停地南攻的目的是夺取澳大利亚以东的诸岛屿：新喀里多尼亚、斐济、萨摩亚，并以此来割断美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海上航线，从而孤立澳大利亚。因为菲律宾丢失后，澳大利亚成了美国在太平洋上的两个最大基地之一，是大反攻的最重要的跳板。因此割断另一个最大基地夏威夷同澳大利亚间的联系就成了日本军部在太平洋战争中的重要战略。由于日本的这一战略，便导致了珊瑚海之战、瓜达尔卡纳尔岛之战和中途岛之战。


      　　5月3日，日军占领图拉吉岛，驻守岛上的一支数量不多的澳军早已得到情报，便撤出该岛，故日军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5月4日，美航空母舰“约克敦号”在图拉吉岛海域多次袭击日海军，击沉一艘日军驱逐舰。日海军大将高木率领的航空母舰群为了攻打美国航空母舰舰队，便从所罗门群岛以东，绕入珊瑚海，寻找美国航空母舰舰队予以打击。这时美国“约克敦号”会同另一艘航空母舰“列克星顿号”向北行驶，准备截击向莫尔兹比港进发的日军。双方发生了战斗，从而揭开了珊瑚海之战的序幕。交战结果，美澳海空军击毁日飞机20架和击沉一艘名为“捷报号”日本轻型航空母舰。美方损失油船一艘和驱逐舰一艘。5月8日，美澳日的航空母舰舰队终于相遇并交锋，日军损失飞机80余架和人员一千余人，此外一艘巨型航空母舰受重创。美澳方损失航空母舰一艘，74架飞机和543人。从战略上讲，日本未能达到目的，即未能夺得珊瑚海东面请群岛。珊瑚海之战的重大意义在于阻止了日军大规模的南下。这对于安定澳大利亚人心和增强抗日战争的信心，有重大意义。


      　　1942年6月3日—6日，发生了决定太平洋战争命运的中途岛之战。美国海军和空军毁灭性打击了日军。日军损失4艘航空母舰和约330架飞机以及一艘重型巡洋舰。更严重的是，日军损失了训练有素的海空军骨干力量，再也无力进行战略进攻了，丧失了海战的主动权，因而中途岛之战是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


      　　中途岛战役后，巴布亚新几内亚战局有了新的改观。大部分澳军已奉调回国，并且又建立了新的师团；美国已在澳大利亚聚集了两个空军师和8个空军大队，同时澳军民抗日斗志亦大为增强。澳大利亚派驻巴布亚的军队已超过一个师，其中两个旅驻守在莫尔兹比港，一个旅驻守在巴布亚东端的米尔恩湾，有两个营沿着科科达山脉的小路向北部海岸的布纳推进，目的是在那里建立一个空军基地，为将来盟军进攻时提供掩护。


      　　在澳军尚未到达布纳之前，已有2000名日军于7月21日在其附近抢先登陆，目的是夺取莫尔兹比港，到8月中旬，日军已增到1.3万人，并向澳军进攻，澳军被迫退却，退却之路系高山上的丛林小径，十分难行。与此同时，日军约2000人于8月25日在米尔恩湾登陆，澳军和日军展开激战，从而揭开了巴布亚之战的序幕。


      　　9月中旬，澳军第6师和第7师及美军一个团集中在巴布亚，准备发动攻势。9月23日，澳大利亚陆军上将，盟军地面部队总司令托马斯·布莱梅爵士亲到莫尔兹比港督战。澳军和美军经过6个月的战斗，到1943年1月21日全歼进攻巴布亚南部地区的日军。日军损失1.2万多人，澳军伤亡5700人，美军伤亡2800人。通过巴布亚战争，澳军锻炼得可以进行丛林战争了。巴布亚战争的胜利彻底解除了日军进攻澳大利亚大陆的危险。


      　　到1943年初，不仅太平洋战争有了转机，而且北非、苏联战场，以至中国战场都有重大的转机。1942年一年，德军向俄国大举进攻，北方战线直抵列宁格勒外围，中部到达莫斯科，南线接近斯大林格勒。到1942年底，德军有33万军队被包围在斯大林格勒，苏军经过22天的激战，全歼被围德军，生俘9万余人，以鲍卢斯为首的24名将军被活捉。以斯大林格勒为中心的大会战，到1943年2月2日正式结束。通过这次会战，苏军共歼灭敌军达150万人，从而不仅导致了苏德战争的转折，而且也导致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


      　　中国战场上，日军连遭败北。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军民在粉碎敌人1942年大扫荡后展开了反“清乡”、反“蚕食”的斗争，并取得了重大胜利，到1943年初，解放区和抗日武装力量迅速地扩大了。


      　　北非战场也有了新的转机。1942年上半年，英澳新联军遭到了严重挫折，盟军被德意军队赶回阿拉曼。6月间，双方在阿拉曼展开了拉锯战。7月和8月，德军名将隆美尔企图突破盟军防线冲入尼罗河三角洲。英澳新联军在英国名将蒙哥马利指挥下进行了阻击战，战争一直打到11月。德意军连遭失败，被迫退却到的黎波里，此即二战中著名的阿拉曼之战。11月13日，盟军收复托卜鲁克，1943年1月23日攻入的黎波里。5月12日和13日在北非的德意军队全部投降。盟军取得了北非战场的全部胜利，把法西斯侵略势力干净、彻底地赶出了北非，仅俘获敌军近20万之众。澳军第9师参加了阿拉曼战役及其他战役，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伤亡4863人，被俘946人。


      　　

      　　四、澳军与美军的矛盾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德日意轴心集团已显露败亡的征兆。恰恰在这一关键时刻，澳美联军内部发生了严重矛盾与斗争，这主要是澳军布莱梅将军同美军麦克阿瑟将军之间的矛盾与斗争，而这一矛盾又影响澳军官兵同美军官兵的关系。


      　　布莱梅将军和麦克阿瑟将军都是野心勃勃和争强斗胜的军人，他们都意志坚强和才能超众，但两人经常各持己见，相互摩擦。托马斯·布莱梅1884年生于新南威尔士瓦加瓦加，出身农民家庭，7岁开始劳动，后一度充任教师，1906年参加澳军，1911年在印度奎塔参谋学院任军官，后调往英国在战时内阁工作。一战爆发后，在澳军第一军团工作，参加过的黎波里和法国多次战役，晋升为准将，是莫纳什将军的左右手，任澳军团参谋长。1925—1936年任维多利亚警察局局长，1935年被封为爵士。二战爆发后被任命为第一个派往中东的澳大利亚师团的司令官，指挥澳军参加北非和希腊的战役。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布莱梅任澳军总司令兼盟军西南太平洋地区地面部队司令。1950年晋升为陆军元帅。


      　　布莱梅对麦克阿瑟来说是部下，可是布莱梅在战略战术的一些决策上很少听从上司的命令。当西南太平洋战区最高司令部筹建时，马歇尔将军命令麦克阿瑟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司令部，澳美军都要在这个由他主持的司令部里工作。布莱梅在开始时还竭诚同麦克阿瑟合作，但麦克阿瑟自以为自己是大国的将军，又是最高司令，常常忽视布莱梅的意见，那怕是正确的意见，而麦克阿瑟周围的美国军官多系麦克阿瑟的亲信，这必然也难于贯彻布莱梅的意见，矛盾和磨擦就从这里开始了。


      　　最初时，澳军在这一战区陆军数量超过了美军的数量，而布莱梅又是盟国西南太平洋战区的陆军司令。司令部建立的头几个月，美军无仗可打，而澳军却在巴布亚与日军浴血奋战，阻止了日军南攻的势头。但后来美军陆续调来，数量上远远超过了澳军，一旦美军超过澳军一定数量时，磨擦也就开始了，而磨擦一旦开始，布莱梅的盟国地面部队司令部便成虚设了。麦克阿瑟要建立一支由他指挥的特殊部队，而这支部队不仅不许布莱梅过问，就是连柯亭政府也不得过问。更有甚者，麦克阿瑟作为盟军最高司令擅自决定布莱梅指挥的澳军和他指挥的美军的军事部署，不和布莱梅商量。且还经常把一些难打而又不引人注目的硬仗专断地交给澳军去攻打，如派澳军去新几内亚和印尼攻打日军，因那里潮湿，炎热，多系丛林战；相反，却派美军去攻打能占领一些岛屿的仗。澳美司令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乃是小国与大国反控制与控制斗争在军事上的反映。澳美这种既联合又斗争的关系存在于整个战争的始终。


      　　美澳军事领导人的这种紧张关系必然影响到各级军官和士兵，因此，美军士兵和澳军士兵之间多次发生口角，甚至大打出手等事件，例如，1942年11月在布里斯班一个晚上竟发生类似事件达20起之多，其中最严重的也是最大的一次事件也是在布里斯班发生的。11月26日，大约有三、四千澳大利亚士兵，其中大部分是休假的士兵，包围了美军“PX仓库”①和驻守军人，从而发生了冲突。在冲突中，澳军一士兵被开枪打死，另约有20人受伤；美军死伤多人，且全系宪兵。这次冲突被称之为“布里斯班战斗”。澳政府从抗日大局着眼谨慎处理这一事件，并根据战时新闻检查法禁止报道此事，但夸大其词的流言在澳美军中流传，造成两国军队彼此不和，甚至仇视。但两军联合抗日方针都未发生动摇，故澳美军事联盟关系一直维持到战争的胜利。


      　　在西南太平洋战区正是靠着澳美联盟才打垮日军的。日本进行太平洋战争的第一步，是用较短的期间占领了太平洋西部的所有岛屿、西南太平洋的大部分岛屿以及东南亚许多国家。第二步的战略目的是进一步向南扩展到澳洲大陆及其东面的岛屿，向东扩展到夏威夷。当没有澳美联盟时，日本轻易地实现了第一步；有了这个联盟，它在实现第二步遭到了沉重的打击。珊瑚战役、中途岛战役和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都是澳美联盟的条件下进行的。上述三大战役的重要意义在于迫使日军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相持。日军西南太平洋司令部接到了要它采取守势的命令。


      　　

      　　五、西南太平洋战场的大反攻

      　　如何打败日军和收复失地在盟军中有争议，为此于1943年5月在华盛顿召开了决策会议，会上作出了打败日军的“双叉攻击”的战略决议。所谓“双叉攻击”战略决议，是指向日军反攻的两条路线：中太平洋进军路线和西南太平洋进军路线。采取这样的战略反攻方针会分散敌军兵力，使之处于无所适从的状态。两条路线的最后会合点为菲律宾，然后由菲律宾向日本本土大举进攻。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美澳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准备。负责西南太平洋进攻路线的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哈尔西和布莱梅，亦即由美澳两国军队负责；负责中太平洋战略进军路线的是美国海军上将尼米兹，即主要由美国海军负责。


      　　日军在西南太平洋战区的陆军司令部和海军司令部都设在位于新不列颠北端的腊包尔，因此日军在这里的力量还十分强大，陆军有第17集团军（驻所罗门群岛）和第18集团军；空军有第6空军师和第7空军师；海军包括第8舰队和第11空军大队。而盟军在西南太平洋的武力是这样的：属麦克阿瑟指挥的有4个师和约750架飞机；属布莱梅指挥的有3个师和约250架飞机；属哈尔西指挥的有7个师和1800架飞机。


      　　1943年6月30日，澳美盟军在西南太平洋地区开始了大反攻。兵分三路：克鲁格将军率美国陆军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登陆；由赫林将军率领澳大利亚陆军在新几内亚的萨拉毛阿附近登陆；哈尔西海军上将指挥的美军在新乔治亚群岛登陆。到1943年底，盟军相继占领了新乔治亚群岛，新几内亚的萨拉毛阿、莱城、马丹等地以及其他一些岛屿。与此同时，太平洋中路的反攻也开始了。


      　　盟军在西南太平洋的大反攻和节节胜利，使日本帝国大本营慌忙地修改了自己的战略方针，于1943年9月中旬制定出“新作战政策”，提出“国家绝对防卫圈”。所谓“国家绝对防卫圈”，是指从缅甸开始经马来半岛、向东南延伸到新几内亚西部，再延伸到加罗林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其中还包括印尼。根据这一新的作战方针，日军把新几内亚大部分地区、俾斯麦群岛、所罗门群岛、马绍尔群岛都列为不必要的地区。为实现这一战略目的，日军采取了遏制盟军的战术。为了达到粉碎日军新战略，盟军便增强了进攻的实力，空军已拥有近3000架飞机，陆军和海军陆战队达20个师。


      　　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军紧接着又发动了一系列的战役，诸如布干维尔岛战役（1943年11—12月）、俾斯麦群岛战役、巴布亚新几内亚战役和阿德米雷耳提岛战役，到1944年5月，西南太平洋的进攻，基本上实现了战略目标。中太平洋发动的进攻，在尼米兹率领下到1944年10月占领马里亚纳群岛后也实现了战略目标。


      　　下一个战略目标，对美澳联军来说就是占领包括鸟头半岛在内的整个新几内亚和菲律宾，完成这一战略目标后就是向日本本土进军了，彻底打垮日本法西斯侵略势力。澳军有7个师参于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战争。盟军从1944年4月开始进攻，到1945年3月攻克马尼拉，基本上实现了预期的战略目标。日军在西南太平洋的这一年中又遭到进一步的消耗，日本法西斯失败的命运指日可待了。


      　　到1945年3—4月份，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苏联不仅解放了本国国土，并把战争推进到东欧，并向柏林进军。1944年6月6日，英美联军在诺曼底登陆，在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意大利早在1943年9月向盟国投降，10月便对德宣战。1945年5月8日，德国宣布投降，一个战争策源地灭亡了。


      　　希特勒法西斯德国的灭亡必然加速另一个战争策源地——法西斯日本的灭亡。1945年6月，美军占领冲绳岛，从而开始了向日本本土的大进军。8月6日和9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授权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颗原子弹。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5日新上台的奇夫利总理宣布抗日战争完全胜利。9月2日，停泊在东京湾美军军舰“密苏里号”甲板上举行了签字仪式。布莱梅将军代表澳大利亚在日本投降书上签了字。第二次世界大战就这样结束了。一周后，在马六甲摩洛太岛上举行了日军投降仪式，布莱梅将军接受了日军第二集团军中将司令官德西马（Teshima）的投降书，并签了字，从而也正式结束了澳大利亚的抗日战争。


      　　在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中，澳大利亚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澳军参加了“不列颠之战”，北非的战争以及近东和希腊战争。1942年虽然大部分澳军调回同日军作战，但仍然有数千名士兵留在西方战场上进行战斗。以澳大利亚空军言，在对德意战争中战死和被俘达5116人，而在同日本作战中澳空军死伤仅为1331人。在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中，澳军阵亡与死于俘虏营中者共计17266人，被俘达2.2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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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PX仓库，系美军贩卖生活用品商店的仓库。

蜀汉丞相

第七章 1934—1949年的澳大利亚
第四节　二次大战期间的政治、

      　　经济措施和对外政策

      　　

      　　一、战时国内几项重要措施

      　　在整个大战期间，历届联邦政府，为了支持战争和进行战争，从而使战争得以胜利，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政治和经济措施。

      　　澳大利亚从未经历过如此规模巨大的战争，既便是一战时，战争距离它十分遥远，而二战就在它的家门口，战争威胁着它的生存。长期以来，澳大利亚处于和平状态，其政治和经济是和平的政治和经济，为适应战争必须改造自己的政治和经济，使之由和平转向战争，使国家战争化。


      　　1.实行配给制和控制进口的政策。自1942年冬季以来严格实行如服装、黄油、茶、糖、肉、烟等重要生活品按人口配给制。澳大利亚所需用的汽油，绝大部分靠进口，因此汽油实行供应制，规定只供应军队、公共交通汽车和出租汽车。绝大部分私人汽车在大战期间因不供应汽油而停驶。其次，严格控制进口商品，酒类和其他饮料也停止进口，饭店和商店没有酒类，甚至连啤酒也没有。许多人在自己家里制造啤酒，一经发现便被取缔，属非法行为。煤作为主要能源，也加以严格控制，首先保证供应军队。


      　　2.统一调配劳力。1941年6月，孟席斯政府为解决国内缺乏劳动力问题，便建立了劳力调配机构，任命华莱士·沃思为人力调配总监。后来，澳美联合抗日，因此澳洲成为抗日的重要基地，为了实现这一重大战略目标，柯亭政府在1942年建立了国防工事委员会和民工建筑队，并任命西奥多为委员会主任。在政府大力支持下，这些机构调配成千上万的劳动力建筑和扩建了飞机场、战略公路、铁路、港口、码头和军事工程以及其他部门所需要的劳动力。


      　　3.推行战时税收政策。为了维持抗战的巨大支出，孟席斯政府和柯亭政府颁布了新的税收法令。二战前各州征收所得税多于联邦，1938—1939年度，联邦捐税收入共计7400万英镑，其中所得税不到1200万英镑，同年各州的捐税收入为5000万英镑，其中所得税高达3000万英镑。为此，孟席斯政府的财政部长法登为使中央政府负担起军事支出的重担，曾两次和各州商谈所得税征收问题。1941年7月，他向各州建议，在战时和战后一年内，各州自动停止征收所得税，而统一由中央政府征收，用一笔固定的津贴作为补偿，除南澳大利亚表示异议外，其他州均表示赞同此议，从而中央政府的财权得到了进一步扩大，把所得税的主要部分控制在自己手中。


      　　柯亭政府时，财政部长奇夫利为坚决贯彻中央征收所得税政策采取了果断措施。在1942年连续通过4个所得税法案：所得税补偿法案（1942年第20号，亦称“州津贴法案”）；所得税法案（1942年第21号，亦称“战时措施法案”）；所得税征收法案（1942年第22号）；第23号所得税法案（1942年）。奇夫利的有关所得税的法令，曾一度引起联邦高等法院的不满。1946年，联邦财政部长通知各州总理，决定实行全国统一征收所得税制，每年给各州一定数额的补贴，就是说，战时的所得税法案在战后仍然采用，并形成一种新的税制。这有助于中央集权的增强。


      　　战时税制政策中的另一项内容是征收个人薪金税（Pay
      RouTax），即征收所有的雇主、职员和工人薪金的所得税。无论是工党政府，还是联合政府都在战时推行了这一政策。此外，柯亭政府还重新颁布了过去休斯政府在一战时制定的征收娱乐税的紧急法令。


      　　4.战时福利政策。战时因大批青壮年服各种军役或准军役，致使家庭收入锐减，再加上物价上涨，因而造成劳动群众生活困难，如不解决会导致社会不安定，不利于抗日战争。因此孟席斯政府和柯亭政府在战时都推行了福利政策。1941年，孟席斯政府通过“儿童补助金法案”（Child
      Endowment
      Act），即每周给每个公民的一个16岁以下的孩子一些补助金。柯亭政府在1943年提供一笔社会福利金，规定寡妇子女可享受此种补助金，50岁以上而又没有任何依靠的寡妇亦可享受此种补助金。1944年，扩大了福利金补助范围，诸如儿童基金、医药补助金、残废恤金、养老金、产妇津贴、失业和疾病救济金、奖学金，等等。早在1943年，联邦政府成立了大学委员会，决定发给优秀大学生以奖学金，同时给那些家庭贫寒的大学生生活补贴，以便使他们完成大学学业。


      　　5.实行双重兵役制。二战爆发后，尤其抗日战争爆发后，澳大利亚投入的兵力日渐增多，同时战争范围也在扩大，因此兵源问题成了大问题。澳大利亚一向推行志愿兵役制。战争扩大了，光靠志愿兵役制已不符合形势需要，而采取强制性征兵制，又为工党和广大民众所不能接受，在这种情况下，柯亭总理出面说服了工党和工会，采取强制性征兵制与志愿兵役制两种兵役制，即双重兵役制，凡是到国外服役的军人都是志愿兵；凡是在国内服军役的士兵，包括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在内服役，都是强制性义务兵。为此，工党政府在1943年通过了新的国防法案，该法案规定了上述两种兵役制。


      　　这样，澳大利亚有两种士兵：志愿兵和义务兵。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同日本军队进行搏斗的，这两种兵都有。他们都在抗日战争中立下了战功。应指出的是在北非、亚洲和欧洲进行战争的一律是志愿兵。双重兵役制是澳大利亚在二战中创造的一种新的兵役制形式。


      　　6.大力发展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二战前，澳大利亚虽有一点军事工业，但规模小，技术落后，不成体系，而且依赖性很大。过去，澳国军需物资和军火一向仰赖英国，但二战初期，英国因敦克尔克大溃退丢失大批军需物资，尤其损失了优良的军事装备，“不列颠之战”又使英国遭受了毁灭性的轰炸，工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从此，英国自顾不暇，澳大利亚只好自己发展军事工业、军需工业和民用工业。


      　　澳大利亚着手军需工业生产开始于1940年6月法国灭亡后，上文谈到孟席斯政府任命布洛肯·希尔控股公司总经理埃辛顿·刘易斯为军需总监。刘易斯是澳大利亚的钢铁工业巨子和著名工业家。在他的领导下，相继在纽卡斯尔、悉尼、墨尔本以及其他地区建立了许多军火工厂，生产出澳军和美军所需要的武器、弹药及其他军用物资，诸如步枪、剌刀、机关枪、高射机关枪、反坦克炮、炮弹、装甲车、鱼雷、飞机、坦克，等等，从而建立起自己的军火工业体系。澳大利亚成了西南太平洋地区最大的兵工厂。


      　　澳大利亚军事工业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澳大利亚其他工业部门的发展。战前，英国工业品大量充斥澳大利业市场，同时澳大利亚重要工业原料以及粮食均被英国购去，这就严重阻碍了澳大利亚工业的发展。二战开始后，德国空军疯狂轰炸英国工业区，同时许多民用工业转入军需工业，来自英国的工业品大幅度减少，这就促使澳大利亚本国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制造业产值从1941年到1944年增加了42％；机器制造业产值在同一时期增长80％以上。澳大利亚加工工业发展速度是令人惊异的。经济学家认为，这时虽然是战时，但其经济已“起飞”了。到大战结束时，澳大利亚建立起自己的机器制造工业、飞机制造工业、化学工业、纺织工业、食品工业、钢铁工业，与此同时交通运输体系也有了巨大发展。从技术上说，澳大利亚能够制造工作母机、各种型号的车床、旋床、精密磨床、压力机，还能制造光学、无线电和电报所需的精密仪器电气产品。工厂工人总数从1939年的55万，增加到1944年的75万左右。


      　　澳大利亚之所以能在战争期间使自己的工业“起飞”，除上述因素外，与澳大利亚是二战时期的反法西斯战争基地密切相关，美国所提供的物资、设备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美国根据租借法案向澳大利亚提供了价值达3亿英镑的物资和设备，同时澳大利亚投资于各种物资、军火和设施的价值要超过这一数字。


      　　正是澳大利亚政府采取了上述重要政策和措施，使国家顺利而迅速地由和平转向战争，适应战争的需要，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二、工党政府的战时外交政策

      　　1943年，澳大利亚进行了全国大选，工党大获全胜。在参议院，工党得22席，统一党得12席，乡村党得2席。自从1914年大选以来，这是工党第一次在参议院取得绝大多数席位。在众议院75个席位中，工党得49席，统一党得14席，乡村党9席，无党派人士两席。由于所有的部长都再次当选，因此柯亭内阁人事变动很小，只有卡尔韦尔系新当选的议员，当选后进入内阁，任情报部长。1942年12月，柯亭政府建立战后重建部，由财政部长奇夫利兼该部部长。1943年工党内阁决定仍由奇夫利主持两部工作。1945年2月内阁决定戴德曼主持的军事工业部撤销，其业务交战后重建部办理，并免去奇夫利战后重建部部长职务，其职务由戴德曼接替。奇夫利和戴德曼是工党政府内最有才能的政治家。1945年6月，柯亭去世，奇夫利出任总理。所以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工党一直是执政党。


      　　工党政府不仅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国内经济与政治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还对澳大利亚独立外交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两方面的成就是相辅相成的。

      　　一战期间和一战后，澳大利亚也和其他自治领一样取得了外交发言权，但是尚未达到独立外交这样的高度。在外交与国防问题上基本上听从英国的安排，只是要求在涉及到本国利益时征求澳大亚政府意见或给予通报。澳大利亚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初次有了外交独立权是在1941—1942年间。那时英国在东南亚的军事惨败、日军攻势所向披靡，澳大利亚危在旦夕。在这样严重局面下，工党政府意识到自己非搞独立外交不可了，如果仍然一味依赖英国人，大难即将临头，因为不仅日本空军轰炸澳国领土，而且日本军舰曾越过珊瑚海进入澳大利亚海域，甚至日本军舰一度在纽卡斯尔和悉尼水域游弋。所有这些表明英国无力保卫澳大利亚的安全了。


      　　澳大利亚工党政府为了摆脱民族危机采取了一系列外交独立行动，如上文提到的坚持从中东调回澳军，和美国结盟。这两项重大决策的提出和实施，表明澳大利亚在外交上开始独立自主了。自此之后，澳大利亚独立外交的道路越走越宽广，一个重要的表现是培育出第一批外交家，其杰出的代表是赫伯特·沃尔·伊瓦特。他是澳大利亚独立外交政策的设计者和积极推行者。伊瓦特在1894年4月30日生于新南威尔士梅特兰，毕业于悉尼大学，获博士学位。1918年在新南威尔士从事律师工作，1929年任王室律师，1925年至1930年作为工党党员积极进行政治活动。1930年，根据斯卡林工党政府提名被任命为澳大利亚高等法院最年轻的大法官。1941—1949年任总检察长兼外交部长。在任外交部长期间，他活跃于国际舞台上，成功地推行了独立自主外交方针。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伊瓦特为使美国一部分力量转移到西南太平洋地区尽了自己的最大的努力。通过他的努力，澳大利亚成了盟国进行太平洋战争最大的基地，从而提高了澳大利亚战略地位，用他的话来说使大国能听到澳大利亚的声音。1942年，丘吉尔和罗斯福在战略上达成了先打击希特勒的方针。在这种前提下，他通过努力和活动实现了两个目标。首先，他说服了美国和英国在华盛顿建立了一个以罗斯福为主席的太平洋战争委员会。在这一机构里，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发言权是同等的。其次，他同年率领澳大利亚使团访问了华盛顿和伦敦，1943年再次率使团去访问，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是表明了澳大利亚是一个主权国家，是一个奉行独立自主的国家。伊瓦特说，澳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声音大大地增强了。


      　　1944年1月，伊瓦特代表澳大利亚同新西兰签订“澳新协定”旨在澳新结盟共同抗击日本侵略。他的战略目的是利用澳大利亚以东诸群岛作为屏障来保护澳新的安全。他在向国会说明了这一战略目的，同时还指出这一协定会使英美听到了西南太平洋的声音而引起他们的重视。根据协议，两国要求在打败日本后大国在讨论和决定任何西南太平洋问题时都要听取和尊重澳新两国的意见。双方一致同意在防务问题上通力合作以及共同制定指导太平洋诸群岛的托管政策。


      　　协定还指出，战时占领的作基地的岛屿不能成为任何国家要求主权的借口。这一要求是有所指的。美国人在位于巴布亚新几内亚以北的马努斯岛上建立了庞大基地，希望在战后继续使用，而马努斯岛是托管区的一部分。澳大利亚不同意美国的要求，因为美国拒绝了澳大利亚要求攻占新几内亚以北的任何日军占领的岛屿。这表明工党之所以同美国结盟是因为澳大利亚要求奉行独立外交，而不是要求单方面地依赖美国，或者说屈从美国。


      　　伊瓦特的独立外交虽得到绝大多数澳大利亚人的支持，但也遭到保守派的反对和指责。反对派说伊瓦特搞“澳新协定”是制造西南太平洋地区的门罗主义，会触犯英美利益，危险极大，要求悬崖勒马，并主张只能和英国签订条约，非要同外国签订条约也得通过英国。工党政府根本不去理睬保守派的“高论”，仍按着独立外交的路子走下去。


      　　在参于建立联合国问题上，工党政府也奉行独立外交政策，1945年4月派出了以副总理弗兰克·福特为首的代表团去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大会。伊瓦特是代表团重要成员。他因参与建立联合国的活动，而成为世界著名外交家。联合国宪章主要是由美国外交家起草的。伊瓦特认为该宪章给美、英、法、苏、中等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权力太大了，为此他对宪章草案提出38条修正案，大会或全部地或部分地采纳了其中的26条。伊瓦特还试图取消五大国对最后决议的否决权，但未成功。从此，他声名大振，世界舆论称他为在国际事务中“小国的勇士和正义、民主的战士”。绝大多数澳国人对自己国家以进步与独立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深感自豪，只有那些保守的人，才对澳大利亚同英美有分歧感到惊异。


      　　伊瓦特坚持派澳大利亚的法官出席审判日本高级战犯的国际法庭，并取得了成功，澳大利亚大法官威廉·韦伯代表澳大利亚不仅出席了国际法庭，还被选为国际法庭的主席，给自己的国家增添了荣誉。与此同时，伊瓦特也被选为联合国大会主席。所有这些表明，工党政府的独立外交方针是正确的。


      　　在对待印尼独立问题上，工党也体现了独立的外交政策。战时，印尼被日军占领，荷兰殖民主义者逃走。印尼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日本投降后3天，印尼爱国分子宣布印尼独立，但荷兰政府正式宣布不承认印尼共和国。如何对待邻国的独立斗争，澳国人民坚决支持印尼共和国，尤其是工人阶级，海员工会拒绝卸下荷兰去镇压印尼独立运动的40艘船的给养和武器，从而使荷军瘫痪。工会的行动促使工党政府积极支持印尼共和国。伊瓦特在联合国以主席的身份号召在印尼应停止流血，和谈解决荷印之间的问题。1949年印荷和谈成功，双方都感谢伊瓦特的不懈努力。


      　　抗日战争是澳大利亚民族独立进程中的又一个转折点。独立外交是衡量一个国家独立与否的试金石，真正独立的国家必然奉行独立外交，而澳大利亚通过抗日战争真正实现了独立外交。